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李白和杜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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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看出安祿山的野心，他在《遠别離》裡通過曆史傳說，對唐玄宗提出了警告：“君失臣兮龍為魚，權歸臣兮鼠變虎。
” 在安祿山起兵以後，李白對人民是極為關心的，這時他再也不能安于隐居生活了。
他想到了謝安。
于是在《永王東巡歌》第二首裡說：“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謝安石就是東晉的謝安，他一度隐居東山，不問政治，可是他出山以後，指揮淝水之戰，談笑間就把北方氐族的苻堅百萬大軍打得大敗。
史書上這種記載，誇大了個人的作用，是不符合事實的。
而李白之自比謝安，更顯示了他的個人英雄思想。
李白具有蔑視權貴和崇尚豪俠的精神。
《夢遊天姥吟留别》的結尾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可是在這首詩裡也說出“古來萬事東流水”那種人世無常的話來。
在《将進酒》裡，李白說：“鐘鼓馔（zhuàn）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
”前一句說豪門貴族的奢侈生活沒有什麼可貴之處，是他思想的積極一面，而後一句的麻醉自己，卻是他思想中消極的一面，而且頹廢行樂的思想是這首詩的主要傾向。
李白是愛自由的，但他所追求的自由，是個人的自由。
他所反抗的是統治階級内部的黑暗現象，他所要掙脫的束縛是封建統治對他個人前途的束縛；就是他的理想也無非擺脫塵俗，陶醉于山水詩酒之中。
李白在詩酒中結交的雖然多數是上層人物，但由于他并非出身世家大族，他對勞動人民的生活也能觀察入微。
他在《丁都護歌》中描寫了江河兩岸拉纖船夫的痛苦生活。
他的《秋浦歌十七首》中的第十四首說：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
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
這裡所寫的“赧（nǎn）郎”是秋浦一帶銀礦或銅礦的冶煉工人，他們的臉被爐火映紅了，所以叫作“赧郎”。
他們的紅色臉面使月夜增加了光輝，而且一邊勞動，一邊歌唱，歌聲在寒冷的水面上震蕩着。
越是到了晚年，他和窮苦的人民越接近了。
在他的思想中，有蔑視權貴的一面，但也有追求和留戀榮華富貴的一面，内心裡是很矛盾的。
他那種誇誇其談和孤高自賞的作風，都曾給讀者許多不良的影響。
李白的豪放性格也表現在詩歌的創作構思上。
他是不喜歡雕章琢句的，杜甫在《飲中八仙歌》裡刻畫他的形象說：“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 李白是一個天馬行空的豪士，而杜甫則是一個拘謹的儒生。
杜甫雖然自歎“纨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但還是想“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杜甫雖然也想學李白那樣，可是做不到。
他一方面自己感慨訪道無成，同時也奇怪李白“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贈李白》）。
他們兩人的生活态度不同，很難走一條道路。
對于國事的憂慮，對于人民疾苦的同情，在杜甫的思想中居于主導的地位。
杜甫曾經在他的代表作《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第一大段裡對自己的思想進行過解剖。
在這一大段裡，“窮年憂黎元（一年到頭為人民而憂慮）”是他的中心思想。
他說為了國家和人民，自己甘心情願辛苦到老，一直到“蓋棺”完事。
他一想起貧苦的人民，内心就好像火燒一般不安起來。
他發現了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并把這種現象用形象化的語言表達出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他在回到家去“入門聞号咷，幼子饑已卒”的時候，所想到的不是自己一家老小的悲慘命運，卻放開眼界“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同時也認識了自己所屬的階級是“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以上詩句均見《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的，比起那受苦受難的老百姓來，生活還好得多。
從這一認識上講，杜甫的詩在思想高度方面，己經超出盛唐詩人之上了。
杜甫的愛國主義詩篇是在安祿山起兵以後大量産生的，他的愛國主義思想也是在國難深重、人民遭受塗炭的時期更加深化了的。
杜甫對于戰争是區别看待的，對于非正義的戰争，他堅決反對。
在《兵車行》中他發出“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的慨歎。
這裡所譴責的是天寶年間唐朝統治者所發動的窮兵黩武的戰争。
但到了安史集團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時，他又主張抗敵。
特别是肅宗乾元二年（759）唐軍的潰敗，給兵源的補充帶來了莫大的困難，然而抗暴的正義戰争是不能不打的。
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時存在的時候，詩人看到這種無可奈何、不易收拾的局面，痛心地寫出“三吏”、“三别”這些組詩。
其中的《新婚别》寫一位新嫁娘，剛剛結婚，第二天清早便送她丈夫出征。
她在沉痛之中向她丈夫說：“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這很鮮明地表現了人民的愛國心，也表現了杜甫是一位愛國詩人。
但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是很嚴重的。
他把自己對于皇帝的忠心，比為葵花的“傾太陽”，他認為唐玄宗對達官貴族濫發的賞賜是“實欲邦國活”（《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是從善良的願望出發的。
他在《北征》詩裡最後提出的政治理想，無非是“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他的忠君思想有時甚至達到愚忠的程度。
