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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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叙述至此，可以概括地說，14世紀以來，世界史中的大變動多數與資本主義有關。
雖說資本主義不是引起戰争、造成新舊國家分離并合的總原因，但是它牽涉廣泛，在各種大規模事件中總有直接與間接的介入。
資本主義雖說是一種經濟體系，但它亦與政治不可劃分。
因為統治大衆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勵，以宗教或黨義主持之；二、是警察權逼迫就範，以軍事力量和法庭為後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觀，使公私利害凝合為一，各人在争取本身名利時，即在無形中增強了國家社會的組織與結構。
固然這些條件全待客觀環境而展開，同時任何政體也希望折衷混合，并用三者之長。
可是資本主義無可否認的是将最後一種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發揮。
從簡單的定義到複雜的内涵 基于上述的原因，資本主義這個名目，在不同作家筆下會有不同解釋。
一個曆史家所看到的資本主義，可能與一個經濟學家所看到的資本主義迥然不同。
資本主義生理家與病理家的觀感比較，一定也有很大區别。
本書為曆史著作，也從資本主義的生理着眼，所以主張賦予這個名詞一個有限的定義，使大家都能接受。
然後各人就個别的研究，去擴充這名詞的内涵（connota-tions）。
從我們的立場來看，資本主義是一種純經濟體制之功能。
它使資本廣泛流通，經理人員量才适用，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全盤支配。
這三個條件說來簡單，可是一個國家要讓其充分發揮，勢必将社會低層結構裡各種障礙打開，然後當中各種經濟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
不少國家即因此一着，已發生内戰。
例如美國以奴工種植棉花，與自由的勞工競争，終待南北戰争而解決。
而且當社會下層各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交換時，其上端也要有憑公判斷的能力，于是教會的幹涉和警察權的使用才可以逐漸減輕。
這樣一來，這個國家的政體必須又有顯著的變化。
再則将勞動力和生産工具以及資本，都按它們的交換價值，化為美金、英鎊、日圓等單位，這些單位在分舍離合之間，更必增加社會的流動性，提高科技使用程度，産生一個多元社會（pluralsociety）。
一方面固然使觸及的國家生活程度增高（見第一章注[18]），一方面也使私人資本在政治生活中産生特殊吸引力，占特殊比重。
因之大至國際沖突，小至一個特殊城市之社會問題，都可以在各種條件之下歸咎于私人資本主義。
總之資本主義社會與歐洲的封建社會和中國的舊社會比較，已經産生了一個“動”的款式，與昔日主靜的姿态不同，因此資本主義幾乎與“現代”同質而異名，所以可以互相交換（第一章）。
可是實際上資本主義所供給者通常隻是動之沖量（momentum），而不是動的成果。
譬如馬克思提及“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指出其通常使用暴力、征服、奴役等等方式，已經本書證實（見第一章注[20]，第三章注[49]、[50]，第四章注[77]）。
可是那些人類的劣行早已存在，資本主義之興起，打破國際間力量之均衡，于是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利用其優勢力量，使上述劣行更為彰著。
但并不是因為有資本主義，才産生使用暴力從事征服與奴役。
同時，在20世紀末期，資本主義能否繼續存在，尚有賴它能制止上述劣行（近年西方各國對南非之制裁可為例證）。
