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劉勰的文體論和批評論
關燈
小
中
大
重，不偏于愛憎”，從而做到“平理若衡，照辭如鏡”：像天平那樣準确，像鏡子那樣清楚。
這就必須反對“貴古賤今”、“崇己抑人”等不良風氣。
第三，要加強批評者的自我修養。
劉勰指出，過去有的批評者自己學識淺薄，因而“信僞迷真”，被人嗤笑。
他認為：“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
”沒有彈過很多的樂曲就不會懂音樂，沒有察看過很多的刀劍就不能認識兵器。
因此，要能全面正确地評價作品，唯一的方法就是：“務先博觀。
”隻有批評者經過廣博的觀察學習，提高了鑒别能力，才有可能正确而全面地評價作品。
以上是《知音》篇中的主要論點。
把《宗經》與《知音》等篇結合起來看，劉勰的批評标準與原則大略可以有了個輪廓。
對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的建立，他有一定的貢獻。
主要缺點在于他太崇信儒家聖人與儒家經典了，他的主張帶有明顯的階級烙印。
理論上的階級局限，必然要影響到他的批評實踐的正确性。
三、作家論 對于劉勰的批評實踐，我們就作家論與作品論兩方面分别舉例說明。
現在先根據《才略》、《程器》等篇來介紹他的作家論。
《才略》篇主要評述曆代作家在創作上的成就，也就是他們的才華與識略在作品上的體現。
全篇隻有一千多字，卻是“縱述九代之文”，論及大小作家不下百人。
讀過此篇，真使人有《時序》篇說的“終古雖遠，曠焉如面”之感。
本篇對曆代作家的評論，當然并不全對，值得注意的是他評論作家中所持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是以簡要的評語，指出不同作家獨具的特點。
如說曹植的特點是“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曹丕則“慮詳而力緩”，但其“樂府清越，《典論》辯要”等成就亦不可忽視。
又如陸機、陸雲兩兄弟，陸機比較“深廣”，又“巧”而“繁”；陸雲則比較“朗練”，又“鮮”而“淨”。
此外如談建安七子，阮籍、嵇康等人，也能注意其不同特點。
由此可見，劉勰是注意到作家作品的複雜性的，大都根據各個作家的不同特色去找出其獨特的成就，很少作誰高誰低的武斷之論。
不過在評論作家的特色時，較多地偏重形式技巧方面。
第二是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
如東漢馮衍因獲罪而作《顯志賦》。
劉勰便抓住這點，說他不得志于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
蚌身上結珠本來是“病”，馮衍的獲罪本來也是件不幸的事，但卻正因蚌有此“病”，衍有此罪，才使之産生出珠，寫成較好的《顯志賦》。
又如說“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谌(chén）情發而理昭，亦遇之于時勢也”。
正是西晉末年時局的危亂，劉盧二人都深臨敵境，曆盡千辛萬苦，才使他們悲壯的情懷表現在作品之中，而具有雅壯多風、情發理昭的特色。
這裡可以看出，劉勰在自己的批評實踐中，多少注意到尋根溯源，把作品的思想傾向和作家的生活遭遇聯系起來研究。
第三是有一部分作家評論中，貫徹了内容與文辭并重的觀點。
如司馬相如的作品“理不勝辭”，“文麗用寡”，語言雖美，但缺乏充實有用的内容，這是劉勰所批評的。
相反，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内容的豐富雖有可取，但缺乏文采，仍為劉勰所不滿。
隻有“文質相稱”的荀況，“華實相扶”的馬融，才是劉勰所稱許的。
從這幾家現存作品來看，他所賞識的荀、馬的“質”和“實”，主要是指儒家思想，而這正是司馬相如的作品所缺乏的，因而司馬相如的作品被他認為無益于封建教化。
這些意見，都是上文所說的他的批評标準和原則的具體體現。
《程器》篇則從作家的道德修養和政治修養上來評論曆代文人，可以說是《才略》的姊妹篇。
劉勰認為，作家從事于文學創作，首先要有現實價值：“摛文必在緯軍國。
”寫出文章，最好是在治理軍國大事上發揮一定的作用（就是要為封建政治服務）。
否則，隻在辭采上“空騁其華”（《議對》），那就如揚雄、司馬相如等人，“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
那麼，寫出的文章，怎樣才能夠在治理軍國大事上發揮作用呢？劉勰認為，作家必須具備高度的封建道德品質和政治修養。
一個作家要是“雕而不器，貞幹誰則”？外表雖然美好，但無高尚的品德，是不可能為人表率的。
