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美國、日本和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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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市長及市政委員會由選舉産生。
可是其所謂廢除穑夫制，隻對地主階級有利。
10萬以上穑夫隻得放棄原有耕地成為都市裡的勞工，其餘又須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領主，才能解除封建義務。
很多貴族領主成為新型地主，在新社會裡産生了投資的功用。
今後數十年内，東普魯士地價一般上漲三四倍，可是農村内勞工的工資不因生産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農業範圍内之存集資本。
拿破侖被放逐之後，維也納會議對德國之處置有劃時代的決定。
德國境内各色各樣的政治單位組織一個大邦聯（GermanConfederation）。
普魯士和奧地利雖為成員，他們所屬非德國之領土（如奧國所轄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領土，及普魯士所轄波蘭之一部分）則不歸并在内，如是當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處。
獨立自主的單位仍有39個之多，雖彼此保證不同外國聯盟、不向邦聯成員作戰，與一個民族國家有一貫軍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遠。
而且邦聯内大的王國大于小的公國數十倍，後者可能成為一個孤島，四境為前者包圍，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區域有飛地。
再則英國國王、丹麥國王及荷蘭國王各因其祖傳在德境之領域，也算是邦聯成員。
邦聯之總理為奧國國王，但是仍沒有國旗、國徽，缺乏内閣式行政機構，更沒有邦聯的軍隊。
其議會并非立法機關，隻似今日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及會員大會。
這樣的局面仍使各單位藉此在低層機構中促成經濟之發育成長。
普魯士廢除莊園制度不利于一般農民，引起暴動，亦未釀成劇變。
在長期間内，業主的數目仍在增加。
又不論他們是過去之封建領主或穑夫或城市内的紳商，自此私人财産權被确定，遺傳與典當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買賣。
其低層機構裡非經過如此一段改革，談不上進入資本主義。
新體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過去的公地可以圈為私有，也有農田改為牧場，種植甜菜及馬鈴薯尤為普遍。
普魯士既如此，也引起各處效尤。
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現眼前，隻在1820及1830年間，各種物産有了大量增進。
而且利潤也能反饋投資于農場，引起肥料與種子之增進、牲口之繁殖、建築物之更新，亦即整個農業水準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紀前期德國之經濟突破者，莫如1834年開始的“關稅同盟”（Zollverein）。
這運動也由普魯士發起。
這王國自廢除内地之關卡以後，影響所及，吸引小國申請參加。
同盟成熟之日，德國隻向進口貨物抽一重關稅，一般稅率，大率為值百抽十。
以後内地轉口稅全部廢止，關稅所入則照聯盟各小國之人口數目分攤，也算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貨物大量交流。
鐵道之修築，一般由國家作主，也在此時展開。
德國初期所築鐵路可謂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間10年之内完成。
迄1840年，全境鐵道不過300英裡，1850年已超過5000英裡。
在一個橫寬與縱長均隻有500英裡的國家，這樣的裡程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魯士除了修築鐵路，尚通過其他小國遍修公路。