他在淪陷的長安城中寫了《哀王孫》，他認為王孫貴族都是“龍種”，就是在落泊的時候，長相也是和常人不一樣的。
杜甫看到貧富不均的現象很憤慨，但還不可能認識剝削是怎麼回事，對一般的剝削他甚至還是承認的。
他反對的隻是像“三吏”中那樣的逼迫，像《歲晏行》中那樣的米賤傷農。
此外，在他前期的詩篇中，
” 在安祿山起兵以後，李白對人民是極為關心的，這時他再也不能安于隐居生活了。
他想到了謝安。
于是在《永王東巡歌》第二首裡說：“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
”謝安石就是東晉的謝安，他一度隐居東山，不問政治，可是他出山以後，指揮淝水之戰，談笑間就把北方氐族的苻堅百萬大軍打得大敗。
史書上這種記載，誇大了個人的作用，是不符合事實的。
而李白之自比謝安，更顯示了他的個人英雄思想。
李白具有蔑視權貴和崇尚豪俠的精神。
《夢遊天姥吟留别》的結尾說：“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顔！”可是在這首詩裡也說出“古來萬事東流水”那種人世無常的話來。
在《将進酒》裡，李白說：“鐘鼓馔（zhuàn）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用醒。
”前一句說豪門貴族的奢侈生活沒有什麼可貴之處，是他思想的積極一面，而後一句的麻醉自己，卻是他思想中消極的一面，而且頹廢行樂的思想是這首詩的主要傾向。
李白是愛自由的，但他所追求的自由，是個人的自由。
他所反抗的是統治階級内部的黑暗現象，他所要掙脫的束縛是封建統治對他個人前途的束縛；就是他的理想也無非擺脫塵俗，陶醉于山水詩酒之中。
李白在詩酒中結交的雖然多數是上層人物，但由于他并非出身世家大族，他對勞動人民的生活也能觀察入微。
他在《丁都護歌》中描寫了江河兩岸拉纖船夫的痛苦生活。
他的《秋浦歌十七首》中的第十四首說： 爐火照天地，紅星亂紫煙。
赧郎明月夜，歌曲動寒川。
這裡所寫的“赧（nǎn）郎”是秋浦一帶銀礦或銅礦的冶煉工人，他們的臉被爐火映紅了，所以叫作“赧郎”。
他們的紅色臉面使月夜增加了光輝，而且一邊勞動，一邊歌唱，歌聲在寒冷的水面上震蕩着。
越是到了晚年，他和窮苦的人民越接近了。
在他的思想中，有蔑視權貴的一面，但也有追求和留戀榮華富貴的一面，内心裡是很矛盾的。
他那種誇誇其談和孤高自賞的作風，都曾給讀者許多不良的影響。
李白的豪放性格也表現在詩歌的創作構思上。
他是不喜歡雕章琢句的，杜甫在《飲中八仙歌》裡刻畫他的形象說：“李白鬥酒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
” 李白是一個天馬行空的豪士，而杜甫則是一個拘謹的儒生。
杜甫雖然自歎“纨袴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但還是想“緻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
杜甫雖然也想學李白那樣，可是做不到。
他一方面自己感慨訪道無成，同時也奇怪李白“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為誰雄”（《贈李白》）。
他們兩人的生活态度不同，很難走一條道路。
對于國事的憂慮，對于人民疾苦的同情，在杜甫的思想中居于主導的地位。
杜甫曾經在他的代表作《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第一大段裡對自己的思想進行過解剖。
在這一大段裡，“窮年憂黎元（一年到頭為人民而憂慮）”是他的中心思想。
他說為了國家和人民，自己甘心情願辛苦到老，一直到“蓋棺”完事。
他一想起貧苦的人民，内心就好像火燒一般不安起來。
他發現了社會上貧富不均的現象，并把這種現象用形象化的語言表達出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
”他在回到家去“入門聞号咷，幼子饑已卒”的時候，所想到的不是自己一家老小的悲慘命運，卻放開眼界“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同時也認識了自己所屬的階級是“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以上詩句均見《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的，比起那受苦受難的老百姓來，生活還好得多。
從這一認識上講，杜甫的詩在思想高度方面，己經超出盛唐詩人之上了。
杜甫的愛國主義詩篇是在安祿山起兵以後大量産生的，他的愛國主義思想也是在國難深重、人民遭受塗炭的時期更加深化了的。
杜甫對于戰争是區别看待的，對于非正義的戰争，他堅決反對。
在《兵車行》中他發出“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
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的慨歎。
這裡所譴責的是天寶年間唐朝統治者所發動的窮兵黩武的戰争。
但到了安史集團給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災難時，他又主張抗敵。
特别是肅宗乾元二年（759）唐軍的潰敗，給兵源的補充帶來了莫大的困難，然而抗暴的正義戰争是不能不打的。
在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同時存在的時候，詩人看到這種無可奈何、不易收拾的局面，痛心地寫出“三吏”、“三别”這些組詩。
其中的《新婚别》寫一位新嫁娘，剛剛結婚，第二天清早便送她丈夫出征。
她在沉痛之中向她丈夫說：“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
”這很鮮明地表現了人民的愛國心，也表現了杜甫是一位愛國詩人。
但是杜甫的忠君思想是很嚴重的。
他把自己對于皇帝的忠心，比為葵花的“傾太陽”，他認為唐玄宗對達官貴族濫發的賞賜是“實欲邦國活”（《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是從善良的願望出發的。
他在《北征》詩裡最後提出的政治理想，無非是“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他的忠君思想有時甚至達到愚忠的程度。
他在淪陷的長安城中寫了《哀王孫》，他認為王孫貴族都是“龍種”，就是在落泊的時候，長相也是和常人不一樣的。
杜甫看到貧富不均的現象很憤慨，但還不可能認識剝削是怎麼回事，對一般的剝削他甚至還是承認的。
他反對的隻是像“三吏”中那樣的逼迫，像《歲晏行》中那樣的米賤傷農。
此外，在他前期的詩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