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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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觀衆着想的問題。
對話，一方面要通過演員的嘴巴來講，一方面要通過觀衆的耳朵來聽。
所以作家下筆寫對話的時候，必須以負責的态度，先替演員想一想，這句話他們能不能“上口”，然後——也是更重要的要替成千上萬的觀衆想一想，這句話他們能不能“入耳”。
演員不能“上口”，就是講起來不順。
假如講起來别扭，就妨礙他們演技的貫穿動作、思想感情，而觀衆不能“入耳”，就是觀衆聽不清楚，那麼，寫這些對話的目的性和效果就不能達到了。
對于這個問題，李笠翁有一段話講得很好： 傳奇中賓白之繁，實自予始，海内知我者與罪我者半。
知我者曰：“從來賓白，作說話觀，随口出之即是；笠翁賓白，當文章作，字字俱費推敲。
從來賓白隻要紙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
常有觀刻本極其透徹，奏之場上，便覺糊塗者，豈一人之耳目有聰明聾聩之分乎？因作者隻顧揮毫，并未設身處地。
既以口代優人，複以耳當聽者，心口相維，詢其好說不好說，中聽不中聽，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
笠翁手則握管，口卻登場。
先以身代梨園，複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此其所以觀聽鹹宜也。
”(5) 他所說的“隻要紙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這是我們電影劇本對話的通病（其實，話劇，乃至時人編寫和整理的戲曲也是如此），為什麼會有這種毛病？因為作者“隻顧揮毫，并未設身處地”，也就是說，劇作家憑自己的主觀來寫，憑自己的方便來寫，隻顧揮毫，寫下就算，一點也不替演員和觀衆着想。
結果呢，印在書本子上可以看得懂，在銀幕上就會使觀衆覺得糊塗難懂。
在前面，我曾一再講過，電影、戲劇與小說不同，小說一次看不懂，不清楚，可以再看一遍，揣摩一番，而看電影則是“一氣呵成”的，一個鏡頭、一個場景映過的時候聽不清楚，就沒有辦法可以“再聽一遍”了。
因此，電影劇本作者一定要養成一種寫對話的時候“既以口代優人，複以耳當聽者”的習慣。
作者既是演員，又是觀衆，作為演員，先要研究一下這句話“好說不好說”，就是：是否“上口”；作為觀衆，則要鑒定一下這句話“中聽不中聽”，就是：是否入耳。
這種要求，看起來似乎隻是一個技巧問題，而其實，我認為這也是劇作家的一個對藝術、對觀衆是否嚴肅負責的思想問題、态度問題。
大筆一揮，隻要達意就好，痛快是痛快，方便是方便，可是替演員和觀衆想一想，那麼這種寫作态度就是很不負責的态度了。
曹 禺 我國的古典文藝，都有一個優良的傳統，這就是字字推敲，句句斟酌——也就是對寫作、對讀者采取了嚴肅負責的态度。
清人徐渭（文長）講到高則誠寫《琵琶記》的時候說：“相傳則誠坐卧一小樓，三年而後成，其足按拍處，闆皆為穿。
”這也許有一點誇張，但是高則誠寫作态度的認真嚴肅，那是一看劇本就會感覺到的。
電影是最富于群衆性的藝術，電影文學的語言是直接向億萬人民群衆宣傳教育的工具，因此，我還想趁此機會，提出一個“正确地使用祖國的語言”和“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争”的問題。
我們深切地感覺到在我們電影劇本的對話和說明詞中，不合語法，不合邏輯，濫用地方語、略語和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乃至文字不通的例子也還是很不少的，電影裡的對話和說明詞，是憑耳朵聽，而不是憑眼睛看的，對此，老舍先生說得好：“耳朵不像眼睛那麼有耐性，聽到一個不受聽的字，一句不易懂的話，馬上就不耐煩。
”這一點，也是很值得我們警惕。
對話是電影劇本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對話寫得好或不好，會直接影響到影片的藝術質量和效果，勿以小技而忽之，這是我的希望，也是千萬觀衆的要求。
———————————————————— (1)見《蘇聯電影劇本選集》第二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475頁。
(2)見《蘇聯電影劇本選集》第一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278—280頁。
(3)見《蘇聯電影劇本選集》第一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319—320頁。
(4)見《蘇聯電影劇本選集》第一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357—358頁。