内地要鎮如法蘭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萊比錫（Leipzig）能與重要海港大規模通商的時候，普魯士主動的經濟改革已有無可抵擋的号召力量。
縱有中部若幹小王國企圖阻撓，衆望之所趨，很難發生功效。
經濟之展開和現代化過速，不能毫不付出代價。
手工業及家庭工業突然被摒棄，同業公會失去社會地位及本地的領導力量，新興工業不能立即與國外商品在質量上抗衡，從技術到管理各部門需要的教育與訓練不能立即完善滿足。
窮困和失業的人群亟需救濟。
一般人民生活水準尚低，無力購買新興工業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
此外如工資問題、工作時間、女工和童工的問題在英國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國尚無着落。
各種問題紛至沓來之際，沒有空間與時間上的轉圜，此為當日德國最大之困難。
1848年革命因之發生。
這一年的革命在國際場合有傳染性。
2月間巴黎市民發生暴動，3月柏林群衆随着發難。
由學生領導的工人與普軍在街頭巷戰，死者230人，軍方亦死20人。
有些學者指出這種事變并非偶然，隻表現當日社會問題之嚴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個半世紀，可是當日事實之發展在原始資料中遺下不少疑問。
3月巷戰之後，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遺憾，他被德國的愛國人士和自由主義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憲法會議，并且宣揚普魯士即将“彙合入德國”。
随後即有法蘭克福的憲法會議，由全德選舉而産生，公推斐特烈·威廉為德國皇帝，他卻拒不接受，并且輕蔑地說法蘭克福憲法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權神授不能由民意産生。
果真隻因此人性情飄忽好變，如有些曆史家所指責？抑或他内心恐怕奧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奧之戰，如另一些曆史家之猜測？又有些曆史家稱法蘭克福的代表缺乏經驗。
然則參加這會議之代表586人，内中104人為大學教授、95人為律師、100人為法官、124人為官僚，“差不多知識界知名之士都已羅列在内”。
為什麼他們決策如此之糊塗，通過的法案無人理睬，甚至隻能被普王一頓臭罵之後唾面自幹？ 有了過去一個半世紀曆史之縱深，我們對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闊斧的解釋。
19世紀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擡頭必與自由主義同進出，在德國尤有如此之企望。
原來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德國思想界之領導人物多傾心于世界主義，很少着重于狹義的民族國家利益。
曆史學家也一緻承認國家主義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觀念在19世紀初期的德國勃興，深受法國大革命及拿破侖戰争影響。
這一串突如其來的事迹使德國人既豔羨景慕，也猜忌疑懼，終于仿效對抗。
西方國家如英、法、荷的現代化，都有一個中産階級脫穎而出的姿态。
況且19世紀初期不僅鐵道的修築普遍展開，更有電報的立即傳遞消息，報紙期刊成為市民每日精神食糧（法蘭克福會議時，馬克思即任《新萊茵時報》NeueRheinischeZeitung編輯）。
這種種條件，使當日的知識分子滿以為自由民主即可以誘導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因之忽視了“現實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們也可以看出，曆史上之大規模變動，當時好像是千頭萬緒，事後以遠視界看來，則其整個經曆仍在采取最為直截了當之途徑。
英法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時，其高層結構妨礙下層經濟因素自由交換，所以必藉暴力将之推翻。
資本家既得勢，市民階級也因之擡頭。
在這種程序之下，自由主義在事前事後都已發生了号召力量。
