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詩的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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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王樂府在藝術上的共同特點是多用七言歌行，篇幅雖不長，卻換韻幾次，很少一韻到底。
在詩的末尾兩句用重筆來突出主題，這對于白居易新樂府詩的“卒章顯志”可能有一定的影響。
李紳，字公垂（772—846）。
他是新樂府運動的創始人之一。
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文說：“予友李公垂，贶（kuàng，贈與）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很有内容），不虛為文。
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
”由此可見，李紳是第一個有意識、有組織地寫作新題樂府的倡導者。
這二十首新題樂府，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更進一步擴大成五十首，改名為《新樂府》，才成為新樂府運動。
可惜李紳這二十首新題樂府已經完全失傳。
在傳下來的李紳詩中，有《憫農》二首是千古傳誦的：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這兩首小詩表達了詩人對農民辛勤勞動的贊歎和對他們所受沉重剝削的同情。
雖然隻有這麼短短幾句，可是一片血淚！ 在新樂府運動中，提出文學理論，起的作用較大，在創作的成就上較高，而且和白居易關系最密切的，要推元稹。
元稹是白居易的詩友和戰友，當時稱為“元白”，并把他們的詩号為“元和體”。
元稹（779—831），字微之，幼年喪父，家境貧困。
早年敢于在政治上和權奸們進行鬥争。
後來遭到打擊，轉與宦官妥協，官做到宰相。
元稹的文學觀點和白居易差不多，也非常推重杜甫。
他在《樂府古題序》中說：“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依傍。
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他給這種不用古題的樂府詩起了一個名号，叫作“新題樂府”，就是白居易所标明的“新樂府”。
但是元稹所寫的“新題樂府”十二首，比起白居易的《新樂府》來卻差得多。
例如他寫的《上陽白發人》，對象不能集中在“上陽人”本身，因而主題不夠突出。
後半篇忽然岔到“此輩賤嫔何足言，帝子天孫古稱貴”，可見他鄙視被壓迫的婦女，而特别恭維和關懷的卻是“帝子天孫”。
他寫的人物之所以不夠生動，主要是由于他的世界觀所決定的。
但是他寫的《樂府古題》十九首中還有些好詩，這些詩有“雖用古題，全無古意者”；也有“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
其中《織婦詞》、《田家詞》、《估客樂》是他的代表作。
《織婦詞》寫的是織婦為了繳納緊迫的絲稅而從事艱苦勞動。
他寫到“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
可是統治階級的貪欲是永遠不能滿足的，以至于使得織婦們羨慕檐前的蜘蛛“能向虛空織羅網”。
《田家詞》描寫農民在戰亂中所遭受的沉重災難。
詩中描寫農民在幹旱的土地上艱苦地勞動着，由于連年不斷的戰争，人民就要月月把大批的糧食供應軍需。
家裡的糧食都被搜亂盡了，幾顆寶貝種子還是向官倉裡借來的。
可是： 一日官軍收海服[23]，驅牛駕車食牛肉。
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劚[24]。
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
願官早勝仇早複，農民有兒牛有犢，誓不遣[25]官軍糧不足。
末三句是農民憤慨的話，意思是說：戰争一日不平息，老百姓的災難就一日不得免除，老農死了，還有兒孫，仍然要供應軍糧；老牛死了，還有牛犢，官家仍然可以把它宰殺。
