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劉勰的文體論和批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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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多的貢獻。
而且，劉勰進一步還對曆代許多文武将相卑鄙無恥的行為，如管仲的偷盜，吳起的貪财好色等等，痛加斥責，認為其醜陋之多，是“不可勝數”的。
對于班固、陸機等人的醜行，劉勰的批判是對的。
同時，他還提出了這樣的看法：身居将相，擔負國家重任的人尚且品行不端，何況那些官卑職小的人和窮困的書生呢！将相雖然品行不端，仍然算是儒林名士；一般文人卻遭到過多的諷刺。
這不過是因為“将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诮”罷了。
這是極不公允的。
劉勰這樣的揭露，在門閥森嚴的六朝時期，是有一定意義的。
和上述的批評相對照，劉勰又贊揚了屈原、賈誼等忠貞愛國、文行兼善的優秀作家，為文人們樹立了表率。
劉勰要求作家有文有質，既有美好的文才，又有美好的品德，這固然有一定的意義。
不過他對作家道德品質的要求，完全是從封建道德标準出發的。
因此，他的論點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從這種要求出發來評論作家，就往往不能評價得當。
如他所批評的“相如竊妻”（指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等是文人的“瑕累”，就完全是用封建道德觀念來衡量的。
又如他所肯定的鄒陽、枚乘、徐幹等的逃避現實，顯然就不正确。
這是我們研究其作家論時所必須注意的。
四、作品論 最後，我們介紹劉勰批評實踐的另一方面——作品論。
這方面的意見分散在全書中，特别是在文體論部分。
現在舉《辨騷》、《明詩》等篇為例來說明。
《辨騷》篇專論《楚辭》，是劉勰作品論中值得注意的一篇。
漢人對《楚辭》已有過一些評價，有的評價過高，有的評價太低，劉勰都不同意。
他認為，漢人評論之不當，是因為他們無論“褒貶”、“抑揚”，都隻着眼于表面，常常不合實際；他們視而不察，鑒而不精。
所以他主張必須從具體分析《楚辭》本身入手。
漢代班固、王逸等人評《楚辭》，有的認為與儒家經典完全符合，有的認為完全不符合。
劉勰指出，《楚辭》“同于《風》、《雅》”的有四點：第一是《離騷》中對古代賢君的贊美，這是“典诰之體”。
第二是《離騷》中對桀纣等昏君的諷刺，這是“規諷之旨”。
第三是《離騷》、《涉江》等作品中用虬（qiú）龍和雲霓來比喻好人和壞人，這是“比興之義”。
第四是《哀郢》、《九辯》等作品中關懷祖國，慨歎楚王的深居宮中，難于接近，這是“忠怨之辭”。
他還指出，《楚辭》中“異乎經典”的，也有四點：第一，如《離騷》中“托雲龍，說迂怪”等，這是“詭異之辭”。
第二，如《天問》中說“康回（即共工）傾地，夷羿（即後羿）彃（bì）日”，《招魂》中說有的怪物“一夫九首”，有的“三目虎首”等，這是“谲（jué）怪之談”。
第三，如《離騷》中說屈原要效法彭鹹以投水自殺等[4]，這是“狷狹（急躁狹隘）之志”。
第四，如《招魂》中寫男女雜坐，狂飲作樂等，這是“荒淫之意”。
這樣評論《楚辭》，有不少缺點：首先是盲目推崇儒家經典，以合于經典者為“正”，不合者為“奇”。
其次是把神話傳說看作奇談怪論，不理解其中所蘊藏的積極意義，把運用神話傳說排斥在藝術誇張手法之外，這就削弱了下文“酌奇”與“翫華”的主張，也對于奇偉、幻想的理解帶來缺陷。
最後是以愚忠的觀點貶低屈原的投水自殺，也是錯誤的。
但他從作品本身出發而作了些具體的分析，卻有值得注意之處，如： 第一，他指出了《楚辭》在曆史上的地位，是僅次于《詩經》，而為“辭賦之英傑”。
其後的枚乘、賈誼、司馬相如和揚雄等人，都曾深受其影響，因而寫出奇偉絢麗的作品。
第二，是總評其藝術成就和特色：“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
”就是說，屈原能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他認為，屈原文氣超越古人，而辭藻又橫絕後世，這種驚人的文采和高度的美，是别人“難與并能”的。
第三，在對《楚辭》作總的評價之下，他又分别指出各篇不同的特色。
如《離騷》、《九章》明朗華麗而又抒情哀婉，《九歌》、《九辯》辭句美妙而表情動人，《遠遊》[5]、《天問》内容奇偉而文辭巧妙，等等。
第四，綜合起來，說明《楚辭》在抒情狀物上的獨到成就：在抒寫怨抑的情感或離情别緒上，能使讀者深深感動而為之哀痛；在描繪四時景物上，則可使讀者從字裡行間看到山川的狀貌和四季不同景色。
