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資本主義思想體系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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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dot斯密：私利可以融合
亞當·斯密之專著《原富》（AnInquiryintotheNatureandCausesoftheWealthofNations）在1776年出版，去光榮革命，亦即本書稱為資本主義已在英國法制上奠立根基之日，将近百年，去上述七年戰争爆發之日，也已整20年。
亞當·斯密之被尊奉為資本主義發言人，大概由于一般傳聞他是“私利觀之使徒”（Apostleofself-interest）（《大英百科全書》作如是說法）。
其實亞當·斯密和以上所叙述的人士不同，他不是哲學家，也無意創造一種“堅白同異”的理論，推根究源的對各種事物賦予定義。
他倒是決心從現局裡，站在技術的立場上，推敲各種問題的由來，而考究不同對策之利害。
而且他重視的私利觀也是開明的私利觀。
大概重商主義推行時，政府采取保護政策，商人獲得專利。
他認為這種種人為的與做作的辦法害多利少，不如全面開放，令其自然，則各個人憑己意賣出買進之間，公平的競争之際，商業才能合理地進展，全國受其裨益。
他也認為金錢隻是一種交換的工具，不是囤集的對象或是商業之目的。
在這些方面，他保持着自由主義和放任政策的态度。
此外他對狹義的私利觀不僅不維護，而且攻擊不遺餘力。
例如，他對當日英國處置殖民地的辦法，有很嚴厲的批評。
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種植鴉片，與荷蘭人在香料群島之政策，同屬于“毀滅”的性格。
英國不許北美洲人民在殖民地内煉鋼，“明顯地侵犯了人類最神聖的權利”。
這時候，議會通過最高工資的法律，亞當·斯密指斥其為不公平，這樣将“最能幹及最勤奮的工人，與平庸的工人一般看待”。
他也抗議法庭對工人集會決議不接受最低工資時科以嚴格的懲罰，而讓雇主集議讨論最高工資，顯然是對同一事類采取雙重标準。
當日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尚未發明，英國社會卻已成為一個實質的資本主義社會。
亞當·斯密在他的書中反複檢讨這社會的合理性，并提出建議，則他已不期而然地成了一個實質的資本主義發言人。
《原富》在很多地方用比較的方法來寫作。
他常說荷蘭比英國強，英國又比法國強，所有歐洲國家又都比中國強。
此中所謂富強和貧弱，有似于我們今日所謂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之别。
從作者的叙述看來，前者所有的各種經濟因素都已組織妥當，高速的和廣泛的互相交換，後者則無此情景。
亞當·斯密接受了霍布斯及洛克的自然法則和勞力價值論（《原富》書中多次提到霍布斯），認為勞力決定了商品的交換價值，也承認了勞力可以當作商品交換。
勞工必須犧牲生活中一部分的“安适、自由和快樂”（ease，liberty，happiness）去換取“生活中之必需品和方便處”。
亞當·斯密也相信，在原始狀态，勞工控制他自己全部的制成品。
以後土地既為地主占有，可以作為工資，先期墊借的制成品又在資本家（他書中稱“主人”[master]）手中，所以商品的價格由三個因素組成，此即地租、利潤和工資。
以後提到制造，作者不再提及地租，而代之以利息。
這決定物價的三個或四個因素，與其他的幾個因素如分工之程度、貨币數量及流通狀态、法制（決定國家的經濟系前進、後退或滞留）、人口、國民的總收入（revenue）及全部存貨（Stock）等條件互為循環。
譬如說勞工希望增加工資，資本家則希望壓低工資争取利潤。
但是總收入充裕、存貨增集時，也是做生意最好之時，資本家增加制造，人手供不應求，工資随之增高，勞工既有額外之收入，即生兒育女，引起人口增加，有北美洲的情形作例證。
人口過剩時，則失業者增多，這時候社會上的高級人士也屈尊降貴的與勞動階級争飯碗，隻有把工資減低，最後終必引起天災人禍滅殺人口，一到死亡相繼時，人口終必返歸于其國富所僅能支持的程度，有印度之孟加拉省的情形為例。
寫到這裡，亞當·斯密将工資與人口的消長樹立而為一種定理，指出工資必與維持生活之最低标準接近，不能更低，也不應過高。
否則人口的激增與劇陣又把局勢恢複到以前的狀态。
可是這樣又把國家經濟說成一個滞留的狀态（這也是中國幾百年内的實情），也與《原富》的一個觀念相反。
亞當·斯密沒有朝這方向發揮。
他提到18世紀之英國迄至他的時代，工資隻有繼續上升，如言實際工資（realrecompenseoflabor），亦即貨币工資（例如每年30鎊，或每日1先令）所能購買之“生活之必需品及方便處”隻有較前更多。
也就是說，以今較昔，英國一般之生活程度有顯然的進步，而且惠及于一般民衆，作者深以為幸。
英國憑什麼打開這局面？作者支吾其辭。
他在下文說及英國工資因季節而異，也因地區而異，所以工資不必與食糧之價格結成一體。
然則這仍沒有答覆上面的問題。
《原富》也再三說到分工合作的重要。
分工愈精，生産愈有效率。
分工又與市場之大小有關。
他指出蘇格蘭之高地，每個農夫都是屠夫、烤餅夫兼釀酒夫。
大凡市場擴大，分工的程度精密，固然可以增加生産效率，但終必待到一個較大的資本為之出面主持，為什麼這時候英國能聚集資本，而其他國家不能？ 18世紀英國之整饬軍備，開發殖民地，不能與資本主義無關。
《原富》列舉17世紀後期以來，倫敦經過大火與瘟疫，英國又有兩次對荷戰争、光榮革命的騷亂、對愛爾蘭的戰争，又有1688、1702、1742及1756年四次對法戰争（最後一次即七年戰争），又有1715及1745年的叛變（詹姆士二世之後人企圖複辟），國家發行的公債多至145000000鎊（17世紀國家之收支出入僅以百萬計，未有及千萬者），再加上各時期非常的費用，耗于以上事故的必逾2億。
亞當·斯密是和平主義者、反戰派，他不能出面講戰争對積集資本之貢獻。
相反的，他傷歎着這樣一筆國家之大财富用于不事生産的事業、豢養不事生産的人手，要是全部投資于建設，其裨益何堪計料。
