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李白和杜甫
關燈
小
中
大
李白（701—762）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杜甫（712—770）是偉大的現實主義詩人。
他們兩人同處于一個時代，而且兩人的友誼是十分真摯的。
可是李白比杜甫大了十一歲，杜甫比李白晚死八年。
李白和杜甫出現在盛唐時代，決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
在開元時代，人民的生活是比較安定的，社會經濟的繁榮已達到了很高的程度。
可是這種情況是短暫的。
到了天寶初期，在繁榮的背後就潛伏着各種矛盾和危機。
當時由于貴族官僚、地主豪商以及僧侶道徒都廣置莊園，兼并土地，使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
而且府兵制被破壞以後，各地節度使自己招募兵士，地方勢力逐漸強大。
加上唐玄宗逐步腐化，貪圖享樂，奸相李林甫、楊國忠先後當權，使得政治上的黑暗混亂更為嚴重。
統治集團對内橫征暴斂，對外連年進行掠奪性的戰争，進一步加劇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
地方軍閥與中央集權的鬥争，又形成了尖銳的統治階級内部矛盾。
最後爆發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由盛到衰的轉折點。
在統治階級内部這次互相砍殺的大亂中，遭殃的是各地的人民。
安史軍隊經過的地方，無不受到殘酷的洗劫。
唐軍在收複河南的時候，硬把河南叫作“賊境”，進行擄掠。
對人民來說，雙方都是一丘之貉。
經過七年的戰争，安史之亂是平息下去了，而由于唐中央勢力的衰落，又招緻了鄰近民族的進攻，和地方軍閥此伏彼起的内亂。
李白和杜甫的詩篇就是在這個動蕩的時代背景下産生的。
李白和杜甫所處的雖然是同一個時代，而生活遭遇不同，思想和性格也不同。
在李白詩裡所反映的主要是開元、天寶時代，在杜甫詩裡所反映的主要是安史之亂以後滿目瘡痍的時代，而且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創作方法，來反映這個時代的巨變的。
他們詩歌的風貌雖然是那樣地不同，以緻一千二百多年以來産生了無數的“李杜優劣論”者，然而實際上兩人都出色地完成了作為時代歌者的任務。
這裡把他們兩位結合起來談。
一、生活和遭遇 李白和杜甫雖然都經曆了開元天寶的“盛世”和安史之亂，可是兩人的出身和生活曆程卻是大不相同的。
李白出生于西域的碎葉城，碎葉當時屬于安西都護府管轄。
到五歲的時候才随同他的父親遷到四川。
李白說他年輕遊揚州時，“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上安州裴長史書》）。
他的家庭可能是很富裕的。
李白二十五歲從三峽出川以後，一生就沒有再回去過。
他青年時代的社會活動主要是“任俠（以抑強扶弱為己任）”和結交豪雄，在他的詩中就有仗義殺人的記載。
另外他又希望能參加政治活動，由布衣一躍而為卿相。
他“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金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開始了漫遊生活，在長江中下遊以及現在的山東一帶飽覽名山大川，并結識許多地方官吏和道士、隐者。
天寶初年（742）由道士吳筠（yún）推薦，應诏入京，供奉翰林院。
但由于權貴排擠，不到兩年便離開長安，又去過浪遊生活。
這時李白的政治理想已經破滅，對于當時的朝政極為不滿，以大量的詩篇揭露了現實中的黑暗。
天寶十五載（756），李白在長江下遊聽說安祿山起兵作亂，攻陷兩京，就參加了永王李璘（唐玄宗的兒子，肅宗的弟弟）的幕府。
