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詩的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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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使諷刺或贊美的内容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概括性，盡量選取最典型的事例，例如為宮女鳴不平，就塑造“上陽白發人”作典型。
4.為了加強詩歌的感染力量，利用對比手法來突出當時社會的對立面。
例如在《輕肥》詩裡描寫了當權的宦官們大魚大肉、酒醉飯飽以後的醜态，接着說：“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樣對統治集團的鞭撻作用很強烈。
5.為了使他的詩歌容易為人接受，他采用了直截了當、明白易懂的表現方式。
《新樂府序》說：“其辭直而徑，欲見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這樣的詩不限于《新樂府》，白居易的詩多數具有這個特點。
6.白居易的詩歌一般都是富于音樂性，可以“琅琅上口”的。
《新樂府》一般為七字句，但在開頭多用三字疊句帶出主旨，中問轉折或緊急處用頓句或疊句來加強語勢，例如《上陽白發人》： 上陽人，上陽人，紅顔暗老白發新。
……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長。
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
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莺百啭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妒。
……上陽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 像這樣的詩篇就是很富于音樂性的。
在《白香山詩集》中占的數量最大的是“感傷古調詩”和“雜律詩”。
另外，“閑适古調詩”則表現了白居易思想中比較消極的一面，可取的很少。
在“雜律詩”中，包括長篇的排律，也包括不少的五、七言絕句。
其中也有好詩，例如《賦得古原草送别》，三、四兩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寫出野草是那樣地頑強而有生命力，對讀者就是有鼓舞性的。
又如《錢塘湖春行》寫的是西湖早春景色。
詩的中二聯說： 幾處早莺争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對于“早莺”、“新燕”、“亂花”、“淺草”等等的描寫，都顯示出大自然的一片生機。
而從“幾處”、“誰家”、“漸欲迷人眼”、“才能沒馬蹄”，暗示出詩人一路行來，越走越看不夠的歡欣情态。
在“感傷詩”中，白居易編入了他的兩篇叙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開頭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本來是諷刺意味很顯明的。
但是由于作者對唐明皇、楊貴妃的無原則的同情，從全詩來看，感傷的情調重于諷刺。
前半篇諷刺的地方，筆鋒很不尖銳，對唐明皇和楊貴妃的醜史沒有進行揭露。
後半篇又用虛構的情節來美化唐明皇、楊貴妃之間的愛情，把他們兩人描繪得那樣地深情綿邈，以至于“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仿佛帝王後妃之間也有真摯的愛情似的。
最後一段寫道士鴻都客上天下地到處去尋覓楊貴妃，終于在海上仙山尋到了她，從她那裡帶回來當年和唐明皇定情的信物，這些撲朔迷離的情節，雖然來自民間傳說，畢竟帶有迷信色彩。
而且白居易對唐明皇的諷刺，無非是說迷戀女色，以緻鑄成大錯，目的是為了給當代皇帝作前車之鑒。
他對唐明皇和楊貴妃的同情和哀憐，卻是他的階級感情的本能表現。