唯一的希望隻有是“願官早勝仇早複”。
“誓不遣”一句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語氣，意思是說：官家的軍糧總是少不了要交的。
元稹還有《連昌宮詞》，是繼白居易《長恨歌》之後而作的。
詩中通過“宮邊老人”之口，揭露安史之亂以前朝政的腐化，并追溯招緻禍亂的原因，最後提出努力改革政治來消滅内亂的主張。
元稹又有《遣悲懷》三首，是悼亡詩，寫得也很沉痛。
四、韓孟詩派 在元和時期，和新樂府運動處于并立狀态的，是以韓愈、孟郊為首的韓孟詩派。
韓愈（768—824），字退之，是古文運動的主将。
他曾經通過文體的改革來進行政治思想宣傳。
但是那些政治思想宣傳，并沒有太多的内容反映在他的詩篇裡。
表面上，韓愈也推崇李白、杜甫，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調張籍》）。
但他的着眼點偏重在形式方面，既不是李白的反抗精神，也不是杜甫的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
盡管他也說“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薦士》），實際上他走上了另一條“險怪”的道路，用他評價孟郊詩的話來說，也就是“橫空盤硬語”（《薦士》）。
在韓愈詩裡也有些反映現實的，如《華山女》諷刺宗教迷信，《歸彭城》同情人民疾苦。
這類的詩主要是在德宗貞元年間寫的。
但是這樣的詩數量不多，而且往往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認識不夠深刻。
其中比較好的是貞元二十一年（805）被貶遇赦歸來在半路上寫的《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當時張署剛調任功曹參軍，詩的中段用張署的口吻，傾訴了貶谪生活的痛苦和抑郁悲憤的心情說： 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号[26]。
十年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27]。
下床畏蛇食畏藥[28]，海氣濕蟄熏腥臊[29]。
…… 到了末尾韓愈安慰張署說：“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一作月）何？”表面上故作放達，實際上更加悲涼。
這首詩雖然章法波瀾曲折，語言古樸蒼勁，有古文的氣勢，但終嫌發洩個人牢騷氣味太多。
韓愈寫了許多筆力挺拔的古體詩，并且在詩歌裡運用了散文化的句法和奇巧的字眼。
例如他在徐州随從張建封射獵時所作的《雉帶箭》中，描寫張建封射獵的神态說：“将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
”這是說将軍要使人心服，所以騎在馬上盤旋着兜圈子，拉滿了弓（彎弓），很珍惜地不輕易把箭射出去。
朱熹《韓文考異》說：“按：雉出複沒，而射者彎弓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毫厘不爽處。
”所以成為傳誦的名句。
又如他在《奉酬盧給事雲夫兄曲江（在長安東南）荷花行》裡寫昆明池（在長安城南，西南接太白山）的風光說：“太白山高三百裡，負雪崔嵬插花裡。
”就不僅筆調壯麗豪健，而且用一“插”字來寫錯覺，也非常奇巧，出人意表。
他的詩以理趣勝，有時愛發議論，富诙諧感。
缺點在于生硬古奧，不容易懂，讀起來音調也不諧和。
但是也有比較自然而富于情趣的，如他的《山石》是一首紀遊詩。
詩的開頭說： 山石荦（luò）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栀子肥。
這首詩先從前一天日落時寫起，在路上行走時，山徑不平，微茫難辨。
黃昏時刻才到寺裡。
入寺先升堂，升堂後又坐在階上。
這時雨初定，蝙蝠飛；蕉葉大，栀子肥。
這都是夏天雨後新晴的景色。
然後寫僧人供飯留宿，鋪床拂席，并且領他照看佛畫。
到了夜間，“夜深靜卧百蟲（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别是一片寂靜的景色。
