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劉勰的文體論和批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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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他把一些與文學關系不大的體裁，如诏、策、章、表之類，都摻雜進來，可見他對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還有不夠清楚的地方。
二、批評的标準和原理 劉勰的批評論，可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是關于批評的标準和批評的原理；一是他的批評實踐。
他在這些問題上的意見，主要表達在《文心雕龍》最後的《才略》、《知音》、《程器》等篇裡。
同時也散見于其他篇章，與文體論、創作論結合在一起。
關于批評的标準與原理，我們主要分析《知音》篇，也聯系到《宗經》等篇。
上文曾說“征聖、宗經”是劉勰論文學的基本觀點。
對他的論創作和論批評來說，也是如此。
《征聖》篇一方面指出創作上“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一方面指出批評文章也一定要用儒家經典作标準。
要“征聖”，必須通過學習聖人的著作才能實現。
學習聖人，就要學習經書。
這就是創作和批評都必須“征聖、宗經”的原因。
劉勰認為，聖人著作的優點，主要是“銜華而佩實”（《征聖》），即内容充實，形式華美。
具體地說，就是《宗經》篇提出的“六義”。
“六義”是六種特點。
劉勰相信，若學習聖賢著作來寫文章，就可做到下列六點：一是“情深而不詭”（感情真摯而不欺詐）；二是“風清而不雜”（教化意義純正而不雜亂）[2]；三是“事信而不誕”（所寫事物真實而不虛妄）；四是“義直而不回”（意義正當而不歪曲）；五是“體約而不蕪”（風格簡練而不繁雜）；六是“文麗而不淫”（文辭華麗而不過分）。
這六點既是劉勰對創作的要求，也是他論文的六個批評标準。
從這六點要求來看，劉勰的批評标準顯然是把内容和形式結合起來的。
他不僅要求感情真摯，教化意義純正，事物真實可信等，也要求形式的華美，并能準确地表達内容，有簡約的文風、華麗而不過分的文采等。
應當看到，他這些要求都是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出發的。
所謂感情真摯，意義純正等都有鮮明的階級性的。
正因為這樣，他認為文章受人的德行的決定，德行又通過文章表達出來（“文以行立，行以文傳”），要求人們不僅在砥砺封建道德品行上向聖人學習，而且在文章寫作上也要以儒家經典為楷範。
對于批評原理的一般探讨，主要在《知音》篇。
“知音”本來指對音樂能有正确理解，這裡借指對文學的正确評價。
《知音》篇的第一句就是慨歎文學批評的困難：“知音其難哉！”秦漢以來的文學批評，也确是毛病很多。
劉勰舉出三種典型的例子：一是“貴古賤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僞迷真”。
他在批判這些的同時，提出了自己對文學批評的一些正面主張。
劉勰對文學作品主張文質并重而又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所以說：“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
”從創作的角度看，是首先有了思想感情的沖動，然後用文辭來表達它。
文學批評的任務，首先便是探讨作品的内容。
這是劉勰批評論的一個重要觀點。
它不僅說明内容在創作和批評中都占重要地位，而且從創作過程和批評過程的關系中，說明了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和原理。
過去一般批評者所忽視的正在于此。
劉勰在《序志》篇對魏晉以來許多文學評論進行了檢閱，發現其共同缺點就是“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
這裡所謂“葉”與“瀾”，即指作品的文辭形式；“根”與“源”，即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這就是說，他們隻停留于表面的“文”，而未能深入到“情”。
這就不可能把文學批評做好。
因此，他在《知音》篇提出“披文以入情”和“沿波讨源”的主張。
他說：“将閱文情，先标六觀。
”為了探讨作品的思想内容，提出先要考察六個方面：一是“位體”，看作品采用什麼體裁[3]；二是“置辭”，看作品的遣辭造句；三是“通變”，看作品對前人的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四是“奇正”，看作品的表現手法；五是“事義”，看作品用典的意義；六是“宮商”，看作品的音節。
這六個方面常被人誤解為是劉勰的全部批評标準。
由上述可知，這隻是“披文以入情”的步驟或手段。
這六個方面大緻都屬于“文”，文學批評正是要從“披文”着手，進而探讨其所表達的“情”，也就是過去評論家所忽略的“根”與“源”。
