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劉勰的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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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怿[2]辭。
……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第一要把知識當作寶貝似地在平時不斷積累起來；第二要明辨事理，以充實自己的創作才能；第三要參照自己已往的經驗閱曆以求認清事物的真象；第四要培養自己的情緻，以達于能準确地運用文辭。
他認為，這是寫作的主要辦法，也是考慮全篇布局時必須注意的要點。
他不僅要求知識的豐富，而且要能辨别、認清事物的真象。
必須這樣，經作者懸想虛構而成的意境，才不緻違背事理常情。
有的人在腦子裡想得很巧妙，但“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用具體的文辭表達出來，往往就大為減色了。
因此最後一點也就十分必要。
作者必須培養自己能夠運用文辭來準确地表達思想感情的能力，構思才不至于徒勞。
劉勰提出“學”、“理”、“閱”、“緻”四個方面作為藝術構思的必要基礎，是比較全面的。
但他把四者并列，未能突出作者的生活實踐，即使提到“研閱”，也不是直接強調作者經曆生活的重要。
這是他的不足之處。
實際上，創作構思是和作家的世界觀密切聯系着的，是在作家與客觀現實不斷反複接觸的過程中醞釀進行的。
隻有當作家具有正确的世界觀，并且不斷深入生活，觀察生活，才能保持作家的清醒的思考力與旺盛的想象力。
以上“秉心”、“養術”兩個方面，劉勰最後用“博而能一”四字加以總結。
“博”就是本篇說的“博練”、“博見”，是上述四點的全面修養。
“一”是本篇說的“貫一”，避免紊亂。
劉勰說：“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在上述四點的基礎上，又能貫通一緻，創作構思，便可順利進行。
三、體性（風格和個性）問題 第二是“體性”問題。
“體”指作品的風格，“性”指作家的性格。
什麼是“風格”呢？就是一個藝術家在創作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内容和藝術形式上統一的藝術特色。
《文心雕龍》中如《明詩》、《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時序》等很多篇章，都談到這個問題，其中以《體性》、《定勢》兩篇為主。
劉勰在當時不用“風格”這個詞，而用“體”字來表示。
“體”字在《文心雕龍》中，不同情況下有不同含義，并非全都指作品風格。
如“設情以位體”，“體”指體裁。
至于《議對》、《誇飾》等篇中，所用“風格”二字，那是指風教法則的意思，與我們這裡所說的風格是兩回事。
（參看拙作《文心雕龍術語初探》，安徽人民出版社《劉勰論創作》第151—155頁） 風格論在我國古代文藝理論中占一個重要的位置。
在當前黨的“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指導下，正需要多種多樣的藝術風格來反映我們豐富多彩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
批判地學習我國古代文藝理論家有關風格的理論，是可以起一定的借鑒作用的。
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呢？為什麼每個作家會有不同的風格特色呢？ 《神思》篇告訴我們，作家在進入構思以前，必須首先積累知識，明辨事理，參照自己以往的經曆，培養自己的情緻等等。
其實，每個人知識的深淺不一，社會經曆各異，特别是各人的思想情感不同，這就必然使各個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現形式上具有不同的特點，從而形成了各自的獨特的藝術風格。
因此，可以說風格和“神思”有着密切聯系。
《體性》篇也正是沿着這條線索來探讨藝術風格的。
《體性》篇寫道：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隐以至顯，因内而符外者也。
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3]；并情性所铄（shuò），陶染所凝。
是以筆區雲谲（jué），文苑波詭者矣。