下半篇從第二天日出時寫起：作者在高山的煙霏迷茫之中，找不到固定的道路，穿來穿去，隻見山是紅的，澗是綠的，有松枥，有流水，這樣“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令人陶醉。
所以才引起“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促為人鞿[30]！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31]”的感慨。
此外，如《聽穎師彈琴》用形象化的比喻描繪琴聲以及自己聽琴時所受的感動；又如《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寫貶官外放的痛苦和遭遇，傾訴了滿腔的委曲，都是韓愈有名的詩篇。
韓愈用散文化的筆法寫詩，是唐詩的一大變革，也給宋詩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歐陽修說：“退之筆力，無施不可。
……其資談笑，助諧谑，叙人情，狀物态，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
”（《六一詩話》）這種在詩裡發議論、講究奇巧的字眼、诙諧的風趣等作法，都形成了宋詩的特點。
歐陽修、蘇轼都學習他這種作風，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但是追求散文化的結果，削弱了詩歌的形象性和音樂性，對宋詩也産生了不良的影響。
在韓孟詩派中成就較大的詩人還有孟郊（751—814）。
韓愈雖然在《薦士》詩裡對他推崇備至，認為是陳子昂、李白、杜甫以後最為傑出的詩人，實際上孟郊心胸狹窄，他的詩多叙述自身饑寒貧苦的生活，缺乏廣泛的社會内容。
隻是由于韓孟二人的詩都有“硬語盤空”的特點，所以孟郊的詩特别得到韓愈的偏愛。
孟郊的一生，是“拙于生事（即生計），一貧徹骨”（《唐才子傳》）的。
因為他對于貧苦生活有親身的體驗，寫來也就具體生動。
例如他在《秋懷》詩中寫自己“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
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
這是說秋夜的露珠，打在他的身上，使他從夢中醒來，不能入睡，所以說“滴夢破”；而勁峭的寒風透入骨髓，所以說“梳骨寒”。
“席上印病文”是“病印席上文”的倒寫，可見久病卧床，身體虛軟。
在這種生活中想不開，自然是愁腸百轉。
像這類詩，一方面刻畫出作者的窮愁潦倒的形象，一方面也顯示出他的奇險峭拔的詩風。
又如《贈崔純亮》詩說：“食荠腸亦苦，強歌聲無歡。
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以看出他的心胸狹窄。
這種詩篇對于間接反映當時的社會黑暗來說，是有認識作用的，但是很容易使人讀了喪失鬥志。
孟郊也有少數作品接觸到社會的現實矛盾，如《寒地百姓吟》中說： 無火炙地眠[32]，半夜皆立号。
……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
高堂捶鐘飲[33]，到曉聞烹炮。
寒者願為蛾，燒死彼華膏[34]。
這裡把寒地百姓的
張王樂府在藝術上的共同特點是多用七言歌行，篇幅雖不長，卻換韻幾次，很少一韻到底。
在詩的末尾兩句用重筆來突出主題，這對于白居易新樂府詩的“卒章顯志”可能有一定的影響。
李紳，字公垂（772—846）。
他是新樂府運動的創始人之一。
元稹《和李校書新題樂府十二首》序文說：“予友李公垂，贶（kuàng，贈與）予樂府新題二十首，雅有所謂（很有内容），不虛為文。
予取其病時之尤急者，列而和之，蓋十二而已。
”由此可見，李紳是第一個有意識、有組織地寫作新題樂府的倡導者。
這二十首新題樂府，元稹和了十二首，白居易更進一步擴大成五十首，改名為《新樂府》，才成為新樂府運動。
可惜李紳這二十首新題樂府已經完全失傳。
在傳下來的李紳詩中，有《憫農》二首是千古傳誦的： 春種一粒粟，秋收萬顆子。
四海無閑田，農夫猶餓死！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
