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民報勃興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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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益聞錄》合并。
《普通學報》，每月發行，連史紙石印小冊，每冊約四十頁。
所載分經、史、文、算、格緻、博物、外國語、學務等。
《中外算報》，每月發行，有光紙石印小冊，每冊二十餘頁。
為杜亞泉等所編輯。
其專言教育者，則有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在上海出版之《教育世界》，與宣統元年正月出版之《教育雜志》。
《教育世界》之創刊，為羅振玉所發起，王國維為主筆，每旬發行。
初專事譯述；自六十九期起，改為半月刊，始加改良，分論說、學理、教授、訓練、學制、傳記、小說、本國學事、外國學事等。
出至百十六期而止。
《教育雜志》，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出版，每月一冊。
今尚繼續發行。
其注意通俗教育者，有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在無錫出版之《無錫白話報》，每五日發行，木刻活字毛邊紙印，每冊十餘頁，為裘毓芳（梅侶）女士所創辦。
第五期起，改名《中國官音白話報》，每半月發行。
繼此者，有《蘇州白話報》《杭州白話報》《揚子江白話報》《京話報》等，其名不勝枚舉。
我國報界之有女子，當以裘女士為第一人矣。
[2] 其提倡女學與女權者，則有光緒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之《女報》，為《蘇報》主人陳範之女撷芬所創辦。
每月發行一小冊，每冊約二十頁。
所載分論說、新聞、翻譯、教育論等。
初出版時，随《蘇報》附送六期，我國之有女報自此始。
後此有丁初我、曾孟樸等所創辦之《女界月刊》；陳以益所創辦之《新女子世界》；秋瑾女士所創辦之《中國女報》。
秋女士就義後，《新女子世界》與《中國女報》合而為一，易名《神州女報》。
其提倡兒童教育者，則有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出版之《求我報》，每半月發行，連史紙石印。
所載分方名、正蒙二編，由淺入深，與今日通行之初等小學教科書無異。
繼此者，有光緒二十九年在北京出版之《啟蒙畫報》，與光緒三十四年上海中華學會所出之《蒙學畫報》，均每半月發行，若今之兒童教育畫也。
其專言外交者，有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普通學書局所出之《外交報》，及三十年所出之《日俄戰紀》。
《外交報》，每半月發行，每冊約二十頁，考貝紙印。
所載分論說、谕旨、文牍、外交紀聞、譯報、要電等；出至一百三十二期而止。
《日俄戰紀》，為上海商務書館所發行，每冊約五十頁。
所載分地圖、圖畫、軍事、小史、戰國文牍、海陸戰事、日本防務、俄國防務、中國中立、各國中立、韓國近事、戰地人物、雜記、時論，自開戰迄議和，凡三十冊。
其專研究外國語者，有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在上海發行之《通學報》，為任獨（申甫）所編輯。
始每旬發行，二年後改為月刊。
所載有英語與世界語，分曆史、地理、理化諸學科，由淺入深，與今之函授講義同。
發行六年始止。
其專言僑務者，有宣統元年四月巴達維亞華巫編輯所所出之《華铎報》，主筆為白洲。
每周發行，每冊約二十頁，以引導華僑有獨立合群尚武之性質，有國家之思想為宗旨。
出至次年八月而止。
其專言地理者，有《地學雜志》，于宣統二年正月出版于北京，為中國地學會之言論機關。
由張相文編輯。
始全年十冊，後改月刊，有光紙印。
分論叢、雜俎、說部、記事諸欄。
民國八年十二月休刊。
其專言法政者，有《法政雜志》，于宣統三年二月出版于上海，是陶保霖等編輯以研究法律政治現象，參證學理，以促進群治為宗旨。
每月一冊，分社說、資料、雜纂、記事諸欄。
民國四年十二月休刊。
清代文字，受桐城派與八股之影響，重法度而輕意義。
自魏源、梁啟超等出，紹介新知，滋為恣肆開阖之緻。
留東學子所編書報，尤力求淺近，且喜用新名詞，文體為之大變。
守舊者不以為然，乃創國學保存會，發行《國粹學報》等雜志，以期挽救。
但雖注重舊學，而實寓種族革命思想，是其特色也。
《政藝通報》，創刊于光緒二十八年正月，每半月出版于上海，編輯者為鄧實（秋枚）。
每冊約四十頁，考貝紙印。
每冊分上下兩篇，上篇言政，下篇言藝。
宣統元年，改為月刊；但旋即停止。
《國粹學報》，創刊于光緒三十年正月，每月發行于上海。
編輯者亦為鄧實。
每冊約四十頁，所載以章炳麟、劉師培之文字為多。
有光紙印。
分政篇、史篇、學篇、文篇等。
出至八十二期而止。
[3] 《國文報》後改名《山東國文報》，創刊于光緒三十二年二月，每旬發行于濟南。
每冊三十餘頁，考貝紙印。
所載分論議、序跋、考古、公牍、書劄、講義等。
出至二十八期而止。
《國粹叢編》，創刊于光緒三十三年正月。
所載為佚書、遺籍，出十二期而止。
《保國粹旬報》，創刊于宣統二年正月，每旬發行于廣州。
為黃德鈞（繼和）所編輯。
但僅出六期即止。
慈禧太後複政後，立于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下谕，謂：“莠言亂政，最為生民之害，前經降旨将官報局《時務報》一律停止。
近聞天津、上海、漢口等處，仍複報館林立，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亟應設法禁止。
著各該督撫饬屬認真查禁。
其館中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
即饬地方官嚴行訪拿，從重懲辦，以息邪說，而靖人心。
”大有借口康、梁，将報館一網打盡之意。
逮《清議報》出版，清廷銜康梁益甚，故于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又下谕，謂：“前因康有為、梁啟超罪大惡極，疊經谕令沿海各省督撫，懸賞緝拿，迄今尚未弋獲。