但是像亞當·斯密這樣一個精明又見聞廣博的作家當然知道，英國除接受荷蘭之投資外，以上債務大部在國内招募。
戰事多在海外舉行，英國又屢次獲勝。
克拉克根據當日一般情形說：“戰争成為國家的一種産業。
”當初對經濟的刺激起于戰争，其效果則見于平時，以後維持一種新型的海陸軍，舉凡被服糧秣之供應、船艦之配備、軍火之制造，無不對國民經濟有積極的效用。
即大火後之倫敦，其興建情形亦是如此。
國家既要付公債之利息，隻有擴大稅收，于是增加生産，又将付稅人收入之一部轉交于政府債權人手中。
财富分配不公平，資金之大規模積聚則有目共睹。
一位現代經濟史學家針對當日情形寫出：“龐大安全而新型的投資門徑，支持了城市中多擁地産而生活裕如的中産階級。
”亞當·斯密自己縷列以上的動亂，也接着說，他的時代與複辟及光榮革命時相比，英國用于繼續開發土地支持勞工之資本必已大為增加。
他說：“在政府榨取的過程中，很多個人以私人節儉和優良的行為掙聚。
他們普遍的、繼續而無間斷的增進自己的地位，使這聚積資本成為可能。
” 亞當·斯密是否有意替當日的資本家關說，置投機及戰時發财的種種門徑于一邊而隻說其節儉之美德，值得注意。
經過他的圓通，英國自光榮革命以來之積存資金成為既成事實，作者已經将當日之英國經濟體制（我們之稱為資本主義者），從以上所說之循環式改而說成一種螺旋式。
亦即工資不複與人口糾結，永遠的在“吃不飽又餓不死”的程度上下兜圈子，而是環境能打破，資金能聚積，工資能增高，一般生活程度也能改進——隻要讓私人資本為主宰。
印度孟加拉的經濟與中國的國民經濟之成為滞留狀态者，也是因為缺乏新生的購買力，其整個社會的雇傭（employ-ment）有限制。
一方面固然缺乏資本來增加生産或提高生産，一方面也缺乏市場。
英國既有政府及出口商購買各種物資，也因為經濟繁榮，增加了社會内部的購買力。
亞當·斯密寫着：“不到多少時間，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飾，低層及中等階級也派上用場。
當高級人士對這套東西發生厭倦的時候，他們就買得起。
當有錢的人全部在如此花費的心情狀态之中時，遷就全民的辦法就有了增進。
”亞當·斯密一生提倡節儉，在這一段卻特别提出支持生産的消費與自私卑劣的浪費不同。
生活程度增進的時候，工資之增高最為顯著，在荷蘭如此，在英國也如此。
亞當·斯密寫道：“仆人、勞工（包括農夫）和工人占着任何龐大政治社會之最大部分。
對這大部分的境遇作任何增進，不可能對全體反為不便。
沒有一個社會可能繁榮而快樂，要是其中最大部分的人尚凄慘貧困。
”在這些方面亞當·斯密可視為資本主義之生理家。
這需要大部分人得到最大快樂之說旨，也是不久之後邊沁（JeremyBentham）學說的要義。
當國富增高，即國民總收入及存貨增多的時候，利息必降低。
英國從亨利八世到17世紀初年，利息由超過10％降至5％。
荷蘭的政府能以2％的利息舉債，高級人士信用卓著的付3％的利息。
法國企圖以政府的命令強迫将利息降低，并無功效，隻有使金融市場更混亂。
中國則一般利息為12％。
利潤經常與利息同進退。
但是富強的國家，工資高而利潤低仍能與落後的國家競争。
隻要本錢大，利潤雖低，仍能與本錢小而利潤高的競争，并且其成長也較快。
勤奮之個人如此，國家亦複如此。
斯氏沒有直接講明此中原因，但是說到資本使用的展開時，其中列有四個步驟，此即掌握原料、制造、交通和零售業。
這樣看來，經濟之擴張不僅在上端活躍，也要透入下端。
因之利息與利潤俱低，并不是遲滞于一個本小利微的局面，而是以前不能做的生意現在都能做，如此全國的經濟因素構成一個大單元。
亞當·斯密的《原富》集25年教學及研究工作寫成，當中涉及各國社會政治經濟情形，千頭萬緒極不容易概述。
有些學者因他旅行法國，與所謂“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接近，稱他受後者影響。
重農主義者認為經濟之發展有其自然之法則，不應牽強幹涉，而隻有農業才能産生富裕。
亞當·斯密雖大緻有這樣的趨向，但是他沒有傾倒于任何一方面的表現。
他說明某一個國家根據“自然的程序”，總是先将資本用在農業，次以用在制造，再次之用在對外貿易。
可是，他亦說到在現代歐洲有些國家已将這程序完全改變。
海外貿易引進了優良的制造，因為工商業的發展，農業也随着增進。
他又說，每一個國家可以用“農業的系統”或“商業的系統”去增進人民财富，後者為現代化的系統。
亞當·斯密根據洛克的說法，認為地租之由來，無非地主已投資增進土地之生産力，所以他在投資成果上收利息。
這樣他已經替李嘉圖（DavidRicardo）之地租說奠定了基礎。
可是他也說付地租是對一種“專利權”所付的使用價格。
如果由專利而向使用者索取地租，則無須根據任何标準，隻要佃農願意承當，則最高的地租，隻要靠市場近，農産品能就近賣出，也會被接受。
亞當·斯密類此自相矛盾之處也常為人指責。
總而言之，亞當·斯密出入于社會科學及人本主義（human-ism）之間。
他從長遠的眼光看，這種顧慮屬于經濟的範疇。
譬如他講到增加工資的好處：“充裕之給養增加了勞工的體力，給他以能夠增進自己的地位之希望，使他知道一日終結，他會享到豐富和安适，（這些條件）鼓勵着他把他的精力用到最大限度”。
日後在反對資本主義的作家，尤其在帶有教條主義的作家看來，這種态度隻是替資本家盤算。
熊彼德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将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後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在我們看來，亞當·斯密并沒有奠定資本主義理論之基礎，這項工作已由霍布斯及洛克完成。
他倒是給後人留下一個詳盡的報道，使我們知道18世紀後期經濟體系之被稱為資本主義者的運轉方式。
因為他的樂觀，《原富》說各種不同的私利觀終能融合，無疑替資本主義産生了新的希望，培植了新的信心。
但是他的書完成時，美國的獨立戰争尚未爆發，産業革命剛才開始，荷蘭與英國的發育成長确是史無前例，這些客觀條件，可以當作他的樂觀側面之陪襯。
