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威尼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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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ionals），如律師及公證人（notaries），也沒有公會。
對外貿易的商人更無需組織公會，因為整個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們的一個大公會。
威尼斯被曆史家一緻認為效率高、長期穩定的主要原因，還是内部的結構，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
商業并沒有被少數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參與。
即匠工寡婦，稍有儲蓄，也可以參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資。
此城市行征兵制。
征兵的方法為預先将壯齡男子組成12人的集團，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時按次序征召入伍。
但是征兵不作陸戰之用（陸戰用雇傭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軍。
在長期間内，威尼斯又常采取戰時體制，商船組織護航隊，有些尚為政府所有，因此商業艦隊與海軍之間，出入甚微。
總之，他們的活動即為全城安全與生計之所在。
這些條件都足以養成上下人心團結。
專政的貴族，既沒有留給一般平民必須生事造反之動機，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會，因之能造成一個長期穩定的局面。
但是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飾威城強調特務政治的缺點。
密探活動頻繁，對勞工謀反的處置過度的嚴厲。
也不能掩飾她的強硬對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點，局勢不利的時候，便使自己陷于困窘。
而特别在這種尴尬的局面之下，統治階級猜疑滿腹，也就在這種時期之中，可能發生華立羅事件之類疑案與陰謀。
從上面的縷叙看來，我們認為威尼斯屬于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不容疑義。
可是這種論斷，仍不能推翻當前的一個問題：資本主義是19世紀創用的名詞，我們将之施用于13世紀和14世紀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進之間，還沒有把疑難之處解釋得很清楚，卻又産生了新的疑難和誤解？ 這也就是縷叙至此，我們還不能決定何者是資本主義的共通性格，何者則是威尼斯島國特殊的情形。
除非将其他帶有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或其代表作過一番類似詳盡的縷叙，我們無法用歸納法将以往的事迹歸并于現用名詞之下，使之解答現有問題。
資本主義首先出現于意大利，可以算為多數的學者和作家所公認。
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為她的記錄最詳盡，局勢最顯然，發展不僅不遭挫折而且曆時最長久。
至于其他意大利城市國家的情形也應該有一兩段的概述，才能使讀者相信威尼斯的發展已經一馬當先，在初期資本主義形成時，确是個中翹楚。
先說佛羅倫薩（Florence）：這城市跨越亞諾（Arno）河上，曾先後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國占領，在12世紀成為一座自治的市鎮。