德國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則以普魯士王權作領導力量，其軍隊與文官組織都可以作為推進此種運動之工具，經過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層的經濟因素已可自由交換，而且倒期存積資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着手進行，開明專制已能運轉乾坤而有餘，市民階級與知識分子隻站在附屬的地位。
而後者在此時提出自由主義，雖未明言，實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張以商業資本作領導力量的趨向，如果必改弦更張另起爐竈，說來就有書生造反的情調。
今日我們提出這種說法，猶怕被人指責。
隻是150年前曆史之發展若是，即沒有理由憑我們的好惡，徑自指斥曆史“應當”如此演進，而且“不該”若是之發展。
其實當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與關鍵。
馬克思終身離開德國，俾斯麥一心做鐵血宰相，兩人所取途徑相反，其基于自由主義無法在德國展開的觀點則彼此一緻。
很顯然的，德境此時使用不同的貨币，民法與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異，除非統一，資本主義的發展必受限制。
反面說來，資本主義促進生産、集中生産與分配、加強社會生活之标準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無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權之實力。
況且煤礦、鐵礦之展開，鐵路與電訊之敷設，亦始終與軍備不可分割。
所以此時資本主義的擡頭與國家主義并肩而行，也不願民主的呼聲在當中另生枝節。
我們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靈”的觀念（第五章）解釋這一段曆史。
德國運至9世紀中期是謂“隻有靈魂，沒有軀殼”，想創造軀殼，務必倚賴一個全能的政權，兼有經濟性格。
此即霍氏所謂巨靈（Leviathan）。
環顧内外，也隻有普魯士王室符此條件。
當日虎視眈眈足以防止德國統一者東有沙俄，西有法國。
普魯士處于二者之間，差有力量足資應付。
它也不像奧地利。
後者皈依天主教，對工廠制度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擁有屬地，注重南方發展，對外貿易采取保護政策。
普魯士則主張自由貿易，對英法荷開放。
基于這些條件，德境多數小國擁普而不附奧，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實德予”，而不耐煩于前進人士之“勸進”。
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無着落。
事平之後，以普魯士為首各公國王國紛紛采取君主立憲制。
隻有奧地利始終例外。
然則所需憲法不由民意産生，而出于禦制。
普魯士的憲法将選民按納稅數分作三級，以擔保富人在議會的發言權，也護衛了國家之砥柱。
并且國王對所有法案保留否決權。
政府對工商業的管制有了明顯的放松。
1848年的法案讓全境組織商會。
1851年的法案更讓私人厘定他們的制造與販買标準。
對被威脅的手工業也仍給以保護。
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國産生兩種反響：一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掀動了民主自由的呼聲。
全德的知識界都覺得他們與全德的問題利害攸關。
一則與五四運動的成果相反。
法蘭克福會議虎頭蛇尾，中産階級和市民階級并所屬的知識分子也見風轉舵，從此臣服于普魯士軍人貴族地主的領導之下，産生一類似日本明治維新（雖說比1848年的革命遲20年）時尊王攘夷的氣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國境内（尤其普魯士地域内）經曆着空前的繁榮。
這一方面由于“全德證券交易法案”（AllgemeinedeutscheWeckselordnung）開始在關稅同盟的地域内通行，銀行得以發行信用票據，西方的資本進入德境，股份公司紛紛成立，柏林證券交易所應接不暇，法蘭克福成了國際交換公債的市場，工廠制度普遍展開，重工業、化學工業及電氣工業不待輕工業之完成而提前着手（與英荷等國的開發程序不同）。
經濟發展之成果反饋于農業，前已言之。
此時隻有使初期之成果更為增高。
簡言之，1848年前的經濟發展由王權及地主領導，1848年後則有資本家企業家積極參加。
