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初唐詩歌的新陳代謝
關燈
小
中
大
元朝楊士弘編《唐音》這部唐詩選時，在他的序裡列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四家為“唐詩始音”，自武德（高祖年号，618—626）至天寶（玄宗年号，742—756）末為“唐初盛唐詩”，自天寶至元和（憲宗年号，806—820）間為中唐詩，自元和至唐末為晚唐詩。
到了明朝，高棅編《唐詩品彙》，就明确地分唐詩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
他把武德、貞觀以來的詩，叫作初唐詩，把玄宗開元（713—741）、天寶以來的詩叫作盛唐詩，把大曆（代宗年号，766—779）、貞元（德宗年号，785—805）以來的詩，叫作中唐詩。
他有的地方把元和以後到唐亡叫作晚唐，有的地方又把開成（文宗年号，836—840）以後的詩叫作晚唐詩。
後來講唐詩的人雖然很多采用這種四分法，但對于中晚唐的界限卻沒有一緻的意見。
這種分法隻是為了解說的方便。
我們雖然也大體同意這個四分法，但是要靈活地看，不能太機械，因為詩歌創作是不能在哪一年一刀切斷的。
初唐時期雖然占的年代比較長，但在詩歌的成就上并不太大。
因為唐詩并不是唐朝一開始就繁榮起來的，它的發展，中間有一段矛盾鬥争的過程。
一、宮體詩的末流 唐太宗統一全國之後，把隋朝的一些遺老，收羅到宮廷裡去，陪着他去作詩。
唐太宗雖然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統治者，作起詩來卻喜歡學習梁、陳的宮體豔情詩。
所謂宮體詩是指那種歌頌宮廷生活，内容非常狹窄，以描寫貴族婦女的病态美為主的辭采華麗的詩篇。
這種形式主義的宮體詩，盛行于梁、陳和隋炀帝時代，是專為宮廷和貴族階級的生活服務的。
唐初統治階級中較有識見的人士如魏徵等，雖然對當時的浮豔詩風表示過不滿，但是并沒有能夠改變這種風氣。
在唐太宗時代最典型的宮廷詩人就是上官儀。
他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應制”詩，就是奉皇帝的诏命所作的詩。
這種詩以“绮錯婉媚”為本（《舊唐書·上官儀傳》），意思是說要錯綜複雜地堆砌一些绮麗的辭藻，講究詩裡有柔婉的媚态，恭維一番皇帝，好博得最高統治者的歡心。
例如《早春桂林殿應诏》： 步辇出披香，清歌臨太液。
曉樹流莺滿，春堤芳草積。
風光翻露文，雪華上空碧。
花蝶來未已，山光暧将夕。
像這樣的詩必然是内容空洞、蒼白無力的。
可是一時相沿成風，人們紛紛仿效，稱為“上官體”。
上官儀把齊、梁以來詩歌創作藝術上的對仗手法，加以程式化，而提出“詩有六對”。
“上官體”是初唐詩歌的一股逆流。
上官儀所提倡的什麼“六對”或“八對”，都是形式主義的技法，專為宮體詩服務的。
不過這種對仗的程式化，對于唐代律詩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到了武則天的時代，最著名的宮廷詩人要推沈佺期和宋之問，他們寫的大多數詩篇是奉和應制之作，當時号稱“沈宋”。
他們寫的點綴升平、恭維皇帝的詩篇，和上官儀寫的宮體詩是屬于一種類型的。
不過他們在離開宮廷和遭到流放以後，也寫了少數較有生活實感的詩。
如沈佺期的《獨不見》（詩題一作《古意呈補阙喬知之》）： 盧家少婦郁金堂[1]，海燕雙栖玳瑁梁[2]。
九月寒砧催木葉[3]，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4]，丹鳳城[5]南秋夜長。
誰謂含愁獨不見[6]，更教明月照流黃[7]。
這詩寫離别的愁怨，從環境氣氛的渲染，表現出思婦孤獨的心情。
又如《雜詩》三首的第三首說： 聞道黃龍戍[8]，頻年不解兵。
可憐閨裡月，長在漢家營。
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
誰能将旗鼓，一為取龍城[9]？ 這詩是說閨中的少婦，和“漢家營”的将士，都對着同一明月，長期相互思念着。
末聯希望能有良将征服敵軍，使邊塞解兵，讓丈夫回家。
這樣寫法，語言還是比較自然的。
宋之問的《度大庾嶺》是被貶到嶺南的路上作的。
詩說： 度嶺方辭國[10]，停轺[11]一望家。
魂飛南翥[12]鳥，淚盡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雲欲變霞。
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13]。
這首詩顯示出作者被流放時的苦悶心情。
末聯的意思是說：将來隻要能回到嶺北，也就很滿足了。
又如宋之問由廣東北歸時途中所寫的《渡漢江》詩說： 嶺外音書斷，經冬複曆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這是因為遠客思鄉，音書斷絕，當快要到家的時候，反而心情更怯，不敢問從家鄉來的人，唯恐會聽到什麼不幸的消息。
