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劉勰的生平和基本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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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這部書的名稱、寫作的動機、全書的基本内容、對過去一些文論的意見、對後代讀者的期望，等等。
劉勰之所以要寫這部書，一方面因為他重視文學的作用，深信文學作品可以闡明儒學，有益政教；一方面也因為當時不少作家走上了重形式而輕内容的歧途，他要在這部書中糾正那種不良傾向。
他認為寫作應以儒家經典《詩經》、《尚書》等書做典範，其次應學習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楚辭”。
他對漢魏某些辭賦已表示不滿，至于晉宋以後作品則感到缺點更多。
可惜過去評論家如曹丕、陸機、摯虞、李充等，對它們都未能作全面的探讨，有時又抓不住要點。
所以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總結曆代創作的經驗，發揚過去的優良傳統，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來指導作家與評論家。
除這部著作外，劉勰還寫了一些有關佛教的文章，如《鐘山定林上寺碑銘》、《建初寺初創碑銘》、《僧柔法師碑銘》，還有為僧祐、超辯等人所作的碑文，以及請祭祀改用蔬果的表文等等，現在都失傳了。
我們目前能看到的隻有《梁建安王造剡（shàn）山石城寺石像碑》及《滅惑論》兩篇[8]。
前者二千多字，内容除叙述寺廟曆史外，還歌頌了佛教，寫在《文心雕龍》之後十多年（516）。
後者約三千多字，内容是根據佛理來駁斥道教的論點，寫作年代難定，但總在僧祐去世以前。
兩篇寫作期大體相近。
由此可見，劉勰的思想是很複雜的，有儒家的思想成分，也有佛教的思想成分。
他在《文心雕龍·序志》裡說： 予生七齡，乃夢采雲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逾立（三十多歲），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随仲尼而南行。
旦而寤，乃怡然而喜。
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欤？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又在《宗經》裡說： 三極彜（yí）訓，其書言經。
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然而道心惟微，聖谟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铮铮之細響矣。
……若禀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9]。
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對孔丘的崇拜和對儒家經典的重視。
他在《文心雕龍》中讨論文學問題時，正是以儒家經書做依據的。
另一方面，他和僧祐長期同住，協助僧祐整理佛經，最後出家。
這樣，佛教的思想在他身上必然留下一定的影響。
不過，在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他思想中的儒家因素與佛教因素有前後升降的情況。
劉勰在三十多歲寫《文心雕龍》時，儒家思想占優勢，所以書中看不大出佛教思想的痕迹[10]，而且在成書後還做了十多年的官。
後來佛教思想漸漸壓倒了儒家思想，他終于出家了，并寫了《滅惑論》等佛理文章。
因此，我們不能在《文心雕龍》的思想和《滅惑論》的思想中間劃上等号。
其次，在佛教思想占優勢的晚年，他沒有完全背棄儒家，而走上調和儒、佛的路子。
他在《滅惑論》裡說，世上道理隻有一個，不過各國語言不同，在中國叫做“道”，在印度則叫做“菩提”。
當時宗教界、思想界裡本來有調和儒、佛的一派的。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體現的思想，從他反對儒家谶緯之說等論述來看，是屬于儒學古文學派[11]的。
劉勰在《原道》篇提出了文原于道的主張。
認為“文”不是先天地而生的，而是“與天地并生”的。