該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帶，煽誘華民，并開設報館，肆行簧鼓。
種種悖逆情形，殊堪發指。
著南洋、閩、浙、廣東各省督撫，仍行明白示谕，不論何項人等，如有能将康有為、梁啟超緝獲送官，驗明實系該逆犯正身，立即賞銀十萬兩。
如該逆犯早伏天誅，隻須呈驗屍身，确實無疑，亦即一體給獎。
此項銀兩，并着先行提存上海道庫，一面驗明交銀，免緻展轉稽延。
如有不願領賞，願得實在官階及各項升銜，亦必予以破格之賞。
至該逆犯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
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犯等自無所施其伎。
并着各該督撫實力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拿懲辦。
此外如藏有該逆犯從前所著各逆書，并着嚴行銷毀，以申國憲而靖人心。
”但康、梁均寓海外，此谕固無若何之效力也。
注釋 [1]汪康年啟事： （一）康年于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至今二年。
現既奉旨改為官報，則《時務報》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
即從七月初一日起，謹遵六月初八日據實昌言之谕，改為《昌言報》。
另延請番禺梁節庵先生鼎芬為總董。
一切體例，均與從前《時務報》一律。
翻譯諸人，亦仍其舊。
祈代派暨閱報諸君共鑒之。
（二）自甲午以來，吾華士大夫，鑒于中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萬萬之衆，敗于扶桑三島，割地償金，為世大辱，始有亟亟于知彼知己，舍舊謀新，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
丙申春，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彼己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别同異，無以酌新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于上海。
時梁卓如孝廉方留滞京邸，緻書康年，有公如設報館某當惟命是遵之語。
乃發電信，延之來館，專司論說。
及公延古城坦堂張少堂二君翻譯東文西文報。
是後諸君去來不常，故撰論譯報，時易其人，而要其直言無隐，冀以草野之見聞，上備朝廷之采擇，則猶夫初志。
辦理兩年，未敢謂盡妥善，猶幸上承京外諸大吏之扶掖，中賴同志諸君之輔助，得以漸次推廣，遍及各行省。
館中經費，全賴集資。
核計五月開館時，南皮制軍倡捐千元，強學會留存餘款七十餘元，又康年經手斥賣無用器具銀三百數十元，收回多付房租銀一百數十元（以上三項，即首次捐款清單内所列之六百二十元），暨出版後諸同志陸續捐助，計共收銀一萬一千餘元，又二千六百餘兩，報費五萬八千餘元（約及十成之八五），撙節支用，幸得搘拄至今。
竊自謂可告無罪于海宇士夫矣。
惟是去夏以來，人言藉藉，鹹謂康年有虧空八千金情事。
康年先時猶謂無根之言，不足置辯。
近日則言者愈多，京城尤甚。
并風聞業已見諸奏章，上塵天聽。
事之可詫，莫過于斯。
夫館中所收之經費，以捐款報資二者為大宗，其餘均為數甚微。
捐款除随時登報志謝外，又于每六閱月所開之收支清冊，将實收之數，詳細開列。
試問助資諸君，有已付款而未登報者否？使此八千金之款，康年取為己用，匿不以報，則彼助資諸君何為默不一言？至于所收報資，亦已兩次開列寄報收款清單表，供人檢核。
大約除所托非人被其乾沒，或其人不善經理，以緻報費無着，又或相距較遠，尚未收到外，其餘即已盡數列入表内。
使康年所侵匿以八千金或取之報費，則必有曾付八千金而未獲列入表内者矣。
盍亦就代派諸君而一問之乎？收款之鑿鑿可指，既已如是，則必支用之帳或有不實，而後此八千金之數乃可融入其中而使人不覺。
然自丙申初秋以至今夏，計共用七萬二千餘元又二百兩，其用之也，有其時，有其人，并有其籍。
且舊年以前，姑不置論。
今歲上半年，計共用一萬八千餘元，内除薪資、印報費、寄報費，暨還代派處各款共一萬四千八百餘元外，其餘房租、飯金、各項零用，都共三千二百餘元。
以半歲七月除之，計月用四百五十餘元。
其為款歸實用，确鑿可知，更何處容此八千金之虛數乎？至于此時所存銀四百兩又一千八百餘元（以六月底為斷），除實存現銀外，亦有款可抵（此皆有着之款，惟暫不能入帳，諸君欲知其詳，請到館查閱可也）。
則虧空八千金之說，抑亦不辯而自明矣。
此外蜚語謗言，尤不一而足。
凡此流傳之言，本不願瑣瑣辯論。
惟是吾輩辦事，貴使人信其無他。
若所辦之事，甫經就緒。
而生平之操守幾不能自白于人，則此後即日與人言維新，言開化，而人将以不肖相待，更有何事可為，不益為當世士大夫所羞辱乎？附綴數言，以谂知者。
或不以為哓哓也。
（三）茲将康年上黃欽使之呈稿，刊錄于後，借呈助資諸公公鑒。
現在帳目均已齊備，一俟奉有明文，即行交出。
仍另行籌款，續辦《昌言報》，合并奉聞。
“具呈進士汪康年，呈為據實申呈事。
竊康年七月二十九日奉到蘇松太道蔡谕開：七月二十三日，奉南洋大臣劉劄，準總理衙門電開：兩江總督轉電出使日本大臣黃，湖廣總督轉電出使日本大臣黃，奉旨，劉坤一電稱，康有為電，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私改為《昌言報》，抗旨不交等語。
該報館是否創自汪康年，及現在應如何收交之處，着黃遵憲道經上海時，查明原委，秉公核議，毋任彼此各執意見，緻曠報務。
欽此等因。
到本大臣承準此，合行恭錄劄饬，劄道即便遵照，轉饬該報館欽遵等因。
奉此，合即谕饬，谕到該報館即便欽遵毋違等因。
奉此，康年竊惟已前之時務報館，系由衆人集捐而成，即是商款商辦。
故款項出入，非康年所敢獨專。
伏讀六月初二日特派康有為督辦之谕中，并有另給開辦費六千兩之旨。
又檢查協辦大學士吏部大堂孫複奏，第籌議開辦常年各經費，亦未提及交收一字，名為開辦，事實創而非因；費有常年，責在官而無借商力。