此間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曆史根據。
有些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業公會可能遠在1100年或稍後的期間已開始活動，雖說現存文獻隻能推證到1182年。
佛羅倫薩以紡織業和銀行業著名。
這城市起先輸入英國及法蘭德斯（Flanders，比利時及法國荷蘭之一部分）之毛織品，加工染色之後賣出，以後徑自輸入羊毛，自織自造。
在14世紀初期，年産毛布80000匹，雇用勞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業中心之一。
佛羅倫薩的銀行業與路卡及塞納（Siena）齊名。
他們一部分的業務，是将各國的基督教徒什一捐彙給教會。
其實各地早有包稅人（taxfarmers）包辦，銀行家接收他們的彙款後并不直接繳解。
如英國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銀行即通過他們大批收買羊毛，再轉送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或意大利本國發賣。
銀行之總行則先墊款與教廷銷賬。
于是出進之間獲收大利。
佛羅倫薩的銀行以高利貸著名。
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風險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賬，銀行關閉影響全城生計之事情。
前述保皇黨和親教皇派的沖突，由德國傳入意大利，也使佛羅倫薩大受影響。
1282年親教皇派得勢，立刻引起城中7個高級同業公會專政。
這7個公會有兩個代表毛織業（一個主持進口昵織品之加工，一個主持本地之織造），一個主持絲織品，一個主持銀行業，一個主持醫藥及制肉香料之進口，一個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證人，一個主持皮貨之販賣。
其中前4個同業公會最為重要，他們挾有雄厚的資本，重要的公會，有私人組織的軍隊護送商業交往，在沿途設有棧居，能與外國當局協定關稅，解決彼此争執，也備有法庭法警和監獄。
原來前述保皇黨和親教皇派的沖突，所謂保皇黨代表鄉鎮封建制度裡遺下的貴族（歐洲的封建制度本來就是一種農業社會的組織），親教皇派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紳商，此為一種粗枝大葉的解釋，實際情形各時各地不同。
佛羅倫薩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臘的拜占庭帝國進攻後，神聖羅馬帝國及教皇企圖掌握這地方，兩方都從封建制度的組織着手。
當日風氣敗壞，主要的僧侶都私自成婚生子，于是也可能在各處擁有地産，遺傳子孫。
城市中的貴族則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獲得不同的附屬位置，所以也不算是白手起家。
他們力量充實之後，就強迫近郊的騎士在城中備置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内，必有一部分時間居住于城市之内。
這種低級貴族與城中紳商通婚的情形相當多。
況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corporation）的原則組成。
有勢力之豪族則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視下面的房舍。
于是一段街市成為一座特别的塔壘社區（towerassociation）。
1282年佛羅倫薩人口有45000。
過去同業公會的情形很少提及，我們隻知道她于西元1000年前後，随着沿海城市如比薩及路卡發展商業，隻因為據在亞諾河中遊，又是陸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為工業中心。
如果她的社會組織也算是資本主義體制，則此種體制也和封建制度結下不解緣，紳商與貴族不分。