曾幾何時，法國大革命爆發，其走極端和拿破侖戰争帶來的擾亂，再加以産業革命所發生的社會問題，使各人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滲入了陰沉的暗影，所謂自由主義的思想家雖然仍承襲亞當·斯密，有些對經濟方面的理論，态度已趨悲觀。
古典派經濟學家：科學立場和意識形态 亞當·斯密被稱為古典派經濟學之領導人，約50年後，李嘉圖和馬爾薩斯（ThomasMalthus）也被稱為古典派經濟學家，及自由主義的作者。
他們的立場和亞當·斯密有顯然的不同。
馬爾薩斯生于1766年，《原富》出書時他才10歲。
早年受着準備當傳教士的教育，他後來卻成為曆史上的第一位經濟學家。
他的《人口論》（EssaysonthePrinciplesPopulationasitAf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初在1798年不具名地出版，内中表示對人類前途悲觀。
比如他說：“人口的力量将無限制的超過世界上能供應給養的力量。
”又說：“人口不受阻折時，以幾何級數（即1、2、4、8、16、32）的方式增值，給養則按算術級數（1、2、3、4、5、6……）的方式增值。
” 以上的理論并無科學根據，所謂算術級數及幾何級數也無從證實。
單從這樣的立場，不能即說馬爾薩斯帶有資本主義色彩。
但是提到人口威脅時，他跟着說：“工資尚難維持兩個孩子的時候，這人結婚生子，帶下來五個或六個孩子。
他當然隻使自己陷入困境。
他控訴工資不足以維持家用，……他抱怨社會上偏袒而不公平的制度，世界上的産品分給他的一份老是不夠用。
可能他在譴責命運将他擺在現社會裡，使他無法逃避窮困與依賴于人的境界。
尋覓譴責的對象時，他不曾提及不幸原因之所在。
事實上他自己是全部問題之症結，他卻盡怪旁人而不責自己。
” 這段叙述，其理論之中心不是兩個孩子或六個孩子，而是社會制度，及工資之分配。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物資之生産與支配由私人資本作主（詳第四章），馬爾薩斯的立場已強烈支持這種制度。
事實上馬爾薩斯反對社會對窮困之人的救濟。
公私慈善事業都不是辦法，因為不能解決窮困之人無遠慮而給自己帶來的悲慘境界。
《人口論》初版時，作者提及隻有死亡率之提高及戰争與饑荒可以減少人口。
1803年馬爾薩斯将此書修訂出版。
熊彼德評說，這實際是另一本新書。
内中加入很多統計數字，而且也加入晚婚、道德上的節制生育等。
可是其結論仍是盡量保存原書宗旨。
例如，作者預計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200年後（即公元2003年）人口與給養資源的比例将是256：9，亦即27倍于此書發行時（1803年）的1：1之基數。
與馬爾薩斯齊名為古典派經濟學家的李嘉圖，一家原為荷蘭之猶太人。
李嘉圖的父親為證券交易所的經理人，旅英而入英國籍。
李嘉圖曾在阿姆斯特丹上學，以後随父親在倫敦證券市場工作，隻因與英國女人結婚，放棄猶太教，一時為家庭所不容。
李嘉圖自創門戶，也在證券市場投機起家，拿破侖戰争時更因經手公債而緻巨富，以後置買大批田産，并以赀财成為議會會員。
他生于1772年，比摯友馬爾薩斯小6歲。
他的名著《政治經濟與稅收之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于1817年初版，四年之内三版，在當日可算是暢銷書。
他去世時隻51歲，全集卻有9冊之多。
李嘉圖曾寫信給馬爾薩斯說明他著書之目的在“研究社會階級共同生産時每一階級應得分配之規律”。
他雖步亞當·斯密之後，卻不因感情和直覺等因素動搖他以數學解決問題的方式。
也不因曆史上不規律之事情，改變他的信心。
他先造成幾個極簡單的抽象觀念，而視之為上天诰命、自然法則。
以後的議論全用演繹法，從這些抽象概念推斷而成。
過去霍布斯也曾如此著書，可是《巨靈》涉及心理及生理，又是上下古今。
洛克及亞當·斯密用之尚未徹底。
李嘉圖在資本主義已成熟，産業革命之功效畢現，社會上貧富懸殊的情況完全暴露，法國大革命的反響猶新之局面下，更徹底地運用此法，而且他所讨論全屬經濟範圍。
他個人之家庭關系、社會背景則不着痕迹。
以他本身經驗，他當然知道資本為用之妙。
因此李嘉圖所著書不僅成一家之言，也在學術界将政治經濟展開為一個新的領域。
以後的學者，站在相同或反對的立場，都可以沿用其布局，重履其門徑，或甚至抄襲其辭彙。
馬克思即受他影響至深。
李嘉圖繼斯密之後，認為土地上的收入，按社會組成可以分作三部：地主所得者為地租、資本家所得為利潤、工人所得為工資。
地租由于土地之生産率不同及交通情形而異。
當人口增加，荒瘠之地被開拓使用的時候，最荒瘠之土地無地租，較之高一級的土地則有少量地租，更肥沃而更方便的田産地租更高。
再有更荒瘠之土地投入生産的時候，則原先無地租的土地也升級有地租，其他各處耕耘的熟地的租價也随着增加。
總之，勞工之淨收入必會如此的牽扯互相拖平。
《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提到工資部分，最值得注意。
作者說：“勞力像其他能出售和能購買的物品一樣，也像其他有消長的物品一樣，有它的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
勞力的自然價格乃是能讓勞工維持生計，綿延苗裔的代價，剛好夠額，既不能多，也不會少。
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漲價的時候，勞力的自然價格随着增高；跌價的時候，勞力的自然價格也随着下跌。
” 勞力的市場價格則依供求關系而定：少則價昂，多則價廉。
像其他的商品一樣，勞力的市場價格縱有與自然價格相背離的可能，遲早它仍有與之趨于一緻的傾向。
說到這裡，李嘉圖也像亞當·斯密一樣解釋：勞力的市場價格超過自然價格的時候，工人得其所哉。
可是這種“鼓勵”，隻有使勞動者繁衍生殖，必至人口增加，勞工人浮于事，工資回跌到它的自然價格，有時尚低于自然價格，亦即胼手胝足，仍不得一家溫飽。
“這時候勞工的情況最為悲慘。
直到匮乏減殺了他們的人數，或者需要勞動力增加的時候，勞力的市場價格才會回到它的自然價格，使他們有生活上低度的慰藉。