彼此都不脫離民族意識與國家主義的線索。
“人民覺得有責任維持國家與社會表裡一緻的觀念”。
“中産階級除了賺錢，對旁的問題很少有興趣，而匍匐于現有政權所定軍事外交政策之下。
”著書者措辭不同，基本事實則一。
德國之初期存積資本固然得力于傳統的勤儉，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從，也仍不能避免克扣無産階級情事。
人口之遷移，緩和了階級沖突。
1830年至1860年間，100萬以上德國人移民美國，其他遷往巴西、智利。
1880至1885五年間又有大量人口外移。
同時德國本身也在同時吸收外來移民。
國内的移民更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與經濟史的輪廓，我們可以想象以後軍事史與政治史之展開，不能脫離所叙之基點。
俾斯麥大言不慚，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他曾說：“我是一個容克，我将因此而占便宜。
”他也說：“我隻容許我悅耳的音樂，否則即所有音樂全部不要。
”他在1862年任首相時對國會的預算委員會說：“德國不注重普魯士之自由主義而重視她的實力。
普魯士必專注她的實力，以等待有利的機緣。
因為她的邊疆對政治體系發展不利，有好幾個如此機緣已被放棄。
當今的問題不由演講和多數來定奪，隻能決定于鐵與血。
”當日很多人對他的态度感到驚訝，直到近來學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說出，“資本主義已擁他上馬”。
他之所謂“占便宜”，也是事實。
他和他的經紀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獨家消息在證券市場中發财。
鐵血宰相的手段與智慧已有無數文獻詳述，也在各種教科書裡面占着相當的篇幅。
可是今日看來這些資料隻代表曆史上的一段轉換點。
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湊集而成，等到機緣成熟，一旦展開，好像足以分割時代。
然則我們企圖真實的了解曆史，不能專注重1861至1871十年間之突破，而必須考慮到背後各項組織與運動的來龍去脈。
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我們可以一眼看出德國之統一，由于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互為表裡。
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的重要性超過人身因素。
1871年德國成立，仍繼續着過去幾十年的發展。
至此商業管制的規條才能通行全國。
鐵道與郵政用協定的方式全國化（當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國之民法（AllgemeinesBurger-liches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紀初年才普遍通行。
可是新國家剛一成立，即立即頒行十進位度量衡制。
過去全國有7個貨币區，33個發行貨币的銀行各不相幹。
1871年後即以統一的金币通行全國，普魯士銀行升級為中央銀行。
從法國取來之賠款50億金法郎内，除273000000為純金，作為新貨币之準備金并作未來戰事之儲備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發散，足以将普魯士及其他不少國家之公債償清，也給文武官員豐厚的獎賞，并且大興土木，因此新德國遊資充塞，足為戰後投機事業之工具。
又因為從法國取得阿爾薩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鐵之産量也大增。
紡織業也有了突飛猛進的形态。
也因為帝國陡然富強可以盡力于社會上之服務事業，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衛生、籌謀社會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終黩武主義（militarism）與第二帝國不可區分。
普魯士解放穑夫後，不出10年即已全面實行征兵制。
統一之後，各小國成立之部隊，除薩克遜尼外，均由普魯士軍官率領，屬于德皇麾下，各國已不能過問。
俾斯麥當權時軍費占帝國預算90％。
我們也可以想見軍需工業和支持軍備的交通通信各種事業和民間經濟交流而互相倚賴了。
