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劉勰的創作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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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說
劉勰的創作理論，一方面建立在“原道”、“征聖”、“宗經”等基本觀點之上，一方面也建立在先秦以來豐富的創作經驗的總結的基礎上。
同時，他寫《文心雕龍》的主要動機之一，是要糾正當時文壇上重形式而輕内容的不良傾向，所以，他對創作的論述，又是從當時創作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出發的。
他的創作理論散見全書各篇中，特别詳細表達在第二十六篇《神思》以下十多篇裡。
總體來說，他談到下列一些具體問題： 首先，在創作的準備上，要求作者廣泛地觀察和熟悉各種事物，加強自己思想品德的修養，學習和繼承前人的創作經驗，做到熟練地掌握藝術技巧。
其次，要求作者在創作中表達出充實飽滿的情志，使作品具有教育感化的作用。
同時，又主張創作必須通過想象虛構，并運用誇張、比興等藝術手法，描繪出驚心動魄的情景，來加強作品的感染力量。
再其次，談到文意和文辭的安排、篇章結構的布置、風格與作者的關系，以及剪裁取舍、修改潤色等方面的問題。
最後，也涉及聲律、用典、對偶和字斟句酌，力避瑕疵等等。
從這些内容看來，他的創作理論是比前人豐富得多，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體系。
《序志》篇說，全書後半部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割情析采”四個字裡，就是對于情志和辭采的分析。
在“割情析采”的總目标之下，有關創作理論的部分，包括“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的工作[1]。
這些都闡述在《神思》、《體性》、《風骨》、《定勢》、《附會》、《通變》、《聲律》、《練字》等篇裡面。
此外，《熔裁》、《比興》、《總術》等篇所談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除前邊在劉勰的基本觀點一章中已介紹到的内容與文辭的關系（《情采》）、創作繼承與革新（《通變》）問題外，現在主要說明七個方面的論點，即一，藝術構思問題；二，風格和個性問題；三，文質并茂問題；四，去蕪存精問題；五，安排辭義問題；六，比興手法問題；七，寫作方法的重要性問題。
二、神思（藝術構思）問題 在劉勰的創作論中，首先探讨的是“神思”問題，即藝術構思問題。
文學作品和一般文章的區别，主要在于藝術地再創造這一點上。
藝術地再創造産生于作家的藝術構思。
沒有藝術構思就談不到藝術的創造，就不可能有藝術。
對于這一問題，劉勰的認識還很不透徹但已能初步意識到了，所以他論創作就是從這一點開始的。
《序志》篇解釋《文心雕龍》一書的命名時曾指出，“文心”就是“言為文之用心也”。
《神思》篇所論，就是“為文之用心”的主要内容。
這一問題在劉勰以前曾有人接觸到，但都說不清楚，令人覺得很玄妙。
相傳有人向司馬相如請教作賦的方法，他說起“賦家之心”，認為這是“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卷二）。
這說明他在創作實踐中已覺察到藝術構思這個問題了，但還不能從理論上來闡述。
後來陸機在《文賦》裡直接談到了創作構思，但他隻簡略地論述了構思的情況和作用，卻說不清它的道理和方法；而且說來說去，自己也覺得“吾未識乎開塞之所由”，弄不清一個作者的思路何以在創作中時而通暢，時而閉塞，不知該如何掌握。
這些問題在劉勰的《神思》篇裡，就得到比較具體的解決，不過在篇末還不免發出“其微（微妙）矣乎”的慨歎。
在《神思》篇，劉勰首先肯定了構思在文學創作中的巨大作用：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
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靜寂地）動容，視通萬裡。
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眼毛）之前，卷舒風雲之色。