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甯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
各師成心，其異如面。
這段話有三層意思：首先從文學創作本身來說明作者的個性特征和文章的表現特色，必然是内外相符的。
因為文學創作是作者内心有了某種情感沖動，才借語言表達出來的。
這個過程是由内而外，由隐而顯的。
這就從根本上說明了風格和作者的性格的關系。
其次說明，由于各個作者内在的天性和環境的“陶染”不同，于是他們的才華、氣質、學識、習性等等，也就有平凡與傑出，剛強與柔順，淺薄與深湛、雅正與邪僻等等的不同。
這種種不同，表現在創作上，便不免如浮雲流波，變化萬千了。
這就具體地說明了不同作家有不同風格的多種原因。
最後得出結論，也即上述道理的發揮：文章各種各樣的風格特色，無不關聯到作者的性格、才氣、學習等等，真是“其異如面”了！ 劉勰這些看法，基本上是對的。
他考察了許多作家及作品，認為大都如此。
如賈誼性格豪邁，所以文辭簡潔而風格清新；司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說理誇張而辭采過多；揚雄性格沉靜，所以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長……所有這些，無不“表裡必符”。
缺點在于他不可能進一步認識到作家性格的階級性。
劉勰還認為，作家的風格雖然變化甚多，因人而異，但歸納起來，不外下列八種類型：一是“典雅”，特點為向經書學習，走儒家的道路。
二是“遠奧”，特點為文辭含蓄而有法度，多談道家哲理。
三是“精約”，特點為字句簡練，分析精細。
四是“顯附”，特點為文義顯暢，說理令人滿意。
五是“繁缛”，特點為辭采繁富，光華四溢。
六是“壯麗”，特點為議論高超，文采卓異。
七是“新奇”，特點為追求新奇怪異。
八是“輕靡”，特點為輕浮無力，内容空泛，趨向庸俗。
這八種類型，現在看來當然是很不全面，但對當時的具體創作情況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概括性的。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劉勰對風格的認識與一般單從文辭着眼的人不同，是從内容和文辭兩方面來認識風格的。
第二，他雖然把各種風格歸納為八類，但由于他認識到“八體屢遷”，常常因人因時而變化不定；所以，他并不死闆地認為一切作家的風格非屬這八類之一不可。
如前面所舉他對賈誼等人風格的分析，就沒有拿這八類去硬套。
第三，過去評論家讨論到風格、性格，往往把這問題看得很神秘。
如曹丕就認為“氣之輕濁有體，不可力強而緻”（《典論·論文》）。
一個人的氣質好像是天生的，生定之後，就不能用自己的努力來改變。
這顯然是一種唯心的天才論。
劉勰則認為一個人的才華和氣質雖然有定，但他的學識、習性卻可“陶染”而來。
劉勰風格論的積極意義，正在于他強調了“功以學成”的一面。
下面一段話是值得注意的：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
斫（zhuó）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難可翻移。
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
意思是說：作者雖然有一定天賦的才華，但在開始學習時就必須注意。
好比制木器或染絲綢，關鍵在于開頭。
若等到器物制成，彩色染定，就不易改變了。
因此，少年習作，應從學習雅正的風格開始。
由此可見，良好的藝術風格并不是“不可力強而緻”的，隻要作者及早注意，一定能收“功以學成”之效。
劉勰風格論的不足之處，是沒有認識到作家藝術風格的社會根源以及作家的社會實踐對于藝術風格的重要意義。
個人的藝術風格雖然千變萬化，但它總是在時代、階級、民族因素的前提下形成的，并且滲透了時代、階級、民族的烙印。
這是我們今天在探讨一個藝術家的風格時所不可忽視的。
不過，劉勰能夠明察到生活經曆、藝術素養、個性特征，對一個作家的藝術風格的形成和變化是很重要的因素，強調學習的作用等等，這是對我國古代文學創作與理論上的貢獻，值得我們珍視。
除《體性》篇外，《定勢》篇也有與此相關的論點。
劉勰所謂“勢”，有人認為就是“法度”（黃侃《文心雕龍劄記》第108頁），有人認為就是“标準”（範文瀾《文心雕龍注》卷六《定勢》注二），有人認為就是“姿态”（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第113頁）。
參考這三種解釋，再和《定勢》篇内容結合起來看，我們認為這裡的“勢”指作品的氣勢、局勢，“定勢”就是如何适當确定文章的氣勢、局勢。
