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雙城記》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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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到一篇文章，綜述明清小說的趨勢，從小說是人類社會的反映談起，接着舉了三個例，全句是：
在中國君主專政的清代所産生的《紅樓夢》與法國民主時代産生的《雙城記》絕不相同，……
我們知道《雙城記》是狄更斯一八五九年的作品，背景是一七八九年左右的法國大革命，書和曆史相距六十餘年。說是那時代的出産，事實未免歪扭，而且狄更斯是英國人，不是法國人。其實這隻是一個絕小的錯誤，同時我所要說的，倒是另外一個過節。
囫囵吞棗是我們目下的通病流行名詞的堆積也成了淵博的佐證。比如一件作品，我們往往加重社會的關系，運用唯物史觀解釋一切的成就。這并沒有錯，可惜中途遺失了許多。說某一時代某書的背景，沒有問題因之說是某一時代的出産，便須斟酌。《雙城記》的根據是法國大革命，然而不是當時的出産。旁征博引，因而弄錯了事實，并不足怪，怪在“所産生”的字眼，說實話，這有些抹殺被征引的作者。
但是我另外想起一件事來。我在巴黎遇見一位朋友，從前研究中國文學，很寫了些吃力的書籍，我以為他到海外搜集材料，沒有想到他擯棄了過去的功績，專門攻讀某種主義。索性從此緻力于社會的改造，人類的幸福也罷了，我卻怕他滿裝了一肚子主義，回頭再來審定我們的文學。不怕别的，卻怕中國文學從此失去他的青睐。
這全小焉者也，重要是态度。一本書或許無色，或許有色，我們讀者卻應該永久無色，永久透明。至上的藝術品無所謂态度，從人類的文物凝練出來，能夠不沾染文物的氣息。批評家應該具有成見，然而為了成見找例子，因而犧牲了例子，不大應該。有時我們覺得歸納法勝過演繹法，對于批評家，猶如對于曆史家，我想這是對的。我歡迎朋友研究社會主義，不過怕他戴上眼鏡來觀察。藝術具有社會性，哪一件藝術品不出自人類?哪一個社會不是人類的集合?這裡的根據是人性，不完全會是社會的政治性，其實政治也隻是人類活動的一種現象。
最易于為人利用的，怕是根據史事的藝術作品。《雙城記》是一位英國作家假借法國大革命寫成的小說。于是魯莽地斷定是“法國民主革命時代”的産物，去事實正不知多遠!狄更斯隻是寫小說，利用當時的戲劇的狀況，寫一部動人的好小說而已。他是一個藝術家，他是對的，他有政見，但是寫的時候，主宰他的更是故事的進行，以及進行中所推衍的人類的興趣。這裡也許會有是非之見，所謂道德的密度，然而絕不流于謾罵。小說家在這裡，甚于曆史家，格外需要忠實，因為對象是全人類與其活動的過程的一節。狄更斯選用法國大革命，但是把大革命放在英國，放在他的眉睫下，也許另是一種心情。叙述法國大革命，法國也有一部上乘的作品，更在狄更斯之後，是法朗士的《諸神渴了》。我們可以看出曆史小說是根據史料而成功的藝術品，本身卻不就是史料。根據也許錯誤，然而依舊無礙于作品的藝術價值。有了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史學一同發展，曆史小說漸漸蛻出，直到福樓拜的《薩朗寶》，宣告最艱辛的收獲。
但是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民間流行的，大半卻是猥亵的世故小說，有些作者還正是革命的中堅分子。
從藝術作品裡面，我們可以看出社會的反映，但是多數人卻偏重曆史的知識，從外面判斷作品的價值。所以認識一件作品，在他的社會與時代色彩以外應該先從作者身上著手：他的性情，他的環境，以及二者相成的創作的心境。從作品裡面，我們可以探讨當時當地的種種關聯，這裡有的是社會的反映，然而樞紐依舊握在作者的手心。批評家容易走錯了路，因為他忘掉作者的有機的存在。過分自覺的批評家，看見同代的藝術作品，再也不敢武斷一句是非。要從各方面推敲，他才說出一個比較的道理。不是絕對因為一件作品，作者自己就容易扯一個糊塗，何況我們隔一層皮膚，隔若幹年代?創作一點不神秘，難在作者境過情遷，難在我們工作的疏忽，不是分析上缺欠仔細，就是綜合上了有挂漏。性情是一切藝術作品的個别的暗潮，朱光潛先生那樣通暢而且可愛的一部《談美》，沒有談起，我引為遺憾。