但是由于白居易的精心制作，情節曲折離奇，組織安排也比較細密，又運用了虛構、烘托和誇張等等手法，在藝術上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很容易迷惑讀者，我們應當對它的消極因素加以批判。
《琵琶行》在描寫琵琶的聲音時，詩人用了許多精妙的比喻，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暗示出琵琶複雜多變的音響；“大珠小珠落玉盤”，使我們領會到這聲音是如何地輕脆動聽；“間關莺語花底滑”，顯示出婉轉優美的情調，而“幽咽泉流水下灘”則給人以凄苦的感覺。
值得注意的是《琵琶行》中塑造的琵琶女形象不夠真實。
在詩裡，琵琶女回憶少年時代的生活是：“五陵年少[15]争纏頭[16]，一曲紅绡[17]不知數。
”她對這種“今年歡笑複明年”的生活是留戀的，甚至于“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幹”。
其實這種腐朽糜爛的生活，正是白居易本人所留戀的。
通過這段描寫，可以看出作者很欣賞而且宣揚了這種荒淫享樂的生活。
他把琵琶女前後生活的變化作了歪曲的描繪，這一方面由于他是一個上層社會的文人，他不可能認識琵琶女的内心生活；另一方面，他把自己政治上的失意，也附會到琵琶女的身上去，所以才自稱和琵琶女“同是天涯淪落人”，借着寫《琵琶行》來發抒他内心的悲憤。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流露的凄苦心情，主要是個人窮通榮悴、寵辱得失的苦悶。
從這裡看出他對浔陽僻居生活的不滿，對長安繁華生活的懷戀。
從此以後，他的人生觀改變了，他和當權派有了一定程度的妥協，避開了尖銳的鬥争，早年政治生活中的銳氣從此大為衰退，他的詩歌的生命力也從此遽減。
所以我們說被貶為江州司馬這一段是白居易政治生活和創作生活的轉折點，而這一轉變的契機在《琵琶行》中已經多少有所表露了。
白居易的諷谕詩是他全部詩篇的精華。
但是這些詩篇在思想方面還是有局限性的。
他由于時代和階級出身的關系，對當代社會的階級對立，還缺乏本質的認識，往往把問題的關鍵歸罪于官吏的貪污和社會風氣的敗壞，而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于唐朝的最高統治者。
他在《寄唐生》中說自己作詩“非求宮律高，不求文字奇；惟歌生民（人民）病，願得天子知”。
他在詩中所以反映人民的苦痛，主要是為了揭露貪官污吏的弊端，使皇帝知道以後，有所糾正，以鞏固唐朝的統治。
因而他的諷谕詩總是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
例如《重賦》一詩，指責官吏對農民的加重剝削，筆鋒是很銳利的。
但是前半篇卻說：“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
”這裡明白指出農民織布紡棉，隻求維持個人的溫飽。
超過一個人生活需求的節餘，是身外之物，都要充作賦稅，供養皇帝。
仿佛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
所以底下接着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民）。
”其實中唐以來，由于租庸調制的破壞，改行“兩稅法”，一切都按地畝分夏秋兩次征收，目的乃是為了增加稅收，哪裡會考慮到人民的痛苦呢！又如《杜陵叟》裡用農夫的口吻指責官吏：“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鈎爪鋸牙食人肉！”可是揭露了剝削本質之後，卻突然轉換口吻說：“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18]，京畿盡放今年稅[19]。
”把最高統治者的罪責推得一幹二淨。
白居易詩反映人民生活的深度也是不夠的。
他好像是以谏官的身份到社會上采訪，他的素材多半是間接聽到的一些事件，他對人民的痛苦很少親身的體驗。
例如《新制布裘》說：“安得萬裡裘，蓋袤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雖然出于良好的願望，終究是以飽暖之身而憐憫别人的饑寒，隔靴搔癢，感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從詩歌的韻味來講，白居易的諷谕詩往往開門見山，一竿到底，而在有的地方則寫得太盡太露，這樣的詞繁意盡，缺乏含蓄，有時反而有損于詩歌的感染力。
