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官報獨占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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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雲南及黃河、運河一帶。
凡經驿站傳寄各省之官封，先由車駕司驗妥蓋戳，随即送往捷報處，經由馬館預備夫馬，然後由京傳至第一站，西路即系良鄉縣，東路則系通州；此一州一縣，負轉發下站之責，如是沿途遞轉，以達原封應投之處所。
而各省之文報，亦系如是送達北京，即交提塘發交首站，再由各站遞轉，以達在京之車駕司。
因此報由驿寄遞也，故又稱《驿報》。
《京報》出版後，本由塘兵排日傳遞，然曆久弊生。
塘兵饷額，不足以自贍，或以一人而兼充數名，或同在一途，而此省兼帶彼省；雖京中有專司其事者，然不能沿途稽查也。
因而《塘報》多過程限，如蘇浙皆止四五十日者，往往遲至三四月。
大憲诘責提塘，終無良法。
而塘饷或裁或減，益成虛設矣。
道鹹之間，有所謂《良鄉報》者，蓋有信局特設于良鄉，于《京報》出京後，由良鄉按站雇人接遞。
省中上官，自出資購買之。
然價貴，常月費三五千錢。
于是省中提塘，又買《良鄉報》而翻印售賣矣。
第十四節 請刊《邸報》之受斥 《京報》内容簡略，寄遞遲延，且價貴不易得。
故鹹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發交各省[1]，後奉谕嚴行申斥，有“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語。
謂“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
逐日所降明發谕旨及應行發鈔内外臣工折奏，例由内閣傳知各衙門通鈔，即由各該管衙門行知各直省，或由驿站，或交提塘分遞。
該衙門自能斟酌緩急輕重，遵令妥辦，豈有各省大吏無從聞知之理？所有刊發鈔報，乃民間私設報房，轉向遞送，與内閣衙門無涉。
内閣為經綸重地，辦事之侍讀中書，從無封交兵部發遞事件。
若令其擅發鈔報，與各督撫紛紛交涉，不但無此體制，且恐别滋弊端。
”蓋當時朝廷因循畏事，故不問其事之可行與否及有益與否，即嚴詞而深拒之也。
注釋 [1]《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十五卷第五頁。
第十五節 太平天國之辦報條陳 太平天國己未九年（鹹豐九年），軍師幹王洪仁玕進呈《資政新篇》[1]，其中有設新聞館之建議，謂：“所謂以法法之者，其事大關世道人心，如綱常倫紀，教養大典，則宜立法以為準焉。
是以下有所趨，庶不陷于僻矣。
然其不陷于僻而登于道者，必又教法兼行，如設書信館以通各省郡縣市鎮公文；設新聞館以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
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變通，農商覽之得以通有無，昭法律，别善惡，勵廉恥，表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
教行則法著，法著則知恩，于以民相勸戒，才德日生，風俗日厚矣。
”朱批：“欽定此策是也。
”又謂：“一興各省新聞官，其官有職無權，性品誠實不阿者，官職不受衆官節制，亦不節制衆官，即賞罪亦不準衆官褒貶。
專收十八省及萬方新聞篇有招牌圖記者，以資聖鑒。
則奸者股栗存誠，忠者清心可表。
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矣。
人豈有不善，世豈有不平哉。
”朱批：“此策現不可行，恐招妖魔反間。
俟殺絕殘妖後行未遲也。
”時客幹王幕者多教士，故能見之獨早。
我國之言新政者，當莫先于此書矣。
注釋 [1]《資政新篇》一書，現藏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由許地山君抄出。
第十六節 西士關于官報之建議 中日戰争之後，清廷廣征善後之策，英人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乃草《新政策》以進。
其中關于創辦官報之事，曾一再言之。
如謂：“教民之法，欲通上下有四事。
一曰，立報館。
欲強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須變法，中國苟行新政，可以立緻富強，而欲使中國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廣行日報不為功，非得通達時務之人，主持報事，以開耳目，則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
