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劉勰以前的文學理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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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于狹義的文學作品。

    “文學”含義前後演進的痕迹是很容易看出來的。

     第二,文學的社會作用問題。

     雖然古人對于文學和非文學的分界還很模糊,但對于詩歌一類作品的巨大社會作用卻很早就看到了。

    《詩經》中某些篇的作者如尹吉甫[4]、家父[5]、寺人孟子[6]等,都已初步意識到自己的詩篇有益于政教,因而在篇末都表達了這種信念。

    孔丘從維護當時統治者利益出發,更一再指出詩歌可以幫助人們提高道德品質,培養政治才能,增進學問見識[7]。

    漢代學者繼承了儒家的傳統,都一緻強調《詩經》和封建政教的密切關系(如《毛詩序》、鄭玄《詩譜序》等)。

    詩歌如此,其他作品如辭賦也不例外。

    揚雄所以斥賦為“雕蟲篆刻”(《法言·吾子》),主要因為他感到一般的賦雖然文辭華麗,但是社會意義和教育作用都不夠大。

    班固則從正面強調賦要“抒下情而通諷谕”或“宣上德而盡忠孝”(《兩都賦序》)。

    魏晉以後,這一觀點基本上沒有改變。

    曹丕認為“文章經國之大業”(《典論·論文》),陸機指出文學可以“濟文武于将墜,宣風聲于不泯”(《文賦》),摯虞也說創作是為了“宣上下之象,明人倫之叙,窮理盡性,以究萬物之宜”(《文章流别論》)。

    這些論點,明顯地強調了文學應當為封建統治階級的利益服務,正如毛主席指示的:文藝批評的标準,“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标準放在第一位”[8]。

     《文心雕龍》中強調文學的社會作用,正是對前人理論的繼承與闡述。

     第三,文學和現實的關系問題。

     和文學的社會作用問題相聯系的是文學和現實的關系問題。

    文學作品和現實有着密切的聯系,優秀的作品不能不是現實的反映,這個問題很早也被古代文論家注意到了。

    他們談論文學和現實的關系的意見,常常和談論文學的社會作用的意見伴随在一起。

    古代文論家所謂文學描寫現實,主要是指在作品中體現出社會環境、時代風尚、自然景物,等等。

    如《詩經》中的某些詩篇,基本上能夠真實地反映現實,所以孔丘說“詩……可以觀”(《論語·陽貨》),孟轲也主張“頌其詩,……是以論其世也”(《孟子·萬章》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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