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需要的文學批評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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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閱李辰東先生演詞，見于十二月六日《華北日報》及最近某期的《晨報·學園》
李先生開言就說，“中國現在所需要的批評家，可以分成兩方面，一方面是批評以往的，一方面是批評現在的”，關于後者尤其重要，因為“中國所以沒有好的創作，完全是為了沒有好的批評家來指導”。
記得上海有一個短命的雜志，曾經公開讨論為什麼中國現下沒有偉人的傑作，向有好些憂天之士，舉了好些理由，引得兩個權威雜志(《文學》與《現代》)的編者出來加了好些按語。
然而如大旱之如望雲霓，傑作依舊如水藏在井底，未曾沛然下降，那些憂天之士唯有抱恨以終了。
他們——這一群熱衷而無力的浪費者——做夢也想不到他們的饒舌，并非什麼催生的妙特靈。
如今在他們的理由之上，李先生另外蛇添一足，說是因為完全由于好的批評家指導的缺乏。
同時貶責中國，以為沒有批評家，所以“現在中國的文學家已經成了一片荒原”。
真的嗎? 第一，先有批評家而後有創作嗎?同時第二，必須先有好的批評家，而後才有好的創作嗎?同時第三，創作必須完全接受批評家的指導嗎? 事實勝于理論，我們不妨從事實歸納一個結論。
荷馬、希臘三大悲劇家、斐爾吉、但丁、莎士比亞、辣布萊、塞萬提斯、米爾頓、歌德……哪一位大作家，屬于第一個條件?或者屬于第二?或者第三?我們沒有列入一位中國大作家，因為依照李先生的說法，中國根本不會産生偉大的作品，因為“以前的批評家……常是令人莫名其妙”。
這正好用做不接受文學遺産的一個嶄新的理由。
然而屈原不是一個大作家?司馬遷不是?李白不是?杜甫不是?曹雪芹不是?可惜當時沒有一位批評家指導他們幸喜他們并不因之辜負後人。
我們從另一方面來看。
歐西好些批評家，自身就是創作家，依照李先生的說法，他們應該寫出空前的傑作。
那麼馬萊爾布(Mal-herbe)有什麼特殊的成就?布娃樓(Boileau)有什麼成就?包普(Pope)有什麼了不得?甚至于十九世紀，所謂批評的世紀者，聖佩夫的詩和小說又有什麼奇特?近一點的亞爾諾德(Arnold)，同是一個詩人，又有什麼地方超過莎士比亞?而且各有各自人性的根據，怎樣一個比法?進一步看，聖佩夫，一個偉大的批評家，有好些偉大的創作家做朋友，然而他賞識過準?雨果?巴爾紮克?司湯達?福祿貝爾?鮑德萊爾?自然，他要批評他們，然而幾時他給過他們應得的價值?同時他們誰又聽從他的指導?他們與其聽從他的指導，反而不如回到各自的人性，聽從自己性情的指示。
所以有人談到聖佩夫，引為遺憾，說他留下了兩個缺點：第一，未曾賞納同代第一流的作家第二，推許的多是二三流文人。
于是又有人譏笑批評家，說是專為二三流者預備的。
這話誠然有些過分。
然而哪一個天才，自來看得起批評家? 不錯，有的是人。
布娃樓就很神氣，可以大吹法螺，說他教拉辛(Racine)寫詩，幫莫裡哀寫戲，然而如若他真這樣忘形，應該立刻記住：沒有布娃樓，拉辛依然會寫悲劇，莫裡哀依然會寫喜劇。
他們不能因為沒有批評家做朋友就不寫，唯其他們非寫不可，好像命裡注定，便是長了一身爛瘡也要寫(例如司喀隆Scarron)，便是下了獄也要寫(例如王爾德)，便是禍在眉睫也要寫(例如十世紀俄國的各大作家)，但是，餘一與餘七[1]，你們不必聽了歡喜，以為我們幫《文學季刊》說話。
一點不是。
因為我們會立即回身，還布娃樓一個價值。
布娃樓的價值，還在于他相信自己。
所以福祿貝爾那樣深惡痛絕于批評家(因為批評本身不能存在，成為一個獨立而完備的藝術：這就是說，沒有創作，他吃哪家子飯?同時第二，同代的批評家很少能夠一眼認清作品絕對的存在，差不多偉大的作品往往超出批評家的可能，例如《包法利夫人》《惡之華》，等等同時第三，一部傑作的仇敵，往往不是讀衆，倒是同代的批評家，絕口恭維一代宗匠的布娃樓。