她的同業公會力量最充裕時，代表着“工業資本主義最緊張也最無忌憚的形式”。
他們派出大批探員，對少數與他們作對的勞工，動辄拘捕，輕則不發工資、不給工作，稍重則放逐。
而且工人常被這些公會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喪失生命，這時候政府對各公會的處置則一味支持。
這7個高級同業公會覺得他們過于孤立，以後也曾邀請5個中級同業公會及其餘的9個下級同業參加政府。
其實這中下之間沒有嚴格的區别，他們都是小商店的老闆，和工匠自己經營業務的小門戶，包括屠戶、泥水匠、面包烤戶等等。
有時候他們對無産階級的，即對大多數紡織勞工，刻毒超過高級同業公會，并且他們自己蒙高級同業公會的青睐，也不便辜負他們的好意。
參加政府的方式，通常隻有象征的意義。
佛羅倫薩的政府由幾個市政代表叫做prior的主持，中下級公會可以好幾個合推一個市政代表，或者輪流交接一個市政代表的職位。
這些中下級的公會也參加市區裡的民兵。
佛羅倫薩的民兵組織為20個連。
每個連有它一定的地區，各有不同的旗幟，後面都由同業公會主持。
無産階級則不準組織公會。
凡是10個以上的工人集會就算違法。
1345年，已經算是佛羅倫薩的民主時代（詳下段），有一個紡織工人叫做白蘭定尼（CintoBrandini）的企圖組織工會，半夜從床上被抓出來，雖然激起同行工人罷工，此人終被判吊刑，不久絞死。
資産階級縱掌握全局，他們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濟。
讀者務必明了佛羅倫薩之公會，所轄并非個人的會員，而是很多小單位。
從這些小單位裡又影響到很多家族間的恩怨。
1301年後這城市裡的親教皇派又分成“黑”“白”兩系，而且兩方都從甘塞利黎（Can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現，很少人能了解黑白争執的原委，隻知牽涉極為廣泛，甚至同一家庭之内兄弟也為之生隙。
從西元1343年到1382年約40年的時間，佛羅倫薩進入一段稱為“民主化”的時期。
原因是佛羅倫薩的銀行借貸給英國國王，被愛德華三世賴債，引起經濟危機，同時黑死病使城中人口減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段伸張的機會。
但出頭者仍是小資産階級。
城中的9個市政代表，高級公會隻占2個，中級公會倒占了3個，下級公會也占了3個，其他一個則在三個等級裡輪流充派。
1378年佛羅倫薩城發生前所未有的市民運動，工人示威，政府為之垮台，以前不許組織公會之無産者，至此又組織了3個公會，将佛羅倫薩長期曆史上的21個公會擴充為24個。
他們并且對市政府的财政稅收政策提出了很多過激的要求。
這城市裡的高層人士，也虛與周旋。
直到下層民衆的組織者以為目的已達而開始松懈時，資産階級才開始全面反攻，以後反革命的潮流繼續擴張，1378年的群衆領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
三年之後，連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被反革命的勢力淹沒無餘，佛羅倫薩恢複以前資本家專政的形态。
叙述如是之事迹時，曆史家曾說佛羅倫薩是一個“政治上的試驗管”。
她經體驗過“貴族主政、暴權政治、中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的沖突、有限制與無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專政、沙弗那羅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終至于麥迪奇（Medici）的獨裁”。
沙弗那羅拉是15世紀末期的一個神秘主義者，他一面攻擊教皇及佛羅倫薩上級人士的靡爛生活，一方面以預言和自創的奇迹吸引下層民衆，一時整個城市被他領導，成為實際上的政治主導者。
不過他對信徒的要求過于嚴格，由于群衆對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後于1498年為他的政敵所乘，被控倡導邪說，受絞刑後屍體焚毀。