從這一點出發，他批評了一些作家，贊揚了一些作家。
劉勰深感“可悲”的是文人的“有文無質”。
他曆數了兩漢魏晉一些文人的不端行為：司馬相如好色又受賄，揚雄貪酒而不理家計，班固獻媚窦憲以作威作福，馬融做梁冀爪牙而貪污，潘嶽陰謀陷害愍懷太子，陸機逢迎賈谧(mì）和郭彰，等等。
在劉勰看來，這些曆史上著名的文人的行為既然不符合封建政治道德的标準要求，那就不可能對封建政治教化作出
這就必須反對“貴古賤今”、“崇己抑人”等不良風氣。
第三，要加強批評者的自我修養。
劉勰指出，過去有的批評者自己學識淺薄，因而“信僞迷真”，被人嗤笑。
他認為：“凡操千曲而後曉聲，觀千劍而後識器。
”沒有彈過很多的樂曲就不會懂音樂，沒有察看過很多的刀劍就不能認識兵器。
因此，要能全面正确地評價作品，唯一的方法就是：“務先博觀。
”隻有批評者經過廣博的觀察學習，提高了鑒别能力，才有可能正确而全面地評價作品。
以上是《知音》篇中的主要論點。
把《宗經》與《知音》等篇結合起來看，劉勰的批評标準與原則大略可以有了個輪廓。
對古典文學批評理論的建立，他有一定的貢獻。
主要缺點在于他太崇信儒家聖人與儒家經典了，他的主張帶有明顯的階級烙印。
理論上的階級局限，必然要影響到他的批評實踐的正确性。
三、作家論 對于劉勰的批評實踐，我們就作家論與作品論兩方面分别舉例說明。
現在先根據《才略》、《程器》等篇來介紹他的作家論。
《才略》篇主要評述曆代作家在創作上的成就，也就是他們的才華與識略在作品上的體現。
全篇隻有一千多字，卻是“縱述九代之文”，論及大小作家不下百人。
讀過此篇，真使人有《時序》篇說的“終古雖遠，曠焉如面”之感。
本篇對曆代作家的評論，當然并不全對，值得注意的是他評論作家中所持的态度和方法： 第一是以簡要的評語，指出不同作家獨具的特點。
如說曹植的特點是“思捷而才俊，詩麗而表逸”；曹丕則“慮詳而力緩”，但其“樂府清越，《典論》辯要”等成就亦不可忽視。
又如陸機、陸雲兩兄弟，陸機比較“深廣”，又“巧”而“繁”；陸雲則比較“朗練”，又“鮮”而“淨”。
此外如談建安七子，阮籍、嵇康等人，也能注意其不同特點。
由此可見，劉勰是注意到作家作品的複雜性的，大都根據各個作家的不同特色去找出其獨特的成就，很少作誰高誰低的武斷之論。
不過在評論作家的特色時，較多地偏重形式技巧方面。
第二是知人論世的批評方法。
如東漢馮衍因獲罪而作《顯志賦》。
劉勰便抓住這點，說他不得志于盛世，“《顯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
蚌身上結珠本來是“病”，馮衍的獲罪本來也是件不幸的事，但卻正因蚌有此“病”，衍有此罪，才使之産生出珠，寫成較好的《顯志賦》。
又如說“劉琨雅壯而多風，盧谌(chén）情發而理昭，亦遇之于時勢也”。
正是西晉末年時局的危亂，劉盧二人都深臨敵境，曆盡千辛萬苦，才使他們悲壯的情懷表現在作品之中，而具有雅壯多風、情發理昭的特色。
這裡可以看出，劉勰在自己的批評實踐中，多少注意到尋根溯源，把作品的思想傾向和作家的生活遭遇聯系起來研究。
第三是有一部分作家評論中，貫徹了内容與文辭并重的觀點。
如司馬相如的作品“理不勝辭”，“文麗用寡”，語言雖美，但缺乏充實有用的内容，這是劉勰所批評的。
相反，王逸“博識有功，而絢采無力”，内容的豐富雖有可取，但缺乏文采，仍為劉勰所不滿。
隻有“文質相稱”的荀況，“華實相扶”的馬融，才是劉勰所稱許的。
從這幾家現存作品來看，他所賞識的荀、馬的“質”和“實”，主要是指儒家思想，而這正是司馬相如的作品所缺乏的，因而司馬相如的作品被他認為無益于封建教化。
這些意見，都是上文所說的他的批評标準和原則的具體體現。
《程器》篇則從作家的道德修養和政治修養上來評論曆代文人，可以說是《才略》的姊妹篇。
劉勰認為，作家從事于文學創作，首先要有現實價值：“摛文必在緯軍國。
”寫出文章，最好是在治理軍國大事上發揮一定的作用（就是要為封建政治服務）。
否則，隻在辭采上“空騁其華”（《議對》），那就如揚雄、司馬相如等人，“有文無質，所以終乎下位也”。
那麼，寫出的文章，怎樣才能夠在治理軍國大事上發揮作用呢？劉勰認為，作家必須具備高度的封建道德品質和政治修養。
一個作家要是“雕而不器，貞幹誰則”？外表雖然美好，但無高尚的品德，是不可能為人表率的。
從這一點出發，他批評了一些作家，贊揚了一些作家。
劉勰深感“可悲”的是文人的“有文無質”。
他曆數了兩漢魏晉一些文人的不端行為：司馬相如好色又受賄，揚雄貪酒而不理家計，班固獻媚窦憲以作威作福，馬融做梁冀爪牙而貪污，潘嶽陰謀陷害愍懷太子，陸機逢迎賈谧(mì）和郭彰，等等。
在劉勰看來，這些曆史上著名的文人的行為既然不符合封建政治道德的标準要求，那就不可能對封建政治教化作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