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唐詩的中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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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唐前期的低潮
唐詩在李白、杜甫之後，走入了一個低潮。
代宗大曆年間以後，經過安史之亂，經濟凋敝，人口逃亡，土地荒蕪，突厥、吐番的侵擾，甚至威脅到唐朝的京城。
由于社會的動亂和唐王朝的衰微，詩歌多半染上了感傷的色彩。
有些詩人浮在社會中上層，沒有深入生活，不能認清社會動亂的實質。
這時李、杜的詩風還沒有盛行，詩人們着重在山水田園自然景物方面的描寫。
他們隻是講求形式技巧，局限于狹窄的境界中，沒有反映安史亂後的社會現實。
這個時期的有名詩人像韋應物是專門學習山水田園詩的，盧綸和李益則寫了一些邊塞詩，可是他們在山水田園詩方面沒有新的創造，在邊塞詩方面也沒有盛唐詩的氣派。
韋應物的《滁州[1]西澗》說：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鹂[2]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這首詩寫的是春天傍晚的雨景。
第一句寫低頭看到澗邊生出幽靜的芳草而特别喜愛，第二句是說忽然聽到黃莺的叫聲而擡頭觀望。
連上下聯的春潮帶雨，野渡舟橫，形成一幅冷漠的畫面，顯示出所謂“高雅閑淡”的情調。
不過在反映現實方面，韋應物也有較好的詩篇，如《雜體》五首之三指責“長安貴豪家”婦女的“妖豔”奢侈，并對兩種不同階級的婦女生活作了對照。
《采玉行》則是寫平民百姓被征去藍田山下采玉的慘狀。
李益較有名的邊塞詩《夜上受降城[3]聞笛》說： 回樂烽[4]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5]，一夜征人盡望鄉。
這首詩寫的是邊塞月夜由胡笳聲勾起戰士的鄉愁。
“沙似雪”、“月如霜”是寫沙飛月白，舉目凄然。
李益的七言絕句學王昌齡，但是寫的比較悲涼，沒有王昌齡詩那樣開闊，那樣有氣派。
這種悲涼色彩和時代是有關系的。
中唐時期，國勢大為衰落，所謂“受降城”已成為曆史上的陳迹，當然不可能寫出盛唐時期那種有氣派的邊塞詩來。
在中唐前期，跟着杜甫道路走的隻有元結、顧況。
元結（719—772），字次山。
他作詩多反映人民疾苦，反對聲律，《元次山集》所收大都是古體詩。
代宗廣德二年（764）任道州（州治在今湖南道縣）刺史時，他作過《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
道州是漢舂陵國故地，廣德元年冬，曾被一個叫“西原蠻”的少數民族攻下，占領了一月多。
所謂“賊退”即指此而言。
當時詩人把少數民族當作“賊”，現在看來，顯然是不對的，不過這兩首詩确實反映了道州人民的痛苦生活。
《舂陵行》中寫道： 州小經亂亡，遺人[6]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7]。
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
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8]。
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 在這裡表現了作者對人民的深刻同情。
下面譴責了官吏們的嚴刑苛政，并且向統治階級提出質問道：“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最後，他表示自己甯肯“逋緩[9]違诏令”，而甘心受處罰。
《賊退示官吏》一首，寫得更加沉痛，這首詩從過去自己過隐居山林的生活寫起，接着說： 今來典斯郡[10]，山夷[11]又紛然。
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郡，此州獨見全。
使臣将王命[12]，豈不如賊焉？今被征斂者，迫之如火煎。