” 事實上李嘉圖承認工資的市場價格可能長期地高于自然價格。
但是這要待資本增多，所以第一次對勞工的需要之增加還沒有完成的時候，所增多之資本又産生了第二次的需要，也超過以前數額。
如是一波逐一波的，“假使資本的增加是經常而逐漸的，其對勞力的需要可能産生一種增加人口的激勵。
”這樣，他已經把資本主義社會裡無限制的存積資本之性格寫出。
可是這種不斷的方式經常很難繼續。
接着李嘉圖又對資本這一名詞下定義：“資本乃是某一國家裡可能用之于生産的那一部分财富，包括食品、衣物、工具、原料、機械可能産生之勞作等等。
”如此看來，資本主義有國界，同時它把所有權和雇傭結合為一。
所以凡是提到勞工福利之前，就先要注意私人資本之存積。
李嘉圖寫作，總注重私人資本之安全及其出路。
在他看來，假使沒有如此的考慮，則無國民生計與社會福利可言。
他的經濟分析，利用農業作剖面，也用一種出産品——小麥——作示例。
不少批評者說他對地主抱有成見，驟看起來，這很奇怪，因為李嘉圖自己也廣置地産。
但是他書中的地主不參加生産，坐享其成。
經營農産企業的另有其他資本家（這是作者如此設想，也可能為兩種人身性格，不一定為兩人）。
作者著書的時候，英國所臨的困難即是所謂“報酬遞減律”（lawofdiminishingreturns）。
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内，将更多勞力投入農業生産的時候，起初收成成比例地上升，還可能比過去之成額高。
可是一到飽和點的時候，因所開墾者為荒瘠之地，所在場所又為偏僻之處，以後則不成比例地上升，而且這種費力不讨好的情形愈來愈厲害。
在李嘉圖的分析系統裡，谷物的自然價格，乃是瘠薄之地不付地租農場所産谷物單位容量所付勞力之數。
收成逐漸減少的時候，每一容量之谷物必需投入之勞力增多，即是谷物漲價。
根據前說，勞力的自然價格根據日用必需品的價格而定，則工資也因之提高。
又因為荒瘠之地也開墾，其他各處的地租都全部上升。
至此，資本家一方面要付較高的工資，一方面又要頂較高的地租（如地主自營則他不勞而獲的部分多，經營企劃的報酬少。
總之，使他無意增加投資，也引起資本收縮。
此系本書作者根據李嘉圖綱領式的解釋加注，地主自營的情形不見于原書）。
勞工可能在貨币工資增加的名目上占便宜，實際上他的收入趕不上付出勞力之自然價格。
等于做生意的人繼續虧本，越做越窮。
面對這種情形，李嘉圖主張開放谷禁、自由貿易，讓海外糧食大量輸入，以減低物價，一方面加強貨币，嚴格執行金本位制。
作者又在一般原則上反對增稅，即所得稅也會引起資本收縮。
他也以同一原因反對遺産稅。
他對機器的看法，則認為新發明對勞工不利。
因為固定資本（fixedcapital）增加，即為流動資本（circulatingcapotal）之減少，隻有後者才能遣放工資，聘雇人手。
馬爾薩斯與李嘉圖之被稱為“自由主義者”（liberals），當然與前述均平主義者及掘地者所稱自由迎然不同（一方面由于英文freedom和liberty兩字有差别）。
17世紀的過激派提倡自由乃是人各為業，不負債納租，有無政府趨勢。
19世紀資本主義發言人所提倡的自由，是主張政府采取放任政策，讓私人的資本家雇用勞工，各按供求關系，從全面競争之中自識指歸。
可是他們仍倚賴政府保障并扶助他們的私人财産。
前者至左，後者極右，馬、李二人用科學方法解釋社會現象，為文時則趨于悲觀，使讀者感到窒息，所以時人稱之為“沉悶的科學”（thedismalsci-ence）。
熊彼德稱譽李嘉圖，是贊揚他能幹。
李嘉圖對經濟之分析，有如在解剖學尚未發明之前，預先講出人體之運動無非骨骼的各部更換位置。
他的示範縱有錯誤，他的闡釋縱舉一而略三四，有如提到骨骼，而不顧及血液、肌肉筋腱及神經系統，在當日經濟學尚為草昧初開之際，他的原始勾畫仍有啟蒙之功效。
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至今仍有它有用的地方，例如他曾說，一個國家工資過高，則在國際貿易中處劣勢。
因為外國商人隻能前來販賣，而無法購買，這種差額的情形，至今仍為經濟先進國家之虞。
可是本書主旨不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内每一個經濟學家之成就（這樣的學者無慮千百，即我們提及半打十個，也不及專家叙述的内行恰當，同時也仍不能向本書的主題作交代）。
我們對李嘉圖之重視，乃是他的思想極端右傾，在不經意之間已将資本主義之理論以最保守的線條畫出。
有了這條界線，我們容易了解社會主義作家攻擊資本主義時攻擊目标的所在，馬克思采取攻勢時尤然。
《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曾提出：“人口緊逼着生活資源的時候，解決的辦法總不外減少人口和高度加速存積資本。
富裕的國家，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開拓耕耘，後一辦法既不合實際，也不理想，因為這辦法操之過急，隻有使各階級都同樣窮困。
”當日英國最符合他的叙述，而李嘉圖也和馬爾薩斯一樣，主張緊縮人口，第一步辦法就是廢止社會上對窮困及失業者的救濟。
英國的“濟貧法”（poorlaws）開始于伊莉莎白時代，責成每一教區在境内向民間收取捐稅，救濟本地窮困戶口，李嘉圖認為這種法律“不能使窮人富，隻能使富人窮”，因此主張将這200多年來的制度廢除。
他沒有擔心受接濟之人的困窘；倒是顧慮到這政策之下行政的“安全”，于是指出，必以“小心而技巧的辦法處理”。
李嘉圖有兄弟姊妹16人，他自己也有子女8人。
他脫離股票市場後每年收入28000鎊，超過10000勞工之總收入，而他書中一再說到私人财産神聖不可侵犯，未提到憐憫之心與人道。
他在書中埋怨地寫着：“在一個慈善機構裡，工人受捐助，有資金接濟的工作，其制成品不照這優待的環境計價，而系根據一般的、正常的，而困難的環境計價；這種困難的局面，卻由其他制造者擔當。
”其主旨在責備慈善事業津貼窮困勞工，擾亂了正常的競争。
他覺得機器之使用對勞工不利，思索之後卻又說，如果資本家收入增多，他們身旁之仆侍的需要也必增加，在這情形之下，對勞工卻仍有好處，他們也可以因此沾光。
至于自食其力之勞工降格的寄人籬下，服侍當差，心境如何，則全不言及。