19世紀後期物質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甚嚣之際，表面看來德國不過融合一般之潮流。
然則所謂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國之磨拳擦掌而産生。
俾斯麥既已表彰鐵血。
其他思想界領導人物，以特萊希克（HeinrichvonTreitschke）為代表。
他以大學教授兼國會議員的資格，著書演講贊揚侵略性之成就。
民間很多團體也在提倡種族主義。
況且德意志為資本主義國家後起之秀。
資本主義本來即有向外積極發展之勢，此時用之以建設海軍、開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曼主義，不免帶來打破國際間平衡的威脅，于是也隻有一步逼一步，導緻幾千萬德國人在20世紀兩次卷入世界大戰漩渦。
雖說我們不能過度簡化曆史，将因果關系全憑抽象觀念樹立，可是也難否認以上事迹前後連貫數世紀。
總之，幾百年來德國人缺乏一個民族國家，一朝将這缺陷更正，行動起來又做得迅速确實，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為榮，進而驕倨傲慢，以極窄狹的國家觀念，代替傳統的世界觀。
殊不知第二帝國本身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為天主教的勢力範圍，東普魯士容充軍人之勢力以農業為基礎，而西方之自由主義卻站在工商業的立場。
統一的工作已有将問題“外部化”（externalizetheproblem）的趨向，此指一項組織發現内部的因素無法凝聚時，也可以發起另一種運動，以便在行動之中掩飾内部之缺乏向心力。
對外同仇敵忾，對新德國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麥任第二帝國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後分為二段。
大緻在1878年前，他贊助自由貿易、與自由主義者合作、提倡“文化戰鬥”（Kulturkampf）以壓制天主教會。
1878年後，他有180度轉變，從此對關稅采取保護政策，與奧地利結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對自由主義、鉗制報紙輿論、取締社會民主黨。
這前後的出爾反爾，顯然也載在各教科書之中。
其中意義何在？ 原來，組織一個民族國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國民經濟成長，這也是資本主義的積極用意，亦即一般國民因國家之富強而得到康樂。
可是此中關系也可以本末颠倒：人民之康樂可以視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國家之體制為重。
這也等于既造成軀殼，即倚此軀殼為重，不必再顧慮靈魂。
所有的組織全可以為之遷就；各式各樣的原則也都可以為之犧牲。
我們寫曆史和讀曆史，進入如此階段，不免掩卷長思：是國家主義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以新資本支撐國家？ 新時代的德國史很難規避這樣的疑問。
可是其所謂廢除穑夫制，隻對地主階級有利。
10萬以上穑夫隻得放棄原有耕地成為都市裡的勞工，其餘又須将原有耕地1／3至一半交領主，才能解除封建義務。
很多貴族領主成為新型地主，在新社會裡産生了投資的功用。
今後數十年内，東普魯士地價一般上漲三四倍，可是農村内勞工的工資不因生産增加而成比例地上升，因此便于農業範圍内之存集資本。
拿破侖被放逐之後，維也納會議對德國之處置有劃時代的決定。
德國境内各色各樣的政治單位組織一個大邦聯（GermanConfederation）。
普魯士和奧地利雖為成員，他們所屬非德國之領土（如奧國所轄匈牙利及意大利之領土，及普魯士所轄波蘭之一部分）則不歸并在内，如是當中仍有很多不合情理之處。
獨立自主的單位仍有39個之多，雖彼此保證不同外國聯盟、不向邦聯成員作戰，與一個民族國家有一貫軍事外交政策的宗旨仍相去甚遠。
而且邦聯内大的王國大于小的公國數十倍，後者可能成為一個孤島，四境為前者包圍，前者也可能在其他區域有飛地。
再則英國國王、丹麥國王及荷蘭國王各因其祖傳在德境之領域，也算是邦聯成員。
邦聯之總理為奧國國王，但是仍沒有國旗、國徽，缺乏内閣式行政機構，更沒有邦聯的軍隊。
其議會并非立法機關，隻似今日聯合國的安全理事會及會員大會。
這樣的局面仍使各單位藉此在低層機構中促成經濟之發育成長。