由于《楚辭》具有這些優點，曆代作家向它學習的很多。
雖然也有人注意到它宏偉的思想意義，但更多的人隻注意于它華麗的辭采、山川的描繪和香草美人的比喻。
在這裡，劉勰從學習《楚辭》出發，提到一個創作上的重要論點： 若能憑轼以倚《雅》、《頌》，懸辔以馭
而且，劉勰進一步還對曆代許多文武将相卑鄙無恥的行為，如管仲的偷盜，吳起的貪财好色等等，痛加斥責，認為其醜陋之多，是“不可勝數”的。
對于班固、陸機等人的醜行，劉勰的批判是對的。
同時，他還提出了這樣的看法：身居将相，擔負國家重任的人尚且品行不端，何況那些官卑職小的人和窮困的書生呢！将相雖然品行不端，仍然算是儒林名士；一般文人卻遭到過多的諷刺。
這不過是因為“将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诮”罷了。
這是極不公允的。
劉勰這樣的揭露，在門閥森嚴的六朝時期，是有一定意義的。
和上述的批評相對照，劉勰又贊揚了屈原、賈誼等忠貞愛國、文行兼善的優秀作家，為文人們樹立了表率。
劉勰要求作家有文有質，既有美好的文才，又有美好的品德，這固然有一定的意義。
不過他對作家道德品質的要求，完全是從封建道德标準出發的。
因此，他的論點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從這種要求出發來評論作家，就往往不能評價得當。
如他所批評的“相如竊妻”（指司馬相如與卓文君私奔）等是文人的“瑕累”，就完全是用封建道德觀念來衡量的。
又如他所肯定的鄒陽、枚乘、徐幹等的逃避現實，顯然就不正确。
這是我們研究其作家論時所必須注意的。
四、作品論 最後，我們介紹劉勰批評實踐的另一方面——作品論。
這方面的意見分散在全書中，特别是在文體論部分。
現在舉《辨騷》、《明詩》等篇為例來說明。
《辨騷》篇專論《楚辭》，是劉勰作品論中值得注意的一篇。
漢人對《楚辭》已有過一些評價，有的評價過高，有的評價太低，劉勰都不同意。
他認為，漢人評論之不當，是因為他們無論“褒貶”、“抑揚”，都隻着眼于表面，常常不合實際；他們視而不察，鑒而不精。
所以他主張必須從具體分析《楚辭》本身入手。
漢代班固、王逸等人評《楚辭》，有的認為與儒家經典完全符合，有的認為完全不符合。
劉勰指出，《楚辭》“同于《風》、《雅》”的有四點：第一是《離騷》中對古代賢君的贊美，這是“典诰之體”。
第二是《離騷》中對桀纣等昏君的諷刺，這是“規諷之旨”。
第三是《離騷》、《涉江》等作品中用虬（qiú）龍和雲霓來比喻好人和壞人，這是“比興之義”。
第四是《哀郢》、《九辯》等作品中關懷祖國，慨歎楚王的深居宮中，難于接近，這是“忠怨之辭”。
他還指出，《楚辭》中“異乎經典”的，也有四點：第一，如《離騷》中“托雲龍，說迂怪”等，這是“詭異之辭”。
第二，如《天問》中說“康回（即共工）傾地，夷羿（即後羿）彃（bì）日”，《招魂》中說有的怪物“一夫九首”，有的“三目虎首”等，這是“谲（jué）怪之談”。
第三，如《離騷》中說屈原要效法彭鹹以投水自殺等[4]，這是“狷狹（急躁狹隘）之志”。
第四，如《招魂》中寫男女雜坐，狂飲作樂等，這是“荒淫之意”。
這樣評論《楚辭》，有不少缺點：首先是盲目推崇儒家經典，以合于經典者為“正”，不合者為“奇”。
其次是把神話傳說看作奇談怪論，不理解其中所蘊藏的積極意義，把運用神話傳說排斥在藝術誇張手法之外，這就削弱了下文“酌奇”與“翫華”的主張，也對于奇偉、幻想的理解帶來缺陷。
最後是以愚忠的觀點貶低屈原的投水自殺，也是錯誤的。
但他從作品本身出發而作了些具體的分析，卻有值得注意之處，如： 第一，他指出了《楚辭》在曆史上的地位，是僅次于《詩經》，而為“辭賦之英傑”。
其後的枚乘、賈誼、司馬相如和揚雄等人，都曾深受其影響，因而寫出奇偉絢麗的作品。
第二，是總評其藝術成就和特色：“雖取熔經意，亦自鑄偉辭。
”就是說，屈原能在繼承前人的基礎上有所創新。
他認為，屈原文氣超越古人，而辭藻又橫絕後世，這種驚人的文采和高度的美，是别人“難與并能”的。
第三，在對《楚辭》作總的評價之下，他又分别指出各篇不同的特色。
如《離騷》、《九章》明朗華麗而又抒情哀婉，《九歌》、《九辯》辭句美妙而表情動人，《遠遊》[5]、《天問》内容奇偉而文辭巧妙，等等。
第四，綜合起來，說明《楚辭》在抒情狀物上的獨到成就：在抒寫怨抑的情感或離情别緒上，能使讀者深深感動而為之哀痛；在描繪四時景物上，則可使讀者從字裡行間看到山川的狀貌和四季不同景色。
由于《楚辭》具有這些優點，曆代作家向它學習的很多。
雖然也有人注意到它宏偉的思想意義，但更多的人隻注意于它華麗的辭采、山川的描繪和香草美人的比喻。
在這裡，劉勰從學習《楚辭》出發，提到一個創作上的重要論點： 若能憑轼以倚《雅》、《頌》，懸辔以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