其思理之緻乎！ 這就是說，在作家進行構思的時候，他想象的翅膀可飛翔得很高很遠，千載之上，萬裡之外，無所不及。
當作家吟詠或注視着他所想象的這些豐富而生動的情景時，就像聽到了珠玉般悅耳的聲音，看到風雲般變幻的景色。
這就是構思所起的作用。
正因這樣，作者所寫的才不限于一些親臨目睹的身邊事物，而可根據創作的需要，敞開思路，拟構出優美而豐富的意象，創造出有别于一般文章的藝術作品來。
這才是藝術創造。
也正因如此，藝術才可能有它廣闊的天地，豐富的内容，和巨大的感染力量。
構思的作用雖然這樣大，但它并不是漫無邊際地胡思亂想，而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
正因它有規律可循，所以作家是可以掌握它的。
劉勰說： 思理為妙，神（精神）與物（外界事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主要之點）。
樞機方通，則物無隐貌；關鍵将塞，則神有遯（dùn）心（精神不能集中）。
前面，我們曾談到劉勰有關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的基本觀點，此處所論便是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的。
文學既然受外界事物的影響，又從而描寫這些事物，則作家的想象構思，也就不可能離開它們去憑空虛構。
因此，他說思理的妙用，能使作者的思想與外物密切結合，共同活動。
“神與物遊”，就是《物色》篇說的：當作家在“聯類不窮”地進行藝術構思時，作者的思想“随物以宛轉”，他所描寫的事物則“與心而徘徊”。
“神與物遊”四個字，多少接觸到了形象思維的特點，也初步指出了藝術構思的要領：想象不能離開外界事物，而必須緊緊圍繞着物的具體形象。
隻有這樣，文學創作才能很好地完成描寫事物的任務。
接着，劉勰進一步談到作家的精神和外界事物的關系，談到文學創作從構思到表達成文的過程。
他說：人的思維通過耳目受到外物的影響，作家的創作也是這樣，然後才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
他所謂“志氣”，是指人的意志和氣質。
“志氣”是人的精神活動的“關鍵”。
他認為要使構思進行沒有阻礙，就必須注意“志氣”的修養；而要把事物表達得清楚，還必須語言運用得好。
在劉勰看來，精神活動和外界事物是文學創作中兩個重要因素。
作品要很好地描寫事物，正賴這兩個方面的緊密結合：一方面有來自外物的刺激，一方面有出自作者内心的思想情感。
隻有思想情感與外物兩相交融，然後才有意象産生，藝術構思才得以進行。
離開了外物，思想情感的活動就成為空洞的、沒有根基的懸想；離開了思想情感，外物就成為死物，而無由進入藝術的領域。
所以，藝術構思必須首先有外物的影響，使作者産生了某種思想情感。
這種來自外物的思想情感的醞釀的過程，便是構思中思路運行的過程。
這時“神”與“物”緊密結合着共同活動，從而産生出馳騁風雲，氣象萬千的意境。
他說： 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畫方圓的工具）虛位，刻镂（lòu）無形。
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與風雲而并驅矣。
藝術構思是比較複雜而抽象的思維活動，不易說清楚。
這段話卻把藝術構思的情況，作了十分生動的描寫：當開始構思時，作者心頭湧現出各種各樣的思緒；在構思過程中，逐漸對無形的思想賦以具體的形态，把尚未定形的意象精雕細刻出來。
當作者想到登山，腦中便充滿山的秀色；想到觀海，心裡便洋溢着海的奇景。
無論作者才華大小，在構思中他的思想都将随着所想象的事物而飛馳。
這不僅把“神與物遊”的情況講得更具體了，而且提出藝術構思的作用，就是“規矩虛位，刻镂無形”。
使無形為有形，化抽象為具體，這是藝術創作的獨特手段，也是藝術創作的基本特征。
隻有把作者的思想感情，通過具體形象，并經過作者頭腦進行精雕細刻的藝術加工，才能創造出形象鮮明，生動感人的藝術作品。
這就說明，形象思維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
應該承認，劉勰在公元五、六世紀之際對藝術創作的構思活動所作的這種闡述，是前無古人而相當精緻的。
不過他對“物”的理解還很膚淺，他所注意到的“物”主要指自然現象，對作為藝術創作對象的“物”所應有的社會内容還重視不夠，因而他也就不懂得創作必須植根于現實生活之中。