提到稅收時，李嘉圖為富人說項，他解說他們雖繳稅，但不可使他們降低他們的生活，“因為保持每個人的社會地位，乃人之常情。
”有些讀者遇到諸如此類的說法，不覺忿怒，也有人在字裡行間，将對此人輕蔑的态度以謾罵的方式寫出。
可是李嘉圖著書時已說明自己帶有階級立場。
他的目的是在想象的形式中勾畫出經濟運轉的輪廓。
他既覺得“天下熙熙皆為利趨”，也隻好如此據實直書。
他的題材既如此廣泛，則讀者縱不齒其為人，也無從将他私人生活牽扯進去。
然則話雖如此，李嘉圖仍不能避免有識者的責難。
本章已提到不少非常之人，如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也都背離了世俗的道德觀念，但是他們在社會進化之中将曆史引入新境界。
李嘉圖之所叙和提倡無此征象，他所支持的資本家，不滿意于地主，卻又替他們收租。
他們對社會唯一的貢獻是給勞動階級工作，可是卻使勞工生活毫無保障。
資本家不能賺錢的時候，也是勞工失業的時候。
而作者又主張放棄社會救濟的政策。
于是任何有思想的讀者即會在此發問：留着這樣的一個資本階級有何用處？為什麼國家和政府不能取而代之？李嘉圖之極右思想已替共産主義開道。
《政
亞當·斯密之被尊奉為資本主義發言人，大概由于一般傳聞他是“私利觀之使徒”（Apostleofself-interest）（《大英百科全書》作如是說法）。
其實亞當·斯密和以上所叙述的人士不同，他不是哲學家，也無意創造一種“堅白同異”的理論，推根究源的對各種事物賦予定義。
他倒是決心從現局裡，站在技術的立場上，推敲各種問題的由來，而考究不同對策之利害。
而且他重視的私利觀也是開明的私利觀。
大概重商主義推行時，政府采取保護政策，商人獲得專利。
他認為這種種人為的與做作的辦法害多利少，不如全面開放，令其自然，則各個人憑己意賣出買進之間，公平的競争之際，商業才能合理地進展，全國受其裨益。
他也認為金錢隻是一種交換的工具，不是囤集的對象或是商業之目的。
在這些方面，他保持着自由主義和放任政策的态度。
此外他對狹義的私利觀不僅不維護，而且攻擊不遺餘力。
例如，他對當日英國處置殖民地的辦法，有很嚴厲的批評。
東印度公司在孟加拉種植鴉片，與荷蘭人在香料群島之政策，同屬于“毀滅”的性格。
英國不許北美洲人民在殖民地内煉鋼，“明顯地侵犯了人類最神聖的權利”。
這時候，議會通過最高工資的法律，亞當·斯密指斥其為不公平，這樣将“最能幹及最勤奮的工人，與平庸的工人一般看待”。
他也抗議法庭對工人集會決議不接受最低工資時科以嚴格的懲罰，而讓雇主集議讨論最高工資，顯然是對同一事類采取雙重标準。
當日資本主義這一名詞尚未發明，英國社會卻已成為一個實質的資本主義社會。
亞當·斯密在他的書中反複檢讨這社會的合理性，并提出建議，則他已不期而然地成了一個實質的資本主義發言人。
《原富》在很多地方用比較的方法來寫作。
他常說荷蘭比英國強，英國又比法國強，所有歐洲國家又都比中國強。
此中所謂富強和貧弱，有似于我們今日所謂已開發國家及開發中國家之别。
從作者的叙述看來，前者所有的各種經濟因素都已組織妥當，高速的和廣泛的互相交換，後者則無此情景。
亞當·斯密接受了霍布斯及洛克的自然法則和勞力價值論（《原富》書中多次提到霍布斯），認為勞力決定了商品的交換價值，也承認了勞力可以當作商品交換。
勞工必須犧牲生活中一部分的“安适、自由和快樂”（ease，liberty，happiness）去換取“生活中之必需品和方便處”。
亞當·斯密也相信，在原始狀态，勞工控制他自己全部的制成品。
以後土地既為地主占有，可以作為工資，先期墊借的制成品又在資本家（他書中稱“主人”[master]）手中，所以商品的價格由三個因素組成，此即地租、利潤和工資。
以後提到制造，作者不再提及地租，而代之以利息。
這決定物價的三個或四個因素，與其他的幾個因素如分工之程度、貨币數量及流通狀态、法制（決定國家的經濟系前進、後退或滞留）、人口、國民的總收入（revenue）及全部存貨（Stock）等條件互為循環。
譬如說勞工希望增加工資，資本家則希望壓低工資争取利潤。
但是總收入充裕、存貨增集時，也是做生意最好之時，資本家增加制造，人手供不應求，工資随之增高，勞工既有額外之收入，即生兒育女，引起人口增加，有北美洲的情形作例證。
人口過剩時，則失業者增多，這時候社會上的高級人士也屈尊降貴的與勞動階級争飯碗，隻有把工資減低，最後終必引起天災人禍滅殺人口，一到死亡相繼時，人口終必返歸于其國富所僅能支持的程度，有印度之孟加拉省的情形為例。
寫到這裡，亞當·斯密将工資與人口的消長樹立而為一種定理，指出工資必與維持生活之最低标準接近，不能更低，也不應過高。
否則人口的激增與劇陣又把局勢恢複到以前的狀态。
可是這樣又把國家經濟說成一個滞留的狀态（這也是中國幾百年内的實情），也與《原富》的一個觀念相反。
亞當·斯密沒有朝這方向發揮。
他提到18世紀之英國迄至他的時代，工資隻有繼續上升，如言實際工資（realrecompenseoflabor），亦即貨币工資（例如每年30鎊，或每日1先令）所能購買之“生活之必需品及方便處”隻有較前更多。
也就是說，以今較昔，英國一般之生活程度有顯然的進步，而且惠及于一般民衆，作者深以為幸。
英國憑什麼打開這局面？作者支吾其辭。
他在下文說及英國工資因季節而異，也因地區而異，所以工資不必與食糧之價格結成一體。
然則這仍沒有答覆上面的問題。
《原富》也再三說到分工合作的重要。
分工愈精，生産愈有效率。
分工又與市場之大小有關。
他指出蘇格蘭之高地，每個農夫都是屠夫、烤餅夫兼釀酒夫。
大凡市場擴大，分工的程度精密，固然可以增加生産效率，但終必待到一個較大的資本為之出面主持，為什麼這時候英國能聚集資本，而其他國家不能？ 18世紀英國之整饬軍備，開發殖民地，不能與資本主義無關。
《原富》列舉17世紀後期以來，倫敦經過大火與瘟疫，英國又有兩次對荷戰争、光榮革命的騷亂、對愛爾蘭的戰争，又有1688、1702、1742及1756年四次對法戰争（最後一次即七年戰争），又有1715及1745年的叛變（詹姆士二世之後人企圖複辟），國家發行的公債多至145000000鎊（17世紀國家之收支出入僅以百萬計，未有及千萬者），再加上各時期非常的費用，耗于以上事故的必逾2億。
亞當·斯密是和平主義者、反戰派，他不能出面講戰争對積集資本之貢獻。
