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劉勰的文體論和批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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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體論
上文曾說，在《文心雕龍》第五篇到第二十五篇中，劉勰探讨了三十五種文體。
這三十五種文體是：騷、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诔、碑、哀、吊、雜文、諧、隐、史、傳、諸子、論、說、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啟、議、對、書和記。
他的探讨工作，分為四個步驟：第一，說明每種體裁名稱的意義；第二，叙述各種文體的起源和演變；第三，就古人作品中，舉出每種體裁的代表作，加以評論；第四，闡述每種體裁的寫作的道理，借以表明各體的特點。
怎樣說明體裁名稱的意義呢？先從字義上解釋各種體裁的名稱，如：“詩者持也。
”（《明詩》）“賦者鋪也。
”（《诠賦》）這種用讀音相近的字來解釋的辦法是不很适宜的，因為不易說明這個“名”的确切的含義。
接着再附加幾句，如在“詩者持也”後說“持人性情”，在“賦者鋪也”後說“鋪采摛（chī）文，體物寫志也”[1]。
這類解釋，結合下面第四個步驟的内容來看，倒是或多或少地有助于對這些體裁的了解的。
怎樣叙述文體的源流演變呢？就是對每種體裁，說明它們的起源和變化的情況。
例如《樂府》篇，追溯到歌曲的萌芽，講到傳說中的葛天氏的八首歌、黃帝時的《鹹池》、帝喾(kù）時的《五英》等等，然後論述漢代的樂府和曹操父子、缪襲、傅玄、陸機等人的作品，并指出後代某些樂府詩不一定合樂。
又如在《诠賦》篇内，他也從《詩經》、《楚辭》說起，來說明辭賦的開端，接着講到漢代辭賦的繁榮，下及魏、晉各家的作品。
他對文體的分析是和文學史的探索相結合的。
怎樣在每種體裁中挑選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評述呢？如《雜文》篇中主要談到三類創作：一是“發憤以表志”的作品，如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客難》等篇，巧妙地用假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心情。
二是“戒膏粱之子”的作品，如枚乘《七發》、傅毅《七激》等篇，以動人的文辭，對讀者有所告誡。
三是“辭雖小而明潤”的作品，如揚雄、陸機等人的“連珠”，篇幅短小精悍，說理卻能新穎、明暢。
此外，還指出曹植《客問》、桓麟《七說》、杜笃《連珠》等作品的缺點，如“辭高而理疏”、“枝附影從”（模仿前人）、“多貫魚目”（質量低劣）等等。
在《史傳》篇中，也評論了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等曆史散文，說明它們的成就與局限。
當然，由于劉勰文學觀點上有許多不足之處，所以他的挑選有時不很恰當，他的評價有時不免錯誤。
舉例來說，陸機的《連珠》就不值得那麼推重，而司馬遷也不應貶為“愛奇反經（常）”。
怎樣闡述寫作的道理，來說明各種文體的特征呢？例如《诠賦》篇在解釋名稱、叙述源流、評論代表作之後，劉勰表達了這樣的論點：古人所謂“登高能賦”，是說由于看到外界事物，才引起内心的情感；所以賦的内容應該明顯而雅正，文辭要做到巧妙而華麗；認為“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
他批評有些人違反立賦的“大體”，隻注意微末的小節，而不注重根本，結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礙了枝幹，太多的肥脂損害了骨胳一樣；因而寫出來的賦，對于勸戒諷谏沒有多大用處。
又如《論說》篇中，明确了論的目的在于“辨正然否（是非）”，所以提出“義貴圓通，辭忌枝碎”的要求。
這些意見，不僅扼要地說明了賦和論的寫作特點，也涉及一般的創作法則。
總體來看，劉勰對文體論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
在他以前，如曹丕《典論·論文》的“四科”（即奏議、書論、銘诔、詩賦，實為八類）、陸機《文賦》的十類（即詩、賦、碑、诔、銘、箴、頌、論、奏、說），就顯得太簡略一些；至于摯虞《文章流别志論》和李充《翰林論》，就現存佚文看，也沒有對各種文體作全面的說明。
到齊梁間，由于文學創作的演進，體裁較前日益多樣化。
劉勰在這基礎上，分文體為三十五類，論述就比較完整些。
而且，他對每類文體的說明，都是和文學發展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評論、寫作方法和要求的闡明等等，一一結合着。