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這是說哪能滅絕人民的性命，來做當時所謂的賢才。
在這裡用“作亂”的“山夷”和負有撫養人民責任的所謂“王臣”作一鮮明對照。
“山夷”看到這些饑餓困頓的人民，還有“不忍之心”，可是朝廷的命官們，卻為滿足私欲，不惜“迫之如火煎”，所以他認為這樣的官吏，比盜賊還不如。
最後他才提出甯願棄官歸隐，也不能同流合污。
這兩首詩杜甫讀了以後大為贊賞，并且作了一首《同元使君“舂陵行”》。
像這一類的詩和杜甫寫的《麗人行》、《兵車行》等新題樂府，實質上是一樣的。
不過元結這種愛民的思想還是從忠君出發，對于少數民族的反抗也缺乏正确的認識。
元結雖然絕少作律詩，卻接受民歌的影響，他曾經寫過《欸乃[13]曲》五首，叫舟子歌唱取樂。
元結的詩在當時影響不大，沒有形成一個流派。
後來繼承這種精神的有顧況。
顧況（727—815）的詩比起元結來，稍為多樣化一點，并且吸收了俗語方言入詩，風格也較活潑。
他的有名的四言詩《囝（jiǎn）》是反對閩地的閹奴制度的。
他的《公子行》寫貴公子的驕奢淫逸，《棄婦詞》則傾訴婦女被人遺棄的不幸命運。
元結、顧況都寫了不少新題樂府詩，他們二人可以算是杜甫與白居易之間的橋梁，杜甫所開創的新題樂府，就是由元結、顧況繼承下來，而到憲宗元和時期發展壯大為新樂府運動的。
隻是元結、顧況在藝術上的成就不高，也沒有提出有系統的詩歌理論來。
二、新樂府運動和白居易 白居易說：“詩到元和體變新。
”（《餘意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元和時期的詩歌之所以繼盛唐而中興，是因為它變了新體，就是說形成了新的時代風格。
這種具有新的時代風格的詩篇，是反映中唐社會的一面鏡子。
安史之亂平定以後，到貞元（735—805）元和時代，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争，長江流域的經濟有一定程度的恢複，再由于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市民也逐漸形成一個階層。
可是在這時期，由于戶口逃亡，土地兼并，地主和農民更加向兩極分化。
而由安史之亂所遺下的後患，如藩鎮的割據，宦官的跋扈，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都有增無已。
同時在詩壇上也形成了“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是一種用新題來反映時事的樂府詩。
這種詩篇大體還是樂府的體格，可是用的是新題，寫的是新事，它在内容和表現形式方面，都不受漢魏六朝樂府的限制。
杜甫雖然開始寫了這類的新體詩，他并沒有給它起一個名字，當時也沒有形成一種運動。
到了貞元元和時期，張籍、王建、李紳、元稹、白居易都喜歡作這種新題樂府，自然地形成一個流派。
這一派是中唐詩歌的主流。
他們都推崇杜甫，學習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創作方法。
這些現實主義詩人寫作的社會目的比杜甫說得更明确，他們的詩歌力求明顯易懂，往往采取徑直表達的方式，風格力求平淺明快，不像杜詩那樣沉郁頓挫，因而形成他們的獨特面貌。
在這一派詩人中，成就最高的是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出身于一個小官僚家庭。
少年“家貧多故”，從十一、二歲起就過着颠沛流離的生活。
十六歲到長安應試，以《賦得古原草送别》一詩，得到老詩人顧況的贊賞。
可是經過幾次科目不同的考試，到三十五歲時，才做到縣尉。
元和三年他被任為左拾遺。
左拾遺是個谏官，品級雖低，卻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
這時他“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阙，而難于指言者，辄詠歌之”（《與元九書》）。
這裡所說的“救濟人病”，就是救濟人民的痛苦，所謂“裨補時阙”，就是揭露當時政治上的阙失而企圖進行補救。