相反的，他傷歎着這樣一筆國家之大财富用于不事生産的事業、豢養不事生産的人手，要是全部投資于建設，其裨益何堪計料。
但是像亞當·斯密這樣一個精明又見聞廣博的作家當然知道，英國除接受荷蘭之投資外，以上債務大部在國内招募。
戰事多在海外舉行，英國又屢次獲勝。
克拉克根據當日一般情形說：“戰争成為國家的一種産業。
”當初對經濟的刺激起于戰争，其效果則見于平時，以後維持一種新型的海陸軍，舉凡被服糧秣之供應、船艦之配備、軍火之制造，無不對國民經濟有積極的效用。
即大火後之倫敦，其興建情形亦是如此。
國家既要付公債之利息，隻有擴大稅收，于是增加生産，又将付稅人收入之一部轉交于政府債權人手中。
财富分配不公平，資金之大規模積聚則有目共睹。
一位現代經濟史學家針對當日情形寫出：“龐大安全而新型的投資門徑，支持了城市中多擁地産而生活裕如的中産階級。
”亞當·斯密自己縷列以上的動亂，也接着說，他的時代與複辟及光榮革命時相比，英國用于繼續開發土地支持勞工之資本必已大為增加。
他說：“在政府榨取的過程中，很多個人以私人節儉和優良的行為掙聚。
他們普遍的、繼續而無間斷的增進自己的地位，使這聚積資本成為可能。
” 亞當·斯密是否有意替當日的資本家關說，置投機及戰時發财的種種門徑于一邊而隻說其節儉之美德，值得注意。
經過他的圓通，英國自光榮革命以來之積存資金成為既成事實，作者已經将當日之英國經濟體制（我們之稱為資本主義者），從以上所說之循環式改而說成一種螺旋式。
亦即工資不複與人口糾結，永遠的在“吃不飽又餓不死”的程度上下兜圈子，而是環境能打破，資金能聚積，工資能增高，一般生活程度也能改進——隻要讓私人資本為主宰。
印度孟加拉的經濟與中國的國民經濟之成為滞留狀态者，也是因為缺乏新生的購買力，其整個社會的雇傭（employ-ment）有限制。
一方面固然缺乏資本來增加生産或提高生産，一方面也缺乏市場。
英國既有政府及出口商購買各種物資，也因為經濟繁榮，增加了社會内部的購買力。
亞當·斯密寫着：“不到多少時間，富人的房屋、家具和衣飾，低層及中等階級也派上用場。
當高級人士對這套東西發生厭倦的時候，他們就買得起。
當有錢的人全部在如此花費的心情狀态之中時，遷就全民的辦法就有了增進。
”亞當·斯密一生提倡節儉，在這一段卻特别提出支持生産的消費與自私卑劣的浪費不同。
生活程度增進的時候，工資之增高最為顯著，在荷蘭如此，在英國也如此。
亞當·斯密寫道：“仆人、勞工（包括農夫）和工人占着任何龐大政治社會之最大部分。
對這大部分的境遇作任何增進，不可能對全體反為不便。
沒有一個社會可能繁榮而快樂，要是其中最大部分的人尚凄慘貧困。
”在這些方面亞當·斯密可視為資本主義之生理家。
這需要大部分人得到最大快樂之說旨，也是不久之後邊沁（JeremyBentham）學說的要義。
當國富增高，即國民總收入及存貨增多的時候，利息必降低。
英國從亨利八世到17世紀初年，利息由超過10％降至5％。
荷蘭的政府能以2％的利息舉債，高級人士信用卓著的付3％的利息。
法國企圖以政府的命令強迫将利息降低，并無功效，隻有使金融市場更混亂。
中國則一般利息為12％。
利潤經常與利息同進退。
但是富強的國家，工資高而利潤低仍能與落後的國家競争。
隻要本錢大，利潤雖低，仍能與本錢小而利潤高的競争，并且其成長也較快。
勤奮之個人如此，國家亦複如此。
斯氏沒有直接講明此中原因，但是說到資本使用的展開時，其中列有四個步驟，此即掌握原料、制造、交通和零售業。
這樣看來，經濟之擴張不僅在上端活躍，也要透入下端。
因之利息與利潤俱低，并不是遲滞于一個本小利微的局面，而是以前不能做的生意現在都能做，如此全國的經濟因素構成一個大單元。
亞當·斯密的《原富》集25年教學及研究工作寫成，當中涉及各國社會政治經濟情形，千頭萬緒極不容易概述。
有些學者因他旅行法國，與所謂“重農主義者”（physiocrats）接近，稱他受後者影響。
重農主義者認為經濟之發展有其自然之法則，不應牽強幹涉，而隻有農業才能産生富裕。
亞當·斯密雖大緻有這樣的趨向，但是他沒有傾倒于任何一方面的表現。
他說明某一個國家根據“自然的程序”，總是先将資本用在農業，次以用在制造，再次之用在對外貿易。
可是，他亦說到在現代歐洲有些國家已将這程序完全改變。
海外貿易引進了優良的制造，因為工商業的發展，農業也随着增進。
他又說，每一個國家可以用“農業的系統”或“商業的系統”去增進人民财富，後者為現代化的系統。
亞當·斯密根據洛克的說法，認為地租之由來，無非地主已投資增進土地之生産力，所以他在投資成果上收利息。
這樣他已經替李嘉圖（DavidRicardo）之地租說奠定了基礎。
可是他也說付地租是對一種“專利權”所付的使用價格。
如果由專利而向使用者索取地租，則無須根據任何标準，隻要佃農願意承當，則最高的地租，隻要靠市場近，農産品能就近賣出，也會被接受。
亞當·斯密類此自相矛盾之處也常為人指責。
總而言之，亞當·斯密出入于社會科學及人本主義（human-ism）之間。
他從長遠的眼光看，這種顧慮屬于經濟的範疇。
譬如他講到增加工資的好處：“充裕之給養增加了勞工的體力，給他以能夠增進自己的地位之希望，使他知道一日終結，他會享到豐富和安适，（這些條件）鼓勵着他把他的精力用到最大限度”。
日後在反對資本主義的作家，尤其在帶有教條主義的作家看來，這種态度隻是替資本家盤算。
熊彼德說亞當·斯密注重實際，将各種不同的數字與因素一并考慮，對以後作為抽象的理論奠立了基礎。
在我們看來，亞當·斯密并沒有奠定資本主義理論之基礎，這項工作已由霍布斯及洛克完成。
他倒是給後人留下一個詳盡的報道，使我們知道18世紀後期經濟體系之被稱為資本主義者的運轉方式。
因為他的樂觀，《原富》說各種不同的私利觀終能融合，無疑替資本主義産生了新的希望，培植了新的信心。
但是他的書完成時，美國的獨立戰争尚未爆發，産業革命剛才開始，荷蘭與英國的發育成長确是史無前例，這些客觀條件，可以當作他的樂觀側面之陪襯。
曾幾何時，法國大革命爆發，其走極端和拿破侖戰争帶來的擾亂，再加以産業革命所發生的社會問題，使各人對世界局勢的看法滲入了陰沉的暗影，所謂自由主義的思想家雖然仍承襲亞當·斯密，有些對經濟方面的理論，态度已趨悲觀。
古典派經濟學家：科學立場和意識形态 亞當·斯密被稱為古典派經濟學之領導人，約50年後，李嘉圖和馬爾薩斯（ThomasMalthus）也被稱為古典派經濟學家，及自由主義的作者。