麥迪奇一家也是由銀行業緻富，他們在16世紀提倡自由主義，不明顯地控制政府内任何固定的位置，隻是用他們的财力和權勢操縱佛羅倫薩的政治。
在他們領導之下，佛羅倫薩的領域大為擴張，1569年後稱突斯坎大公國（GrandDuchyofTus-cany），麥迪奇其家人相繼為大公爵。
米蘭有很多地方與佛羅倫薩相似，也是紡織中心，所出錦緞及天鵝絨，馳名内外，也是國際貿易來往的孔道，與附近農業地域毗連，也是冶鐵和制造兵器的重鎮，因此受大陸政治的影響也愈濃厚。
前述城中築塔，公會與貴族相通的情形也發生于米蘭。
12世紀的城市自治運動傳遍于意大利北部，不僅城市如此，即鄉鎮與村莊也紛紛出面組織類似地方自治的機構。
米蘭則因為利害沖突，出兵吞并鄰近的地方，引起神聖羅馬帝國的腓特烈一世幹涉。
1162年腓特烈圍城9個月，攻陷米蘭，将全城縱火焚毀。
這城市重建之後又經過12世紀之後半期，及13世紀之前半期繼續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獨立的地位，同時成為北意大利許多市鎮之盟主。
米蘭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組織的方式構成一種宗教式的會社，在13世紀開始露面，漸有能力推舉城内的重要官吏，後來被少數貴族支持，成為親教皇派。
和他們相抗的，大概以低級貴族和大商人為主體，受城中大主教的支持，成為保皇黨。
其中情節之複雜，雖專家不敢作确切的論斷。
隻是政争結果，保皇黨獲勝。
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conti）一家即以此為本錢，起先取得米蘭主政的地位，其次将之固定于家内世襲，在14世紀末期更得到神聖羅馬帝國的承諾，稱米蘭公爵（DukeofMilan）。
15世紀威斯康堤一家斷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Sforza）又接着為米蘭公爵。
1535年此城及所轄地區為西班牙吞并。
西班牙治理米蘭幾近200年，終在國際戰争中轉割與奧地利。
熱那亞與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持在10萬左右，也以造船業和對外貿易著稱。
并且因為經營近東商業，和威尼斯長時間作對。
她于1298年海戰打敗威尼斯，1380年又幾乎大獲全勝，艦隊已經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後威尼斯東巡的艦隊回航，才将她打敗，熱那亞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個海沼與大陸懸隔，熱那亞背海的部分則三面環山。
後者的權貴多在大陸接置地産，因之熱那亞的政治不能脫離意大利大陸上保皇黨及親教皇派的糾紛。
擁有地産的貴族在城中競争失敗被放逐，縱避居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随時卷土重來。
因此熱那亞的政治經常不穩定。
商業的政治力量需要農業勢力扶植，政争時兩方都向外界乞援，成為長期以來的習慣。
1396年乞援于法國，茲後法國在此地派有總督，熱那亞實際上失去了她獨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為第一流的城市國家。
意大利曆史向來以繁瑣令人視為畏途，其中無數的末枝細節，無從一一縷列，也無法整理。
可是從研究資本主義起源的立場，對其中的夾雜啰嗦卻不難給予一個籠統的概說。
當資本主義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現時，和封建制度沒有一個可以一刀兩斷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張不用資本主義萌芽等字樣，以免發生誤解）。