是朝旨既未令交代，而康年所辦又系衆人集捐之事，亦何能獨自擅交。
此康年難于交代之緣由也。
康年于獲見電傳上谕後，遵即暫行停辦《時務報》，一面電催康主政速行來滬，候其主持，以明不敢擅專之意。
又讀谕旨，令民間廣開報館以開風氣，康年竊思時務報館原有之款，本系公共糾集，以為辦報之用，故即續辦《昌言報》，上副聖天子廣開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諸人集資委托之重任。
商款仍歸商辦，此則康年另辦《昌言報》之緣由也。
康年辦理報館，至今兩年，以衆人公捐之财，辦衆人願辦之事，若未奉交代之明旨，又未見督辦官報之康主政，遽以商館所有，率行交出，置身事外，設捐款諸人責康年以未能體會谕旨，任意委棄，康年豈能任此衆怨？現在帳目一切，本自齊備。
所有以前時務報館之商款，應否并歸官報之處，疊次上谕并無明文，理合靜候秉公核議，谕示遵行。
自當按照臨時帳目交代。
茲奉前因，合将先今辦理情形，及聽候核議交收緣由，呈明查核。
除呈蘇松太道蔡轉呈南洋大臣劉外，合行據實申呈。
謹呈。
”據呈，時務報館原系民間設立之報，商款商辦，由該進士經理其事。
既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派員督辦，由官撥款。
該進士遵即就原辦報館，另拟《昌言報》，刊印發售，尚無不合，應準照辦，候咨明總理衙門查照。
該報所出報單，并應按時呈送來轅，以憑彙擇咨送。
至《時務報》應否交收，仰候出使黃大臣過滬查明，秉公核議具奏，并印繳照。
此批。
又梁啟超有“創辦《時務報》原委記”一文，照錄于下： 本日在《國聞報》中見有汪君穰卿告白雲：“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等語。
”閱之，不勝駭詫。
現《時務報》既奉旨改為官報，又适派吾師南海康先生督辦。
局外人見穰卿告白，恐将有謂啟超攙奪彼所獨創之事業者，故不得不詳細言之。
夫所謂創辦者何：一曰籌款，二曰出力而已。
查《時務報》初起，系用上海強學會餘款。
當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辦強學會，張南皮師首倡捐一千五百兩為開辦經費，滬上諸當道亦有捐助者。
遂在王家沙地方開辦。
當時康先生以母壽之故，不能久駐上海，因緻穰卿一函兩電，屬其來滬接辦。
當時穰卿猶在湖北就館也。
既而穰卿到滬，而京師強學會為言者中止，滬會亦因之停辦。
當時尚餘銀七百餘兩，又将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銀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将會中所置器物書籍等項變賣，得二百餘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實為《時務報》嚆矢。
第一期報中所登汪穰卿進士梁卓如孝廉捐集銀一千二百兩者，即此項也。
第三期以後，改為張孝達制軍捐銀七百兩，汪梁集捐六百元者，系原存七百兩，乃南皮師原捐，故改登，其追回房租變賣器物等項，無從指名，故仍冒我等二人名也。
當時穰卿因欲滅康先生舊迹，故不将此款聲明強學會之餘款，而登為汪某等捐集雲雲。
黃公度京卿改之，使并列兩名，實則啟超何嘗有捐集之功，而冒此稱，實滋不安耳。
此《時務報》最初之起點也。
強學會停辦之後，穰卿即在滬度歲（穰卿已移家上海）。
時啟超方在京師，康先生并招至滬，改辦報以續會事。
同鄉黃公度京卿遵憲适在滬。
公度固強學會同事之人，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亦以報館為倡始。
于是與穰卿啟超三人，日夜謀議此事。
公度自捐金一千元為開辦費，且語穰卿雲：吾輩辦此事，當作為衆人之事，不可作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
故無所謂集款，不作為股份，不作為墊款，務期此事之成而已。
此等語固公度屢言之，穰卿屢聞之者也。
創辦時所印公啟三十條，系由啟超所拟草稿，而公度大加改定者（彼時穰卿力主辦日報，欲與天南遁叟争短長，公度及啟超力主旬報之說，乃定議）。
其後聘請英文翻譯張少堂，系公度托鄭瀚生司馬代請者。
東文翻譯古城貞吉，系由公度托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請者。
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
其緻函各處勸捐，托各處派報，亦均公度之力。
當時公度在上海，至九月方北行。
數月之中，報館一切事，公度無不與聞。
其捐款之獨多也如彼，其開辦之出力也如此。
今穰卿自稱《時務報》為彼所創辦者，不知置公度于何地也？鄒展書部郎淩瀚，亦強學會同事之人，志願與公度同，故首捐五百金開辦。
吳季清大令德綿與公度、穰卿、啟超皆至交，當時又與啟超同寓京師，故《時務報》開辦，一切事無不共之，丙申五月，季清先生與其子亡友鐵樵石樵同到滬，即寓在報館，朝夕商榷一切。
故《時務報》公啟，即以公度、季清、展書、穰卿及啟超五人出名，此人人所共見者。
（當時公啟訂成一小本，自四五月間即分送各處同志，至第一期出報時，用單張夾在報内，想閱報諸君無不共見。
四人之名，豈可剔去？）今穰卿自稱《時務報》為彼所創辦，不知置季清、展書于何地也？同人既議定此報為衆人之事，不得作為一人之事，因得以公議向各同志助捐，而海内君子亦以公議之故而樂助之。
二年以來，得款至萬餘金。
此實《時務報》公事而非私事之明證。
今穰卿稱《時務報》為彼所創辦者，不知置捐款諸君于何地也？至啟超既為穰卿雇工之人，亦複何足比較。
然自問創辦時，固不無微勞矣。
當丙申五六月間，穰卿湖北館地尚未辭去，恐報館之或不能支，住鄂住滬，不能自決，屢商之于啟超，啟超謂報能銷四千份，則此事便可支持，因固留之。
啟超自以不谙會計，憚管雜務，因與穰卿約，彼理事務兼外間應酬，而啟超主報中文字，此總理撰述之名所由分也。
當時各因天才，自執一職。
天澤之分不甚嚴，總辦之與屬員名分平等，而啟超亦貿貿然自忘其受總辦厚恩為總辦所請之人也。
當時總辦之勤勞固雲至矣，然即如啟超者，忝任報中文字。
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
