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劉勰的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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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不錯的。
詩歌創作中進行了形象思維，主要就是通過比興手法來表達。
而比興手法的運用，如不通過形象思維，隻是簡單地以物比物，那就不是藝術創作中的“比興”，當然也就談不到“拟容取心”和“以少總多”了。
八、總術（寫作方法的重要性）問題 第七是“總術”問題，讨論寫作方法的重要性。
在談《總術》篇之前，還有必要簡略介紹一下其他篇章談寫作技巧的情況。
關于寫作方法，除上邊已介紹過的“神思”等六個問題外，《文心雕龍》還在下列幾篇中談到一些技巧問題： 《聲律》篇論述聲調音節的掌握運用。
在這問題上，劉勰基本上贊成沈約重視聲律的主張，不過他反對當時“逐新趣異”的偏向，要求合于自然。
《章句》篇專談斷章積句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本篇體現了劉勰對語言文字的一些看法：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
篇之彪（biāo）炳，章無疵（cī）也；章之明靡，句無玷（diàn）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11]。
這段話的邏輯性很強，說得也很合理。
一篇文章是由許多章節字句構成的，因此，要整篇文章有光彩，必須每個章節沒有毛病；而章節的美好，則須每個句子沒有缺點；但要句子寫得精彩，又必須每一個字都不亂用。
這就有力地說明，語言文字的運用，是創作中一個重要的問題，用辭造句，不能馬虎。
《麗辭》篇談對偶的運用。
劉勰認為成雙成對是一種自然現象，文章中也應運用。
但必須慎重，弄得不好，“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是不會叫人欣賞的。
以偶句為主，講究對仗與聲律的骈文，是魏晉南北朝興起的一種文體。
劉勰并不一概反對骈文，但主張“奇偶适變，不勞經營”，要運用得當，而不必過分追求。
所以，《文心雕龍》本身也是用骈文寫成的。
《誇飾》篇專談誇張的手法。
誇張手法也是古代文學創作中所常見的。
劉勰斷定：“自天地以降，豫（幹預）入聲貌，文辭所被；誇飾恒存。
”那就是說，從古以來，一切文章，在聲音狀貌的描繪上，無不運用誇張手法。
這種藝術手法之所以被作者們這樣廣泛地運用，他認為有兩種原因：一方面是在描寫事物中，“壯辭可得喻其真”，即誇張的語言能更加真實地表現出事物的本質來，從而取得巨大的藝術效果：“信可發蘊而飛滞，披瞽而駭聾矣。
”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意思是：把深藏作者内心的、不顯露的東西表達得十分鮮明生動，甚至可以使盲人睜開眼睛，聾子受到驚震。
另一方面是為了可以“訓世”，起到教育作用。
誇張在藝術創作中是有益的、必要的，但不能漫無節制地運用。
如果“誇過其理”，“名實兩乖”，那就失去誇飾的意義了。
所以，劉勰主張向古代《詩經》等作品的優秀傳統學習，而避免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過分詭濫。
還有，如前面介紹《辨騷》時指出的，他反對運用神話傳說作為誇張的手段，等等。
要做到“誇而有節，飾而不誣”——運用誇張，既有節制，又不違反事理常情，這就可謂是正确的作法了。
《事類》篇論用典。
劉勰認為典故是可以用的，但不宜堆砌過多，特别是不能用錯，如偶有不當，那就“雖千載而為瑕”。
所以他要求用得自然而又合情合理：“凡用舊合機，不啻（chì）自出其口。
” 《練字》篇專談用字，主張“依義棄奇”，要求“該（兼備）舊而知新”。
《隐秀》篇論含蓄與突出的表現方法，可惜此篇從元代以後就殘缺不全了。
總體來看，劉勰對創作技巧是相當重視的，像對偶、聲律、用典之類，他也不完全反對。
由于他的世界觀的局限，他對形式主義的批判很不徹底。
可取之處在于他談這些問題時多少還能遵守了下列兩個原則：第一是主張自然，反對雕琢。
《隐秀》篇說得好：“雕琢取巧，雖美非秀”，要“自然會妙”，才是上乘。
第二是文辭必須為内容服務，反對以文害質。
這類例子在前面已經談到很多了。
在介紹了上述論點之後，現在我們回到《總術》篇上來。
《總術》是劉勰專談創作問題的最後一篇，主要是反複說明掌握寫作方法的重要。
劉勰何以在論述了各種創作的具體問題之後，要再三強調寫作方法的重要呢？他說： 文體多術，共相彌綸（綜合整理），一物攜貳（不協調），莫不解體。