當然，這中間也要考察這六個方面的運用是否得當，能否很好地為内容服務；如體裁是否與内容相稱，遣辭用句能否表情達意，等等。
這是劉勰對文學批評的基本主張。
此外，他還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第一，批評者對文學批評的特點應有所認識。
因為“文情難鑒”，文學作品比較抽象和複雜，不如一般具體的事物容易鑒别；加之批評者的見識不同，偏愛各異，在批評時很容易帶上個人主觀色彩。
這些情形，批評者應該了解，并注意避免。
第二，文學批評要盡量地實事求是，“無私于輕
同時，他把一些與文學關系不大的體裁，如诏、策、章、表之類，都摻雜進來，可見他對文學與非文學的界限，還有不夠清楚的地方。
二、批評的标準和原理 劉勰的批評論，可分兩方面來說明：一是關于批評的标準和批評的原理；一是他的批評實踐。
他在這些問題上的意見，主要表達在《文心雕龍》最後的《才略》、《知音》、《程器》等篇裡。
同時也散見于其他篇章，與文體論、創作論結合在一起。
關于批評的标準與原理，我們主要分析《知音》篇，也聯系到《宗經》等篇。
上文曾說“征聖、宗經”是劉勰論文學的基本觀點。
對他的論創作和論批評來說，也是如此。
《征聖》篇一方面指出創作上“征之周孔，則文有師矣”；一方面指出批評文章也一定要用儒家經典作标準。
要“征聖”，必須通過學習聖人的著作才能實現。
學習聖人，就要學習經書。
這就是創作和批評都必須“征聖、宗經”的原因。
劉勰認為，聖人著作的優點，主要是“銜華而佩實”（《征聖》），即内容充實，形式華美。
具體地說，就是《宗經》篇提出的“六義”。
“六義”是六種特點。
劉勰相信，若學習聖賢著作來寫文章，就可做到下列六點：一是“情深而不詭”（感情真摯而不欺詐）；二是“風清而不雜”（教化意義純正而不雜亂）[2]；三是“事信而不誕”（所寫事物真實而不虛妄）；四是“義直而不回”（意義正當而不歪曲）；五是“體約而不蕪”（風格簡練而不繁雜）；六是“文麗而不淫”（文辭華麗而不過分）。
這六點既是劉勰對創作的要求，也是他論文的六個批評标準。
從這六點要求來看，劉勰的批評标準顯然是把内容和形式結合起來的。
他不僅要求感情真摯，教化意義純正，事物真實可信等，也要求形式的華美，并能準确地表達内容，有簡約的文風、華麗而不過分的文采等。
應當看到，他這些要求都是從維護封建統治階級利益出發的。
所謂感情真摯，意義純正等都有鮮明的階級性的。
正因為這樣，他認為文章受人的德行的決定，德行又通過文章表達出來（“文以行立，行以文傳”），要求人們不僅在砥砺封建道德品行上向聖人學習，而且在文章寫作上也要以儒家經典為楷範。
對于批評原理的一般探讨，主要在《知音》篇。
“知音”本來指對音樂能有正确理解，這裡借指對文學的正确評價。
《知音》篇的第一句就是慨歎文學批評的困難：“知音其難哉！”秦漢以來的文學批評，也确是毛病很多。
劉勰舉出三種典型的例子：一是“貴古賤今”，二是“崇己抑人”，三是“信僞迷真”。
他在批判這些的同時，提出了自己對文學批評的一些正面主張。
劉勰對文學作品主張文質并重而又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所以說：“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
”從創作的角度看，是首先有了思想感情的沖動，然後用文辭來表達它。
文學批評的任務，首先便是探讨作品的内容。
這是劉勰批評論的一個重要觀點。
它不僅說明内容在創作和批評中都占重要地位，而且從創作過程和批評過程的關系中，說明了文學批評的基本方法和原理。
過去一般批評者所忽視的正在于此。
劉勰在《序志》篇對魏晉以來許多文學評論進行了檢閱，發現其共同缺點就是“并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
這裡所謂“葉”與“瀾”，即指作品的文辭形式；“根”與“源”，即指作品的思想内容。
這就是說，他們隻停留于表面的“文”，而未能深入到“情”。
這就不可能把文學批評做好。
因此，他在《知音》篇提出“披文以入情”和“沿波讨源”的主張。
他說：“将閱文情，先标六觀。
”為了探讨作品的思想内容，提出先要考察六個方面：一是“位體”，看作品采用什麼體裁[3]；二是“置辭”，看作品的遣辭造句；三是“通變”，看作品對前人的繼承和創新的關系；四是“奇正”，看作品的表現手法；五是“事義”，看作品用典的意義；六是“宮商”，看作品的音節。
這六個方面常被人誤解為是劉勰的全部批評标準。
由上述可知，這隻是“披文以入情”的步驟或手段。
這六個方面大緻都屬于“文”，文學批評正是要從“披文”着手，進而探讨其所表達的“情”，也就是過去評論家所忽略的“根”與“源”。
當然，這中間也要考察這六個方面的運用是否得當，能否很好地為内容服務；如體裁是否與内容相稱，遣辭用句能否表情達意，等等。
這是劉勰對文學批評的基本主張。
此外，他還提出下列幾點意見： 第一，批評者對文學批評的特點應有所認識。
因為“文情難鑒”，文學作品比較抽象和複雜，不如一般具體的事物容易鑒别；加之批評者的見識不同，偏愛各異，在批評時很容易帶上個人主觀色彩。
這些情形，批評者應該了解，并注意避免。
第二，文學批評要盡量地實事求是，“無私于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