封建制度的三個基本條件，即威權粉碎、公衆事務變成私人産業和武士傳統（詳第一章），在前述佛羅倫薩和米蘭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興的城市國家和同業公會相沿引用。
不過封建制度發展的地盤在鄉村，以農業為基礎，新興的工商業出現于大城市之間，以金錢為媒介而已。
原來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權精神，對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裨益。
資本主義旨在存積資本，不能與利潤分離，而利潤的由來，則是各地區間經濟條件的不平衡。
地方分權，才能使各地區充分發揮他們個别的優勢條件。
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對進入資本主義的體制，在這一方面講，具備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國家像佛羅倫薩、米蘭和熱内亞不能摒棄封建制度中内在的因素，因她不能維持一個社會中各種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換（interchangeable）之原則。
資本主義的商業體制，其功能通過金錢，使各種事物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ble）。
另一方面，封建制度裡的從屬關系不便押贖轉賣，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的義務與特權尤不能按時價調整。
布羅代爾曾說：“任何一個依古代結構組成的社會一開金錢使用之門，就會失去已經獲得的平衡。
沒有合适掌握着力量就會被放縱，新的交換方式對少數人有利，對其他人則否，使各種事物處于淆亂狀态。
”這些城市裡起先出現君主專制（despotism），其次央請外強幹涉，都是由于這種情形發生，内外的專制皇權以強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強就範。
所以在這些城市國家内出現的新興工業，雖有由“外放分工辦法”轉進到工廠制的趨勢，其資本主義的體制不能算已成熟。
馬克思說及這些地區的“資本家生産方式”，隻“或斷或續的出現”（詳注[42]），不為無因。
給勞工低于生活費的工資，迫害勞工，值得有正義感的人士口誅筆伐，但是這種種不仁不義之事，隻要它們沒有使整個組織垮台，或其運動停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緻命傷。
資本主義之成為一種理性的系統（rationalsystem），端在其能繼續發展。
在這需要的條件之下，不能沒有國家法治的維持。
意大利大陸上各城市國家的經驗，則是無從産生一種政治體系，來繼續培養資本主義之成長。
米蘭在西班牙統治時代，政府組織抄襲西班牙的貴族型式，工業衰退，人口外移。
在奧國統治期間的最後一段時期，經濟已有複興的趨
對外貿易的商人更無需組織公會，因為整個威尼斯的政府就像他們的一個大公會。
威尼斯被曆史家一緻認為效率高、長期穩定的主要原因，還是内部的結構，自然而然的近于一元化。
商業并沒有被少數人全部把持，平民仍可參與。
即匠工寡婦，稍有儲蓄，也可以參加股份（colleganza）的投資。
此城市行征兵制。
征兵的方法為預先将壯齡男子組成12人的集團，各人派有自1至12的次序，有需要時按次序征召入伍。
但是征兵不作陸戰之用（陸戰用雇傭兵，前已提及），而全部用于海軍。
在長期間内，威尼斯又常采取戰時體制，商船組織護航隊，有些尚為政府所有，因此商業艦隊與海軍之間，出入甚微。
總之，他們的活動即為全城安全與生計之所在。
這些條件都足以養成上下人心團結。
專政的貴族，既沒有留給一般平民必須生事造反之動機，又能确切的管制各公會，因之能造成一個長期穩定的局面。
但是這方面的成功不能掩飾威城強調特務政治的缺點。
密探活動頻繁，對勞工謀反的處置過度的嚴厲。
也不能掩飾她的強硬對外政策引起反感的另二缺點，局勢不利的時候，便使自己陷于困窘。
而特别在這種尴尬的局面之下，統治階級猜疑滿腹，也就在這種時期之中，可能發生華立羅事件之類疑案與陰謀。