他們的立場和亞當·斯密有顯然的不同。
馬爾薩斯生于1766年，《原富》出書時他才10歲。
早年受着準備當傳教士的教育，他後來卻成為曆史上的第一位經濟學家。
他的《人口論》（EssaysonthePrinciplesPopulationasitAffectstheFutureImprovementofSociety）初在1798年不具名地出版，内中表示對人類前途悲觀。
比如他說：“人口的力量将無限制的超過世界上能供應給養的力量。
”又說：“人口不受阻折時，以幾何級數（即1、2、4、8、16、32）的方式增值，給養則按算術級數（1、2、3、4、5、6……）的方式增值。
” 以上的理論并無科學根據，所謂算術級數及幾何級數也無從證實。
單從這樣的立場，不能即說馬爾薩斯帶有資本主義色彩。
但是提到人口威脅時，他跟着說：“工資尚難維持兩個孩子的時候，這人結婚生子，帶下來五個或六個孩子。
他當然隻使自己陷入困境。
他控訴工資不足以維持家用，……他抱怨社會上偏袒而不公平的制度，世界上的産品分給他的一份老是不夠用。
可能他在譴責命運将他擺在現社會裡，使他無法逃避窮困與依賴于人的境界。
尋覓譴責的對象時，他不曾提及不幸原因之所在。
事實上他自己是全部問題之症結，他卻盡怪旁人而不責自己。
” 這段叙述，其理論之中心不是兩個孩子或六個孩子，而是社會制度，及工資之分配。
在資本主義的社會裡，物資之生産與支配由私人資本作主（詳第四章），馬爾薩斯的立場已強烈支持這種制度。
事實上馬爾薩斯反對社會對窮困之人的救濟。
公私慈善事業都不是辦法，因為不能解決窮困之人無遠慮而給自己帶來的悲慘境界。
《人口論》初版時，作者提及隻有死亡率之提高及戰争與饑荒可以減少人口。
1803年馬爾薩斯将此書修訂出版。
熊彼德評說，這實際是另一本新書。
内中加入很多統計數字，而且也加入晚婚、道德上的節制生育等。
可是其結論仍是盡量保存原書宗旨。
例如，作者預計人口每25年增加一倍，200年後（即公元2003年）人口與給養資源的比例将是256：9，亦即27倍于此書發行時（1803年）的1：1之基數。
與馬爾薩斯齊名為古典派經濟學家的李嘉圖，一家原為荷蘭之猶太人。
李嘉圖的父親為證券交易所的經理人，旅英而入英國籍。
李嘉圖曾在阿姆斯特丹上學，以後随父親在倫敦證券市場工作，隻因與英國女人結婚，放棄猶太教，一時為家庭所不容。
李嘉圖自創門戶，也在證券市場投機起家，拿破侖戰争時更因經手公債而緻巨富，以後置買大批田産，并以赀财成為議會會員。
他生于1772年，比摯友馬爾薩斯小6歲。
他的名著《政治經濟與稅收之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andTaxation）于1817年初版，四年之内三版，在當日可算是暢銷書。
他去世時隻51歲，全集卻有9冊之多。
李嘉圖曾寫信給馬爾薩斯說明他著書之目的在“研究社會階級共同生産時每一階級應得分配之規律”。
他雖步亞當·斯密之後，卻不因感情和直覺等因素動搖他以數學解決問題的方式。
也不因曆史上不規律之事情，改變他的信心。
他先造成幾個極簡單的抽象觀念，而視之為上天诰命、自然法則。
以後的議論全用演繹法，從這些抽象概念推斷而成。
過去霍布斯也曾如此著書，可是《巨靈》涉及心理及生理，又是上下古今。
洛克及亞當·斯密用之尚未徹底。
李嘉圖在資本主義已成熟，産業革命之功效畢現，社會上貧富懸殊的情況完全暴露，法國大革命的反響猶新之局面下，更徹底地運用此法，而且他所讨論全屬經濟範圍。
他個人之家庭關系、社會背景則不着痕迹。
以他本身經驗，他當然知道資本為用之妙。
因此李嘉圖所著書不僅成一家之言，也在學術界将政治經濟展開為一個新的領域。
以後的學者，站在相同或反對的立場，都可以沿用其布局，重履其門徑，或甚至抄襲其辭彙。
馬克思即受他影響至深。
李嘉圖繼斯密之後，認為土地上的收入，按社會組成可以分作三部：地主所得者為地租、資本家所得為利潤、工人所得為工資。
地租由于土地之生産率不同及交通情形而異。
當人口增加，荒瘠之地被開拓使用的時候，最荒瘠之土地無地租，較之高一級的土地則有少量地租，更肥沃而更方便的田産地租更高。
再有更荒瘠之土地投入生産的時候，則原先無地租的土地也升級有地租，其他各處耕耘的熟地的租價也随着增加。
總之，勞工之淨收入必會如此的牽扯互相拖平。
《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提到工資部分，最值得注意。
作者說：“勞力像其他能出售和能購買的物品一樣，也像其他有消長的物品一樣，有它的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
勞力的自然價格乃是能讓勞工維持生計，綿延苗裔的代價，剛好夠額，既不能多，也不會少。
食物和其他必需品漲價的時候，勞力的自然價格随着增高；跌價的時候，勞力的自然價格也随着下跌。
” 勞力的市場價格則依供求關系而定：少則價昂，多則價廉。
像其他的商品一樣，勞力的市場價格縱有與自然價格相背離的可能，遲早它仍有與之趨于一緻的傾向。
說到這裡，李嘉圖也像亞當·斯密一樣解釋：勞力的市場價格超過自然價格的時候，工人得其所哉。
可是這種“鼓勵”，隻有使勞動者繁衍生殖，必至人口增加，勞工人浮于事，工資回跌到它的自然價格，有時尚低于自然價格，亦即胼手胝足，仍不得一家溫飽。
“這時候勞工的情況最為悲慘。
直到匮乏減殺了他們的人數，或者需要勞動力增加的時候，勞力的市場價格才會回到它的自然價格，使他們有生活上低度的慰藉。
” 事實上李嘉圖承認工資的市場價格可能長期地高于自然價格。
但是這要待資本增多，所以第一次對勞工的需要之增加還沒有完成的時候，所增多之資本又産生了第二次的需要，也超過以前數額。
如是一波逐一波的，“假使資本的增加是經常而逐漸的，其對勞力的需要可能産生一種增加人口的激勵。
”這樣，他已經把資本主義社會裡無限制的存積資本之性格寫出。
可是這種不斷的方式經常很難繼續。
接着李嘉圖又對資本這一名詞下定義：“資本乃是某一國家裡可能用之于生産的那一部分财富，包括食品、衣物、工具、原料、機械可能産生之勞作等等。
”如此看來，資本主義有國界，同時它把所有權和雇傭結合為一。
所以凡是提到勞工福利之前，就先要注意私人資本之存積。
李嘉圖寫作，總注重私人資本之安全及其出路。
在他看來，假使沒有如此的考慮，則無國民生計與社會福利可言。