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毂（gǔ，車輪中心圓木）。
這是說：文章的寫作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各方面都要密切配合。
如果其中有一點不協調，全文都要受到影響。
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盡管使用了多方面的寫作技巧，但應像車輪上許多車輻一樣，都要配合在一個車毂裡。
這就是“總術”的意義，也是“總術”的基本要求。
因此，劉勰一則說：事物的變化無窮無盡，真正懂得寫作的人實在難得，即使是陸機“号為曲盡（詳盡）”的《文賦》，也沒有抓住創作的要點。
他再則說：“才之能通，必資（憑借）曉術。
”若非全面考察各種體裁，不把各種寫作方法搞清楚，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最後他又說：“執術馭（駕馭）篇，似善弈（圍棋）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擲采）之邀遇。
”這個比方很好：掌握了寫作方法來駕馭篇章，就像會下棋的人精通棋局規律一樣。
如果抛開寫作方法而任意寫去，那就會像擲采一樣，隻能靠偶然得來的機會。
這樣來寫，開始時縱能寫上幾句，但卻難于繼續下去。
如果内容少，固然寫不下去；内容多，則又不知如何剪裁：像這種最起碼的問題都無法處理的人，又怎樣把文章寫好呢？ 總之，劉勰主張創作必須要掌握一定的法則。
有了法則，提起筆來，就能按部就班沿着思想感情的發展，寫出有聲有色的佳作來。
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所強調的寫作方法不是指一般的寫作技巧，而是指在寫作中所應遵循的基本法則。
他在本篇批評當時的創作風氣說：“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
”可見他所強調的“術”——寫作法則，不僅不同于當時一般追求新麗、講究辭藻的寫作技巧，相反，卻正是要以此來提醒當時的作者，不要過分在新奇辭采上花功夫，而應從大處着眼，研究寫作的基本法則。
這種“術”，他又叫作“乘一總萬[12]，舉要治繁”的方法。
隻有作者能抓住根本原則來總理全局，掌握住文章的中心來處理千頭萬緒的文思，才能算是懂得了“術”。
劉勰強調的“執術”，意義正在于此：不僅要能全面掌握各種藝術技巧，而且要能“乘一”、“舉要”。
以上就是劉勰創作論的一個主要輪廓，從這裡大緻可以看出劉勰的創作論的基本體系。
必須說明：不僅從《神思》到《總術》的這十多篇的内容，我們未能全部談到；而且《神思》以前、《總術》以後的若幹篇章裡，還有不少有關創作的意見，我們也不能一一論述了。
由以上簡略的分析來看，劉勰的創作論，内容相當廣泛，論述得也比較精辟，其中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不少。
同時，也可以看到劉勰世界觀的局限給他的文學理論帶來的缺陷是嚴重的，這就需要我們善于辨别精華與糟粕，吸取前者而剔除後者。
*** [1]“摛”是發布，引申為陳述；“圖”是描繪，引申為說明；“苞”與包通，是包括的意思；“閱”是檢查。
[2]怿（yì）：一作“繹”，繹是整理、運用。
[3]“雅”是雅樂，“鄭”是鄭聲，這裡借指正與邪。
[4]“符”是符命，是歌頌帝王的文章。
“檄”（xí）是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曉喻、聲讨的文書。
[5]鐘嵘在《詩品》中主張詩歌創作要“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
評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評劉桢詩“真骨淩霜，高風跨俗”，等等。
[6]見《陳伯玉文集》卷一《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7]最早黃侃在《文心雕龍劄記》中提出“風即文意，骨即文辭”的說法，過于簡單，容易引起誤解。
範文瀾在《文心雕龍注》裡加以補充，特别指出：“辭之端直者謂之辭，而肥辭繁雜亦謂之辭，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稱，肥辭不與焉。
”（卷六《風骨》注四）這樣就使“骨”與一般的文辭不同，更與“采”有區别了。
參看拙作《文心雕龍術語用法舉例——書釋風骨後》，載《文學評論》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8]“志”是意志，“氣”是氣質，“符”是符合，“契”是默契。