闡述了“神與物遊”的道理以後，劉勰就從兩個方面來作進一步的說明：一是精神上的修養，一是寫作能力上的鍛煉。
這就是他說的“秉心養術”。
關于“秉心”，劉勰主張“無務苦慮”，“不必勞情”。
如果苦思過慮，就損氣傷神，不能保持旺健的想象力。
所以，他強調在運行文思時，要“貴在虛靜，疏瀹（yuè）五藏（髒），澡雪（洗滌）精神”。
即是說，構思時作者務須摒除雜念，保持沉寂甯靜，使内心通暢，精神淨化。
這樣才能思考專一，思緒暢達。
此外，《養氣》篇對這問題還作了具體的補充。
《養氣》篇說，作者如果“神之方昏，再三愈黩（dú）”，這是勉強不得的。
因此，要“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壅（yōng）滞；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篇以卷懷”，神情疲勞，就用“逍遙”、“談笑”來解救。
他認為這就是一條保持頭腦清新，使筆鋒常健的良方。
關于“養術”，劉勰提出了四點：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緻
同時，他寫《文心雕龍》的主要動機之一，是要糾正當時文壇上重形式而輕内容的不良傾向，所以，他對創作的論述，又是從當時創作中存在的實際問題出發的。
他的創作理論散見全書各篇中，特别詳細表達在第二十六篇《神思》以下十多篇裡。
總體來說，他談到下列一些具體問題： 首先，在創作的準備上，要求作者廣泛地觀察和熟悉各種事物，加強自己思想品德的修養，學習和繼承前人的創作經驗，做到熟練地掌握藝術技巧。
其次，要求作者在創作中表達出充實飽滿的情志，使作品具有教育感化的作用。
同時，又主張創作必須通過想象虛構，并運用誇張、比興等藝術手法，描繪出驚心動魄的情景，來加強作品的感染力量。
再其次，談到文意和文辭的安排、篇章結構的布置、風格與作者的關系，以及剪裁取舍、修改潤色等方面的問題。
最後，也涉及聲律、用典、對偶和字斟句酌，力避瑕疵等等。
從這些内容看來，他的創作理論是比前人豐富得多，并初步建立了自己的體系。
《序志》篇說，全書後半部的主要内容包括在“割情析采”四個字裡，就是對于情志和辭采的分析。
在“割情析采”的總目标之下，有關創作理論的部分，包括“摛神性，圖風勢，苞會通，閱聲字”的工作[1]。
這些都闡述在《神思》、《體性》、《風骨》、《定勢》、《附會》、《通變》、《聲律》、《練字》等篇裡面。
此外，《熔裁》、《比興》、《總術》等篇所談的問題也是很重要的。
除前邊在劉勰的基本觀點一章中已介紹到的内容與文辭的關系（《情采》）、創作繼承與革新（《通變》）問題外，現在主要說明七個方面的論點，即一，藝術構思問題；二，風格和個性問題；三，文質并茂問題；四，去蕪存精問題；五，安排辭義問題；六，比興手法問題；七，寫作方法的重要性問題。
二、神思（藝術構思）問題 在劉勰的創作論中，首先探讨的是“神思”問題，即藝術構思問題。
文學作品和一般文章的區别，主要在于藝術地再創造這一點上。
藝術地再創造産生于作家的藝術構思。
沒有藝術構思就談不到藝術的創造，就不可能有藝術。
對于這一問題，劉勰的認識還很不透徹但已能初步意識到了，所以他論創作就是從這一點開始的。
《序志》篇解釋《文心雕龍》一書的命名時曾指出，“文心”就是“言為文之用心也”。
《神思》篇所論，就是“為文之用心”的主要内容。
這一問題在劉勰以前曾有人接觸到，但都說不清楚，令人覺得很玄妙。
相傳有人向司馬相如請教作賦的方法，他說起“賦家之心”，認為這是“得之于内，不可得而傳”（《西京雜記》卷二）。
這說明他在創作實踐中已覺察到藝術構思這個問題了，但還不能從理論上來闡述。
後來陸機在《文賦》裡直接談到了創作構思，但他隻簡略地論述了構思的情況和作用，卻說不清它的道理和方法；而且說來說去，自己也覺得“吾未識乎開塞之所由”，弄不清一個作者的思路何以在創作中時而通暢，時而閉塞，不知該如何掌握。
這些問題在劉勰的《神思》篇裡，就得到比較具體的解決，不過在篇末還不免發出“其微（微妙）矣乎”的慨歎。
在《神思》篇，劉勰首先肯定了構思在文學創作中的巨大作用： 文之思也，其神遠矣。
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靜寂地）動容，視通萬裡。
吟詠之間，吐納珠玉之聲；眉睫（眼毛）之前，卷舒風雲之色。
其思理之緻乎！ 這就是說，在作家進行構思的時候，他想象的翅膀可飛翔得很高很遠，千載之上，萬裡之外，無所不及。
當作家吟詠或注視着他所想象的這些豐富而生動的情景時，就像聽到了珠玉般悅耳的聲音，看到風雲般變幻的景色。
這就是構思所起的作用。