因英國而功用顯然 資本主義之為一種經濟體制之功能，不由先覺者設計産生，而系在技術上積累經驗形成。
當初威尼斯人避難于海島，兼魚鹽之利，并未有創造獨特行政系統之企圖。
又，要經過好幾個世紀，值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争權，意大利半島四分五裂，威尼斯才乘機在各自由城市之前，獲得獨特地位。
于是她從實驗之中造成單純有效的商業系統。
從華立羅事件的反應來看，14世紀的威城雖有成熟獨特的政治組織，但并未産生相應的意識形态。
所以華立羅始終以一般的叛國罪受刑，威城記錄之中也缺乏額外的渲染，毫無類似莎士比亞鋪張布魯特斯（Brutus）刺凱撒大帝時之慷慨陳辭，涉及保衛自由傳統公民權利等語。
如果當時人自覺的有類似的觀念，何以威尼斯保持記錄與檔案之完整，當中又一字不提。
以今日眼光來看，威城的組織包容私人财産的這一因素，比同時其他國家和類似組織來得現代化。
可是這長處并未為時人稱頌。
例如與路德同時的加斯帕羅·康大黎尼（GasparoContarini，康大黎尼為威尼斯世家，曾有8人任統領，詳第一章）曾著有論文，宣揚威尼斯的組織長期保持集體的安全，已接近至善的标準，因為她已如亞裡士多德所提示，将“君主制”、“多數”及“少數”三種原則平衡采用，互相融合。
可是文中并未涉及私人财富的重要；作者沒有和哈靈頓一樣（詳第五章）說政局之安定在乎擁有财産者同時控制政權。
康大黎尼将一般勞工擯斥于政權之外，因在他看來，此為舉世公認的原則，并非威城獨創。
當資本主義在荷蘭獨立期間出現時，一般人士也不可能想象他們是在創試一種新體制。
新國家的攝政階級（詳第三章），還隻以為他們自己不過堅持中世紀以來各城市的自由特權。
然而特權由封建諸侯頒給，用意在讓紳商支配本身業務。
經過獨立戰争，各公國郡國的貴族既已被時代淘汰，中産階級的市民成為新體制之主人翁，他們由堅持特權而執行特權而更光大其特權，要不是展開資本主義，還在做什麼？隻是這種傾向也沒有被時人看穿，否則宗教上的領袖和學術界的領袖不會對新體制之實行提出問難。
資本主義被視為一種具有形象的組織，似在英國内戰之後。
當日既有霍布斯及哈靈頓之著作問世，而且至此荷蘭之成就使英國自愧不如，而急起直追，雖說此時仍沒有資本主義這種名目，英格蘭有心仿效的乃是一種經濟組織和一種政治運動，則資本主義之體制必已具備其輪廓，從組織銀行、發行公債、籌備保險、增強法治，種種因素已開始互相銜接，于是經過光榮革命終在英國成為一種體系，既具實質，也有思想線索（思想線索[lineofthought]和下文所說意識形态[ideology]不同）。
孫文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
”資本主義至此成為一種主義，無可置疑。
為什麼以前的書刊都沒有這樣的确定？因為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在19世紀中葉才出現（詳第一章），去英國資本主義之發動成長已有150年的距離。
而且這名詞一提出，即被法國社會主義者引用，作為一種批判的對象，亦即是從病理學的眼光着手，于是很少人注意到其生理之發育成長。
資本主義經過1688～1689年的光榮革命而在英國立足，是人類史中的一件大事。
過去威尼斯以城市國家的姿态實行資本主義，由于她地方小，缺乏以農業體制為管理方式的背景，無生産制造之基礎（在大陸上之領土對島上之影響小），因此民法即為商法，商船隊也與海軍不可分離，所以政府即等于一個大公司，不足為奇。
荷蘭過去也缺乏組成民族國家的經驗，也未曾接受過中央集權管制，各市鎮曆來各自為政，獨立戰争後因時就勢，任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Rotterdam）各行其是，不顧全國體制之完整，這樣的實行資本主義，也是避難就易，順應既成事實。
隻有英國向來是一個農業體制堅強的國家，在封建時代已有若幹中央統治的因素存在，王室地位顯赫，英格蘭教會舉足輕重，又有法制系統層層節制；凡此都和現代商業社會的流動性相徑庭。
因此，非面臨内外煎逼，不至改弦更張。