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 這兩首小詩表達了詩人對農民辛勤勞動的贊歎和對他們所受沉重剝削的同情。
雖然隻有這麼短短幾句，可是一片血淚！ 在新樂府運動中，提出文學理論，起的作用較大，在創作的成就上較高，而且和白居易關系最密切的，要推元稹。
元稹是白居易的詩友和戰友，當時稱為“元白”，并把他們的詩号為“元和體”。
元稹（779—831），字微之，幼年喪父，家境貧困。
早年敢于在政治上和權奸們進行鬥争。
後來遭到打擊，轉與宦官妥協，官做到宰相。
元稹的文學觀點和白居易差不多，也非常推重杜甫。
他在《樂府古題序》中說：“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複依傍。
予少時與友人樂天、李公垂輩，謂是為當，遂不複拟賦古題。
”他給這種不用古題的樂府詩起了一個名号，叫作“新題樂府”，就是白居易所标明的“新樂府”。
但是元稹所寫的“新題樂府”十二首，比起白居易的《新樂府》來卻差得多。
例如他寫的《上陽白發人》，對象不能集中在“上陽人”本身，因而主題不夠突出。
後半篇忽然岔到“此輩賤嫔何足言，帝子天孫古稱貴”，可見他鄙視被壓迫的婦女，而特别恭維和關懷的卻是“帝子天孫”。
他寫的人物之所以不夠生動，主要是由于他的世界觀所決定的。
但是他寫的《樂府古題》十九首中還有些好詩，這些詩有“雖用古題，全無古意者”；也有“頗同古義，全創新詞者”。
其中《織婦詞》、《田家詞》、《估客樂》是他的代表作。
《織婦詞》寫的是織婦為了繳納緊迫的絲稅而從事艱苦勞動。
他寫到“東家頭白雙女兒，為解挑紋嫁不得”。
可是統治階級的貪欲是永遠不能滿足的，以至于使得織婦們羨慕檐前的蜘蛛“能向虛空織羅網”。
《田家詞》描寫農民在戰亂中所遭受的沉重災難。
詩中描寫農民在幹旱的土地上艱苦地勞動着，由于連年不斷的戰争，人民就要月月把大批的糧食供應軍需。
家裡的糧食都被搜亂盡了，幾顆寶貝種子還是向官倉裡借來的。
可是： 一日官軍收海服[23]，驅牛駕車食牛肉。
歸來收得牛兩角，重鑄鋤犁作斤劚[24]。
姑舂婦擔去輸官，輸官不足歸賣屋。
願官早勝仇早複，農民有兒牛有犢，誓不遣[25]官軍糧不足。
末三句是農民憤慨的話，意思是說：戰争一日不平息，老百姓的災難就一日不得免除，老農死了，還有兒孫，仍然要供應軍糧；老牛死了，還有牛犢，官家仍然可以把它宰殺。
唯一的希望隻有是“願官早勝仇早複”。
“誓不遣”一句是一種無可奈何的語氣，意思是說：官家的軍糧總是少不了要交的。
元稹還有《連昌宮詞》，是繼白居易《長恨歌》之後而作的。
詩中通過“宮邊老人”之口，揭露安史之亂以前朝政的腐化，并追溯招緻禍亂的原因，最後提出努力改革政治來消滅内亂的主張。
元稹又有《遣悲懷》三首，是悼亡詩，寫得也很沉痛。
四、韓孟詩派 在元和時期，和新樂府運動處于并立狀态的，是以韓愈、孟郊為首的韓孟詩派。
韓愈（768—824），字退之，是古文運動的主将。
他曾經通過文體的改革來進行政治思想宣傳。
但是那些政治思想宣傳，并沒有太多的内容反映在他的詩篇裡。
表面上，韓愈也推崇李白、杜甫，說“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調張籍》）。
但他的着眼點偏重在形式方面，既不是李白的反抗精神，也不是杜甫的現實主義的創作精神。
盡管他也說“齊、梁及陳、隋，衆作等蟬噪”（《薦士》），實際上他走上了另一條“險怪”的道路，用他評價孟郊詩的話來說，也就是“橫空盤硬語”（《薦士》）。
在韓愈詩裡也有些反映現實的，如《華山女》諷刺宗教迷信，《歸彭城》同情人民疾苦。
這類的詩主要是在德宗貞元年間寫的。
但是這樣的詩數量不多，而且往往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認識不夠深刻。
其中比較好的是貞元二十一年（805）被貶遇赦歸來在半路上寫的《八月十五夜贈張功曹》。
當時張署剛調任功曹參軍，詩的中段用張署的口吻，傾訴了貶谪生活的痛苦和抑郁悲憤的心情說： 洞庭連天九疑高，蛟龍出沒猩鼯号[26]。
十年九死到官所，幽居默默如藏逃[27]。
下床畏蛇食畏藥[28]，海氣濕蟄熏腥臊[29]。
…… 到了末尾韓愈安慰張署說：“一年明月今宵多，人生由命非由他，有酒不飲奈明（一作月）何？”表面上故作放達，實際上更加悲涼。