正因這樣，作者所寫的才不限于一些親臨目睹的身邊事物，而可根據創作的需要，敞開思路，拟構出優美而豐富的意象，創造出有别于一般文章的藝術作品來。
這才是藝術創造。
也正因如此，藝術才可能有它廣闊的天地，豐富的内容，和巨大的感染力量。
構思的作用雖然這樣大，但它并不是漫無邊際地胡思亂想，而是有一定規律可循的。
正因它有規律可循，所以作家是可以掌握它的。
劉勰說： 思理為妙，神（精神）與物（外界事物）遊：神居胸臆而志氣統其關鍵；物沿耳目，而辭令管其樞機（主要之點）。
樞機方通，則物無隐貌；關鍵将塞，則神有遯（dùn）心（精神不能集中）。
前面，我們曾談到劉勰有關文學與現實的關系的基本觀點，此處所論便是從這一基本觀點出發的。
文學既然受外界事物的影響，又從而描寫這些事物，則作家的想象構思，也就不可能離開它們去憑空虛構。
因此，他說思理的妙用，能使作者的思想與外物密切結合，共同活動。
“神與物遊”，就是《物色》篇說的：當作家在“聯類不窮”地進行藝術構思時，作者的思想“随物以宛轉”，他所描寫的事物則“與心而徘徊”。
“神與物遊”四個字，多少接觸到了形象思維的特點，也初步指出了藝術構思的要領：想象不能離開外界事物，而必須緊緊圍繞着物的具體形象。
隻有這樣，文學創作才能很好地完成描寫事物的任務。
接着，劉勰進一步談到作家的精神和外界事物的關系，談到文學創作從構思到表達成文的過程。
他說：人的思維通過耳目受到外物的影響，作家的創作也是這樣，然後才用語言文字表達出來。
他所謂“志氣”，是指人的意志和氣質。
“志氣”是人的精神活動的“關鍵”。
他認為要使構思進行沒有阻礙，就必須注意“志氣”的修養；而要把事物表達得清楚，還必須語言運用得好。
在劉勰看來，精神活動和外界事物是文學創作中兩個重要因素。
作品要很好地描寫事物，正賴這兩個方面的緊密結合：一方面有來自外物的刺激，一方面有出自作者内心的思想情感。
隻有思想情感與外物兩相交融，然後才有意象産生，藝術構思才得以進行。
離開了外物，思想情感的活動就成為空洞的、沒有根基的懸想；離開了思想情感，外物就成為死物，而無由進入藝術的領域。
所以，藝術構思必須首先有外物的影響，使作者産生了某種思想情感。
這種來自外物的思想情感的醞釀的過程，便是構思中思路運行的過程。
這時“神”與“物”緊密結合着共同活動，從而産生出馳騁風雲，氣象萬千的意境。
他說： 神思方運，萬塗競萌；規矩（畫方圓的工具）虛位，刻镂（lòu）無形。
登山則情滿于山，觀海則意溢于海；我才之多少，将與風雲而并驅矣。
藝術構思是比較複雜而抽象的思維活動，不易說清楚。
這段話卻把藝術構思的情況，作了十分生動的描寫：當開始構思時，作者心頭湧現出各種各樣的思緒；在構思過程中，逐漸對無形的思想賦以具體的形态，把尚未定形的意象精雕細刻出來。
當作者想到登山，腦中便充滿山的秀色；想到觀海，心裡便洋溢着海的奇景。
無論作者才華大小，在構思中他的思想都将随着所想象的事物而飛馳。
這不僅把“神與物遊”的情況講得更具體了，而且提出藝術構思的作用，就是“規矩虛位，刻镂無形”。
使無形為有形，化抽象為具體，這是藝術創作的獨特手段，也是藝術創作的基本特征。
隻有把作者的思想感情，通過具體形象，并經過作者頭腦進行精雕細刻的藝術加工，才能創造出形象鮮明，生動感人的藝術作品。
這就說明，形象思維是藝術創作的基本規律。
應該承認，劉勰在公元五、六世紀之際對藝術創作的構思活動所作的這種闡述，是前無古人而相當精緻的。
不過他對“物”的理解還很膚淺，他所注意到的“物”主要指自然現象，對作為藝術創作對象的“物”所應有的社會内容還重視不夠，因而他也就不懂得創作必須植根于現實生活之中。
闡述了“神與物遊”的道理以後，劉勰就從兩個方面來作進一步的說明：一是精神上的修養，一是寫作能力上的鍛煉。
這就是他說的“秉心養術”。
關于“秉心”，劉勰主張“無務苦慮”，“不必勞情”。
如果苦思過慮，就損氣傷神，不能保持旺健的想象力。
所以，他強調在運行文思時，要“貴在虛靜，疏瀹（yuè）五藏（髒），澡雪（洗滌）精神”。
即是說，構思時作者務須摒除雜念，保持沉寂甯靜，使内心通暢，精神淨化。
這樣才能思考專一，思緒暢達。
此外，《養氣》篇對這問題還作了具體的補充。
《養氣》篇說，作者如果“神之方昏，再三愈黩（dú）”，這是勉強不得的。
因此，要“清和其心，調暢其氣，煩而即舍，勿使壅（yōng）滞；意得則舒懷以命筆，理伏則投篇以卷懷”，神情疲勞，就用“逍遙”、“談笑”來解救。
他認為這就是一條保持頭腦清新，使筆鋒常健的良方。
關于“養術”，劉勰提出了四點： 積學以儲寶，酌理以富才，研閱以窮照，馴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