像有的詩篇在“卒章顯志”的時候就犯了這樣的毛病。
至于他寫的閑适詩、感傷詩、雜律詩，自然更難免有消極影響了。
三、參加新樂府運動的其他詩人 在白居易的朋輩中，年歲比白居易稍長一些，而一生緻力于樂府詩的寫作的，有張籍（765—約830）、王建（約766—約830）。
和白居易同時提倡寫新題樂府的則有李紳、元稹。
這些人的詩篇，從寫作目的、作品内容到風格，都比較接近，可以算作一個流派。
隻是張籍、王建沒有提出新題樂府的名稱而已。
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說：“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
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
……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
”張籍雖然不曾提出什麼文學主張，也不曾有意識地宣揚新樂府，但他的詩歌創作卻體現了白居易“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原則。
他的樂府詩有用古題的，也有自創新題的。
他和王建所作，并稱“張王樂府”。
二人樂府雖然多用舊題，而精神實質是和新樂府一緻的。
張籍的代表作《野老歌》，一題作《山農詞》。
詩說：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20]。
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21]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張籍為了突出農民的痛苦，和封建社會的不合理，常用商人來和農民作對比。
他的《估客樂》也描寫了賈客“年年逐利西複東，姓名不在縣籍中”的逍遙生活。
而這首詩的結語，通過鮮明對照，揭示主題，用筆更為鋒利。
此外，如《猛虎行》則是借虎來諷刺那些作威作福、殘害人民的土豪惡霸。
王建出身寒門，長期過着奔波的生活，一生都很潦倒。
他寫的樂府詩，也是古題、新題參用，在反映勞動人民的疾苦這一點上，和張籍的詩也很類似。
可見張、王并稱是很自然的。
他的代表作《水夫謠》，寫的是船夫被奴役的痛苦生活。
詩中說他們生長在驿站旁邊，于是官家就把牽驿船的勞役強加在他們頭上。
他們的生活是： 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
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驿迢迢波淼淼[22]。
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複去。
夜寒衣濕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
這裡是說上水船像有萬斛那樣地沉重，而前面的路又是那樣地遙遠。
有時在半夜的雨雪裡還要起來趕路。
衣服被雨雪打濕了，胸口已經被纖繩擦破，腳上又開了裂縫，這樣的痛苦如何忍受呢？到了天明，痛苦沒有地方申訴，還得和夥伴們一齊哼着号子忍痛前進。
王建的《當窗織》寫的是貧家織婦終日辛勤勞動，雖然“兩日催成一疋半”，而自身卻沒有衣穿。
最後用“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來表示自己的憤慨
4.為了加強詩歌的感染力量，利用對比手法來突出當時社會的對立面。
例如在《輕肥》詩裡描寫了當權的宦官們大魚大肉、酒醉飯飽以後的醜态，接着說：“是歲江南旱，衢州人食人！”這樣對統治集團的鞭撻作用很強烈。
5.為了使他的詩歌容易為人接受，他采用了直截了當、明白易懂的表現方式。
《新樂府序》說：“其辭直而徑，欲見之者易谕也。
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誡也。
”這樣的詩不限于《新樂府》，白居易的詩多數具有這個特點。
6.白居易的詩歌一般都是富于音樂性，可以“琅琅上口”的。
《新樂府》一般為七字句，但在開頭多用三字疊句帶出主旨，中問轉折或緊急處用頓句或疊句來加強語勢，例如《上陽白發人》： 上陽人，上陽人，紅顔暗老白發新。