東西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
一切公牍告白等項，歸其編排。
全本報章，歸其複校。
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
啟超自撰及删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六月酷暑，洋燭皆變流質，獨居一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雖雲受總辦厚恩，顧東家生意，然自問亦無負于《時務報》矣。
然猶不止此。
計丙申七月初一日為《時務報》出報之日，而穰卿于六月前赴湖北，月底始返滬。
七月下旬又因祝南皮壽辰，前赴湖北，中秋後始返滬。
彼時正當創辦吃緊之時，承乏其間誰乎？雖以啟超之不才，亦隻得竭蹶從事，僭行護理總辦而已。
此後局面既成矣，捐款既至萬餘金矣，銷報既至萬餘份矣，穰卿之以啟超為功狗，固其宜也。
且穰卿之稱《時務報》為彼創辦，不自今日始。
當丙申夏秋間，海内巨公同志提倡斯舉，捐款日多。
當時我兩人商議，謂不可無謝啟。
啟超謂宜将公啟内之五人作為公函。
凡有捐款者，五人公謝之。
穰卿謂何必如斯，隻我兩人出名足矣。
凡此等館中雜務，向章皆由穰卿主辦，啟超不能争也。
自八月以後，凡有捐款者，皆穰卿一人出名函謝矣。
其函中之言，猶夫本日《國聞報》告白之言也。
蓋當初辦之時，早有據為汪氏産業之計，而天下之人視此局為汪氏産業也，亦已久矣。
穰卿既為東家，則啟超雖欲辭傭工之名，豈可得哉？當開辦之始，公度恐穰卿應酬太繁（蓋穰卿宗旨，謂必吃花酒，乃能廣達聲氣，故每日常有半日在應酬中。
一面吃酒，一面辦事，因不能兼辦全局之事），乃議推吳鐵樵（名樵，四川人，季清先生之子，去年已即世矣）。
又開辦時所出公啟内辦事規條第九款雲：在報除住館辦事各人外，另舉總董四人，所有辦事條規，應由總董議定，交館中照行雲雲。
自丙申秋至丁酉夏，公度屢申此議，謂當舉總董。
以此兩事之故，穰卿以此深銜公度，在滬日日向同人诋排之。
且遍騰書各省同志，攻擊無所不至。
以緻各同志中，有生平極敬公度轉而為極惡公度者。
至去年六月，公度赴湘任，道經上海，因力持董事之議，幾乎翻臉，始勉強依議舉數人。
然此後遇事，未嘗一公商如故也。
總董雖有虛名，豈能幹預汪家産業哉？穰卿嘗謂啟超雲：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錢稍多，而撓我權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公度一抗，則莫有毒予者矣。
此言，啟超之所熟聞者也。
自茲以往正名之論大起。
日日自語雲：總理之名，不可不正；總理之權利，不可不定。
于是東家之架子益出矣。
去年一年中，館中凡添請十餘人，時啟超在滬同事也，而所添請之人未有一次與啟超言及者。
雖總辦之尊，東家之闊，亦何至如斯乎？啟超性狹隘，誠不能無所芥蒂。
自去秋以來，常不免有龃龉總辦之事，此實不容自諱也。
至于館中開銷，公度與啟超當開辦時再四熟籌，但能銷報四千份，即可支持。
乃此後捐款萬金，銷報萬餘份，而去年年底幾于不能度歲。
緻使萬國公報，後旁姗笑。
雖曰各處報費難于收齊，然其中曲折，固有非傭工小人所能窺者。
穰卿與啟超之有意見，自去年以來矣。
同事之難，自古所歎。
以亂易整，旁觀所笑。
啟超所以隐忍于心，絕不敢為我同志一言之也。
獨所不解者，穰卿于康先生何怨何仇，以啟超有嫌之故，遷怒于康先生，日日向花酒場中專以诋排為事。
猶以為未足，又于《時務日報》中編造謠言，嬉笑怒罵。
猶以為未足，又騰書當道，及各省大府，設法構陷，至誣以不可聽聞之言。
夫謗康先生之人亦多矣，誣康先生之言亦種種色色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矣，啟超固不與辯，亦不稍憤。
獨怪我穰卿自命維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吾不解其何心也！康先生之待穰卿，自啟超觀之，可謂得朋友之道矣。
乙未辦強學會，屢緻函請其來接辦，是久以同志可信之人待之也。
此次奉旨督辦《時務報》後，即緻一函一電與穰卿，請其仍舊辦理，己不過遙領而已（電文雲：奉旨辦報，一切依舊，望相助，有為叩。
其函則系六月十二日郵政局寄者，文長不能全錄）。
康先生之于穰卿，可謂盡道矣。
而穰卿既無覆電，又無回信，既不可同辦，又不肯交出。
私衆人所捐之金為己産，私衆人所出之力為己功，不顧交情，顯抗聖旨，吾不解其何心也！此後之事，既改歸官辦，則亦非啟超之所敢言。
惟于創辦之原委，及啟超之為傭工與否，不得不哓哓一辯白之。
褊心之诮，固不敢辭；知我罪我，聽之海内同志而已。
六月二十四日新會梁啟超謹白。
[2]女子之服務報界，我國以裘毓芳女士為最早。
次之，則為陳撷芬女士與胡彬夏女士。
光複後，張默君（時名昭漢）女士曾創辦《大漢報》，同時又與湯國黎、談社英、楊季威三女士合編《神州女報》。
近年胡彬夏女士曾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婦女雜志》，張默君女士曾主編《時報》之《婦女周刊》，談社英女士曾主編《中華新報》之《婦女與家庭》。
其著聲于外交界者，則有《時報》駐歐通信員李昭實女士；其專門研究報學而得學位者，則有張繼英女士；在北方創辦《女子日報》者，則有萬璞女士。
就吾所知，服務報界最久及撰述最多者，又當推談女士為第一也。
[3]《國粹學報》發刊詞：“學術所以觀會通也。
前哲有言，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睹往軌，知來轍。
史公之言曰，知天人之故，通古今之變。
又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班孟堅曰，函雅故，通古今。
蓋化裁為變，推行為通，觀會通以禦世變，是為通儒之才。
但所謂觀其會通者，非龂龂于訓诂詞章之末，株株守一先生之說也。
乃綜貫百家，博通今古，洞流索源，明體達用。
昔莊生作《天下篇》，荀卿作《非十二子篇》。
皆明學術之源流，曆叙諸家之得失。
炎漢代興，通儒輩出。
馬談論六家要旨，劉班志七略藝文，于學派源流，反複論說，尤能洞見元本。