像這樣的絕句，表現自己的心情還是比較深刻的。
沈、宋在唐詩中的主要貢獻，是總結了齊、梁以來格律詩創作的種種經驗，寫出了完整的五、七言律詩。
像上引沈、宋的律詩，就是對仗工整，格律謹嚴的。
從詩歌形式發展史來說，五、七言律詩到了沈、宋的手裡算是定型了。
和沈、宋差不多同時，在武則天朝廷上的禦用文人，還有所謂“文章
到了明朝，高棅編《唐詩品彙》，就明确地分唐詩為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四個時期。
他把武德、貞觀以來的詩，叫作初唐詩，把玄宗開元（713—741）、天寶以來的詩叫作盛唐詩，把大曆（代宗年号，766—779）、貞元（德宗年号，785—805）以來的詩，叫作中唐詩。
他有的地方把元和以後到唐亡叫作晚唐，有的地方又把開成（文宗年号，836—840）以後的詩叫作晚唐詩。
後來講唐詩的人雖然很多采用這種四分法，但對于中晚唐的界限卻沒有一緻的意見。
這種分法隻是為了解說的方便。
我們雖然也大體同意這個四分法，但是要靈活地看，不能太機械，因為詩歌創作是不能在哪一年一刀切斷的。
初唐時期雖然占的年代比較長，但在詩歌的成就上并不太大。
因為唐詩并不是唐朝一開始就繁榮起來的，它的發展，中間有一段矛盾鬥争的過程。
一、宮體詩的末流 唐太宗統一全國之後，把隋朝的一些遺老，收羅到宮廷裡去，陪着他去作詩。
唐太宗雖然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統治者，作起詩來卻喜歡學習梁、陳的宮體豔情詩。
所謂宮體詩是指那種歌頌宮廷生活，内容非常狹窄，以描寫貴族婦女的病态美為主的辭采華麗的詩篇。
這種形式主義的宮體詩，盛行于梁、陳和隋炀帝時代，是專為宮廷和貴族階級的生活服務的。
唐初統治階級中較有識見的人士如魏徵等，雖然對當時的浮豔詩風表示過不滿，但是并沒有能夠改變這種風氣。
在唐太宗時代最典型的宮廷詩人就是上官儀。
他的作品絕大部分都是“應制”詩，就是奉皇帝的诏命所作的詩。
這種詩以“绮錯婉媚”為本（《舊唐書·上官儀傳》），意思是說要錯綜複雜地堆砌一些绮麗的辭藻，講究詩裡有柔婉的媚态，恭維一番皇帝，好博得最高統治者的歡心。
例如《早春桂林殿應诏》： 步辇出披香，清歌臨太液。
曉樹流莺滿，春堤芳草積。
風光翻露文，雪華上空碧。
花蝶來未已，山光暧将夕。
像這樣的詩必然是内容空洞、蒼白無力的。
可是一時相沿成風，人們紛紛仿效，稱為“上官體”。
上官儀把齊、梁以來詩歌創作藝術上的對仗手法，加以程式化，而提出“詩有六對”。
“上官體”是初唐詩歌的一股逆流。
上官儀所提倡的什麼“六對”或“八對”，都是形式主義的技法，專為宮體詩服務的。
不過這種對仗的程式化，對于唐代律詩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
到了武則天的時代，最著名的宮廷詩人要推沈佺期和宋之問，他們寫的大多數詩篇是奉和應制之作，當時号稱“沈宋”。
他們寫的點綴升平、恭維皇帝的詩篇，和上官儀寫的宮體詩是屬于一種類型的。
不過他們在離開宮廷和遭到流放以後，也寫了少數較有生活實感的詩。
如沈佺期的《獨不見》（詩題一作《古意呈補阙喬知之》）： 盧家少婦郁金堂[1]，海燕雙栖玳瑁梁[2]。
九月寒砧催木葉[3]，十年征戍憶遼陽。
白狼河北音書斷[4]，丹鳳城[5]南秋夜長。
誰謂含愁獨不見[6]，更教明月照流黃[7]。
這詩寫離别的愁怨，從環境氣氛的渲染，表現出思婦孤獨的心情。
又如《雜詩》三首的第三首說： 聞道黃龍戍[8]，頻年不解兵。
可憐閨裡月，長在漢家營。
少婦今春意，良人昨夜情。
誰能将旗鼓，一為取龍城[9]？ 這詩是說閨中的少婦，和“漢家營”的将士，都對着同一明月，長期相互思念着。
末聯希望能有良将征服敵軍，使邊塞解兵，讓丈夫回家。
這樣寫法，語言還是比較自然的。
宋之問的《度大庾嶺》是被貶到嶺南的路上作的。
詩說： 度嶺方辭國[10]，停轺[11]一望家。
魂飛南翥[12]鳥，淚盡北枝花。
山雨初含霁，江雲欲變霞。
但令歸有日，不敢恨長沙[13]。
這首詩顯示出作者被流放時的苦悶心情。
末聯的意思是說：将來隻要能回到嶺北，也就很滿足了。
又如宋之問由廣東北歸時途中所寫的《渡漢江》詩說： 嶺外音書斷，經冬複曆春。
近鄉情更怯，不敢問來人。
這是因為遠客思鄉，音書斷絕，當快要到家的時候，反而心情更怯，不敢問從家鄉來的人，唯恐會聽到什麼不幸的消息。
像這樣的絕句，表現自己的心情還是比較深刻的。
沈、宋在唐詩中的主要貢獻，是總結了齊、梁以來格律詩創作的種種經驗，寫出了完整的五、七言律詩。
像上引沈、宋的律詩，就是對仗工整，格律謹嚴的。
從詩歌形式發展史來說，五、七言律詩到了沈、宋的手裡算是定型了。
和沈、宋差不多同時，在武則天朝廷上的禦用文人，還有所謂“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