他認為詩歌應該負起“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重大使命，所以他“每與人言，多詢時務”（以上均見《與元九書》）。
在這一時期，他寫出了以《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為代表的諷谕詩。
這些詩引起當時統治集團很大的震動，不久，他就遭受一系列的排斥、誣蔑和打擊，而在元和十年（815）被貶為江州司馬[14]。
這一年是他一生的轉折點。
在他的思想裡本來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與元九書》）的兩面。
在四十四歲貶為江州司馬以前是他的“兼濟天下”的思想居于主導地位的時期，但是也還摻雜着消極避世的成分。
到了後期，則是“獨善其身”的思想占了統治地位，并且釋道兩家的思想也在他的身上滋長起來。
雖然他的關懷人民的基本态度沒有變，但往往為個人利益着想，采取了随遇而安、息事甯人的妥協态度。
他的鬥争的鋒芒在詩篇裡不大暴露了，在他的後期詩歌中，“閑适詩”占了大量篇幅。
他自稱“香山居士”，過着“樂天知命”的半官半隐的生活，雖然直到暮年，他并沒有忘記人民生活的疾苦，卻再也沒有前期詩歌中所表現的銳氣了。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谕詩、閑适詩、感傷詩、雜律詩。
諷谕詩裡有諷刺，有贊美，而諷刺是主要的。
他不僅利用這些詩篇對皇帝進行諷谏，對于當時的社會也起了曉谕的作用。
他的諷谕詩雖然不及全部詩篇的十分之一，但卻是他全部詩歌創作的精華。
這些諷谕詩中，《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可以作為代表，其餘如《觀刈麥》、《采地黃者》、《宿紫閣山北村》之類，都屬于諷谕詩。
白居易的諷谕詩，從思想内容上看，所反映的都是當時社會中的某些重要問題。
這裡邊主要的内容有反映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的，如《觀刈麥》、《采地黃者》、《村居苦寒》、《缭绫》等；有諷刺橫征暴斂的，如《重賦》、《杜陵叟》等；有指責貪官強暴的，如《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等；有揭露豪門貴族驕奢淫逸的罪行的，如《輕肥》、《買花》、《紅線毯》等；有表現對邊事和邊民的關懷的，如《西涼伎》、《縛戎人》等；有反對非正義的擴邊戰争的，如《新豐折臂翁》；有同情婦女的悲慘命運的，如《上陽白發人》、《陵園妾》、《井底引銀瓶》等。
作者寫這些詩，都是有為而發的，因此它的表現形式也是随内容而轉移的。
1.為了突出目标，每首詩的主題都很專一。
《新樂府》每首還有小序，說明寫作目的。
2.為了使主題明确，采用了“卒章顯志”的表現手法，在每首詩的末尾，用很顯著的語句，點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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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宗大曆年間以後，經過安史之亂，經濟凋敝，人口逃亡，土地荒蕪，突厥、吐番的侵擾，甚至威脅到唐朝的京城。
由于社會的動亂和唐王朝的衰微，詩歌多半染上了感傷的色彩。
有些詩人浮在社會中上層，沒有深入生活，不能認清社會動亂的實質。
這時李、杜的詩風還沒有盛行，詩人們着重在山水田園自然景物方面的描寫。
他們隻是講求形式技巧，局限于狹窄的境界中，沒有反映安史亂後的社會現實。
這個時期的有名詩人像韋應物是專門學習山水田園詩的，盧綸和李益則寫了一些邊塞詩，可是他們在山水田園詩方面沒有新的創造，在邊塞詩方面也沒有盛唐詩的氣派。
韋應物的《滁州[1]西澗》說： 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鹂[2]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
這首詩寫的是春天傍晚的雨景。
第一句寫低頭看到澗邊生出幽靜的芳草而特别喜愛，第二句是說忽然聽到黃莺的叫聲而擡頭觀望。