至謂修六藝之文，采諸家之言，舍短取長，可通萬方之略，觀古人會通之學，何其盛哉？自漢氏後，二千餘年，儒林文苑，相望而起。
縱其間遞興遞衰，莫不有一時好尚以成其所學之盛，然學術流别，茫乎未聞。
惟近儒章氏龔氏，崛起浙西，由漢志之微言，上窺官守師儒之成法。
較之鄭焦，蓋有進矣。
無如近世以來，學鮮實用。
自考據之風熾，學者祖述許鄭，以漢學相高。
就其善者，确能推闡遺經，抉發阃奧。
及陋者為之，則拾摭細微，剿襲成說，叢脞無用。
而一二為宋儒學者，又複空言心性，禅寂清譚，孤陋寡聞，閉聰塞明。
學術湮沒，誰之咎欤？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
震旦文明，不絕一線。
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
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
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晳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兇，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嗟乎！舊籍未淪，風徽未沫。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雖百世之下，猶将感發興起，況生于其邦，可不知尚論其人乎？夫前賢學派，各有師承，懿行嘉言，在在可法。
至若陽明授徒，獨稱心得。
習齋講學，趨重實行。
東原治經，力崇新理。
椎輪筚路，用能别辟途徑，啟發後人。
承學之士，正可師三賢之意，綜百家之長，以觀學術之會通，豈不懿欤？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為之導，雖美弗彰。
不揣固陋，拟刊發報章，用存國學。
月出一編，顔曰《國粹》。
雖夏聲不振，師法式微，操鐘鼓于擊壤之鄉，習俎豆于被發之俗，易招覆瓿之譏，安望移風之效。
然鈎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神州舊學，不遠而複。
是則下士區區保種愛國存學之志也。
知言君子，或亦有取于斯。
” 第四節 《國聞報》《時務日報》與《時報》 《國聞報》[1]為嚴複等所發起，于光緒二十三
《普通學報》，每月發行，連史紙石印小冊，每冊約四十頁。
所載分經、史、文、算、格緻、博物、外國語、學務等。
《中外算報》，每月發行，有光紙石印小冊，每冊二十餘頁。
為杜亞泉等所編輯。
其專言教育者，則有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在上海出版之《教育世界》，與宣統元年正月出版之《教育雜志》。
《教育世界》之創刊，為羅振玉所發起，王國維為主筆，每旬發行。
初專事譯述；自六十九期起，改為半月刊，始加改良，分論說、學理、教授、訓練、學制、傳記、小說、本國學事、外國學事等。
出至百十六期而止。
《教育雜志》，為上海商務印書館所出版，每月一冊。
今尚繼續發行。
其注意通俗教育者，有光緒二十四年三月在無錫出版之《無錫白話報》，每五日發行，木刻活字毛邊紙印，每冊十餘頁，為裘毓芳（梅侶）女士所創辦。
第五期起，改名《中國官音白話報》，每半月發行。
繼此者，有《蘇州白話報》《杭州白話報》《揚子江白話報》《京話報》等，其名不勝枚舉。
我國報界之有女子，當以裘女士為第一人矣。
[2] 其提倡女學與女權者，則有光緒二十八年在上海出版之《女報》，為《蘇報》主人陳範之女撷芬所創辦。
每月發行一小冊，每冊約二十頁。
所載分論說、新聞、翻譯、教育論等。
初出版時，随《蘇報》附送六期，我國之有女報自此始。
後此有丁初我、曾孟樸等所創辦之《女界月刊》；陳以益所創辦之《新女子世界》；秋瑾女士所創辦之《中國女報》。
秋女士就義後，《新女子世界》與《中國女報》合而為一，易名《神州女報》。
其提倡兒童教育者，則有光緒二十四年正月出版之《求我報》，每半月發行，連史紙石印。
所載分方名、正蒙二編，由淺入深，與今日通行之初等小學教科書無異。
繼此者，有光緒二十九年在北京出版之《啟蒙畫報》，與光緒三十四年上海中華學會所出之《蒙學畫報》，均每半月發行，若今之兒童教育畫也。
其專言外交者，有光緒二十七年十一月上海普通學書局所出之《外交報》，及三十年所出之《日俄戰紀》。
《外交報》，每半月發行，每冊約二十頁，考貝紙印。
所載分論說、谕旨、文牍、外交紀聞、譯報、要電等；出至一百三十二期而止。
《日俄戰紀》，為上海商務書館所發行，每冊約五十頁。
所載分地圖、圖畫、軍事、小史、戰國文牍、海陸戰事、日本防務、俄國防務、中國中立、各國中立、韓國近事、戰地人物、雜記、時論，自開戰迄議和，凡三十冊。
其專研究外國語者，有光緒二十三年正月在上海發行之《通學報》，為任獨（申甫）所編輯。
始每旬發行，二年後改為月刊。
所載有英語與世界語，分曆史、地理、理化諸學科，由淺入深，與今之函授講義同。
發行六年始止。
其專言僑務者，有宣統元年四月巴達維亞華巫編輯所所出之《華铎報》，主筆為白洲。
每周發行，每冊約二十頁，以引導華僑有獨立合群尚武之性質，有國家之思想為宗旨。
出至次年八月而止。
其專言地理者，有《地學雜志》，于宣統二年正月出版于北京，為中國地學會之言論機關。
由張相文編輯。
始全年十冊，後改月刊，有光紙印。
分論叢、雜俎、說部、記事諸欄。
民國八年十二月休刊。
其專言法政者，有《法政雜志》，于宣統三年二月出版于上海，是陶保霖等編輯以研究法律政治現象，參證學理，以促進群治為宗旨。
每月一冊，分社說、資料、雜纂、記事諸欄。
民國四年十二月休刊。
清代文字，受桐城派與八股之影響，重法度而輕意義。
自魏源、梁啟超等出，紹介新知，滋為恣肆開阖之緻。
留東學子所編書報，尤力求淺近，且喜用新名詞，文體為之大變。
守舊者不以為然，乃創國學保存會，發行《國粹學報》等雜志，以期挽救。
但雖注重舊學，而實寓種族革命思想，是其特色也。
《政藝通報》，創刊于光緒二十八年正月，每半月出版于上海，編輯者為鄧實（秋枚）。
每冊約四十頁，考貝紙印。
每冊分上下兩篇，上篇言政，下篇言藝。
宣統元年，改為月刊；但旋即停止。
《國粹學報》，創刊于光緒三十年正月，每月發行于上海。
編輯者亦為鄧實。
每冊約四十頁，所載以章炳麟、劉師培之文字為多。
有光紙印。