普魯士廢除莊園制度不利于一般農民，引起暴動，亦未釀成劇變。
在長期間内，業主的數目仍在增加。
又不論他們是過去之封建領主或穑夫或城市内的紳商，自此私人财産權被确定，遺傳與典當有着落，而且土地可以自由買賣。
其低層機構裡非經過如此一段改革，談不上進入資本主義。
新體制之下，土地之使用較前合理化，耕地集中，過去的公地可以圈為私有，也有農田改為牧場，種植甜菜及馬鈴薯尤為普遍。
普魯士既如此，也引起各處效尤。
如此改革之成果不能立現眼前，隻在1820及1830年間，各種物産有了大量增進。
而且利潤也能反饋投資于農場，引起肥料與種子之增進、牲口之繁殖、建築物之更新，亦即整個農業水準提高。
而再促成19世紀前期德國之經濟突破者，莫如1834年開始的“關稅同盟”（Zollverein）。
這運動也由普魯士發起。
這王國自廢除内地之關卡以後，影響所及，吸引小國申請參加。
同盟成熟之日，德國隻向進口貨物抽一重關稅，一般稅率，大率為值百抽十。
以後内地轉口稅全部廢止，關稅所入則照聯盟各小國之人口數目分攤，也算得公平合理，于是引起貨物大量交流。
鐵道之修築，一般由國家作主，也在此時展開。
德國初期所築鐵路可謂大部分在1840年到1850年間10年之内完成。
迄1840年，全境鐵道不過300英裡，1850年已超過5000英裡。
在一個橫寬與縱長均隻有500英裡的國家，這樣的裡程是一個很大的數目。
而且尚不止此也，普魯士除了修築鐵路，尚通過其他小國遍修公路。
内地要鎮如法蘭克福（Frankfurt-am-Main）及萊比錫（Leipzig）能與重要海港大規模通商的時候，普魯士主動的經濟改革已有無可抵擋的号召力量。
縱有中部若幹小王國企圖阻撓，衆望之所趨，很難發生功效。
經濟之展開和現代化過速，不能毫不付出代價。
手工業及家庭工業突然被摒棄，同業公會失去社會地位及本地的領導力量，新興工業不能立即與國外商品在質量上抗衡，從技術到管理各部門需要的教育與訓練不能立即完善滿足。
窮困和失業的人群亟需救濟。
一般人民生活水準尚低，無力購買新興工業制成品如肥皂、染料和玻璃器皿。
此外如工資問題、工作時間、女工和童工的問題在英國已有法律上的安排，在德國尚無着落。
各種問題紛至沓來之際，沒有空間與時間上的轉圜，此為當日德國最大之困難。
1848年革命因之發生。
這一年的革命在國際場合有傳染性。
2月間巴黎市民發生暴動，3月柏林群衆随着發難。
由學生領導的工人與普軍在街頭巷戰，死者230人，軍方亦死20人。
有些學者指出這種事變并非偶然，隻表現當日社會問題之嚴重。
1848年的革命至今近一個半世紀，可是當日事實之發展在原始資料中遺下不少疑問。
3月巷戰之後，普王斐特烈·威廉四世已立即表示遺憾，他被德國的愛國人士和自由主義者推戴，他自己也出名提倡召集憲法會議，并且宣揚普魯士即将“彙合入德國”。
随後即有法蘭克福的憲法會議，由全德選舉而産生，公推斐特烈·威廉為德國皇帝，他卻拒不接受，并且輕蔑地說法蘭克福憲法為“私生子”，而且倡言皇權神授不能由民意産生。
果真隻因此人性情飄忽好變，如有些曆史家所指責？抑或他内心恐怕奧地利作梗可能引起普奧之戰，如另一些曆史家之猜測？又有些曆史家稱法蘭克福的代表缺乏經驗。
然則參加這會議之代表586人，内中104人為大學教授、95人為律師、100人為法官、124人為官僚，“差不多知識界知名之士都已羅列在内”。
為什麼他們決策如此之糊塗，通過的法案無人理睬，甚至隻能被普王一頓臭罵之後唾面自幹？ 有了過去一個半世紀曆史之縱深，我們對以上的事迹已可作大刀闊斧的解釋。
19世紀初期一般人的想法，國家主義和民族主義之擡頭必與自由主義同進出，在德國尤有如此之企望。
原來在法國大革命之前，德國思想界之領導人物多傾心于世界主義，很少着重于狹義的民族國家利益。
曆史學家也一緻承認國家主義及民族思想以及民主自由等觀念在19世紀初期的德國勃興，深受法國大革命及拿破侖戰争影響。
這一串突如其來的事迹使德國人既豔羨景慕，也猜忌疑懼，終于仿效對抗。
西方國家如英、法、荷的現代化，都有一個中産階級脫穎而出的姿态。
況且19世紀初期不僅鐵道的修築普遍展開，更有電報的立即傳遞消息，報紙期刊成為市民每日精神食糧（法蘭克福會議時，馬克思即任《新萊茵時報》NeueRheinischeZeitung編輯）。
這種種條件，使當日的知識分子滿以為自由民主即可以誘導一個富強康樂的國家，因之忽視了“現實政治”（Realpolitik）之存在。
我們也可以看出，曆史上之大規模變動，當時好像是千頭萬緒，事後以遠視界看來，則其整個經曆仍在采取最為直截了當之途徑。
英法進入資本主義體制時，其高層結構妨礙下層經濟因素自由交換，所以必藉暴力将之推翻。
資本家既得勢，市民階級也因之擡頭。
在這種程序之下，自由主義在事前事後都已發生了号召力量。
