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劉勰的文體論和批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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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篇，酌奇而不失其真（一作貞），翫（玩）華而不墜其實，則顧盼可以驅辭力，咳唾可以窮文緻。
他認為：如果在寫作時能夠依據《詩經》，掌握《楚辭》，吸取其奇偉的東西，而能保持正常，玩味華豔的事物，但又不違背實際；那就可以輕巧地發揮文辭的作用，窮究文章的情趣了。
“酌奇”、“翫華”這兩句名言已經接觸到文學創作上寫實和幻想相結合的問題了，這是值得注意的。
《明詩》篇專論曆代詩歌創作，特别是四言詩和五言詩。
全篇内容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現在隻就他評價各個時期詩歌創作的優劣的意見，扼要地介紹一下。
先看劉勰所肯定的作品，除傳說的古曲外，他主要談到：當夏禹治水成功，政治上了軌道的時候，有人作詩來頌其功德；後來夏帝太康道德敗壞，他的兄弟五人便作歌表示怨恨[6]。
從這裡看出古代詩歌“順美匡惡”的悠久傳統。
《文心雕龍》對《詩經》的評價雖然很高，但由于受儒家傳統觀念的影響，劉勰對《詩經》意義的認識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本篇主要從詩歌發展的角度來談，指出風、雅、頌和賦、比、興的全面形成，使詩歌創作進入新階段。
此外，在《征聖》、《通變》、《情采》、《比興》、《誇飾》、《時序》、《物色》、《才略》等許多篇中，對《詩經》的各個方面，都有較高的評價。
如《情采》篇說到《詩經》的諷刺作用，是“為情而造文”的典範；《物色》篇談到《詩經》中“寫氣圖貌”的一些例子，是千載難及的典範，等等。
所以，劉勰認為漢以後的詩歌，内容方面的“匡谏之義”，形式方面的比興之法等等，都是繼承《詩經》來的。
《詩經》之後，評價較高的是《古詩十九首》和建安詩歌。
他認為，《古詩十九首》是兩漢“五言之冠冕”。
建安時期（196-220）的詩歌創作，更是空前活躍：詩人們激昂慷慨地抒發自己的志氣，光明磊落地表現他們的才情。
抒情寫景，都有獨到的成就。
其後隻有應璩（qú）的《百一詩》[7]，還稍有建安時正直的遺風。
到晉代以後，雖作家輩出，但其風力都遠不能和建安詩歌相比了。
劉勰在本篇所批判的詩歌，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玄言詩[8]。
劉勰說：“正始[9]明道，詩雜仙心，何晏[10]之徒，率多浮淺。
”詩歌裡面硬塞進一些道家思想，當然會浮淺乏味的。
到了東晉，詩歌創作幾乎完全淹沒在玄風裡面，作者們大都恥于關懷時務，而推崇那種忘卻世情的空談。
這樣的詩歌，就難怪鐘嵘在《詩品》中要批評它們類似《道德論》了。
第二是晉以後的輕内容而重形式的文風。
劉勰指出：晉代作家雖多，但大都浮淺绮麗，辭藻上比正始時繁雜，内容上卻比建安時無力。
他們或者以講究字句為能事，或者以靡麗的筆調自逞其美。
這樣發展下去，到劉宋初就達于“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的極點。
作家們既然緻其全力于成篇的對偶和一字一句的新奇，其文辭的輕靡，内容的空泛，也就可想而知了。
從上述評論來看，其褒貶還未能完全抓住要害，他在肯定和批判作品的具體尺度上，不僅有明顯的局限性，而且也不統一。
如稱贊《古詩十九首》偏重于語言藝術技巧；而對其思想内容或消極頹廢，或失志傷時，或相思别離，或諷刺權貴，都未加明辨。
但評論中也有可取之處，如他所肯定的《詩經》中的某些詩和建安詩歌，他所指責的玄言詩和六朝形式主義文風等，也确是這時期内詩歌創作中應該肯定或批判的。
總之，劉勰的作品論和作家論一樣，其中精華與糟粕是同時存在的。
*** [1]“摛”是發布，“體”是體現。
[2]有人把這個“風”字當作風格，這不合于《文心雕龍》全書的用法。
後邊第五項的“體”字才是風格。
有人把這個“體”當作體裁，但“約而不蕪”的說明隻能應用于風格，而不适用于體裁。
[3]有人因為劉勰重視内容，所以盡量把“六觀”聯系到内容上去，如把“位體”解釋為指“文章的思想、主題”。
但“體”字在《文心雕龍》中是沒有這樣用法的。
[4]彭鹹相傳是殷代的賢大夫，因谏君不聽而投水自殺。
[5]《辨騷》篇提到《遠遊》、《悲回風》、《蔔居》、《漁父》、《招魂》等作品。