分政篇、史篇、學篇、文篇等。
出至八十二期而止。
[3] 《國文報》後改名《山東國文報》，創刊于光緒三十二年二月，每旬發行于濟南。
每冊三十餘頁，考貝紙印。
所載分論議、序跋、考古、公牍、書劄、講義等。
出至二十八期而止。
《國粹叢編》，創刊于光緒三十三年正月。
所載為佚書、遺籍，出十二期而止。
《保國粹旬報》，創刊于宣統二年正月，每旬發行于廣州。
為黃德鈞（繼和）所編輯。
但僅出六期即止。
慈禧太後複政後，立于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下谕，謂：“莠言亂政，最為生民之害，前經降旨将官報局《時務報》一律停止。
近聞天津、上海、漢口等處，仍複報館林立，肆口逞說，妄造謠言，惑世誣民，罔知顧忌，亟應設法禁止。
著各該督撫饬屬認真查禁。
其館中主筆之人，率皆斯文敗類，不顧廉恥。
即饬地方官嚴行訪拿，從重懲辦，以息邪說，而靖人心。
”大有借口康、梁，将報館一網打盡之意。
逮《清議報》出版，清廷銜康梁益甚，故于光緒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又下谕，謂：“前因康有為、梁啟超罪大惡極，疊經谕令沿海各省督撫，懸賞緝拿，迄今尚未弋獲。
該逆等狼子野心，仍在沿海一帶，煽誘華民，并開設報館，肆行簧鼓。
種種悖逆情形，殊堪發指。
著南洋、閩、浙、廣東各省督撫，仍行明白示谕，不論何項人等，如有能将康有為、梁啟超緝獲送官，驗明實系該逆犯正身，立即賞銀十萬兩。
如該逆犯早伏天誅，隻須呈驗屍身，确實無疑，亦即一體給獎。
此項銀兩，并着先行提存上海道庫，一面驗明交銀，免緻展轉稽延。
如有不願領賞，願得實在官階及各項升銜，亦必予以破格之賞。
至該逆犯開設報館，發賣報章，必在華界。
但使購閱無人，該逆犯等自無所施其伎。
并着各該督撫實力嚴查，如有購閱前項報章者，一體嚴拿懲辦。
此外如藏有該逆犯從前所著各逆書，并着嚴行銷毀，以申國憲而靖人心。
”但康、梁均寓海外，此谕固無若何之效力也。
注釋 [1]汪康年啟事： （一）康年于丙申秋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至今二年。
現既奉旨改為官報，則《時務報》名目，自非草野所敢擅用刻印。
即從七月初一日起，謹遵六月初八日據實昌言之谕，改為《昌言報》。
另延請番禺梁節庵先生鼎芬為總董。
一切體例，均與從前《時務報》一律。
翻譯諸人，亦仍其舊。
祈代派暨閱報諸君共鑒之。
（二）自甲午以來，吾華士大夫，鑒于中國以二十一行省之大，四萬萬之衆，敗于扶桑三島，割地償金，為世大辱，始有亟亟于知彼知己，舍舊謀新，以圖自強而洗大恥者。
丙申春，康年與諸人同議，知非廣譯東西文各報，無以通彼己之郵；非指陳利病，辨别同異，無以酌新舊之中，乃議設時務報館于上海。
時梁卓如孝廉方留滞京邸，緻書康年，有公如設報館某當惟命是遵之語。
乃發電信，延之來館，專司論說。
及公延古城坦堂張少堂二君翻譯東文西文報。
是後諸君去來不常，故撰論譯報，時易其人，而要其直言無隐，冀以草野之見聞，上備朝廷之采擇，則猶夫初志。
辦理兩年，未敢謂盡妥善，猶幸上承京外諸大吏之扶掖，中賴同志諸君之輔助，得以漸次推廣，遍及各行省。
館中經費，全賴集資。
核計五月開館時，南皮制軍倡捐千元，強學會留存餘款七十餘元，又康年經手斥賣無用器具銀三百數十元，收回多付房租銀一百數十元（以上三項，即首次捐款清單内所列之六百二十元），暨出版後諸同志陸續捐助，計共收銀一萬一千餘元，又二千六百餘兩，報費五萬八千餘元（約及十成之八五），撙節支用，幸得搘拄至今。
竊自謂可告無罪于海宇士夫矣。
惟是去夏以來，人言藉藉，鹹謂康年有虧空八千金情事。
康年先時猶謂無根之言，不足置辯。
近日則言者愈多，京城尤甚。
并風聞業已見諸奏章，上塵天聽。
事之可詫，莫過于斯。
夫館中所收之經費，以捐款報資二者為大宗，其餘均為數甚微。
捐款除随時登報志謝外，又于每六閱月所開之收支清冊，将實收之數，詳細開列。
試問助資諸君，有已付款而未登報者否？使此八千金之款，康年取為己用，匿不以報，則彼助資諸君何為默不一言？至于所收報資，亦已兩次開列寄報收款清單表，供人檢核。
大約除所托非人被其乾沒，或其人不善經理，以緻報費無着，又或相距較遠，尚未收到外，其餘即已盡數列入表内。
使康年所侵匿以八千金或取之報費，則必有曾付八千金而未獲列入表内者矣。
盍亦就代派諸君而一問之乎？收款之鑿鑿可指，既已如是，則必支用之帳或有不實，而後此八千金之數乃可融入其中而使人不覺。
然自丙申初秋以至今夏，計共用七萬二千餘元又二百兩，其用之也，有其時，有其人，并有其籍。
且舊年以前，姑不置論。
今歲上半年，計共用一萬八千餘元，内除薪資、印報費、寄報費，暨還代派處各款共一萬四千八百餘元外，其餘房租、飯金、各項零用，都共三千二百餘元。
以半歲七月除之，計月用四百五十餘元。
其為款歸實用，确鑿可知，更何處容此八千金之虛數乎？至于此時所存銀四百兩又一千八百餘元（以六月底為斷），除實存現銀外，亦有款可抵（此皆有着之款，惟暫不能入帳，諸君欲知其詳，請到館查閱可也）。
則虧空八千金之說，抑亦不辯而自明矣。
此外蜚語謗言，尤不一而足。
凡此流傳之言，本不願瑣瑣辯論。
惟是吾輩辦事，貴使人信其無他。
若所辦之事，甫經就緒。
而生平之操守幾不能自白于人，則此後即日與人言維新，言開化，而人将以不肖相待，更有何事可為，不益為當世士大夫所羞辱乎？附綴數言，以谂知者。
或不以為哓哓也。
（三）茲将康年上黃欽使之呈稿，刊錄于後，借呈助資諸公公鑒。
現在帳目均已齊備，一俟奉有明文，即行交出。
仍另行籌款，續辦《昌言報》，合并奉聞。
“具呈進士汪康年，呈為據實申呈事。
竊康年七月二十九日奉到蘇松太道蔡谕開：七月二十三日，奉南洋大臣劉劄，準總理衙門電開：兩江總督轉電出使日本大臣黃，湖廣總督轉電出使日本大臣黃，奉旨，劉坤一電稱，康有為電，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汪康年私改為《昌言報》，抗旨不交等語。
該報館是否創自汪康年，及現在應如何收交之處，着黃遵憲道經上海時，查明原委，秉公核議，毋任彼此各執意見，緻曠報務。
欽此等因。
到本大臣承準此，合行恭錄劄饬，劄道即便遵照，轉饬該報館欽遵等因。
奉此，合即谕饬，谕到該報館即便欽遵毋違等因。
奉此，康年竊惟已前之時務報館，系由衆人集捐而成，即是商款商辦。
故款項出入，非康年所敢獨專。