(5)見李漁：《閑情偶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七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54頁。
對話，一方面要通過演員的嘴巴來講，一方面要通過觀衆的耳朵來聽。
所以作家下筆寫對話的時候，必須以負責的态度，先替演員想一想，這句話他們能不能“上口”，然後——也是更重要的要替成千上萬的觀衆想一想，這句話他們能不能“入耳”。
演員不能“上口”，就是講起來不順。
假如講起來别扭，就妨礙他們演技的貫穿動作、思想感情，而觀衆不能“入耳”，就是觀衆聽不清楚，那麼，寫這些對話的目的性和效果就不能達到了。
對于這個問題，李笠翁有一段話講得很好： 傳奇中賓白之繁，實自予始，海内知我者與罪我者半。
知我者曰：“從來賓白，作說話觀，随口出之即是；笠翁賓白，當文章作，字字俱費推敲。
從來賓白隻要紙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
常有觀刻本極其透徹，奏之場上，便覺糊塗者，豈一人之耳目有聰明聾聩之分乎？因作者隻顧揮毫，并未設身處地。
既以口代優人，複以耳當聽者，心口相維，詢其好說不好說，中聽不中聽，此其所以判然之故也。
笠翁手則握管，口卻登場。
先以身代梨園，複以神魂四繞，考其關目，試其聲音，好則直書，否則擱筆，此其所以觀聽鹹宜也。
”(5) 他所說的“隻要紙上分明，不顧口中順逆”，這是我們電影劇本對話的通病（其實，話劇，乃至時人編寫和整理的戲曲也是如此），為什麼會有這種毛病？因為作者“隻顧揮毫，并未設身處地”，也就是說，劇作家憑自己的主觀來寫，憑自己的方便來寫，隻顧揮毫，寫下就算，一點也不替演員和觀衆着想。
結果呢，印在書本子上可以看得懂，在銀幕上就會使觀衆覺得糊塗難懂。
在前面，我曾一再講過，電影、戲劇與小說不同，小說一次看不懂，不清楚，可以再看一遍，揣摩一番，而看電影則是“一氣呵成”的，一個鏡頭、一個場景映過的時候聽不清楚，就沒有辦法可以“再聽一遍”了。
因此，電影劇本作者一定要養成一種寫對話的時候“既以口代優人，複以耳當聽者”的習慣。
作者既是演員，又是觀衆，作為演員，先要研究一下這句話“好說不好說”，就是：是否“上口”；作為觀衆，則要鑒定一下這句話“中聽不中聽”，就是：是否入耳。
這種要求，看起來似乎隻是一個技巧問題，而其實，我認為這也是劇作家的一個對藝術、對觀衆是否嚴肅負責的思想問題、态度問題。
大筆一揮，隻要達意就好，痛快是痛快，方便是方便，可是替演員和觀衆想一想，那麼這種寫作态度就是很不負責的态度了。
曹 禺 我國的古典文藝，都有一個優良的傳統，這就是字字推敲，句句斟酌——也就是對寫作、對讀者采取了嚴肅負責的态度。
清人徐渭（文長）講到高則誠寫《琵琶記》的時候說：“相傳則誠坐卧一小樓，三年而後成，其足按拍處，闆皆為穿。
”這也許有一點誇張，但是高則誠寫作态度的認真嚴肅，那是一看劇本就會感覺到的。
電影是最富于群衆性的藝術，電影文學的語言是直接向億萬人民群衆宣傳教育的工具，因此，我還想趁此機會，提出一個“正确地使用祖國的語言”和“為語言的純潔和健康而鬥争”的問題。
我們深切地感覺到在我們電影劇本的對話和說明詞中，不合語法，不合邏輯，濫用地方語、略語和生造除自己以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乃至文字不通的例子也還是很不少的，電影裡的對話和說明詞，是憑耳朵聽，而不是憑眼睛看的，對此，老舍先生說得好：“耳朵不像眼睛那麼有耐性，聽到一個不受聽的字，一句不易懂的話，馬上就不耐煩。
”這一點，也是很值得我們警惕。
對話是電影劇本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對話寫得好或不好，會直接影響到影片的藝術質量和效果，勿以小技而忽之，這是我的希望，也是千萬觀衆的要求。
———————————————————— (1)見《蘇聯電影劇本選集》第二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475頁。
(2)見《蘇聯電影劇本選集》第一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278—280頁。
(3)見《蘇聯電影劇本選集》第一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319—320頁。
(4)見《蘇聯電影劇本選集》第一卷，中國電影出版社1959年版，第357—358頁。
(5)見李漁：《閑情偶寄》，《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第七卷，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版，第54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