德國之進入資本主義體制，則以普魯士王權作領導力量，其軍隊與文官組織都可以作為推進此種運動之工具，經過1807年及1816年之土地改革，低層的經濟因素已可自由交換，而且倒期存積資本，已由政府及“容克”（Junker）地主着手進行，開明專制已能運轉乾坤而有餘，市民階級與知識分子隻站在附屬的地位。
而後者在此時提出自由主義，雖未明言，實有效法英、法、荷成例，主張以商業資本作領導力量的趨向，如果必改弦更張另起爐竈，說來就有書生造反的情調。
今日我們提出這種說法，猶怕被人指責。
隻是150年前曆史之發展若是，即沒有理由憑我們的好惡，徑自指斥曆史“應當”如此演進，而且“不該”若是之發展。
其實當日明眼人早已看出其中的究竟與關鍵。
馬克思終身離開德國，俾斯麥一心做鐵血宰相，兩人所取途徑相反，其基于自由主義無法在德國展開的觀點則彼此一緻。
很顯然的，德境此時使用不同的貨币，民法與商法各地也有很大的差異，除非統一，資本主義的發展必受限制。
反面說來，資本主義促進生産、集中生産與分配、加強社會生活之标準化及高度的分工合作，無一不有助于柏林政權之實力。
況且煤礦、鐵礦之展開，鐵路與電訊之敷設，亦始終與軍備不可分割。
所以此時資本主義的擡頭與國家主義并肩而行，也不願民主的呼聲在當中另生枝節。
我們也尚可以用霍布斯之“巨靈”的觀念（第五章）解釋這一段曆史。
德國運至9世紀中期是謂“隻有靈魂，沒有軀殼”，想創造軀殼，務必倚賴一個全能的政權，兼有經濟性格。
此即霍氏所謂巨靈（Leviathan）。
環顧内外，也隻有普魯士王室符此條件。
當日虎視眈眈足以防止德國統一者東有沙俄，西有法國。
普魯士處于二者之間，差有力量足資應付。
它也不像奧地利。
後者皈依天主教，對工廠制度尚不能融洽，又因在意大利擁有屬地，注重南方發展，對外貿易采取保護政策。
普魯士則主張自由貿易，對英法荷開放。
基于這些條件，德境多數小國擁普而不附奧，因之也怪不得腓特烈·威廉自命“天實德予”，而不耐煩于前進人士之“勸進”。
可是1848年的革命也不是全無着落。
事平之後，以普魯士為首各公國王國紛紛采取君主立憲制。
隻有奧地利始終例外。
然則所需憲法不由民意産生，而出于禦制。
普魯士的憲法将選民按納稅數分作三級，以擔保富人在議會的發言權，也護衛了國家之砥柱。
并且國王對所有法案保留否決權。
政府對工商業的管制有了明顯的放松。
1848年的法案讓全境組織商會。
1851年的法案更讓私人厘定他們的制造與販買标準。
對被威脅的手工業也仍給以保護。
所以1848年的革命在德國産生兩種反響：一如中國的五四運動，掀動了民主自由的呼聲。
全德的知識界都覺得他們與全德的問題利害攸關。
一則與五四運動的成果相反。
法蘭克福會議虎頭蛇尾，中産階級和市民階級并所屬的知識分子也見風轉舵，從此臣服于普魯士軍人貴族地主的領導之下，産生一類似日本明治維新（雖說比1848年的革命遲20年）時尊王攘夷的氣氛。
1851年至1857年，德國境内（尤其普魯士地域内）經曆着空前的繁榮。
這一方面由于“全德證券交易法案”（AllgemeinedeutscheWeckselordnung）開始在關稅同盟的地域内通行，銀行得以發行信用票據，西方的資本進入德境，股份公司紛紛成立，柏林證券交易所應接不暇，法蘭克福成了國際交換公債的市場，工廠制度普遍展開，重工業、化學工業及電氣工業不待輕工業之完成而提前着手（與英荷等國的開發程序不同）。
經濟發展之成果反饋于農業，前已言之。
此時隻有使初期之成果更為增高。
簡言之，1848年前的經濟發展由王權及地主領導，1848年後則有資本家企業家積極參加。
彼此都不脫離民族意識與國家主義的線索。
“人民覺得有責任維持國家與社會表裡一緻的觀念”。
“中産階級除了賺錢，對旁的問題很少有興趣，而匍匐于現有政權所定軍事外交政策之下。
”著書者措辭不同，基本事實則一。
德國之初期存積資本固然得力于傳統的勤儉，一般人民之奉公守法，注重服從，也仍不能避免克扣無産階級情事。
人口之遷移，緩和了階級沖突。
1830年至1860年間，100萬以上德國人移民美國，其他遷往巴西、智利。
1880至1885五年間又有大量人口外移。
同時德國本身也在同時吸收外來移民。
國内的移民更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有了以上思想史與經濟史的輪廓，我們可以想象以後軍事史與政治史之展開，不能脫離所叙之基點。
俾斯麥大言不慚，是衆所周知的事實。
他曾說：“我是一個容克，我将因此而占便宜。
”他也說：“我隻容許我悅耳的音樂，否則即所有音樂全部不要。
”他在1862年任首相時對國會的預算委員會說：“德國不注重普魯士之自由主義而重視她的實力。
普魯士必專注她的實力，以等待有利的機緣。
因為她的邊疆對政治體系發展不利，有好幾個如此機緣已被放棄。