他說布娃樓好像一條小河，窄而深，清而澄，任誰都可以過去洗洗腳。
但是重要的更在他為一般人着想，立下一個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這最低限度，為人人而設，并非專為某人而設，應該是一部著作最低的
記得上海有一個短命的雜志，曾經公開讨論為什麼中國現下沒有偉人的傑作，向有好些憂天之士，舉了好些理由，引得兩個權威雜志(《文學》與《現代》)的編者出來加了好些按語。
然而如大旱之如望雲霓，傑作依舊如水藏在井底，未曾沛然下降，那些憂天之士唯有抱恨以終了。
他們——這一群熱衷而無力的浪費者——做夢也想不到他們的饒舌，并非什麼催生的妙特靈。
如今在他們的理由之上，李先生另外蛇添一足，說是因為完全由于好的批評家指導的缺乏。
同時貶責中國，以為沒有批評家，所以“現在中國的文學家已經成了一片荒原”。
真的嗎? 第一，先有批評家而後有創作嗎?同時第二，必須先有好的批評家，而後才有好的創作嗎?同時第三，創作必須完全接受批評家的指導嗎? 事實勝于理論，我們不妨從事實歸納一個結論。
荷馬、希臘三大悲劇家、斐爾吉、但丁、莎士比亞、辣布萊、塞萬提斯、米爾頓、歌德……哪一位大作家，屬于第一個條件?或者屬于第二?或者第三?我們沒有列入一位中國大作家，因為依照李先生的說法，中國根本不會産生偉大的作品，因為“以前的批評家……常是令人莫名其妙”。
這正好用做不接受文學遺産的一個嶄新的理由。
然而屈原不是一個大作家?司馬遷不是?李白不是?杜甫不是?曹雪芹不是?可惜當時沒有一位批評家指導他們幸喜他們并不因之辜負後人。
我們從另一方面來看。
歐西好些批評家，自身就是創作家，依照李先生的說法，他們應該寫出空前的傑作。
那麼馬萊爾布(Mal-herbe)有什麼特殊的成就?布娃樓(Boileau)有什麼成就?包普(Pope)有什麼了不得?甚至于十九世紀，所謂批評的世紀者，聖佩夫的詩和小說又有什麼奇特?近一點的亞爾諾德(Arnold)，同是一個詩人，又有什麼地方超過莎士比亞?而且各有各自人性的根據，怎樣一個比法?進一步看，聖佩夫，一個偉大的批評家，有好些偉大的創作家做朋友，然而他賞識過準?雨果?巴爾紮克?司湯達?福祿貝爾?鮑德萊爾?自然，他要批評他們，然而幾時他給過他們應得的價值?同時他們誰又聽從他的指導?他們與其聽從他的指導，反而不如回到各自的人性，聽從自己性情的指示。
所以有人談到聖佩夫，引為遺憾，說他留下了兩個缺點：第一，未曾賞納同代第一流的作家第二，推許的多是二三流文人。
于是又有人譏笑批評家，說是專為二三流者預備的。
這話誠然有些過分。
然而哪一個天才，自來看得起批評家? 不錯，有的是人。
布娃樓就很神氣，可以大吹法螺，說他教拉辛(Racine)寫詩，幫莫裡哀寫戲，然而如若他真這樣忘形，應該立刻記住：沒有布娃樓，拉辛依然會寫悲劇，莫裡哀依然會寫喜劇。
他們不能因為沒有批評家做朋友就不寫，唯其他們非寫不可，好像命裡注定，便是長了一身爛瘡也要寫(例如司喀隆Scarron)，便是下了獄也要寫(例如王爾德)，便是禍在眉睫也要寫(例如十世紀俄國的各大作家)，但是，餘一與餘七[1]，你們不必聽了歡喜，以為我們幫《文學季刊》說話。
一點不是。
因為我們會立即回身，還布娃樓一個價值。
布娃樓的價值，還在于他相信自己。
所以福祿貝爾那樣深惡痛絕于批評家(因為批評本身不能存在，成為一個獨立而完備的藝術：這就是說，沒有創作，他吃哪家子飯?同時第二，同代的批評家很少能夠一眼認清作品絕對的存在，差不多偉大的作品往往超出批評家的可能，例如《包法利夫人》《惡之華》，等等同時第三，一部傑作的仇敵，往往不是讀衆，倒是同代的批評家，絕口恭維一代宗匠的布娃樓。
他說布娃樓好像一條小河，窄而深，清而澄，任誰都可以過去洗洗腳。
但是重要的更在他為一般人着想，立下一個文學之所以為文學的最低限度的要求。
這最低限度，為人人而設，并非專為某人而設，應該是一部著作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