文章的氣勢、局勢是作品藝術風格表現的一個方面。
二者之間有着密切關系。
劉勰對于不同的局勢，曾用“典雅”、“豔逸”、“醞藉”、“繁缛”、“清麗”、“明斷”、“覈要”、“弘深”等等詞語來說明。
這和上文所述《體性》篇的“八體”是大同小異的。
他分在兩篇裡，作為兩個問題來讨論，沒有把二者之間的區别和聯系講清楚。
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一點，把風格和局勢聯系起來看，那麼《定勢》篇中的一些論點很可以作《體性》篇的補充。
關于在創作中安排、處理局勢的問題，《定勢》篇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首先，既要善于“并總群勢”，又要善于辨别“雅鄭”。
“并總群勢”就是要對各種不同的文章局勢，都能“兼解以俱通”，隻有如此，才能“随時而适用”。
但另一方面，卻不能“雅鄭而共篇”。
如果把雅正和庸俗的雜湊成篇，那就“總一之勢離”，文章
……此蓋馭文之首術，謀篇之大端。
第一要把知識當作寶貝似地在平時不斷積累起來；第二要明辨事理，以充實自己的創作才能；第三要參照自己已往的經驗閱曆以求認清事物的真象；第四要培養自己的情緻，以達于能準确地運用文辭。
他認為，這是寫作的主要辦法，也是考慮全篇布局時必須注意的要點。
他不僅要求知識的豐富，而且要能辨别、認清事物的真象。
必須這樣，經作者懸想虛構而成的意境，才不緻違背事理常情。
有的人在腦子裡想得很巧妙，但“意翻空而易奇，言征實而難巧”，用具體的文辭表達出來，往往就大為減色了。
因此最後一點也就十分必要。
作者必須培養自己能夠運用文辭來準确地表達思想感情的能力，構思才不至于徒勞。
劉勰提出“學”、“理”、“閱”、“緻”四個方面作為藝術構思的必要基礎，是比較全面的。
但他把四者并列，未能突出作者的生活實踐，即使提到“研閱”，也不是直接強調作者經曆生活的重要。
這是他的不足之處。
實際上，創作構思是和作家的世界觀密切聯系着的，是在作家與客觀現實不斷反複接觸的過程中醞釀進行的。
隻有當作家具有正确的世界觀，并且不斷深入生活，觀察生活，才能保持作家的清醒的思考力與旺盛的想象力。
以上“秉心”、“養術”兩個方面，劉勰最後用“博而能一”四字加以總結。
“博”就是本篇說的“博練”、“博見”，是上述四點的全面修養。
“一”是本篇說的“貫一”，避免紊亂。
劉勰說：“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
”在上述四點的基礎上，又能貫通一緻，創作構思，便可順利進行。
三、體性（風格和個性）問題 第二是“體性”問題。
“體”指作品的風格，“性”指作家的性格。
什麼是“風格”呢？就是一個藝術家在創作中表現出來的思想内容和藝術形式上統一的藝術特色。
《文心雕龍》中如《明詩》、《體性》、《風骨》、《通變》、《定勢》、《時序》等很多篇章，都談到這個問題，其中以《體性》、《定勢》兩篇為主。
劉勰在當時不用“風格”這個詞，而用“體”字來表示。
“體”字在《文心雕龍》中，不同情況下有不同含義，并非全都指作品風格。
如“設情以位體”，“體”指體裁。
至于《議對》、《誇飾》等篇中，所用“風格”二字，那是指風教法則的意思，與我們這裡所說的風格是兩回事。
（參看拙作《文心雕龍術語初探》，安徽人民出版社《劉勰論創作》第151—155頁） 風格論在我國古代文藝理論中占一個重要的位置。
在當前黨的“百花齊放，百家争鳴”的方針指導下，正需要多種多樣的藝術風格來反映我們豐富多彩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繁榮社會主義的文學藝術。
批判地學習我國古代文藝理論家有關風格的理論，是可以起一定的借鑒作用的。
風格是怎樣形成的呢？為什麼每個作家會有不同的風格特色呢？ 《神思》篇告訴我們，作家在進入構思以前，必須首先積累知識，明辨事理，參照自己以往的經曆，培養自己的情緻等等。
其實，每個人知識的深淺不一，社會經曆各異，特别是各人的思想情感不同，這就必然使各個作家的作品在思想内容和表現形式上具有不同的特點，從而形成了各自的獨特的藝術風格。
因此，可以說風格和“神思”有着密切聯系。
《體性》篇也正是沿着這條線索來探讨藝術風格的。
《體性》篇寫道： 夫情動而言形，理發而文見；蓋沿隐以至顯，因内而符外者也。
然才有庸俊，氣有剛柔，學有淺深，習有雅鄭[3]；并情性所铄（shuò），陶染所凝。
是以筆區雲谲（jué），文苑波詭者矣。
故辭理庸俊，莫能翻其才；風趣剛柔，甯或改其氣？事義淺深，未聞乖其學；體式雅鄭，鮮有反其習。
各師成心，其異如面。
這段話有三層意思：首先從文學創作本身來說明作者的個性特征和文章的表現特色，必然是内外相符的。
因為文學創作是作者内心有了某種情感沖動，才借語言表達出來的。