自然我們缺乏傳記。
然而與其扯些不相幹的書本以外的議論，不如從書的本身看起。老實話，隻是讀書而已。這就是為什麼，我崇愛豈明先生，因為他用他的讀書教訓我們。
(載1934年1月17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33期)
在中國君主專政的清代所産生的《紅樓夢》與法國民主時代産生的《雙城記》絕不相同，……
我們知道《雙城記》是狄更斯一八五九年的作品，背景是一七八九年左右的法國大革命，書和曆史相距六十餘年。說是那時代的出産，事實未免歪扭，而且狄更斯是英國人，不是法國人。其實這隻是一個絕小的錯誤，同時我所要說的，倒是另外一個過節。
囫囵吞棗是我們目下的通病流行名詞的堆積也成了淵博的佐證。比如一件作品，我們往往加重社會的關系，運用唯物史觀解釋一切的成就。這并沒有錯，可惜中途遺失了許多。說某一時代某書的背景，沒有問題因之說是某一時代的出産，便須斟酌。《雙城記》的根據是法國大革命，然而不是當時的出産。旁征博引，因而弄錯了事實，并不足怪，怪在“所産生”的字眼，說實話，這有些抹殺被征引的作者。
但是我另外想起一件事來。我在巴黎遇見一位朋友，從前研究中國文學，很寫了些吃力的書籍，我以為他到海外搜集材料，沒有想到他擯棄了過去的功績，專門攻讀某種主義。索性從此緻力于社會的改造，人類的幸福也罷了，我卻怕他滿裝了一肚子主義，回頭再來審定我們的文學。不怕别的，卻怕中國文學從此失去他的青睐。
這全小焉者也，重要是态度。一本書或許無色，或許有色，我們讀者卻應該永久無色，永久透明。至上的藝術品無所謂态度，從人類的文物凝練出來，能夠不沾染文物的氣息。批評家應該具有成見，然而為了成見找例子，因而犧牲了例子，不大應該。有時我們覺得歸納法勝過演繹法，對于批評家，猶如對于曆史家，我想這是對的。我歡迎朋友研究社會主義，不過怕他戴上眼鏡來觀察。藝術具有社會性，哪一件藝術品不出自人類?哪一個社會不是人類的集合?這裡的根據是人性，不完全會是社會的政治性，其實政治也隻是人類活動的一種現象。
最易于為人利用的，怕是根據史事的藝術作品。《雙城記》是一位英國作家假借法國大革命寫成的小說。于是魯莽地斷定是“法國民主革命時代”的産物，去事實正不知多遠!狄更斯隻是寫小說，利用當時的戲劇的狀況，寫一部動人的好小說而已。他是一個藝術家，他是對的，他有政見，但是寫的時候，主宰他的更是故事的進行，以及進行中所推衍的人類的興趣。這裡也許會有是非之見，所謂道德的密度，然而絕不流于謾罵。小說家在這裡，甚于曆史家，格外需要忠實，因為對象是全人類與其活動的過程的一節。狄更斯選用法國大革命，但是把大革命放在英國，放在他的眉睫下，也許另是一種心情。叙述法國大革命，法國也有一部上乘的作品，更在狄更斯之後，是法朗士的《諸神渴了》。我們可以看出曆史小說是根據史料而成功的藝術品，本身卻不就是史料。根據也許錯誤，然而依舊無礙于作品的藝術價值。有了十九世紀的浪漫主義，和十九世紀的史學一同發展，曆史小說漸漸蛻出，直到福樓拜的《薩朗寶》，宣告最艱辛的收獲。
但是在法國大革命時代，民間流行的，大半卻是猥亵的世故小說，有些作者還正是革命的中堅分子。
從藝術作品裡面，我們可以看出社會的反映，但是多數人卻偏重曆史的知識，從外面判斷作品的價值。所以認識一件作品，在他的社會與時代色彩以外應該先從作者身上著手：他的性情，他的環境，以及二者相成的創作的心境。從作品裡面，我們可以探讨當時當地的種種關聯，這裡有的是社會的反映，然而樞紐依舊握在作者的手心。批評家容易走錯了路，因為他忘掉作者的有機的存在。過分自覺的批評家，看見同代的藝術作品，再也不敢武斷一句是非。要從各方面推敲，他才說出一個比較的道理。不是絕對因為一件作品，作者自己就容易扯一個糊塗，何況我們隔一層皮膚，隔若幹年代?創作一點不神秘，難在作者境過情遷，難在我們工作的疏忽，不是分析上缺欠仔細，就是綜合上了有挂漏。性情是一切藝術作品的個别的暗潮，朱光潛先生那樣通暢而且可愛的一部《談美》，沒有談起，我引為遺憾。
自然我們缺乏傳記。
然而與其扯些不相幹的書本以外的議論，不如從書的本身看起。老實話，隻是讀書而已。這就是為什麼，我崇愛豈明先生，因為他用他的讀書教訓我們。
(載1934年1月17日《大公報·文藝副刊》第3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