……妒令潛配上陽宮，一生遂向空房宿。
宿空房，秋夜長。
夜長無寐天不明；耿耿殘燈背壁影，蕭蕭暗雨打窗聲。
春日遲，日遲獨坐天難暮；宮莺百啭愁厭聞，梁燕雙栖老休妒。
……上陽人，苦最多。
少亦苦，老亦苦，少苦老苦兩如何？…… 像這樣的詩篇就是很富于音樂性的。
在《白香山詩集》中占的數量最大的是“感傷古調詩”和“雜律詩”。
另外，“閑适古調詩”則表現了白居易思想中比較消極的一面，可取的很少。
在“雜律詩”中，包括長篇的排律，也包括不少的五、七言絕句。
其中也有好詩，例如《賦得古原草送别》，三、四兩句“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寫出野草是那樣地頑強而有生命力，對讀者就是有鼓舞性的。
又如《錢塘湖春行》寫的是西湖早春景色。
詩的中二聯說： 幾處早莺争暖樹，誰家新燕啄春泥。
亂花漸欲迷人眼，淺草才能沒馬蹄。
對于“早莺”、“新燕”、“亂花”、“淺草”等等的描寫，都顯示出大自然的一片生機。
而從“幾處”、“誰家”、“漸欲迷人眼”、“才能沒馬蹄”，暗示出詩人一路行來，越走越看不夠的歡欣情态。
在“感傷詩”中，白居易編入了他的兩篇叙事長詩《長恨歌》和《琵琶行》。
《長恨歌》開頭一句“漢皇重色思傾國”，本來是諷刺意味很顯明的。
但是由于作者對唐明皇、楊貴妃的無原則的同情，從全詩來看，感傷的情調重于諷刺。
前半篇諷刺的地方，筆鋒很不尖銳，對唐明皇和楊貴妃的醜史沒有進行揭露。
後半篇又用虛構的情節來美化唐明皇、楊貴妃之間的愛情，把他們兩人描繪得那樣地深情綿邈，以至于“在天願作比翼鳥，在地願為連理枝”，仿佛帝王後妃之間也有真摯的愛情似的。
最後一段寫道士鴻都客上天下地到處去尋覓楊貴妃，終于在海上仙山尋到了她，從她那裡帶回來當年和唐明皇定情的信物，這些撲朔迷離的情節，雖然來自民間傳說，畢竟帶有迷信色彩。
而且白居易對唐明皇的諷刺，無非是說迷戀女色，以緻鑄成大錯，目的是為了給當代皇帝作前車之鑒。
他對唐明皇和楊貴妃的同情和哀憐，卻是他的階級感情的本能表現。
但是由于白居易的精心制作，情節曲折離奇，組織安排也比較細密，又運用了虛構、烘托和誇張等等手法，在藝術上具有一定的感染力，很容易迷惑讀者，我們應當對它的消極因素加以批判。
《琵琶行》在描寫琵琶的聲音時，詩人用了許多精妙的比喻，如“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暗示出琵琶複雜多變的音響；“大珠小珠落玉盤”，使我們領會到這聲音是如何地輕脆動聽；“間關莺語花底滑”，顯示出婉轉優美的情調，而“幽咽泉流水下灘”則給人以凄苦的感覺。
值得注意的是《琵琶行》中塑造的琵琶女形象不夠真實。
在詩裡，琵琶女回憶少年時代的生活是：“五陵年少[15]争纏頭[16]，一曲紅绡[17]不知數。
”她對這種“今年歡笑複明年”的生活是留戀的，甚至于“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妝淚紅闌幹”。
其實這種腐朽糜爛的生活，正是白居易本人所留戀的。
通過這段描寫，可以看出作者很欣賞而且宣揚了這種荒淫享樂的生活。
他把琵琶女前後生活的變化作了歪曲的描繪，這一方面由于他是一個上層社會的文人，他不可能認識琵琶女的内心生活；另一方面，他把自己政治上的失意，也附會到琵琶女的身上去，所以才自稱和琵琶女“同是天涯淪落人”，借着寫《琵琶行》來發抒他内心的悲憤。
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流露的凄苦心情，主要是個人窮通榮悴、寵辱得失的苦悶。
從這裡看出他對浔陽僻居生活的不滿，對長安繁華生活的懷戀。
從此以後，他的人生觀改變了，他和當權派有了一定程度的妥協，避開了尖銳的鬥争，早年政治生活中的銳氣從此大為衰退，他的詩歌的生命力也從此遽減。
所以我們說被貶為江州司馬這一段是白居易政治生活和創作生活的轉折點，而這一轉變的契機在《琵琶行》中已經多少有所表露了。
白居易的諷谕詩是他全部詩篇的精華。
但是這些詩篇在思想方面還是有局限性的。
他由于時代和階級出身的關系，對當代社會的階級對立，還缺乏本質的認識，往往把問題的關鍵歸罪于官吏的貪污和社會風氣的敗壞，而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于唐朝的最高統治者。
他在《寄唐生》中說自己作詩“非求宮律高，不求文字奇；惟歌生民（人民）病，願得天子知”。