這個過程是由内而外，由隐而顯的。
這就從根本上說明了風格和作者的性格的關系。
其次說明，由于各個作者内在的天性和環境的“陶染”不同，于是他們的才華、氣質、學識、習性等等，也就有平凡與傑出，剛強與柔順，淺薄與深湛、雅正與邪僻等等的不同。
這種種不同，表現在創作上，便不免如浮雲流波，變化萬千了。
這就具體地說明了不同作家有不同風格的多種原因。
最後得出結論，也即上述道理的發揮：文章各種各樣的風格特色，無不關聯到作者的性格、才氣、學習等等，真是“其異如面”了！ 劉勰這些看法，基本上是對的。
他考察了許多作家及作品，認為大都如此。
如賈誼性格豪邁，所以文辭簡潔而風格清新；司馬相如性格狂放，所以說理誇張而辭采過多；揚雄性格沉靜，所以内容含蓄而意味深長……所有這些，無不“表裡必符”。
缺點在于他不可能進一步認識到作家性格的階級性。
劉勰還認為，作家的風格雖然變化甚多，因人而異，但歸納起來，不外下列八種類型：一是“典雅”，特點為向經書學習，走儒家的道路。
二是“遠奧”，特點為文辭含蓄而有法度，多談道家哲理。
三是“精約”，特點為字句簡練，分析精細。
四是“顯附”，特點為文義顯暢，說理令人滿意。
五是“繁缛”，特點為辭采繁富，光華四溢。
六是“壯麗”，特點為議論高超，文采卓異。
七是“新奇”，特點為追求新奇怪異。
八是“輕靡”，特點為輕浮無力，内容空泛，趨向庸俗。
這八種類型，現在看來當然是很不全面，但對當時的具體創作情況來說，還是有一定的概括性的。
這裡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劉勰對風格的認識與一般單從文辭着眼的人不同，是從内容和文辭兩方面來認識風格的。
第二，他雖然把各種風格歸納為八類，但由于他認識到“八體屢遷”，常常因人因時而變化不定；所以，他并不死闆地認為一切作家的風格非屬這八類之一不可。
如前面所舉他對賈誼等人風格的分析，就沒有拿這八類去硬套。
第三，過去評論家讨論到風格、性格，往往把這問題看得很神秘。
如曹丕就認為“氣之輕濁有體，不可力強而緻”（《典論·論文》）。
一個人的氣質好像是天生的，生定之後，就不能用自己的努力來改變。
這顯然是一種唯心的天才論。
劉勰則認為一個人的才華和氣質雖然有定，但他的學識、習性卻可“陶染”而來。
劉勰風格論的積極意義，正在于他強調了“功以學成”的一面。
下面一段話是值得注意的： 夫才有天資，學慎始習。
斫（zhuó）梓染絲，功在初化；器成彩定，難可翻移。
故童子雕琢，必先雅制。
意思是說：作者雖然有一定天賦的才華，但在開始學習時就必須注意。
好比制木器或染絲綢，關鍵在于開頭。
若等到器物制成，彩色染定，就不易改變了。
因此，少年習作，應從學習雅正的風格開始。
由此可見，良好的藝術風格并不是“不可力強而緻”的，隻要作者及早注意，一定能收“功以學成”之效。
劉勰風格論的不足之處，是沒有認識到作家藝術風格的社會根源以及作家的社會實踐對于藝術風格的重要意義。
個人的藝術風格雖然千變萬化，但它總是在時代、階級、民族因素的前提下形成的，并且滲透了時代、階級、民族的烙印。
這是我們今天在探讨一個藝術家的風格時所不可忽視的。
不過，劉勰能夠明察到生活經曆、藝術素養、個性特征，對一個作家的藝術風格的形成和變化是很重要的因素，強調學習的作用等等，這是對我國古代文學創作與理論上的貢獻，值得我們珍視。
除《體性》篇外，《定勢》篇也有與此相關的論點。
劉勰所謂“勢”，有人認為就是“法度”（黃侃《文心雕龍劄記》第108頁），有人認為就是“标準”（範文瀾《文心雕龍注》卷六《定勢》注二），有人認為就是“姿态”（劉永濟《文心雕龍校釋》第113頁）。
參考這三種解釋，再和《定勢》篇内容結合起來看，我們認為這裡的“勢”指作品的氣勢、局勢，“定勢”就是如何适當确定文章的氣勢、局勢。
文章的氣勢、局勢是作品藝術風格表現的一個方面。
二者之間有着密切關系。
劉勰對于不同的局勢，曾用“典雅”、“豔逸”、“醞藉”、“繁缛”、“清麗”、“明斷”、“覈要”、“弘深”等等詞語來說明。
這和上文所述《體性》篇的“八體”是大同小異的。
他分在兩篇裡，作為兩個問題來讨論，沒有把二者之間的區别和聯系講清楚。
如果我們注意到這一點，把風格和局勢聯系起來看，那麼《定勢》篇中的一些論點很可以作《體性》篇的補充。
關于在創作中安排、處理局勢的問題，《定勢》篇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首先，既要善于“并總群勢”，又要善于辨别“雅鄭”。
“并總群勢”就是要對各種不同的文章局勢，都能“兼解以俱通”，隻有如此，才能“随時而适用”。
但另一方面，卻不能“雅鄭而共篇”。
如果把雅正和庸俗的雜湊成篇，那就“總一之勢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