伏讀六月初二日特派康有為督辦之谕中，并有另給開辦費六千兩之旨。
又檢查協辦大學士吏部大堂孫複奏，第籌議開辦常年各經費，亦未提及交收一字，名為開辦，事實創而非因；費有常年，責在官而無借商力。
是朝旨既未令交代，而康年所辦又系衆人集捐之事，亦何能獨自擅交。
此康年難于交代之緣由也。
康年于獲見電傳上谕後，遵即暫行停辦《時務報》，一面電催康主政速行來滬，候其主持，以明不敢擅專之意。
又讀谕旨，令民間廣開報館以開風氣，康年竊思時務報館原有之款，本系公共糾集，以為辦報之用，故即續辦《昌言報》，上副聖天子廣開言路之盛心，下答捐款諸人集資委托之重任。
商款仍歸商辦，此則康年另辦《昌言報》之緣由也。
康年辦理報館，至今兩年，以衆人公捐之财，辦衆人願辦之事，若未奉交代之明旨，又未見督辦官報之康主政，遽以商館所有，率行交出，置身事外，設捐款諸人責康年以未能體會谕旨，任意委棄，康年豈能任此衆怨？現在帳目一切，本自齊備。
所有以前時務報館之商款，應否并歸官報之處，疊次上谕并無明文，理合靜候秉公核議，谕示遵行。
自當按照臨時帳目交代。
茲奉前因，合将先今辦理情形，及聽候核議交收緣由，呈明查核。
除呈蘇松太道蔡轉呈南洋大臣劉外，合行據實申呈。
謹呈。
”據呈，時務報館原系民間設立之報，商款商辦，由該進士經理其事。
既奉旨改《時務報》為官報，派員督辦，由官撥款。
該進士遵即就原辦報館，另拟《昌言報》，刊印發售，尚無不合，應準照辦，候咨明總理衙門查照。
該報所出報單，并應按時呈送來轅，以憑彙擇咨送。
至《時務報》應否交收，仰候出使黃大臣過滬查明，秉公核議具奏，并印繳照。
此批。
又梁啟超有“創辦《時務報》原委記”一文，照錄于下： 本日在《國聞報》中見有汪君穰卿告白雲：“康年于丙申秋在上海創辦《時務報》，延請新會梁卓如孝廉為主筆等語。
”閱之，不勝駭詫。
現《時務報》既奉旨改為官報，又适派吾師南海康先生督辦。
局外人見穰卿告白，恐将有謂啟超攙奪彼所獨創之事業者，故不得不詳細言之。
夫所謂創辦者何：一曰籌款，二曰出力而已。
查《時務報》初起，系用上海強學會餘款。
當乙未九月，康先生在上海辦強學會，張南皮師首倡捐一千五百兩為開辦經費，滬上諸當道亦有捐助者。
遂在王家沙地方開辦。
當時康先生以母壽之故，不能久駐上海，因緻穰卿一函兩電，屬其來滬接辦。
當時穰卿猶在湖北就館也。
既而穰卿到滬，而京師強學會為言者中止，滬會亦因之停辦。
當時尚餘銀七百餘兩，又将原租房屋已交去一年之租銀追回半年，得三百五十元，又将會中所置器物書籍等項變賣，得二百餘元，共得一千二百金，實為《時務報》嚆矢。
第一期報中所登汪穰卿進士梁卓如孝廉捐集銀一千二百兩者，即此項也。
第三期以後，改為張孝達制軍捐銀七百兩，汪梁集捐六百元者，系原存七百兩，乃南皮師原捐，故改登，其追回房租變賣器物等項，無從指名，故仍冒我等二人名也。
當時穰卿因欲滅康先生舊迹，故不将此款聲明強學會之餘款，而登為汪某等捐集雲雲。
黃公度京卿改之，使并列兩名，實則啟超何嘗有捐集之功，而冒此稱，實滋不安耳。
此《時務報》最初之起點也。
強學會停辦之後，穰卿即在滬度歲（穰卿已移家上海）。
時啟超方在京師，康先生并招至滬，改辦報以續會事。
同鄉黃公度京卿遵憲适在滬。
公度固強學會同事之人，憤學會之停散，謀再振之，亦以報館為倡始。
于是與穰卿啟超三人，日夜謀議此事。
公度自捐金一千元為開辦費，且語穰卿雲：吾輩辦此事，當作為衆人之事，不可作為一人之事，乃易有成。
故無所謂集款，不作為股份，不作為墊款，務期此事之成而已。
此等語固公度屢言之，穰卿屢聞之者也。
創辦時所印公啟三十條，系由啟超所拟草稿，而公度大加改定者（彼時穰卿力主辦日報，欲與天南遁叟争短長，公度及啟超力主旬報之說，乃定議）。
其後聘請英文翻譯張少堂，系公度托鄭瀚生司馬代請者。
東文翻譯古城貞吉，系由公度托日本駐上海總領事代請者。
所立合同，亦出公度之手。
其緻函各處勸捐，托各處派報，亦均公度之力。
當時公度在上海，至九月方北行。
數月之中，報館一切事，公度無不與聞。
其捐款之獨多也如彼，其開辦之出力也如此。
今穰卿自稱《時務報》為彼所創辦者，不知置公度于何地也？鄒展書部郎淩瀚，亦強學會同事之人，志願與公度同，故首捐五百金開辦。
吳季清大令德綿與公度、穰卿、啟超皆至交，當時又與啟超同寓京師，故《時務報》開辦，一切事無不共之，丙申五月，季清先生與其子亡友鐵樵石樵同到滬，即寓在報館，朝夕商榷一切。
故《時務報》公啟，即以公度、季清、展書、穰卿及啟超五人出名，此人人所共見者。
（當時公啟訂成一小本，自四五月間即分送各處同志，至第一期出報時，用單張夾在報内，想閱報諸君無不共見。
四人之名，豈可剔去？）今穰卿自稱《時務報》為彼所創辦，不知置季清、展書于何地也？同人既議定此報為衆人之事，不得作為一人之事，因得以公議向各同志助捐，而海内君子亦以公議之故而樂助之。
二年以來，得款至萬餘金。
此實《時務報》公事而非私事之明證。
今穰卿稱《時務報》為彼所創辦者，不知置捐款諸君于何地也？至啟超既為穰卿雇工之人，亦複何足比較。
然自問創辦時，固不無微勞矣。
當丙申五六月間，穰卿湖北館地尚未辭去，恐報館之或不能支，住鄂住滬，不能自決，屢商之于啟超，啟超謂報能銷四千份，則此事便可支持，因固留之。
啟超自以不谙會計，憚管雜務，因與穰卿約，彼理事務兼外間應酬，而啟超主報中文字，此總理撰述之名所由分也。
當時各因天才，自執一職。
天澤之分不甚嚴，總辦之與屬員名分平等，而啟超亦貿貿然自忘其受總辦厚恩為總辦所請之人也。
當時總辦之勤勞固雲至矣，然即如啟超者，忝任報中文字。
每期報中論說四千餘言，歸其撰述。
東西各報二萬餘言，歸其潤色。
一切公牍告白等項，歸其編排。
全本報章，歸其複校。
十日一冊，每冊三萬字。
啟超自撰及删改者幾萬字，其餘亦字字經目經心，六月酷暑，洋燭皆變流質，獨居一樓上，揮汗執筆，日不遑食，夜不遑息。
記當時一人所任之事，自去年以來，分七八人始乃任之。
雖雲受總辦厚恩，顧東家生意，然自問亦無負于《時務報》矣。
然猶不止此。
計丙申七月初一日為《時務報》出報之日，而穰卿于六月前赴湖北，月底始返滬。
七月下旬又因祝南皮壽辰，前赴湖北，中秋後始返滬。
彼時正當創辦吃緊之時，承乏其間誰乎？雖以啟超之不才，亦隻得竭蹶從事，僭行護理總辦而已。
此後局面既成矣，捐款既至萬餘金矣，銷報既至萬餘份矣，穰卿之以啟超為功狗，固其宜也。
且穰卿之稱《時務報》為彼創辦，不自今日始。
當丙申夏秋間，海内巨公同志提倡斯舉，捐款日多。
當時我兩人商議，謂不可無謝啟。