這就使文體論的内容更豐富充實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各種體裁的創作經驗，作了初步的總結。
除上述關于賦和論說的意見外，他論騷時講到寫實與幻想相結合，論詩時講到四言要求“雅潤”而五言要求“清麗”，論樂府時講到以辭為主，并體現盛衰興廢，論頌贊時反對“弄文而失質”等等。
缺點在于他處處以儒家經典為唯一的準則，使他的論點中雜有不少封建性糟粕
這三十五種文體是：騷、詩、樂府、賦、頌、贊、祝、盟、銘、箴、诔、碑、哀、吊、雜文、諧、隐、史、傳、諸子、論、說、诏、策、檄、移、封禅、章、表、奏、啟、議、對、書和記。
他的探讨工作，分為四個步驟：第一，說明每種體裁名稱的意義；第二，叙述各種文體的起源和演變；第三，就古人作品中，舉出每種體裁的代表作，加以評論；第四，闡述每種體裁的寫作的道理，借以表明各體的特點。
怎樣說明體裁名稱的意義呢？先從字義上解釋各種體裁的名稱，如：“詩者持也。
”（《明詩》）“賦者鋪也。
”（《诠賦》）這種用讀音相近的字來解釋的辦法是不很适宜的，因為不易說明這個“名”的确切的含義。
接着再附加幾句，如在“詩者持也”後說“持人性情”，在“賦者鋪也”後說“鋪采摛（chī）文，體物寫志也”[1]。
這類解釋，結合下面第四個步驟的内容來看，倒是或多或少地有助于對這些體裁的了解的。
怎樣叙述文體的源流演變呢？就是對每種體裁，說明它們的起源和變化的情況。
例如《樂府》篇，追溯到歌曲的萌芽，講到傳說中的葛天氏的八首歌、黃帝時的《鹹池》、帝喾(kù）時的《五英》等等，然後論述漢代的樂府和曹操父子、缪襲、傅玄、陸機等人的作品，并指出後代某些樂府詩不一定合樂。
又如在《诠賦》篇内，他也從《詩經》、《楚辭》說起，來說明辭賦的開端，接着講到漢代辭賦的繁榮，下及魏、晉各家的作品。
他對文體的分析是和文學史的探索相結合的。
怎樣在每種體裁中挑選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評述呢？如《雜文》篇中主要談到三類創作：一是“發憤以表志”的作品，如宋玉《對楚王問》、東方朔《客難》等篇，巧妙地用假托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心情。
二是“戒膏粱之子”的作品，如枚乘《七發》、傅毅《七激》等篇，以動人的文辭，對讀者有所告誡。
三是“辭雖小而明潤”的作品，如揚雄、陸機等人的“連珠”，篇幅短小精悍，說理卻能新穎、明暢。
此外，還指出曹植《客問》、桓麟《七說》、杜笃《連珠》等作品的缺點，如“辭高而理疏”、“枝附影從”（模仿前人）、“多貫魚目”（質量低劣）等等。
在《史傳》篇中，也評論了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陳壽《三國志》等曆史散文，說明它們的成就與局限。
當然，由于劉勰文學觀點上有許多不足之處，所以他的挑選有時不很恰當，他的評價有時不免錯誤。
舉例來說，陸機的《連珠》就不值得那麼推重，而司馬遷也不應貶為“愛奇反經（常）”。
怎樣闡述寫作的道理，來說明各種文體的特征呢？例如《诠賦》篇在解釋名稱、叙述源流、評論代表作之後，劉勰表達了這樣的論點：古人所謂“登高能賦”，是說由于看到外界事物，才引起内心的情感；所以賦的内容應該明顯而雅正，文辭要做到巧妙而華麗；認為“麗詞雅義，符采相勝，……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
他批評有些人違反立賦的“大體”，隻注意微末的小節，而不注重根本，結果就像太多的花朵妨礙了枝幹，太多的肥脂損害了骨胳一樣；因而寫出來的賦，對于勸戒諷谏沒有多大用處。
又如《論說》篇中，明确了論的目的在于“辨正然否（是非）”，所以提出“義貴圓通，辭忌枝碎”的要求。
這些意見，不僅扼要地說明了賦和論的寫作特點，也涉及一般的創作法則。
總體來看，劉勰對文體論的發展有一定的貢獻。
在他以前，如曹丕《典論·論文》的“四科”（即奏議、書論、銘诔、詩賦，實為八類）、陸機《文賦》的十類（即詩、賦、碑、诔、銘、箴、頌、論、奏、說），就顯得太簡略一些；至于摯虞《文章流别志論》和李充《翰林論》，就現存佚文看，也沒有對各種文體作全面的說明。
到齊梁間，由于文學創作的演進，體裁較前日益多樣化。
劉勰在這基礎上，分文體為三十五類，論述就比較完整些。
而且，他對每類文體的說明，都是和文學發展曆史的叙述、作家作品的評論、寫作方法和要求的闡明等等，一一結合着。
這就使文體論的内容更豐富充實一些。
值得注意的是，他對各種體裁的創作經驗，作了初步的總結。
除上述關于賦和論說的意見外，他論騷時講到寫實與幻想相結合，論詩時講到四言要求“雅潤”而五言要求“清麗”，論樂府時講到以辭為主，并體現盛衰興廢，論頌贊時反對“弄文而失質”等等。
缺點在于他處處以儒家經典為唯一的準則，使他的論點中雜有不少封建性糟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