從上面的縷叙看來，我們認為威尼斯屬于資本主義的體制，已經不容疑義。
可是這種論斷，仍不能推翻當前的一個問題：資本主義是19世紀創用的名詞，我們将之施用于13世紀和14世紀的局面上去，是否在一出一進之間，還沒有把疑難之處解釋得很清楚，卻又産生了新的疑難和誤解？ 這也就是縷叙至此，我們還不能決定何者是資本主義的共通性格，何者則是威尼斯島國特殊的情形。
除非将其他帶有資本主義體制的國家或其代表作過一番類似詳盡的縷叙，我們無法用歸納法将以往的事迹歸并于現用名詞之下，使之解答現有問題。
資本主義首先出現于意大利，可以算為多數的學者和作家所公認。
以威尼斯作意大利城市的代表，因為她的記錄最詳盡，局勢最顯然，發展不僅不遭挫折而且曆時最長久。
至于其他意大利城市國家的情形也應該有一兩段的概述，才能使讀者相信威尼斯的發展已經一馬當先，在初期資本主義形成時，确是個中翹楚。
先說佛羅倫薩（Florence）：這城市跨越亞諾（Arno）河上，曾先後被日耳曼民族和拜占庭帝國占領，在12世紀成為一座自治的市鎮。
此間商人力量之雄厚，早有曆史根據。
有些曆史家相信最早的同業公會可能遠在1100年或稍後的期間已開始活動，雖說現存文獻隻能推證到1182年。
佛羅倫薩以紡織業和銀行業著名。
這城市起先輸入英國及法蘭德斯（Flanders，比利時及法國荷蘭之一部分）之毛織品，加工染色之後賣出，以後徑自輸入羊毛，自織自造。
在14世紀初期，年産毛布80000匹，雇用勞工30000人，是世界上最大工業中心之一。
佛羅倫薩的銀行業與路卡及塞納（Siena）齊名。
他們一部分的業務，是将各國的基督教徒什一捐彙給教會。
其實各地早有包稅人（taxfarmers）包辦，銀行家接收他們的彙款後并不直接繳解。
如英國各寺院的承包人，各銀行即通過他們大批收買羊毛，再轉送歐洲大陸其他國家或意大利本國發賣。
銀行之總行則先墊款與教廷銷賬。
于是出進之間獲收大利。
佛羅倫薩的銀行以高利貸著名。
普通借款年利30％至40％，有特别風險之利息可至每年266％，所以也有借款倒賬，銀行關閉影響全城生計之事情。
前述保皇黨和親教皇派的沖突，由德國傳入意大利，也使佛羅倫薩大受影響。
1282年親教皇派得勢，立刻引起城中7個高級同業公會專政。
這7個公會有兩個代表毛織業（一個主持進口昵織品之加工，一個主持本地之織造），一個主持絲織品，一個主持銀行業，一個主持醫藥及制肉香料之進口，一個代表法庭之裁判官及公證人，一個主持皮貨之販賣。
其中前4個同業公會最為重要，他們挾有雄厚的資本，重要的公會，有私人組織的軍隊護送商業交往，在沿途設有棧居，能與外國當局協定關稅，解決彼此争執，也備有法庭法警和監獄。
原來前述保皇黨和親教皇派的沖突，所謂保皇黨代表鄉鎮封建制度裡遺下的貴族（歐洲的封建制度本來就是一種農業社會的組織），親教皇派代表城市中的重要紳商，此為一種粗枝大葉的解釋，實際情形各時各地不同。
佛羅倫薩在遭日耳曼民族和希臘的拜占庭帝國進攻後，神聖羅馬帝國及教皇企圖掌握這地方，兩方都從封建制度的組織着手。
當日風氣敗壞，主要的僧侶都私自成婚生子，于是也可能在各處擁有地産，遺傳子孫。
城市中的貴族則也多在封建制度之下獲得不同的附屬位置，所以也不算是白手起家。
他們力量充實之後，就強迫近郊的騎士在城中備置房舍，最低限度一年之内，必有一部分時間居住于城市之内。
這種低級貴族與城中紳商通婚的情形相當多。
況且意大利人的家族都用大公司（corporation）的原則組成。
有勢力之豪族則在城中建立高塔，俯視下面的房舍。
于是一段街市成為一座特别的塔壘社區（towerassociation）。
1282年佛羅倫薩人口有45000。
過去同業公會的情形很少提及，我們隻知道她于西元1000年前後，随着沿海城市如比薩及路卡發展商業，隻因為據在亞諾河中遊，又是陸路上的南北孔道，所以不久即成為工業中心。
如果她的社會組織也算是資本主義體制，則此種體制也和封建制度結下不解緣，紳商與貴族不分。
她的同業公會力量最充裕時，代表着“工業資本主義最緊張也最無忌憚的形式”。
他們派出大批探員，對少數與他們作對的勞工，動辄拘捕，輕則不發工資、不給工作，稍重則放逐。
而且工人常被這些公會私自鞭笞，甚至被砍手和喪失生命，這時候政府對各公會的處置則一味支持。