這些作品大都曾被人疑為不是屈原的作品。
[6]太康是夏禹之孫，因荒淫而失國，某弟五人所作歌，載《尚書·五子之歌》。
[7]應璩是三國中期作家，他的《百一詩》的主要内容是勸戒統治者。
[8]玄言詩是宣揚老莊思想的詩，這種詩在從魏正始到劉宋初的一段時間内極為盛行。
[9]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号（240-248）。
[10]何晏是三國中期的學者兼玄言詩人。
他認為：如果在寫作時能夠依據《詩經》，掌握《楚辭》，吸取其奇偉的東西，而能保持正常，玩味華豔的事物，但又不違背實際；那就可以輕巧地發揮文辭的作用，窮究文章的情趣了。
“酌奇”、“翫華”這兩句名言已經接觸到文學創作上寫實和幻想相結合的問題了，這是值得注意的。
《明詩》篇專論曆代詩歌創作，特别是四言詩和五言詩。
全篇内容涉及到多方面的問題，現在隻就他評價各個時期詩歌創作的優劣的意見，扼要地介紹一下。
先看劉勰所肯定的作品，除傳說的古曲外，他主要談到：當夏禹治水成功，政治上了軌道的時候，有人作詩來頌其功德；後來夏帝太康道德敗壞，他的兄弟五人便作歌表示怨恨[6]。
從這裡看出古代詩歌“順美匡惡”的悠久傳統。
《文心雕龍》對《詩經》的評價雖然很高，但由于受儒家傳統觀念的影響，劉勰對《詩經》意義的認識是片面的，不正确的。
本篇主要從詩歌發展的角度來談，指出風、雅、頌和賦、比、興的全面形成，使詩歌創作進入新階段。
此外，在《征聖》、《通變》、《情采》、《比興》、《誇飾》、《時序》、《物色》、《才略》等許多篇中，對《詩經》的各個方面，都有較高的評價。
如《情采》篇說到《詩經》的諷刺作用，是“為情而造文”的典範；《物色》篇談到《詩經》中“寫氣圖貌”的一些例子，是千載難及的典範，等等。
所以，劉勰認為漢以後的詩歌，内容方面的“匡谏之義”，形式方面的比興之法等等，都是繼承《詩經》來的。
《詩經》之後，評價較高的是《古詩十九首》和建安詩歌。
他認為，《古詩十九首》是兩漢“五言之冠冕”。
建安時期（196-220）的詩歌創作，更是空前活躍：詩人們激昂慷慨地抒發自己的志氣，光明磊落地表現他們的才情。
抒情寫景，都有獨到的成就。
其後隻有應璩（qú）的《百一詩》[7]，還稍有建安時正直的遺風。
到晉代以後，雖作家輩出，但其風力都遠不能和建安詩歌相比了。
劉勰在本篇所批判的詩歌，主要有兩個方面：第一是玄言詩[8]。
劉勰說：“正始[9]明道，詩雜仙心，何晏[10]之徒，率多浮淺。
”詩歌裡面硬塞進一些道家思想，當然會浮淺乏味的。
到了東晉，詩歌創作幾乎完全淹沒在玄風裡面，作者們大都恥于關懷時務，而推崇那種忘卻世情的空談。
這樣的詩歌，就難怪鐘嵘在《詩品》中要批評它們類似《道德論》了。
第二是晉以後的輕内容而重形式的文風。
劉勰指出：晉代作家雖多，但大都浮淺绮麗，辭藻上比正始時繁雜，内容上卻比建安時無力。
他們或者以講究字句為能事，或者以靡麗的筆調自逞其美。
這樣發展下去，到劉宋初就達于“俪采百字之偶，争價一句之奇”的極點。
作家們既然緻其全力于成篇的對偶和一字一句的新奇，其文辭的輕靡，内容的空泛，也就可想而知了。
從上述評論來看，其褒貶還未能完全抓住要害，他在肯定和批判作品的具體尺度上，不僅有明顯的局限性，而且也不統一。
如稱贊《古詩十九首》偏重于語言藝術技巧；而對其思想内容或消極頹廢，或失志傷時，或相思别離，或諷刺權貴，都未加明辨。
但評論中也有可取之處，如他所肯定的《詩經》中的某些詩和建安詩歌，他所指責的玄言詩和六朝形式主義文風等，也确是這時期内詩歌創作中應該肯定或批判的。
總之，劉勰的作品論和作家論一樣，其中精華與糟粕是同時存在的。
*** [1]“摛”是發布，“體”是體現。
[2]有人把這個“風”字當作風格，這不合于《文心雕龍》全書的用法。
後邊第五項的“體”字才是風格。
有人把這個“體”當作體裁，但“約而不蕪”的說明隻能應用于風格，而不适用于體裁。
[3]有人因為劉勰重視内容，所以盡量把“六觀”聯系到内容上去，如把“位體”解釋為指“文章的思想、主題”。
但“體”字在《文心雕龍》中是沒有這樣用法的。
[4]彭鹹相傳是殷代的賢大夫，因谏君不聽而投水自殺。
[5]《辨騷》篇提到《遠遊》、《悲回風》、《蔔居》、《漁父》、《招魂》等作品。
這些作品大都曾被人疑為不是屈原的作品。
[6]太康是夏禹之孫，因荒淫而失國，某弟五人所作歌，載《尚書·五子之歌》。
[7]應璩是三國中期作家，他的《百一詩》的主要内容是勸戒統治者。
[8]玄言詩是宣揚老莊思想的詩，這種詩在從魏正始到劉宋初的一段時間内極為盛行。
[9]正始是魏廢帝曹芳的年号（240-248）。
[10]何晏是三國中期的學者兼玄言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