沒有想到永王起兵是沒有經過肅宗同意的。
肅宗向永王大舉進攻，永王兵敗。
李白為此坐了一年監獄，雖然免了死罪，仍被流放夜郎（今貴州境内），走到中途，正遇大赦，才放回江夏（今武昌）。
這樣，在窮困和極度抑郁中度過了他的晚年。
到了六十一歲時，他聽到李光弼率領大軍追擊史朝義的部隊，他還準備參軍，因病半路折回，第二年就死在安徽當塗。
李白的一生是遊離在社會的中上層的，他“輕财好施”，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二千石（俸祿）以上的高官郊迎。
他不是什麼名門出身，也沒有做過正式的官，他一生所過的是隐居和漫遊的生活。
他想着在政治上一鳴驚人來施展自己的抱負。
在自己的志願不能實現時，他甯肯浪迹山林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雖然看出天寶後期的政治黑暗，也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但由于生活優裕的關系，他對于勞動人民真正的痛苦還是缺乏體會的。
杜甫雖然同情李白的遭遇，而他一生所受的波折，比起李白來卻有過之無不及。
杜甫出身于一個“奉儒守官”（《進雕賦表》）的小官僚家庭。
他自稱“少小多病，貧窮好學”（《封西嶽賦》）。
他的青年時期是在讀書和浪遊中度過的。
苦學和壯遊，豐富了他的書本知識和生活知識，擴大了眼界和交遊，特别是和李白的結交給他的影響很大。
他到長安的第二年（天寶六載），應試落第。
他這時過的生活是“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他到處跟在富人肥馬的後面，陪着吃點殘酒剩菜，辛酸的眼淚，隻有往肚子裡流。
因為窮而到處碰壁，他體會到人情的冷暖。
他在《投簡鹹華兩縣諸子》裡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饑卧動即向一旬，弊衣何啻聯百結！”他在長安将近十年的流寓生活裡，常常和城市貧民和郊區農民打交道。
天寶十四載（755），杜甫去奉先（今陝西蒲城）省家，剛剛走進家門，就聽見号啕的哭聲，原來最小的兒子已活活地餓死了。
從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到寫“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别
他們兩人同處于一個時代，而且兩人的友誼是十分真摯的。
可是李白比杜甫大了十一歲，杜甫比李白晚死八年。
李白和杜甫出現在盛唐時代，決不是一個偶然的、孤立的現象。
在開元時代，人民的生活是比較安定的，社會經濟的繁榮已達到了很高的程度。
可是這種情況是短暫的。
到了天寶初期，在繁榮的背後就潛伏着各種矛盾和危機。
當時由于貴族官僚、地主豪商以及僧侶道徒都廣置莊園，兼并土地，使大量的農民流離失所。
而且府兵制被破壞以後，各地節度使自己招募兵士，地方勢力逐漸強大。
加上唐玄宗逐步腐化，貪圖享樂，奸相李林甫、楊國忠先後當權，使得政治上的黑暗混亂更為嚴重。
統治集團對内橫征暴斂，對外連年進行掠奪性的戰争，進一步加劇了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
地方軍閥與中央集權的鬥争，又形成了尖銳的統治階級内部矛盾。
最後爆發了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是唐帝國由盛到衰的轉折點。
在統治階級内部這次互相砍殺的大亂中，遭殃的是各地的人民。
安史軍隊經過的地方，無不受到殘酷的洗劫。
唐軍在收複河南的時候，硬把河南叫作“賊境”，進行擄掠。
對人民來說，雙方都是一丘之貉。
經過七年的戰争，安史之亂是平息下去了，而由于唐中央勢力的衰落，又招緻了鄰近民族的進攻，和地方軍閥此伏彼起的内亂。
李白和杜甫的詩篇就是在這個動蕩的時代背景下産生的。
李白和杜甫所處的雖然是同一個時代，而生活遭遇不同，思想和性格也不同。