這7個高級同業公會覺得他們過于孤立，以後也曾邀請5個中級同業公會及其餘的9個下級同業參加政府。
其實這中下之間沒有嚴格的區别，他們都是小商店的老闆，和工匠自己經營業務的小門戶，包括屠戶、泥水匠、面包烤戶等等。
有時候他們對無産階級的，即對大多數紡織勞工，刻毒超過高級同業公會，并且他們自己蒙高級同業公會的青睐，也不便辜負他們的好意。
參加政府的方式，通常隻有象征的意義。
佛羅倫薩的政府由幾個市政代表叫做prior的主持，中下級公會可以好幾個合推一個市政代表，或者輪流交接一個市政代表的職位。
這些中下級的公會也參加市區裡的民兵。
佛羅倫薩的民兵組織為20個連。
每個連有它一定的地區，各有不同的旗幟，後面都由同業公會主持。
無産階級則不準組織公會。
凡是10個以上的工人集會就算違法。
1345年，已經算是佛羅倫薩的民主時代（詳下段），有一個紡織工人叫做白蘭定尼（CintoBrandini）的企圖組織工會，半夜從床上被抓出來，雖然激起同行工人罷工，此人終被判吊刑，不久絞死。
資産階級縱掌握全局，他們自己也不能和衷共濟。
讀者務必明了佛羅倫薩之公會，所轄并非個人的會員，而是很多小單位。
從這些小單位裡又影響到很多家族間的恩怨。
1301年後這城市裡的親教皇派又分成“黑”“白”兩系，而且兩方都從甘塞利黎（Cancellieri）的家族中首先出現，很少人能了解黑白争執的原委，隻知牽涉極為廣泛，甚至同一家庭之内兄弟也為之生隙。
從西元1343年到1382年約40年的時間，佛羅倫薩進入一段稱為“民主化”的時期。
原因是佛羅倫薩的銀行借貸給英國國王，被愛德華三世賴債，引起經濟危機，同時黑死病使城中人口減少一半以上，使得民意有了一段伸張的機會。
但出頭者仍是小資産階級。
城中的9個市政代表，高級公會隻占2個，中級公會倒占了3個，下級公會也占了3個，其他一個則在三個等級裡輪流充派。
1378年佛羅倫薩城發生前所未有的市民運動，工人示威，政府為之垮台，以前不許組織公會之無産者，至此又組織了3個公會，将佛羅倫薩長期曆史上的21個公會擴充為24個。
他們并且對市政府的财政稅收政策提出了很多過激的要求。
這城市裡的高層人士，也虛與周旋。
直到下層民衆的組織者以為目的已達而開始松懈時，資産階級才開始全面反攻，以後反革命的潮流繼續擴張，1378年的群衆領袖被囚禁放逐，有些也被判死刑。
三年之後，連原本已有的民主化也被反革命的勢力淹沒無餘，佛羅倫薩恢複以前資本家專政的形态。
叙述如是之事迹時，曆史家曾說佛羅倫薩是一個“政治上的試驗管”。
她經體驗過“貴族主政、暴權政治、中産階級與無産階級的沖突、有限制與無限制的民主、假民主、一家專政、沙弗那羅拉（Savonarola）的政教合一、混合政府，終至于麥迪奇（Medici）的獨裁”。
沙弗那羅拉是15世紀末期的一個神秘主義者，他一面攻擊教皇及佛羅倫薩上級人士的靡爛生活，一方面以預言和自創的奇迹吸引下層民衆，一時整個城市被他領導，成為實際上的政治主導者。
不過他對信徒的要求過于嚴格，由于群衆對他的激情支援不能持久，最後于1498年為他的政敵所乘，被控倡導邪說，受絞刑後屍體焚毀。
麥迪奇一家也是由銀行業緻富，他們在16世紀提倡自由主義，不明顯地控制政府内任何固定的位置，隻是用他們的财力和權勢操縱佛羅倫薩的政治。
在他們領導之下，佛羅倫薩的領域大為擴張，1569年後稱突斯坎大公國（GrandDuchyofTus-cany），麥迪奇其家人相繼為大公爵。
米蘭有很多地方與佛羅倫薩相似，也是紡織中心，所出錦緞及天鵝絨，馳名内外，也是國際貿易來往的孔道，與附近農業地域毗連，也是冶鐵和制造兵器的重鎮，因此受大陸政治的影響也愈濃厚。
前述城中築塔，公會與貴族相通的情形也發生于米蘭。
12世紀的城市自治運動傳遍于意大利北部，不僅城市如此，即鄉鎮與村莊也紛紛出面組織類似地方自治的機構。
米蘭則因為利害沖突，出兵吞并鄰近的地方，引起神聖羅馬帝國的腓特烈一世幹涉。
1162年腓特烈圍城9個月，攻陷米蘭，将全城縱火焚毀。
這城市重建之後又經過12世紀之後半期，及13世紀之前半期繼續抵抗腓特烈二世，才真正取得獨立的地位，同時成為北意大利許多市鎮之盟主。
米蘭的小商人及工匠以地下組織的方式構成一種宗教式的會社，在13世紀開始露面，漸有能力推舉城内的重要官吏，後來被少數貴族支持，成為親教皇派。