“志氣之符契”，是說作品的風教作用和作者的意志及氣質相一緻。
[9]鄭衆：“比者，比方于物也。
興者，托事于物。
”鄭玄：“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
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勸之。
”（二鄭之說，均見《周禮·大師》注）/ft [10]摯虞：“比者，喻類之言也。
興者，有感之辭也。
”（《文章流别論》）/ft [11]“彪炳”是光彩鮮明，“疵”是毛病，“明靡”是美好，“玷”是缺點，“清英”是精彩。
這些詞都分别指作品的好壞。
[12]“乘”是因，“一”指根本問題。
詩歌創作中進行了形象思維，主要就是通過比興手法來表達。
而比興手法的運用，如不通過形象思維，隻是簡單地以物比物，那就不是藝術創作中的“比興”，當然也就談不到“拟容取心”和“以少總多”了。
八、總術（寫作方法的重要性）問題 第七是“總術”問題，讨論寫作方法的重要性。
在談《總術》篇之前，還有必要簡略介紹一下其他篇章談寫作技巧的情況。
關于寫作方法，除上邊已介紹過的“神思”等六個問題外，《文心雕龍》還在下列幾篇中談到一些技巧問題： 《聲律》篇論述聲調音節的掌握運用。
在這問題上，劉勰基本上贊成沈約重視聲律的主張，不過他反對當時“逐新趣異”的偏向，要求合于自然。
《章句》篇專談斷章積句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本篇體現了劉勰對語言文字的一些看法： 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
篇之彪（biāo）炳，章無疵（cī）也；章之明靡，句無玷（diàn）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11]。
這段話的邏輯性很強，說得也很合理。
一篇文章是由許多章節字句構成的，因此，要整篇文章有光彩，必須每個章節沒有毛病；而章節的美好，則須每個句子沒有缺點；但要句子寫得精彩，又必須每一個字都不亂用。
這就有力地說明，語言文字的運用，是創作中一個重要的問題，用辭造句，不能馬虎。
《麗辭》篇談對偶的運用。
劉勰認為成雙成對是一種自然現象，文章中也應運用。
但必須慎重，弄得不好，“碌碌麗辭，則昏睡耳目”，是不會叫人欣賞的。
以偶句為主，講究對仗與聲律的骈文，是魏晉南北朝興起的一種文體。
劉勰并不一概反對骈文，但主張“奇偶适變，不勞經營”，要運用得當，而不必過分追求。
所以，《文心雕龍》本身也是用骈文寫成的。
《誇飾》篇專談誇張的手法。
誇張手法也是古代文學創作中所常見的。
劉勰斷定：“自天地以降，豫（幹預）入聲貌，文辭所被；誇飾恒存。
”那就是說，從古以來，一切文章，在聲音狀貌的描繪上，無不運用誇張手法。
這種藝術手法之所以被作者們這樣廣泛地運用，他認為有兩種原因：一方面是在描寫事物中，“壯辭可得喻其真”，即誇張的語言能更加真實地表現出事物的本質來，從而取得巨大的藝術效果：“信可發蘊而飛滞，披瞽而駭聾矣。
”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意思是：把深藏作者内心的、不顯露的東西表達得十分鮮明生動，甚至可以使盲人睜開眼睛，聾子受到驚震。
另一方面是為了可以“訓世”，起到教育作用。
誇張在藝術創作中是有益的、必要的，但不能漫無節制地運用。
如果“誇過其理”，“名實兩乖”，那就失去誇飾的意義了。
所以，劉勰主張向古代《詩經》等作品的優秀傳統學習，而避免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過分詭濫。
還有，如前面介紹《辨騷》時指出的，他反對運用神話傳說作為誇張的手段，等等。
要做到“誇而有節，飾而不誣”——運用誇張，既有節制，又不違反事理常情，這就可謂是正确的作法了。
《事類》篇論用典。
劉勰認為典故是可以用的，但不宜堆砌過多，特别是不能用錯，如偶有不當，那就“雖千載而為瑕”。
所以他要求用得自然而又合情合理：“凡用舊合機，不啻（chì）自出其口。
” 《練字》篇專談用字，主張“依義棄奇”，要求“該（兼備）舊而知新”。
《隐秀》篇論含蓄與突出的表現方法，可惜此篇從元代以後就殘缺不全了。
總體來看，劉勰對創作技巧是相當重視的，像對偶、聲律、用典之類，他也不完全反對。
由于他的世界觀的局限，他對形式主義的批判很不徹底。
可取之處在于他談這些問題時多少還能遵守了下列兩個原則：第一是主張自然，反對雕琢。
《隐秀》篇說得好：“雕琢取巧，雖美非秀”，要“自然會妙”，才是上乘。
第二是文辭必須為内容服務，反對以文害質。
這類例子在前面已經談到很多了。
在介紹了上述論點之後，現在我們回到《總術》篇上來。