不過“并生”之中還有主次，必須“形立”、“聲發”，然後“章成”、“文生”。
這個“文”是廣義的，包括文學在内。
“文”不是人心的主觀的産物，它是天地萬物本身的必然表現，不能離天地萬物而生。
有什麼樣的物，就有什麼樣的文。
人是萬事萬物之一，有了人就會産生人的文。
自然之道依靠聖人來表達在文章裡面，聖人通過文章來闡明自然之道（“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他所謂“原道”的“道”，一般指道理或規律。
“自然之道”就是自然的道理或規律[12]。
但他的“并生”的提法，态度不夠鮮明。
認為儒家的所謂“聖人”是生而知之的，“妙極生知，睿
劉勰之所以要寫這部書，一方面因為他重視文學的作用，深信文學作品可以闡明儒學，有益政教；一方面也因為當時不少作家走上了重形式而輕内容的歧途，他要在這部書中糾正那種不良傾向。
他認為寫作應以儒家經典《詩經》、《尚書》等書做典範，其次應學習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楚辭”。
他對漢魏某些辭賦已表示不滿，至于晉宋以後作品則感到缺點更多。
可惜過去評論家如曹丕、陸機、摯虞、李充等，對它們都未能作全面的探讨，有時又抓不住要點。
所以他覺得自己有責任來總結曆代創作的經驗，發揚過去的優良傳統，建立自己的理論體系，來指導作家與評論家。
除這部著作外，劉勰還寫了一些有關佛教的文章，如《鐘山定林上寺碑銘》、《建初寺初創碑銘》、《僧柔法師碑銘》，還有為僧祐、超辯等人所作的碑文，以及請祭祀改用蔬果的表文等等，現在都失傳了。
我們目前能看到的隻有《梁建安王造剡（shàn）山石城寺石像碑》及《滅惑論》兩篇[8]。
前者二千多字，内容除叙述寺廟曆史外，還歌頌了佛教，寫在《文心雕龍》之後十多年（516）。
後者約三千多字，内容是根據佛理來駁斥道教的論點，寫作年代難定，但總在僧祐去世以前。
兩篇寫作期大體相近。
由此可見，劉勰的思想是很複雜的，有儒家的思想成分，也有佛教的思想成分。
他在《文心雕龍·序志》裡說： 予生七齡，乃夢采雲若錦，則攀而采之；齒在逾立（三十多歲），則嘗夜夢執丹漆之禮器，随仲尼而南行。
旦而寤，乃怡然而喜。
大哉聖人之難見也，乃小子之垂夢欤？自生人以來，未有如夫子者也。
又在《宗經》裡說： 三極彜（yí）訓，其書言經。
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然而道心惟微，聖谟卓絕；牆宇重峻，而吐納自深；譬萬鈞之洪鐘，無铮铮之細響矣。
……若禀經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鑄銅，煮海而為鹽也[9]。
從這裡可以看出他對孔丘的崇拜和對儒家經典的重視。
他在《文心雕龍》中讨論文學問題時，正是以儒家經書做依據的。
另一方面，他和僧祐長期同住，協助僧祐整理佛經，最後出家。
這樣，佛教的思想在他身上必然留下一定的影響。
不過，在這裡有兩點值得注意：首先，他思想中的儒家因素與佛教因素有前後升降的情況。
劉勰在三十多歲寫《文心雕龍》時，儒家思想占優勢，所以書中看不大出佛教思想的痕迹[10]，而且在成書後還做了十多年的官。
後來佛教思想漸漸壓倒了儒家思想，他終于出家了，并寫了《滅惑論》等佛理文章。
因此，我們不能在《文心雕龍》的思想和《滅惑論》的思想中間劃上等号。
其次，在佛教思想占優勢的晚年，他沒有完全背棄儒家，而走上調和儒、佛的路子。
他在《滅惑論》裡說，世上道理隻有一個，不過各國語言不同，在中國叫做“道”，在印度則叫做“菩提”。
當時宗教界、思想界裡本來有調和儒、佛的一派的。
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所體現的思想，從他反對儒家谶緯之說等論述來看，是屬于儒學古文學派[11]的。
劉勰在《原道》篇提出了文原于道的主張。
認為“文”不是先天地而生的，而是“與天地并生”的。
不過“并生”之中還有主次，必須“形立”、“聲發”，然後“章成”、“文生”。
這個“文”是廣義的，包括文學在内。
“文”不是人心的主觀的産物，它是天地萬物本身的必然表現，不能離天地萬物而生。
有什麼樣的物，就有什麼樣的文。
人是萬事萬物之一，有了人就會産生人的文。
自然之道依靠聖人來表達在文章裡面，聖人通過文章來闡明自然之道（“道沿聖以垂文，聖因文而明道”）。
他所謂“原道”的“道”，一般指道理或規律。
“自然之道”就是自然的道理或規律[12]。
但他的“并生”的提法，态度不夠鮮明。
認為儒家的所謂“聖人”是生而知之的，“妙極生知，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