和他們相抗的，大概以低級貴族和大商人為主體，受城中大主教的支持，成為保皇黨。
其中情節之複雜，雖專家不敢作确切的論斷。
隻是政争結果，保皇黨獲勝。
曾任大主教之威斯康堤（Visconti）一家即以此為本錢，起先取得米蘭主政的地位，其次将之固定于家内世襲，在14世紀末期更得到神聖羅馬帝國的承諾，稱米蘭公爵（DukeofMilan）。
15世紀威斯康堤一家斷嗣，他家一位私生女的丈夫史伏查（Sforza）又接着為米蘭公爵。
1535年此城及所轄地區為西班牙吞并。
西班牙治理米蘭幾近200年，終在國際戰争中轉割與奧地利。
熱那亞與威尼斯有很多相像的地方，她也是一座海上的港口，人口也保持在10萬左右，也以造船業和對外貿易著稱。
并且因為經營近東商業，和威尼斯長時間作對。
她于1298年海戰打敗威尼斯，1380年又幾乎大獲全勝，艦隊已經逼近威尼斯的海沼，直到最後威尼斯東巡的艦隊回航，才将她打敗，熱那亞自此一蹶不振。
威尼斯由一個海沼與大陸懸隔，熱那亞背海的部分則三面環山。
後者的權貴多在大陸接置地産，因之熱那亞的政治不能脫離意大利大陸上保皇黨及親教皇派的糾紛。
擁有地産的貴族在城中競争失敗被放逐，縱避居林下，仍近在咫尺，也可以随時卷土重來。
因此熱那亞的政治經常不穩定。
商業的政治力量需要農業勢力扶植，政争時兩方都向外界乞援，成為長期以來的習慣。
1396年乞援于法國，茲後法國在此地派有總督，熱那亞實際上失去了她獨立的地位，再也不能在意大利或海上成為第一流的城市國家。
意大利曆史向來以繁瑣令人視為畏途，其中無數的末枝細節，無從一一縷列，也無法整理。
可是從研究資本主義起源的立場，對其中的夾雜啰嗦卻不難給予一個籠統的概說。
當資本主義的一些因素在意大利初現時，和封建制度沒有一個可以一刀兩斷的界限（但是我仍主張不用資本主義萌芽等字樣，以免發生誤解）。
封建制度的三個基本條件，即威權粉碎、公衆事務變成私人産業和武士傳統（詳第一章），在前述佛羅倫薩和米蘭的情形下，都可以被新興的城市國家和同業公會相沿引用。
不過封建制度發展的地盤在鄉村，以農業為基礎，新興的工商業出現于大城市之間，以金錢為媒介而已。
原來封建制度的地方分權精神，對經濟的發展有很大的裨益。
資本主義旨在存積資本，不能與利潤分離，而利潤的由來，則是各地區間經濟條件的不平衡。
地方分權，才能使各地區充分發揮他們個别的優勢條件。
所以意大利的自由城市對進入資本主義的體制，在這一方面講，具備有利的背景。
可是城市國家像佛羅倫薩、米蘭和熱内亞不能摒棄封建制度中内在的因素，因她不能維持一個社會中各種事物都可以公平的互相交換（interchangeable）之原則。
資本主義的商業體制，其功能通過金錢，使各種事物都能在數目字上管理（mathe-maticallymanageable）。
另一方面，封建制度裡的從屬關系不便押贖轉賣，土地不能自由易手，其中的義務與特權尤不能按時價調整。
布羅代爾曾說：“任何一個依古代結構組成的社會一開金錢使用之門，就會失去已經獲得的平衡。
沒有合适掌握着力量就會被放縱，新的交換方式對少數人有利，對其他人則否，使各種事物處于淆亂狀态。
”這些城市裡起先出現君主專制（despotism），其次央請外強幹涉，都是由于這種情形發生，内外的專制皇權以強硬手段使不能合理管理的事物勉強就範。
所以在這些城市國家内出現的新興工業，雖有由“外放分工辦法”轉進到工廠制的趨勢，其資本主義的體制不能算已成熟。
馬克思說及這些地區的“資本家生産方式”，隻“或斷或續的出現”（詳注[42]），不為無因。
給勞工低于生活費的工資，迫害勞工，值得有正義感的人士口誅筆伐，但是這種種不仁不義之事，隻要它們沒有使整個組織垮台，或其運動停滞，就不能算是初期資本主義發展中的緻命傷。
資本主義之成為一種理性的系統（rationalsystem），端在其能繼續發展。
在這需要的條件之下，不能沒有國家法治的維持。
意大利大陸上各城市國家的經驗，則是無從産生一種政治體系，來繼續培養資本主義之成長。
米蘭在西班牙統治時代，政府組織抄襲西班牙的貴族型式，工業衰退，人口外移。
在奧國統治期間的最後一段時期，經濟已有複興的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