當今的問題不由演講和多數來定奪，隻能決定于鐵與血。
”當日很多人對他的态度感到驚訝，直到近來學者的研究，才肯定地說出，“資本主義已擁他上馬”。
他之所謂“占便宜”，也是事實。
他和他的經紀人即利用政治上的獨家消息在證券市場中發财。
鐵血宰相的手段與智慧已有無數文獻詳述，也在各種教科書裡面占着相當的篇幅。
可是今日看來這些資料隻代表曆史上的一段轉換點。
它由背景上的很多因素湊集而成，等到機緣成熟，一旦展開，好像足以分割時代。
然則我們企圖真實的了解曆史，不能專注重1861至1871十年間之突破，而必須考慮到背後各項組織與運動的來龍去脈。
在這樣的大前提之下，我們可以一眼看出德國之統一，由于軍國主義與資本主義互為表裡。
當中非人身因素（impersonalfactors）的重要性超過人身因素。
1871年德國成立，仍繼續着過去幾十年的發展。
至此商業管制的規條才能通行全國。
鐵道與郵政用協定的方式全國化（當中亦有例外情形），通行全國之民法（AllgemeinesBurger-lichesGesetzbuch）尚要待到本世紀初年才普遍通行。
可是新國家剛一成立，即立即頒行十進位度量衡制。
過去全國有7個貨币區，33個發行貨币的銀行各不相幹。
1871年後即以統一的金币通行全國，普魯士銀行升級為中央銀行。
從法國取來之賠款50億金法郎内，除273000000為純金，作為新貨币之準備金并作未來戰事之儲備外，其他很少的保留，立即發散，足以将普魯士及其他不少國家之公債償清，也給文武官員豐厚的獎賞，并且大興土木，因此新德國遊資充塞，足為戰後投機事業之工具。
又因為從法國取得阿爾薩斯及洛林（一部分），煤鐵之産量也大增。
紡織業也有了突飛猛進的形态。
也因為帝國陡然富強可以盡力于社會上之服務事業，如注重教育、提倡公共衛生、籌謀社會福利等等。
可是自始至終黩武主義（militarism）與第二帝國不可區分。
普魯士解放穑夫後，不出10年即已全面實行征兵制。
統一之後，各小國成立之部隊，除薩克遜尼外，均由普魯士軍官率領，屬于德皇麾下，各國已不能過問。
俾斯麥當權時軍費占帝國預算90％。
我們也可以想見軍需工業和支持軍備的交通通信各種事業和民間經濟交流而互相倚賴了。
19世紀後期物質主義、帝國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甚嚣之際，表面看來德國不過融合一般之潮流。
然則所謂世界潮流，大部分亦由第二帝國之磨拳擦掌而産生。
俾斯麥既已表彰鐵血。
其他思想界領導人物，以特萊希克（HeinrichvonTreitschke）為代表。
他以大學教授兼國會議員的資格，著書演講贊揚侵略性之成就。
民間很多團體也在提倡種族主義。
況且德意志為資本主義國家後起之秀。
資本主義本來即有向外積極發展之勢，此時用之以建設海軍、開拓殖民地、扶植大日耳曼主義，不免帶來打破國際間平衡的威脅，于是也隻有一步逼一步，導緻幾千萬德國人在20世紀兩次卷入世界大戰漩渦。
雖說我們不能過度簡化曆史，将因果關系全憑抽象觀念樹立，可是也難否認以上事迹前後連貫數世紀。
總之，幾百年來德國人缺乏一個民族國家，一朝将這缺陷更正，行動起來又做得迅速确實，爽快利落，不免使躬逢其事的人引以為榮，進而驕倨傲慢，以極窄狹的國家觀念，代替傳統的世界觀。
殊不知第二帝國本身就包括着不少矛盾：北部奉新教，南方仍為天主教的勢力範圍，東普魯士容充軍人之勢力以農業為基礎，而西方之自由主義卻站在工商業的立場。
統一的工作已有将問題“外部化”（externalizetheproblem）的趨向，此指一項組織發現内部的因素無法凝聚時，也可以發起另一種運動，以便在行動之中掩飾内部之缺乏向心力。
對外同仇敵忾，對新德國即有如斯之效果。
俾斯麥任第二帝國宰相20年，他的政策，前後分為二段。
大緻在1878年前，他贊助自由貿易、與自由主義者合作、提倡“文化戰鬥”（Kulturkampf）以壓制天主教會。
1878年後，他有180度轉變，從此對關稅采取保護政策，與奧地利結盟、和天主教合作、反對自由主義、鉗制報紙輿論、取締社會民主黨。
這前後的出爾反爾，顯然也載在各教科書之中。
其中意義何在？ 原來，組織一個民族國家，在法制上有助于國民經濟成長，這也是資本主義的積極用意，亦即一般國民因國家之富強而得到康樂。
可是此中關系也可以本末颠倒：人民之康樂可以視作次要或全不重要，而以保全國家之體制為重。
這也等于既造成軀殼，即倚此軀殼為重，不必再顧慮靈魂。
所有的組織全可以為之遷就；各式各樣的原則也都可以為之犧牲。
我們寫曆史和讀曆史，進入如此階段，不免掩卷長思：是國家主義扶植資本主義的發展，還是以新資本支撐國家？ 新時代的德國史很難規避這樣的疑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