連上下聯的春潮帶雨，野渡舟橫，形成一幅冷漠的畫面，顯示出所謂“高雅閑淡”的情調。
不過在反映現實方面，韋應物也有較好的詩篇，如《雜體》五首之三指責“長安貴豪家”婦女的“妖豔”奢侈，并對兩種不同階級的婦女生活作了對照。
《采玉行》則是寫平民百姓被征去藍田山下采玉的慘狀。
李益較有名的邊塞詩《夜上受降城[3]聞笛》說： 回樂烽[4]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處吹蘆管[5]，一夜征人盡望鄉。
這首詩寫的是邊塞月夜由胡笳聲勾起戰士的鄉愁。
“沙似雪”、“月如霜”是寫沙飛月白，舉目凄然。
李益的七言絕句學王昌齡，但是寫的比較悲涼，沒有王昌齡詩那樣開闊，那樣有氣派。
這種悲涼色彩和時代是有關系的。
中唐時期，國勢大為衰落，所謂“受降城”已成為曆史上的陳迹，當然不可能寫出盛唐時期那種有氣派的邊塞詩來。
在中唐前期，跟着杜甫道路走的隻有元結、顧況。
元結（719—772），字次山。
他作詩多反映人民疾苦，反對聲律，《元次山集》所收大都是古體詩。
代宗廣德二年（764）任道州（州治在今湖南道縣）刺史時，他作過《舂陵行》和《賊退示官吏》。
道州是漢舂陵國故地，廣德元年冬，曾被一個叫“西原蠻”的少數民族攻下，占領了一月多。
所謂“賊退”即指此而言。
當時詩人把少數民族當作“賊”，現在看來，顯然是不對的，不過這兩首詩确實反映了道州人民的痛苦生活。
《舂陵行》中寫道： 州小經亂亡，遺人[6]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大族命單羸[7]。
朝餐是草根，暮食乃木皮。
出言氣欲絕，意速行步遲[8]。
追呼尚不忍，況乃鞭撻之！ 在這裡表現了作者對人民的深刻同情。
下面譴責了官吏們的嚴刑苛政，并且向統治階級提出質問道：“奈何重驅逐，不使存活為！”最後，他表示自己甯肯“逋緩[9]違诏令”，而甘心受處罰。
《賊退示官吏》一首，寫得更加沉痛，這首詩從過去自己過隐居山林的生活寫起，接着說： 今來典斯郡[10]，山夷[11]又紛然。
城小賊不屠，人貧傷可憐。
是以陷鄰郡，此州獨見全。
使臣将王命[12]，豈不如賊焉？今被征斂者，迫之如火煎。
誰能絕人命，以作時世賢！ 這是說哪能滅絕人民的性命，來做當時所謂的賢才。
在這裡用“作亂”的“山夷”和負有撫養人民責任的所謂“王臣”作一鮮明對照。
“山夷”看到這些饑餓困頓的人民，還有“不忍之心”，可是朝廷的命官們，卻為滿足私欲，不惜“迫之如火煎”，所以他認為這樣的官吏，比盜賊還不如。
最後他才提出甯願棄官歸隐，也不能同流合污。
這兩首詩杜甫讀了以後大為贊賞，并且作了一首《同元使君“舂陵行”》。
像這一類的詩和杜甫寫的《麗人行》、《兵車行》等新題樂府，實質上是一樣的。
不過元結這種愛民的思想還是從忠君出發，對于少數民族的反抗也缺乏正确的認識。
元結雖然絕少作律詩，卻接受民歌的影響，他曾經寫過《欸乃[13]曲》五首，叫舟子歌唱取樂。
元結的詩在當時影響不大，沒有形成一個流派。
後來繼承這種精神的有顧況。
顧況（727—815）的詩比起元結來，稍為多樣化一點，并且吸收了俗語方言入詩，風格也較活潑。
他的有名的四言詩《囝（jiǎn）》是反對閩地的閹奴制度的。
他的《公子行》寫貴公子的驕奢淫逸，《棄婦詞》則傾訴婦女被人遺棄的不幸命運。
元結、顧況都寫了不少新題樂府詩，他們二人可以算是杜甫與白居易之間的橋梁，杜甫所開創的新題樂府，就是由元結、顧況繼承下來，而到憲宗元和時期發展壯大為新樂府運動的。
隻是元結、顧況在藝術上的成就不高，也沒有提出有系統的詩歌理論來。
二、新樂府運動和白居易 白居易說：“詩到元和體變新。
”（《餘意未盡，加為六韻，重寄微之》）元和時期的詩歌之所以繼盛唐而中興，是因為它變了新體，就是說形成了新的時代風格。
這種具有新的時代風格的詩篇，是反映中唐社會的一面鏡子。
安史之亂平定以後，到貞元（735—805）元和時代，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争，長江流域的經濟有一定程度的恢複，再由于手工業和商業的發達，市民也逐漸形成一個階層。
可是在這時期，由于戶口逃亡，土地兼并，地主和農民更加向兩極分化。
而由安史之亂所遺下的後患，如藩鎮的割據，宦官的跋扈，少數民族統治者的侵擾都有增無已。
同時在詩壇上也形成了“新樂府運動”。
新樂府是一種用新題來反映時事的樂府詩。