經過長時期大規模動亂之後，其體制有空前絕後的改變。
因為如此，英國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在曆史上創造了一段公式，供曆史家在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參考印證（可是這并不是說其他國家即可自覺的模仿照抄。
各處背景因素不同，時間上的彙集有異，況且如此的改革經過革命階段，曆史家欲考察其經過，既要平心靜氣，又要大刀闊斧。
下節當
雖說資本主義不是引起戰争、造成新舊國家分離并合的總原因，但是它牽涉廣泛，在各種大規模事件中總有直接與間接的介入。
資本主義雖說是一種經濟體系，但它亦與政治不可劃分。
因為統治大衆的方法，基本上不出三途：一、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激勵，以宗教或黨義主持之；二、是警察權逼迫就範，以軍事力量和法庭為後盾；三、是在法制上依循各人私利觀，使公私利害凝合為一，各人在争取本身名利時，即在無形中增強了國家社會的組織與結構。
固然這些條件全待客觀環境而展開，同時任何政體也希望折衷混合，并用三者之長。
可是資本主義無可否認的是将最後一種方案作最高度和最有效的發揮。
從簡單的定義到複雜的内涵 基于上述的原因，資本主義這個名目，在不同作家筆下會有不同解釋。
一個曆史家所看到的資本主義，可能與一個經濟學家所看到的資本主義迥然不同。
資本主義生理家與病理家的觀感比較，一定也有很大區别。
本書為曆史著作，也從資本主義的生理着眼，所以主張賦予這個名詞一個有限的定義，使大家都能接受。
然後各人就個别的研究，去擴充這名詞的内涵（connota-tions）。
從我們的立場來看，資本主義是一種純經濟體制之功能。
它使資本廣泛流通，經理人員量才适用，技術上的支持因素全盤支配。
這三個條件說來簡單，可是一個國家要讓其充分發揮，勢必将社會低層結構裡各種障礙打開，然後當中各種經濟因素才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換。
不少國家即因此一着，已發生内戰。
例如美國以奴工種植棉花，與自由的勞工競争，終待南北戰争而解決。
而且當社會下層各因素概能公平而自由交換時，其上端也要有憑公判斷的能力，于是教會的幹涉和警察權的使用才可以逐漸減輕。
這樣一來，這個國家的政體必須又有顯著的變化。
再則将勞動力和生産工具以及資本，都按它們的交換價值，化為美金、英鎊、日圓等單位，這些單位在分舍離合之間，更必增加社會的流動性，提高科技使用程度，産生一個多元社會（pluralsociety）。
一方面固然使觸及的國家生活程度增高（見第一章注[18]），一方面也使私人資本在政治生活中産生特殊吸引力，占特殊比重。
因之大至國際沖突，小至一個特殊城市之社會問題，都可以在各種條件之下歸咎于私人資本主義。
總之資本主義社會與歐洲的封建社會和中國的舊社會比較，已經産生了一個“動”的款式，與昔日主靜的姿态不同，因此資本主義幾乎與“現代”同質而異名，所以可以互相交換（第一章）。
可是實際上資本主義所供給者通常隻是動之沖量（momentum），而不是動的成果。
譬如馬克思提及“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指出其通常使用暴力、征服、奴役等等方式，已經本書證實（見第一章注[20]，第三章注[49]、[50]，第四章注[77]）。
可是那些人類的劣行早已存在，資本主義之興起，打破國際間力量之均衡，于是初期資本主義的國家利用其優勢力量，使上述劣行更為彰著。
但并不是因為有資本主義，才産生使用暴力從事征服與奴役。
同時，在20世紀末期，資本主義能否繼續存在，尚有賴它能制止上述劣行（近年西方各國對南非之制裁可為例證）。
因英國而功用顯然 資本主義之為一種經濟體制之功能，不由先覺者設計産生，而系在技術上積累經驗形成。
當初威尼斯人避難于海島，兼魚鹽之利，并未有創造獨特行政系統之企圖。
又，要經過好幾個世紀，值教皇與神聖羅馬帝國争權，意大利半島四分五裂，威尼斯才乘機在各自由城市之前，獲得獨特地位。