在李白詩裡所反映的主要是開元、天寶時代，在杜甫詩裡所反映的主要是安史之亂以後滿目瘡痍的時代，而且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創作方法，來反映這個時代的巨變的。
他們詩歌的風貌雖然是那樣地不同，以緻一千二百多年以來産生了無數的“李杜優劣論”者，然而實際上兩人都出色地完成了作為時代歌者的任務。
這裡把他們兩位結合起來談。
一、生活和遭遇 李白和杜甫雖然都經曆了開元天寶的“盛世”和安史之亂，可是兩人的出身和生活曆程卻是大不相同的。
李白出生于西域的碎葉城，碎葉當時屬于安西都護府管轄。
到五歲的時候才随同他的父親遷到四川。
李白說他年輕遊揚州時，“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上安州裴長史書》）。
他的家庭可能是很富裕的。
李白二十五歲從三峽出川以後，一生就沒有再回去過。
他青年時代的社會活動主要是“任俠（以抑強扶弱為己任）”和結交豪雄，在他的詩中就有仗義殺人的記載。
另外他又希望能參加政治活動，由布衣一躍而為卿相。
他“不求小官，以當世之務自負”（劉金白《唐故翰林學士李君碣記》）。
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開始了漫遊生活，在長江中下遊以及現在的山東一帶飽覽名山大川，并結識許多地方官吏和道士、隐者。
天寶初年（742）由道士吳筠（yún）推薦，應诏入京，供奉翰林院。
但由于權貴排擠，不到兩年便離開長安，又去過浪遊生活。
這時李白的政治理想已經破滅，對于當時的朝政極為不滿，以大量的詩篇揭露了現實中的黑暗。
天寶十五載（756），李白在長江下遊聽說安祿山起兵作亂，攻陷兩京，就參加了永王李璘（唐玄宗的兒子，肅宗的弟弟）的幕府。
沒有想到永王起兵是沒有經過肅宗同意的。
肅宗向永王大舉進攻，永王兵敗。
李白為此坐了一年監獄，雖然免了死罪，仍被流放夜郎（今貴州境内），走到中途，正遇大赦，才放回江夏（今武昌）。
這樣，在窮困和極度抑郁中度過了他的晚年。
到了六十一歲時，他聽到李光弼率領大軍追擊史朝義的部隊，他還準備參軍，因病半路折回，第二年就死在安徽當塗。
李白的一生是遊離在社會的中上層的，他“輕财好施”，所到的地方，往往有二千石（俸祿）以上的高官郊迎。
他不是什麼名門出身，也沒有做過正式的官，他一生所過的是隐居和漫遊的生活。
他想着在政治上一鳴驚人來施展自己的抱負。
在自己的志願不能實現時，他甯肯浪迹山林過自由自在的生活。
他雖然看出天寶後期的政治黑暗，也同情勞動人民的疾苦，但由于生活優裕的關系，他對于勞動人民真正的痛苦還是缺乏體會的。
杜甫雖然同情李白的遭遇，而他一生所受的波折，比起李白來卻有過之無不及。
杜甫出身于一個“奉儒守官”（《進雕賦表》）的小官僚家庭。
他自稱“少小多病，貧窮好學”（《封西嶽賦》）。
他的青年時期是在讀書和浪遊中度過的。
苦學和壯遊，豐富了他的書本知識和生活知識，擴大了眼界和交遊，特别是和李白的結交給他的影響很大。
他到長安的第二年（天寶六載），應試落第。
他這時過的生活是“朝扣富兒門，暮随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他到處跟在富人肥馬的後面，陪着吃點殘酒剩菜，辛酸的眼淚，隻有往肚子裡流。
因為窮而到處碰壁，他體會到人情的冷暖。
他在《投簡鹹華兩縣諸子》裡說：“長安苦寒誰獨悲？杜陵野老骨欲折。
……饑卧動即向一旬，弊衣何啻聯百結！”他在長安将近十年的流寓生活裡，常常和城市貧民和郊區農民打交道。
天寶十四載（755），杜甫去奉先（今陝西蒲城）省家，剛剛走進家門，就聽見号啕的哭聲，原來最小的兒子已活活地餓死了。
從寫《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到寫“三吏”（《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