這種詩篇大體還是樂府的體格，可是用的是新題，寫的是新事，它在内容和表現形式方面，都不受漢魏六朝樂府的限制。
杜甫雖然開始寫了這類的新體詩，他并沒有給它起一個名字，當時也沒有形成一種運動。
到了貞元元和時期，張籍、王建、李紳、元稹、白居易都喜歡作這種新題樂府，自然地形成一個流派。
這一派是中唐詩歌的主流。
他們都推崇杜甫，學習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精神和創作方法。
這些現實主義詩人寫作的社會目的比杜甫說得更明确，他們的詩歌力求明顯易懂，往往采取徑直表達的方式，風格力求平淺明快，不像杜詩那樣沉郁頓挫，因而形成他們的獨特面貌。
在這一派詩人中，成就最高的是白居易。
白居易（772—846）出身于一個小官僚家庭。
少年“家貧多故”，從十一、二歲起就過着颠沛流離的生活。
十六歲到長安應試，以《賦得古原草送别》一詩，得到老詩人顧況的贊賞。
可是經過幾次科目不同的考試，到三十五歲時，才做到縣尉。
元和三年他被任為左拾遺。
左拾遺是個谏官，品級雖低，卻有機會表達自己的政治主張。
這時他“啟奏之外，有可以救濟人病，裨補時阙，而難于指言者，辄詠歌之”（《與元九書》）。
這裡所說的“救濟人病”，就是救濟人民的痛苦，所謂“裨補時阙”，就是揭露當時政治上的阙失而企圖進行補救。
他認為詩歌應該負起“補察時政”、“洩導人情”的重大使命，所以他“每與人言，多詢時務”（以上均見《與元九書》）。
在這一時期，他寫出了以《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為代表的諷谕詩。
這些詩引起當時統治集團很大的震動，不久，他就遭受一系列的排斥、誣蔑和打擊，而在元和十年（815）被貶為江州司馬[14]。
這一年是他一生的轉折點。
在他的思想裡本來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與元九書》）的兩面。
在四十四歲貶為江州司馬以前是他的“兼濟天下”的思想居于主導地位的時期，但是也還摻雜着消極避世的成分。
到了後期，則是“獨善其身”的思想占了統治地位，并且釋道兩家的思想也在他的身上滋長起來。
雖然他的關懷人民的基本态度沒有變，但往往為個人利益着想，采取了随遇而安、息事甯人的妥協态度。
他的鬥争的鋒芒在詩篇裡不大暴露了，在他的後期詩歌中，“閑适詩”占了大量篇幅。
他自稱“香山居士”，過着“樂天知命”的半官半隐的生活，雖然直到暮年，他并沒有忘記人民生活的疾苦，卻再也沒有前期詩歌中所表現的銳氣了。
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把自己的詩分為四類：諷谕詩、閑适詩、感傷詩、雜律詩。
諷谕詩裡有諷刺，有贊美，而諷刺是主要的。
他不僅利用這些詩篇對皇帝進行諷谏，對于當時的社會也起了曉谕的作用。
他的諷谕詩雖然不及全部詩篇的十分之一，但卻是他全部詩歌創作的精華。
這些諷谕詩中，《新樂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可以作為代表，其餘如《觀刈麥》、《采地黃者》、《宿紫閣山北村》之類，都屬于諷谕詩。
白居易的諷谕詩，從思想内容上看，所反映的都是當時社會中的某些重要問題。
這裡邊主要的内容有反映勞動人民的痛苦生活的，如《觀刈麥》、《采地黃者》、《村居苦寒》、《缭绫》等；有諷刺橫征暴斂的，如《重賦》、《杜陵叟》等；有指責貪官強暴的，如《宿紫閣山北村》、《賣炭翁》等；有揭露豪門貴族驕奢淫逸的罪行的，如《輕肥》、《買花》、《紅線毯》等；有表現對邊事和邊民的關懷的，如《西涼伎》、《縛戎人》等；有反對非正義的擴邊戰争的，如《新豐折臂翁》；有同情婦女的悲慘命運的，如《上陽白發人》、《陵園妾》、《井底引銀瓶》等。
作者寫這些詩，都是有為而發的，因此它的表現形式也是随内容而轉移的。
1.為了突出目标，每首詩的主題都很專一。
《新樂府》每首還有小序，說明寫作目的。
2.為了使主題明确，采用了“卒章顯志”的表現手法，在每首詩的末尾，用很顯著的語句，點明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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