他在詩中所以反映人民的苦痛，主要是為了揭露貪官污吏的弊端，使皇帝知道以後，有所糾正，以鞏固唐朝的統治。
因而他的諷谕詩總是從維護封建統治出發。
例如《重賦》一詩，指責官吏對農民的加重剝削，筆鋒是很銳利的。
但是前半篇卻說：“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賦，上以奉君親。
”這裡明白指出農民織布紡棉，隻求維持個人的溫飽。
超過一個人生活需求的節餘，是身外之物，都要充作賦稅，供養皇帝。
仿佛這是天經地義、理所當然的。
所以底下接着說：“國家定兩稅，本意在憂人（民）。
”其實中唐以來，由于租庸調制的破壞，改行“兩稅法”，一切都按地畝分夏秋兩次征收，目的乃是為了增加稅收，哪裡會考慮到人民的痛苦呢！又如《杜陵叟》裡用農夫的口吻指責官吏：“剝我身上帛，奪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鈎爪鋸牙食人肉！”可是揭露了剝削本質之後，卻突然轉換口吻說：“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紙上書德音[18]，京畿盡放今年稅[19]。
”把最高統治者的罪責推得一幹二淨。
白居易詩反映人民生活的深度也是不夠的。
他好像是以谏官的身份到社會上采訪，他的素材多半是間接聽到的一些事件，他對人民的痛苦很少親身的體驗。
例如《新制布裘》說：“安得萬裡裘，蓋袤周四垠；穩暖皆如我，天下無寒人！”雖然出于良好的願望，終究是以飽暖之身而憐憫别人的饑寒，隔靴搔癢，感人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從詩歌的韻味來講，白居易的諷谕詩往往開門見山，一竿到底，而在有的地方則寫得太盡太露，這樣的詞繁意盡，缺乏含蓄，有時反而有損于詩歌的感染力。
像有的詩篇在“卒章顯志”的時候就犯了這樣的毛病。
至于他寫的閑适詩、感傷詩、雜律詩，自然更難免有消極影響了。
三、參加新樂府運動的其他詩人 在白居易的朋輩中，年歲比白居易稍長一些，而一生緻力于樂府詩的寫作的，有張籍（765—約830）、王建（約766—約830）。
和白居易同時提倡寫新題樂府的則有李紳、元稹。
這些人的詩篇，從寫作目的、作品内容到風格，都比較接近，可以算作一個流派。
隻是張籍、王建沒有提出新題樂府的名稱而已。
白居易《讀張籍古樂府》說：“張君何為者，業文三十春。
尤工樂府詩，舉代少其倫。
……風雅比興外，未嘗著空文。
”張籍雖然不曾提出什麼文學主張，也不曾有意識地宣揚新樂府，但他的詩歌創作卻體現了白居易“歌詩合為事而作”的原則。
他的樂府詩有用古題的，也有自創新題的。
他和王建所作，并稱“張王樂府”。
二人樂府雖然多用舊題，而精神實質是和新樂府一緻的。
張籍的代表作《野老歌》，一題作《山農詞》。
詩說： 老翁家貧在山住，耕種山田三四畝。
苗疏稅多不得食，輸入官倉化為土[20]。
歲暮鋤犁倚空室，呼兒登山收橡實。
西江[21]賈客珠百斛，船中養犬長食肉。
張籍為了突出農民的痛苦，和封建社會的不合理，常用商人來和農民作對比。
他的《估客樂》也描寫了賈客“年年逐利西複東，姓名不在縣籍中”的逍遙生活。
而這首詩的結語，通過鮮明對照，揭示主題，用筆更為鋒利。
此外，如《猛虎行》則是借虎來諷刺那些作威作福、殘害人民的土豪惡霸。
王建出身寒門，長期過着奔波的生活，一生都很潦倒。
他寫的樂府詩，也是古題、新題參用，在反映勞動人民的疾苦這一點上，和張籍的詩也很類似。
可見張、王并稱是很自然的。
他的代表作《水夫謠》，寫的是船夫被奴役的痛苦生活。
詩中說他們生長在驿站旁邊，于是官家就把牽驿船的勞役強加在他們頭上。
他們的生活是： 辛苦日多樂日少，水宿沙行如海鳥。
逆風上水萬斛重，前驿迢迢波淼淼[22]。
半夜緣堤雪和雨，受他驅遣還複去。
夜寒衣濕被短蓑，臆穿足裂忍痛何？到明辛苦無處說，齊聲騰踏牽船歌。
這裡是說上水船像有萬斛那樣地沉重，而前面的路又是那樣地遙遠。
有時在半夜的雨雪裡還要起來趕路。
衣服被雨雪打濕了，胸口已經被纖繩擦破，腳上又開了裂縫，這樣的痛苦如何忍受呢？到了天明，痛苦沒有地方申訴，還得和夥伴們一齊哼着号子忍痛前進。
王建的《當窗織》寫的是貧家織婦終日辛勤勞動，雖然“兩日催成一疋半”，而自身卻沒有衣穿。
最後用“當窗卻羨青樓倡，十指不動衣盈箱”來表示自己的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