這首詩雖然章法波瀾曲折，語言古樸蒼勁，有古文的氣勢，但終嫌發洩個人牢騷氣味太多。
韓愈寫了許多筆力挺拔的古體詩，并且在詩歌裡運用了散文化的句法和奇巧的字眼。
例如他在徐州随從張建封射獵時所作的《雉帶箭》中，描寫張建封射獵的神态說：“将軍欲以巧伏人，盤馬彎弓惜不發。
”這是說将軍要使人心服，所以騎在馬上盤旋着兜圈子，拉滿了弓（彎弓），很珍惜地不輕易把箭射出去。
朱熹《韓文考異》說：“按：雉出複沒，而射者彎弓不肯輕發，正是形容持滿命中之巧毫厘不爽處。
”所以成為傳誦的名句。
又如他在《奉酬盧給事雲夫兄曲江（在長安東南）荷花行》裡寫昆明池（在長安城南，西南接太白山）的風光說：“太白山高三百裡，負雪崔嵬插花裡。
”就不僅筆調壯麗豪健，而且用一“插”字來寫錯覺，也非常奇巧，出人意表。
他的詩以理趣勝，有時愛發議論，富诙諧感。
缺點在于生硬古奧，不容易懂，讀起來音調也不諧和。
但是也有比較自然而富于情趣的，如他的《山石》是一首紀遊詩。
詩的開頭說： 山石荦（luò）确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栀子肥。
這首詩先從前一天日落時寫起，在路上行走時，山徑不平，微茫難辨。
黃昏時刻才到寺裡。
入寺先升堂，升堂後又坐在階上。
這時雨初定，蝙蝠飛；蕉葉大，栀子肥。
這都是夏天雨後新晴的景色。
然後寫僧人供飯留宿，鋪床拂席，并且領他照看佛畫。
到了夜間，“夜深靜卧百蟲（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别是一片寂靜的景色。
下半篇從第二天日出時寫起：作者在高山的煙霏迷茫之中，找不到固定的道路，穿來穿去，隻見山是紅的，澗是綠的，有松枥，有流水，這樣“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令人陶醉。
所以才引起“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促為人鞿[30]！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31]”的感慨。
此外，如《聽穎師彈琴》用形象化的比喻描繪琴聲以及自己聽琴時所受的感動；又如《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寫貶官外放的痛苦和遭遇，傾訴了滿腔的委曲，都是韓愈有名的詩篇。
韓愈用散文化的筆法寫詩，是唐詩的一大變革，也給宋詩開辟了廣闊的道路。
歐陽修說：“退之筆力，無施不可。
……其資談笑，助諧谑，叙人情，狀物态，一寓于詩，而曲盡其妙。
”（《六一詩話》）這種在詩裡發議論、講究奇巧的字眼、诙諧的風趣等作法，都形成了宋詩的特點。
歐陽修、蘇轼都學習他這種作風，取得了傑出的成就。
但是追求散文化的結果，削弱了詩歌的形象性和音樂性，對宋詩也産生了不良的影響。
在韓孟詩派中成就較大的詩人還有孟郊（751—814）。
韓愈雖然在《薦士》詩裡對他推崇備至，認為是陳子昂、李白、杜甫以後最為傑出的詩人，實際上孟郊心胸狹窄，他的詩多叙述自身饑寒貧苦的生活，缺乏廣泛的社會内容。
隻是由于韓孟二人的詩都有“硬語盤空”的特點，所以孟郊的詩特别得到韓愈的偏愛。
孟郊的一生，是“拙于生事（即生計），一貧徹骨”（《唐才子傳》）的。
因為他對于貧苦生活有親身的體驗，寫來也就具體生動。
例如他在《秋懷》詩中寫自己“冷露滴夢破，峭風梳骨寒。
席上印病文，腸中轉愁盤”。
這是說秋夜的露珠，打在他的身上，使他從夢中醒來，不能入睡，所以說“滴夢破”；而勁峭的寒風透入骨髓，所以說“梳骨寒”。
“席上印病文”是“病印席上文”的倒寫，可見久病卧床，身體虛軟。
在這種生活中想不開，自然是愁腸百轉。
像這類詩，一方面刻畫出作者的窮愁潦倒的形象，一方面也顯示出他的奇險峭拔的詩風。
又如《贈崔純亮》詩說：“食荠腸亦苦，強歌聲無歡。
出門如有礙，誰謂天地寬？”可以看出他的心胸狹窄。
這種詩篇對于間接反映當時的社會黑暗來說，是有認識作用的，但是很容易使人讀了喪失鬥志。
孟郊也有少數作品接觸到社會的現實矛盾，如《寒地百姓吟》中說： 無火炙地眠[32]，半夜皆立号。
……霜吹破四壁，苦痛不可逃。
高堂捶鐘飲[33]，到曉聞烹炮。
寒者願為蛾，燒死彼華膏[34]。
這裡把寒地百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