于是她從實驗之中造成單純有效的商業系統。
從華立羅事件的反應來看，14世紀的威城雖有成熟獨特的政治組織，但并未産生相應的意識形态。
所以華立羅始終以一般的叛國罪受刑，威城記錄之中也缺乏額外的渲染，毫無類似莎士比亞鋪張布魯特斯（Brutus）刺凱撒大帝時之慷慨陳辭，涉及保衛自由傳統公民權利等語。
如果當時人自覺的有類似的觀念，何以威尼斯保持記錄與檔案之完整，當中又一字不提。
以今日眼光來看，威城的組織包容私人财産的這一因素，比同時其他國家和類似組織來得現代化。
可是這長處并未為時人稱頌。
例如與路德同時的加斯帕羅·康大黎尼（GasparoContarini，康大黎尼為威尼斯世家，曾有8人任統領，詳第一章）曾著有論文，宣揚威尼斯的組織長期保持集體的安全，已接近至善的标準，因為她已如亞裡士多德所提示，将“君主制”、“多數”及“少數”三種原則平衡采用，互相融合。
可是文中并未涉及私人财富的重要；作者沒有和哈靈頓一樣（詳第五章）說政局之安定在乎擁有财産者同時控制政權。
康大黎尼将一般勞工擯斥于政權之外，因在他看來，此為舉世公認的原則，并非威城獨創。
當資本主義在荷蘭獨立期間出現時，一般人士也不可能想象他們是在創試一種新體制。
新國家的攝政階級（詳第三章），還隻以為他們自己不過堅持中世紀以來各城市的自由特權。
然而特權由封建諸侯頒給，用意在讓紳商支配本身業務。
經過獨立戰争，各公國郡國的貴族既已被時代淘汰，中産階級的市民成為新體制之主人翁，他們由堅持特權而執行特權而更光大其特權，要不是展開資本主義，還在做什麼？隻是這種傾向也沒有被時人看穿，否則宗教上的領袖和學術界的領袖不會對新體制之實行提出問難。
資本主義被視為一種具有形象的組織，似在英國内戰之後。
當日既有霍布斯及哈靈頓之著作問世，而且至此荷蘭之成就使英國自愧不如，而急起直追，雖說此時仍沒有資本主義這種名目，英格蘭有心仿效的乃是一種經濟組織和一種政治運動，則資本主義之體制必已具備其輪廓，從組織銀行、發行公債、籌備保險、增強法治，種種因素已開始互相銜接，于是經過光榮革命終在英國成為一種體系，既具實質，也有思想線索（思想線索[lineofthought]和下文所說意識形态[ideology]不同）。
孫文說：“主義是一種思想，一種信仰和一種力量。
”資本主義至此成為一種主義，無可置疑。
為什麼以前的書刊都沒有這樣的确定？因為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在19世紀中葉才出現（詳第一章），去英國資本主義之發動成長已有150年的距離。
而且這名詞一提出，即被法國社會主義者引用，作為一種批判的對象，亦即是從病理學的眼光着手，于是很少人注意到其生理之發育成長。
資本主義經過1688～1689年的光榮革命而在英國立足，是人類史中的一件大事。
過去威尼斯以城市國家的姿态實行資本主義，由于她地方小，缺乏以農業體制為管理方式的背景，無生産制造之基礎（在大陸上之領土對島上之影響小），因此民法即為商法，商船隊也與海軍不可分離，所以政府即等于一個大公司，不足為奇。
荷蘭過去也缺乏組成民族國家的經驗，也未曾接受過中央集權管制，各市鎮曆來各自為政，獨立戰争後因時就勢，任阿姆斯特丹及鹿特丹（Rotterdam）各行其是，不顧全國體制之完整，這樣的實行資本主義，也是避難就易，順應既成事實。
隻有英國向來是一個農業體制堅強的國家，在封建時代已有若幹中央統治的因素存在，王室地位顯赫，英格蘭教會舉足輕重，又有法制系統層層節制；凡此都和現代商業社會的流動性相徑庭。
因此，非面臨内外煎逼，不至改弦更張。
經過長時期大規模動亂之後，其體制有空前絕後的改變。
因為如此，英國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在曆史上創造了一段公式，供曆史家在其他國家的經驗中參考印證（可是這并不是說其他國家即可自覺的模仿照抄。
各處背景因素不同，時間上的彙集有異，況且如此的改革經過革命階段，曆史家欲考察其經過，既要平心靜氣，又要大刀闊斧。
下節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