啟超謂宜将公啟内之五人作為公函。
凡有捐款者，五人公謝之。
穰卿謂何必如斯，隻我兩人出名足矣。
凡此等館中雜務，向章皆由穰卿主辦，啟超不能争也。
自八月以後，凡有捐款者，皆穰卿一人出名函謝矣。
其函中之言，猶夫本日《國聞報》告白之言也。
蓋當初辦之時，早有據為汪氏産業之計，而天下之人視此局為汪氏産業也，亦已久矣。
穰卿既為東家，則啟超雖欲辭傭工之名，豈可得哉？當開辦之始，公度恐穰卿應酬太繁（蓋穰卿宗旨，謂必吃花酒，乃能廣達聲氣，故每日常有半日在應酬中。
一面吃酒，一面辦事，因不能兼辦全局之事），乃議推吳鐵樵（名樵，四川人，季清先生之子，去年已即世矣）。
又開辦時所出公啟内辦事規條第九款雲：在報除住館辦事各人外，另舉總董四人，所有辦事條規，應由總董議定，交館中照行雲雲。
自丙申秋至丁酉夏，公度屢申此議，謂當舉總董。
以此兩事之故，穰卿以此深銜公度，在滬日日向同人诋排之。
且遍騰書各省同志，攻擊無所不至。
以緻各同志中，有生平極敬公度轉而為極惡公度者。
至去年六月，公度赴湘任，道經上海，因力持董事之議，幾乎翻臉，始勉強依議舉數人。
然此後遇事，未嘗一公商如故也。
總董雖有虛名，豈能幹預汪家産業哉？穰卿嘗謂啟超雲：公度欲以其官稍大，捐錢稍多，而撓我權利，我故抗之，度彼如我何？公度一抗，則莫有毒予者矣。
此言，啟超之所熟聞者也。
自茲以往正名之論大起。
日日自語雲：總理之名，不可不正；總理之權利，不可不定。
于是東家之架子益出矣。
去年一年中，館中凡添請十餘人，時啟超在滬同事也，而所添請之人未有一次與啟超言及者。
雖總辦之尊，東家之闊，亦何至如斯乎？啟超性狹隘，誠不能無所芥蒂。
自去秋以來，常不免有龃龉總辦之事，此實不容自諱也。
至于館中開銷，公度與啟超當開辦時再四熟籌，但能銷報四千份，即可支持。
乃此後捐款萬金，銷報萬餘份，而去年年底幾于不能度歲。
緻使萬國公報，後旁姗笑。
雖曰各處報費難于收齊，然其中曲折，固有非傭工小人所能窺者。
穰卿與啟超之有意見，自去年以來矣。
同事之難，自古所歎。
以亂易整，旁觀所笑。
啟超所以隐忍于心，絕不敢為我同志一言之也。
獨所不解者，穰卿于康先生何怨何仇，以啟超有嫌之故，遷怒于康先生，日日向花酒場中專以诋排為事。
猶以為未足，又于《時務日報》中編造謠言，嬉笑怒罵。
猶以為未足，又騰書當道，及各省大府，設法構陷，至誣以不可聽聞之言。
夫謗康先生之人亦多矣，誣康先生之言亦種種色色怪怪奇奇無所不有矣，啟超固不與辯，亦不稍憤。
獨怪我穰卿自命維新之人，乃亦同室操戈，落井下石，吾不解其何心也！康先生之待穰卿，自啟超觀之，可謂得朋友之道矣。
乙未辦強學會，屢緻函請其來接辦，是久以同志可信之人待之也。
此次奉旨督辦《時務報》後，即緻一函一電與穰卿，請其仍舊辦理，己不過遙領而已（電文雲：奉旨辦報，一切依舊，望相助，有為叩。
其函則系六月十二日郵政局寄者，文長不能全錄）。
康先生之于穰卿，可謂盡道矣。
而穰卿既無覆電，又無回信，既不可同辦，又不肯交出。
私衆人所捐之金為己産，私衆人所出之力為己功，不顧交情，顯抗聖旨，吾不解其何心也！此後之事，既改歸官辦，則亦非啟超之所敢言。
惟于創辦之原委，及啟超之為傭工與否，不得不哓哓一辯白之。
褊心之诮，固不敢辭；知我罪我，聽之海内同志而已。
六月二十四日新會梁啟超謹白。
[2]女子之服務報界，我國以裘毓芳女士為最早。
次之，則為陳撷芬女士與胡彬夏女士。
光複後，張默君（時名昭漢）女士曾創辦《大漢報》，同時又與湯國黎、談社英、楊季威三女士合編《神州女報》。
近年胡彬夏女士曾主編商務印書館出版之《婦女雜志》，張默君女士曾主編《時報》之《婦女周刊》，談社英女士曾主編《中華新報》之《婦女與家庭》。
其著聲于外交界者，則有《時報》駐歐通信員李昭實女士；其專門研究報學而得學位者，則有張繼英女士；在北方創辦《女子日報》者，則有萬璞女士。
就吾所知，服務報界最久及撰述最多者，又當推談女士為第一也。
[3]《國粹學報》發刊詞：“學術所以觀會通也。
前哲有言，執古之道以禦今之有，睹往軌，知來轍。
史公之言曰，知天人之故，通古今之變。
又曰，好學深思，心知其意。
班孟堅曰，函雅故，通古今。
蓋化裁為變，推行為通，觀會通以禦世變，是為通儒之才。
但所謂觀其會通者，非龂龂于訓诂詞章之末，株株守一先生之說也。
乃綜貫百家，博通今古，洞流索源，明體達用。
昔莊生作《天下篇》，荀卿作《非十二子篇》。
皆明學術之源流，曆叙諸家之得失。
炎漢代興，通儒輩出。
馬談論六家要旨，劉班志七略藝文，于學派源流，反複論說，尤能洞見元本。
至謂修六藝之文，采諸家之言，舍短取長，可通萬方之略，觀古人會通之學，何其盛哉？自漢氏後，二千餘年，儒林文苑，相望而起。
縱其間遞興遞衰，莫不有一時好尚以成其所學之盛，然學術流别，茫乎未聞。
惟近儒章氏龔氏，崛起浙西，由漢志之微言，上窺官守師儒之成法。
較之鄭焦，蓋有進矣。
無如近世以來，學鮮實用。
自考據之風熾，學者祖述許鄭，以漢學相高。
就其善者，确能推闡遺經，抉發阃奧。
及陋者為之，則拾摭細微，剿襲成說，叢脞無用。
而一二為宋儒學者，又複空言心性，禅寂清譚，孤陋寡聞，閉聰塞明。
學術湮沒，誰之咎欤？海通以來，泰西學術，輸入中邦。
震旦文明，不絕一線。
無識陋儒，或揚西抑中，視舊籍如苴土。
夫天下之理，窮則必通。
士生今日，不能借西學證明中學，而徒炫晳種之長，是猶有良田而不知辟，徒咎年兇，有甘泉而不知疏，徒虞水竭，有是理哉？嗟乎！舊籍未淪，風徽未沫。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
雖百世之下，猶将感發興起，況生于其邦，可不知尚論其人乎？夫前賢學派，各有師承，懿行嘉言，在在可法。
至若陽明授徒，獨稱心得。
習齋講學，趨重實行。
東原治經，力崇新理。
椎輪筚路，用能别辟途徑，啟發後人。
承學之士，正可師三賢之意，綜百家之長，以觀學術之會通，豈不懿欤？惟流俗昏迷，冥行索途，莫為之導，雖美弗彰。
不揣固陋，拟刊發報章，用存國學。
月出一編，顔曰《國粹》。
雖夏聲不振，師法式微，操鐘鼓于擊壤之鄉，習俎豆于被發之俗，易招覆瓿之譏，安望移風之效。
然鈎元提要，刮垢磨光，以求學術會通之旨，使東土光明，廣照大千，神州舊學，不遠而複。
是則下士區區保種愛國存學之志也。
知言君子，或亦有取于斯。
” 第四節 《國聞報》《時務日報》與《時報》 《國聞報》[1]為嚴複等所發起，于光緒二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