新詩的演變[1]
關燈
小
中
大
在近二十年新文學運動裡面，和散文比較，詩的運氣顯然不佳。
直到如今，形式和内容還是一般少壯詩人的魔難。
我說少壯詩人，因為第一，新詩一直沒有征服舊的傳統，而且恐怕還有些人降了過去(其實不足為憂)同時第二，詩本來也就永久屬于青春。
我不是有意用這兩個古老的名詞，形式和内容，證明新詩落後。
不然正相反。
站在客觀而又親切的地位，我們可以看出，最初新詩僅隻屬于傳統的破壞。
這裡有兩種傾向：第一，廢除整齊的韻律，盡量采用語言自然的節奏，然而因為都是半路出家，形式上不少有意的或是無意的模拟第二，擴大材料選擇的範圍：盡量從醜惡的人生提取美麗的詩意，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不得不使用舊日的典故詞藻，因而染有傳統的色彩。
一句話，人是半舊不新，自然也就詩如其人。
他們要解放，然而尋不見形式，隻好回到過去尋覓，于是，曲、詞、歌謠，甚至于白樂天的詩，都成為他們眼前的典式。
他們的力量是大的，方面是多的然而就詩言詩，他們的功績隻有一點。
最引後人注意的，就是音律的破壞。
也正是這一點，在他們是功績，後來者有一部分(最有勢力的一部分)卻視為遺憾。
這就是徐志摩領導的“詩刊”運動。
他有舊學做根基，然而他用外國的形式為依據。
他要詩回到音樂，因為詩是音樂的。
從這一點來看，在接受之中，他們把前期的運動加以修正。
一方面這屬于反動，一方面這又繼承前人，用外國的形式做典式，追求一定的形式。
在某一意義上，這是一種思維之後的努力，不僅僅在破壞，而且希企有所建設。
但是在另一意義上，這卻形成頹廢(不是道德上)的權勢，因為實際上，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藏着頹廢的因子。
和這一派隐隐峙立的，有一部分人完全不顧形式，變本加厲，甚于前期，圖謀有所樹立。
這又可以分而為二：一者要力，從中國自然的語氣(短簡)尋找所需要的形式一者要深，從意象的聯絡，企望完成詩的使命。
一者是宏大(主旨自然具有直接的關系)，一者要纖麗一者是流暢，一者是晦澀一者是熱情的，一者是含蓄的不用說，前者是郭沫若領袖的一派，後者是李金發領袖的一派。
然而郭沫若不等收獲就走了開(或許他失卻自信心，因為他最後的詩仍是粗窳的)。
李金發卻太不能把握中國的語言文字，有時甚至于意象隔着一層，令人感到過分濃厚的法國象征派詩人的氣息，而漸漸為人厭棄。
于是天下廓清了，隻有“詩刊”一派統治。
然而徐志摩遇難。
有位先生或許出于敵意，以為先生死得其當。
因為他寫不好詩了。
他後來的詩歌便是明證。
而坐實這證明的，就是他詩歌中情感的漸見涸竭。
他太浪費。
他不像另一個領袖，聞一多，那樣富于克臘西克的節制。
這位先生的刻薄，一種非友誼的挖苦，我不贊同。
徐氏的遇難是一種不幸，對于他自己，尤其對于詩壇，尤其對于“新月”全體。
他後期的詩章與其看作情感的涸竭，不如譽為情感的漸就平衡。
他已經過了那熱烈的内心的激蕩的時期。
他漸漸在凝定，在擺脫誇張的詞藻，走進(正如某先生所謂)一種克臘西克的節制。
這幾乎是每一個天才者必經的路程，從情感的過剩來到情感的約束
直到如今，形式和内容還是一般少壯詩人的魔難。
我說少壯詩人，因為第一，新詩一直沒有征服舊的傳統，而且恐怕還有些人降了過去(其實不足為憂)同時第二，詩本來也就永久屬于青春。
我不是有意用這兩個古老的名詞，形式和内容，證明新詩落後。
不然正相反。
站在客觀而又親切的地位，我們可以看出，最初新詩僅隻屬于傳統的破壞。
這裡有兩種傾向：第一，廢除整齊的韻律，盡量采用語言自然的節奏，然而因為都是半路出家，形式上不少有意的或是無意的模拟第二，擴大材料選擇的範圍：盡量從醜惡的人生提取美麗的詩意，然而缺乏自有的文字，不得不使用舊日的典故詞藻，因而染有傳統的色彩。
一句話，人是半舊不新，自然也就詩如其人。
他們要解放，然而尋不見形式，隻好回到過去尋覓，于是，曲、詞、歌謠，甚至于白樂天的詩，都成為他們眼前的典式。
他們的力量是大的，方面是多的然而就詩言詩，他們的功績隻有一點。
最引後人注意的，就是音律的破壞。
也正是這一點，在他們是功績，後來者有一部分(最有勢力的一部分)卻視為遺憾。
這就是徐志摩領導的“詩刊”運動。
他有舊學做根基，然而他用外國的形式為依據。
他要詩回到音樂，因為詩是音樂的。
從這一點來看，在接受之中，他們把前期的運動加以修正。
一方面這屬于反動，一方面這又繼承前人，用外國的形式做典式，追求一定的形式。
在某一意義上，這是一種思維之後的努力，不僅僅在破壞，而且希企有所建設。
但是在另一意義上，這卻形成頹廢(不是道德上)的權勢，因為實際上，一切走向精美的力量藏着頹廢的因子。
和這一派隐隐峙立的，有一部分人完全不顧形式，變本加厲，甚于前期，圖謀有所樹立。
這又可以分而為二：一者要力，從中國自然的語氣(短簡)尋找所需要的形式一者要深，從意象的聯絡，企望完成詩的使命。
一者是宏大(主旨自然具有直接的關系)，一者要纖麗一者是流暢，一者是晦澀一者是熱情的，一者是含蓄的不用說，前者是郭沫若領袖的一派，後者是李金發領袖的一派。
然而郭沫若不等收獲就走了開(或許他失卻自信心，因為他最後的詩仍是粗窳的)。
李金發卻太不能把握中國的語言文字，有時甚至于意象隔着一層，令人感到過分濃厚的法國象征派詩人的氣息，而漸漸為人厭棄。
于是天下廓清了，隻有“詩刊”一派統治。
然而徐志摩遇難。
有位先生或許出于敵意，以為先生死得其當。
因為他寫不好詩了。
他後來的詩歌便是明證。
而坐實這證明的，就是他詩歌中情感的漸見涸竭。
他太浪費。
他不像另一個領袖，聞一多，那樣富于克臘西克的節制。
這位先生的刻薄，一種非友誼的挖苦，我不贊同。
徐氏的遇難是一種不幸，對于他自己，尤其對于詩壇，尤其對于“新月”全體。
他後期的詩章與其看作情感的涸竭，不如譽為情感的漸就平衡。
他已經過了那熱烈的内心的激蕩的時期。
他漸漸在凝定，在擺脫誇張的詞藻，走進(正如某先生所謂)一種克臘西克的節制。
這幾乎是每一個天才者必經的路程，從情感的過剩來到情感的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