他的經濟分析，利用農業作剖面，也用一種出産品——小麥——作示例。
不少批評者說他對地主抱有成見，驟看起來，這很奇怪，因為李嘉圖自己也廣置地産。
但是他書中的地主不參加生産，坐享其成。
經營農産企業的另有其他資本家（這是作者如此設想，也可能為兩種人身性格，不一定為兩人）。
作者著書的時候，英國所臨的困難即是所謂“報酬遞減律”（lawofdiminishingreturns）。
也就是說，在一個國家内，将更多勞力投入農業生産的時候，起初收成成比例地上升，還可能比過去之成額高。
可是一到飽和點的時候，因所開墾者為荒瘠之地，所在場所又為偏僻之處，以後則不成比例地上升，而且這種費力不讨好的情形愈來愈厲害。
在李嘉圖的分析系統裡，谷物的自然價格，乃是瘠薄之地不付地租農場所産谷物單位容量所付勞力之數。
收成逐漸減少的時候，每一容量之谷物必需投入之勞力增多，即是谷物漲價。
根據前說，勞力的自然價格根據日用必需品的價格而定，則工資也因之提高。
又因為荒瘠之地也開墾，其他各處的地租都全部上升。
至此，資本家一方面要付較高的工資，一方面又要頂較高的地租（如地主自營則他不勞而獲的部分多，經營企劃的報酬少。
總之，使他無意增加投資，也引起資本收縮。
此系本書作者根據李嘉圖綱領式的解釋加注，地主自營的情形不見于原書）。
勞工可能在貨币工資增加的名目上占便宜，實際上他的收入趕不上付出勞力之自然價格。
等于做生意的人繼續虧本，越做越窮。
面對這種情形，李嘉圖主張開放谷禁、自由貿易，讓海外糧食大量輸入，以減低物價，一方面加強貨币，嚴格執行金本位制。
作者又在一般原則上反對增稅，即所得稅也會引起資本收縮。
他也以同一原因反對遺産稅。
他對機器的看法，則認為新發明對勞工不利。
因為固定資本（fixedcapital）增加，即為流動資本（circulatingcapotal）之減少，隻有後者才能遣放工資，聘雇人手。
馬爾薩斯與李嘉圖之被稱為“自由主義者”（liberals），當然與前述均平主義者及掘地者所稱自由迎然不同（一方面由于英文freedom和liberty兩字有差别）。
17世紀的過激派提倡自由乃是人各為業，不負債納租，有無政府趨勢。
19世紀資本主義發言人所提倡的自由，是主張政府采取放任政策，讓私人的資本家雇用勞工，各按供求關系，從全面競争之中自識指歸。
可是他們仍倚賴政府保障并扶助他們的私人财産。
前者至左，後者極右，馬、李二人用科學方法解釋社會現象，為文時則趨于悲觀，使讀者感到窒息，所以時人稱之為“沉悶的科學”（thedismalsci-ence）。
熊彼德稱譽李嘉圖，是贊揚他能幹。
李嘉圖對經濟之分析，有如在解剖學尚未發明之前，預先講出人體之運動無非骨骼的各部更換位置。
他的示範縱有錯誤，他的闡釋縱舉一而略三四，有如提到骨骼，而不顧及血液、肌肉筋腱及神經系統，在當日經濟學尚為草昧初開之際，他的原始勾畫仍有啟蒙之功效。
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至今仍有它有用的地方，例如他曾說，一個國家工資過高，則在國際貿易中處劣勢。
因為外國商人隻能前來販賣，而無法購買，這種差額的情形，至今仍為經濟先進國家之虞。
可是本書主旨不在分析資本主義社會内每一個經濟學家之成就（這樣的學者無慮千百，即我們提及半打十個，也不及專家叙述的内行恰當，同時也仍不能向本書的主題作交代）。
我們對李嘉圖之重視，乃是他的思想極端右傾，在不經意之間已将資本主義之理論以最保守的線條畫出。
有了這條界線，我們容易了解社會主義作家攻擊資本主義時攻擊目标的所在，馬克思采取攻勢時尤然。
《政治經濟及稅收之原理》曾提出：“人口緊逼着生活資源的時候，解決的辦法總不外減少人口和高度加速存積資本。
富裕的國家，所有肥沃的土地都已開拓耕耘，後一辦法既不合實際，也不理想，因為這辦法操之過急，隻有使各階級都同樣窮困。
”當日英國最符合他的叙述，而李嘉圖也和馬爾薩斯一樣，主張緊縮人口，第一步辦法就是廢止社會上對窮困及失業者的救濟。
英國的“濟貧法”（poorlaws）開始于伊莉莎白時代，責成每一教區在境内向民間收取捐稅，救濟本地窮困戶口，李嘉圖認為這種法律“不能使窮人富，隻能使富人窮”，因此主張将這200多年來的制度廢除。
他沒有擔心受接濟之人的困窘；倒是顧慮到這政策之下行政的“安全”，于是指出，必以“小心而技巧的辦法處理”。
李嘉圖有兄弟姊妹16人，他自己也有子女8人。
他脫離股票市場後每年收入28000鎊，超過10000勞工之總收入，而他書中一再說到私人财産神聖不可侵犯，未提到憐憫之心與人道。
他在書中埋怨地寫着：“在一個慈善機構裡，工人受捐助，有資金接濟的工作，其制成品不照這優待的環境計價，而系根據一般的、正常的，而困難的環境計價；這種困難的局面，卻由其他制造者擔當。
”其主旨在責備慈善事業津貼窮困勞工，擾亂了正常的競争。
他覺得機器之使用對勞工不利，思索之後卻又說，如果資本家收入增多，他們身旁之仆侍的需要也必增加，在這情形之下，對勞工卻仍有好處，他們也可以因此沾光。
至于自食其力之勞工降格的寄人籬下，服侍當差，心境如何，則全不言及。
提到稅收時，李嘉圖為富人說項，他解說他們雖繳稅，但不可使他們降低他們的生活，“因為保持每個人的社會地位，乃人之常情。
”有些讀者遇到諸如此類的說法，不覺忿怒，也有人在字裡行間，将對此人輕蔑的态度以謾罵的方式寫出。
可是李嘉圖著書時已說明自己帶有階級立場。
他的目的是在想象的形式中勾畫出經濟運轉的輪廓。
他既覺得“天下熙熙皆為利趨”，也隻好如此據實直書。
他的題材既如此廣泛，則讀者縱不齒其為人，也無從将他私人生活牽扯進去。
然則話雖如此，李嘉圖仍不能避免有識者的責難。
本章已提到不少非常之人，如馬基雅弗利和霍布斯也都背離了世俗的道德觀念，但是他們在社會進化之中将曆史引入新境界。
李嘉圖之所叙和提倡無此征象，他所支持的資本家，不滿意于地主，卻又替他們收租。
他們對社會唯一的貢獻是給勞動階級工作，可是卻使勞工生活毫無保障。
資本家不能賺錢的時候，也是勞工失業的時候。
而作者又主張放棄社會救濟的政策。
于是任何有思想的讀者即會在此發問：留着這樣的一個資本階級有何用處？為什麼國家和政府不能取而代之？李嘉圖之極右思想已替共産主義開道。
《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