《總術》是劉勰專談創作問題的最後一篇，主要是反複說明掌握寫作方法的重要。
劉勰何以在論述了各種創作的具體問題之後，要再三強調寫作方法的重要呢？他說： 文體多術，共相彌綸（綜合整理），一物攜貳（不協調），莫不解體。
所以列在一篇，備總情變，譬三十之輻，共成一毂（gǔ，車輪中心圓木）。
這是說：文章的寫作方法是多種多樣的，各方面都要密切配合。
如果其中有一點不協調，全文都要受到影響。
所以在同一篇文章中，盡管使用了多方面的寫作技巧，但應像車輪上許多車輻一樣，都要配合在一個車毂裡。
這就是“總術”的意義，也是“總術”的基本要求。
因此，劉勰一則說：事物的變化無窮無盡，真正懂得寫作的人實在難得，即使是陸機“号為曲盡（詳盡）”的《文賦》，也沒有抓住創作的要點。
他再則說：“才之能通，必資（憑借）曉術。
”若非全面考察各種體裁，不把各種寫作方法搞清楚，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
最後他又說：“執術馭（駕馭）篇，似善弈（圍棋）之窮數；棄術任心，如博塞（擲采）之邀遇。
”這個比方很好：掌握了寫作方法來駕馭篇章，就像會下棋的人精通棋局規律一樣。
如果抛開寫作方法而任意寫去，那就會像擲采一樣，隻能靠偶然得來的機會。
這樣來寫，開始時縱能寫上幾句，但卻難于繼續下去。
如果内容少，固然寫不下去；内容多，則又不知如何剪裁：像這種最起碼的問題都無法處理的人，又怎樣把文章寫好呢？ 總之，劉勰主張創作必須要掌握一定的法則。
有了法則，提起筆來，就能按部就班沿着思想感情的發展，寫出有聲有色的佳作來。
值得注意的是，劉勰所強調的寫作方法不是指一般的寫作技巧，而是指在寫作中所應遵循的基本法則。
他在本篇批評當時的創作風氣說：“凡精慮造文，各競新麗，多欲練辭，莫肯研術。
”可見他所強調的“術”——寫作法則，不僅不同于當時一般追求新麗、講究辭藻的寫作技巧，相反，卻正是要以此來提醒當時的作者，不要過分在新奇辭采上花功夫，而應從大處着眼，研究寫作的基本法則。
這種“術”，他又叫作“乘一總萬[12]，舉要治繁”的方法。
隻有作者能抓住根本原則來總理全局，掌握住文章的中心來處理千頭萬緒的文思，才能算是懂得了“術”。
劉勰強調的“執術”，意義正在于此：不僅要能全面掌握各種藝術技巧，而且要能“乘一”、“舉要”。
以上就是劉勰創作論的一個主要輪廓，從這裡大緻可以看出劉勰的創作論的基本體系。
必須說明：不僅從《神思》到《總術》的這十多篇的内容，我們未能全部談到；而且《神思》以前、《總術》以後的若幹篇章裡，還有不少有關創作的意見，我們也不能一一論述了。
由以上簡略的分析來看，劉勰的創作論，内容相當廣泛，論述得也比較精辟，其中值得我們借鑒的東西不少。
同時，也可以看到劉勰世界觀的局限給他的文學理論帶來的缺陷是嚴重的，這就需要我們善于辨别精華與糟粕，吸取前者而剔除後者。
*** [1]“摛”是發布，引申為陳述；“圖”是描繪，引申為說明；“苞”與包通，是包括的意思；“閱”是檢查。
[2]怿（yì）：一作“繹”，繹是整理、運用。
[3]“雅”是雅樂，“鄭”是鄭聲，這裡借指正與邪。
[4]“符”是符命，是歌頌帝王的文章。
“檄”（xí）是古代官府用以征召、曉喻、聲讨的文書。
[5]鐘嵘在《詩品》中主張詩歌創作要“幹之以風力，潤之以丹彩”。
評曹植詩“骨氣奇高，辭采華茂”，評劉桢詩“真骨淩霜，高風跨俗”，等等。
[6]見《陳伯玉文集》卷一《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
[7]最早黃侃在《文心雕龍劄記》中提出“風即文意，骨即文辭”的說法，過于簡單，容易引起誤解。
範文瀾在《文心雕龍注》裡加以補充，特别指出：“辭之端直者謂之辭，而肥辭繁雜亦謂之辭，惟前者始得文骨之稱，肥辭不與焉。
”（卷六《風骨》注四）這樣就使“骨”與一般的文辭不同，更與“采”有區别了。
參看拙作《文心雕龍術語用法舉例——書釋風骨後》，載《文學評論》一九六二年第二期。
[8]“志”是意志，“氣”是氣質，“符”是符合，“契”是默契。
“志氣之符契”，是說作品的風教作用和作者的意志及氣質相一緻。
[9]鄭衆：“比者，比方于物也。
興者，托事于物。
”鄭玄：“比，見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類以言之。
興，見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勸之。
”（二鄭之說，均見《周禮·大師》注）/ft [10]摯虞：“比者，喻類之言也。
興者，有感之辭也。
”（《文章流别論》）/ft [11]“彪炳”是光彩鮮明，“疵”是毛病，“明靡”是美好，“玷”是缺點，“清英”是精彩。
這些詞都分别指作品的好壞。
[12]“乘”是因，“一”指根本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