其何以速濟，則報館其首務也。
”又謂：“中國目下應辦之事，其目有九：……（六）國家日報，關系安危，應請英人傅蘭雅（JohnFryer）、美人李佳白（GilbertReid）總管報事，派中國熟悉中西情勢之人為之主筆。
”并請增立廣學部以總攬其成。
按：光緒十三年，旅華基督教新教派之英美官吏與教士，組織廣學會，以贊助中國革新相标榜，李氏其中堅人物也。
第十七節 《官書局報》與《官書局彙報》 光緒二十一年，京師官紳文廷式等，設強學書局，講求時務；發行《中外紀聞》，以資宣傳。
由禦史楊崇伊，以诽議朝政名義，奏請封禁。
旋于翌年正月，禦史胡孚宸奏請将強學書局改歸官辦，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準改為官書局，命孫家鼐管理。
此為清廷提倡新學之始。
蓋時當中日戰後，民氣郁張，故孫奏有“近者倭人構釁，創巨痛深。
一二文人學士，默參消息，審此富強之端，基乎學問。
講肄所積，爰出人才。
砥砺奮興，消除畛域，以洞中外之情形，保國家于久大。
此與同治初年，設立同文館之意，實相表裡。
誠轉移風氣一大樞紐也”等語，欲借以緩和之也。
局中除譯刻各國關于律例、公法、商務、農務、制造、測算之學，及武備、工程之書籍外，又刊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彙報》二種；其形式與《京報》相似，内容除谕折外，尚有若幹關于新事新藝之譯文。
雖章程中有“印送各路電報，隻選擇有用者，照原文鈔錄，不加議論，凡有關涉時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載”之語，然不能不謂其有進步也。
迨戊戌政變，斯報遂被裁撤。
第十八節 《時務官報》 中日戰後，光緒銳意維新。
二十四年，自初夏至初秋，督責中外大臣實行新政之上谕，凡數十起。
如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汰冗員，廣言路，保薦經濟特科人材，删改各衙門則例，廢祀典不載之廟宇，裁老弱無用之額兵，是其荦荦大者。
同時從禦史宋伯魯之請，将上海《時務報》改歸官辦，命康有為督辦。
[1]又從學士瑞洵之請，在北京創設報館，以為上海《官報》之續，即命瑞洵辦理。
并令順天府府尹五城禦史勸導官紳士民創辦報館，以期一律舉行。
然當時朝臣非真贊成新政及創辦報館，特忌康有為屢有陳奏，欲假名義以出之，故有催其赴滬之谕[2]。
迨八月慈禧太後訓政，立于十一日下谕，謂“《時務官報》無裨于治，徒惑人心，著即裁撤”。
于是官辦之事，遂成虛話。
注釋 [1]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孫家鼐奏：“五月二十九日内閣奉上谕，‘禦史宋伯魯奏請将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一折，著總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酌核妥議，奏明辦理，欽此’。
臣竊維明目達聰，唐虞之盛德，采風問俗，三代之隆規。
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通達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
今之論治者，皆以貧弱為患矣。
臣竊為貧弱之患猶小，壅塞之患最深。
該禦史請将《時務報》改為官報，進呈禦覽，拟請準如所奏。
該禦史請以梁啟超督同向來主筆人等，實力辦理。
查梁啟超奉旨辦理譯書事務，現在學堂既開，急待譯書以供士子講習，尚恐分譯書功課。
可否以康有為督辦官報之處，恭請聖裁。
抑臣更有請者。
唐臣魏徵對唐太宗曰，‘人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泰西報館林立，人人閱報，其報能上達于君主，亦不問可知。
今《時務報》改為官報，僅一處官報得以進呈，尚恐見聞不廣。
現在天津、上海、湖北、廣東等處，皆有報館，拟請饬各省督撫饬各處報館，凡有報單，均呈送都察院一份，大學堂一份，擇其有關時事無甚背謬者，均一律錄呈禦覽，庶幾收兼聽之明，無偏聽之蔽。
如此，則皇上雖法宮高拱，萬裡之外，如在目前，于用人行政，似有裨益。
臣謹拟章程三條，開列于後： （一）《時務報》雖有可取，而龐雜猥瑣之談，誇誕虛誣之語，實所不免。
今既改為官報，宜令主筆者慎加選擇。
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挾嫌妄議，渎亂神聽者，一經查出，主筆者不得辭其咎。
（二）官書局雖有《彙報》，系遵總理衙門奏定章程，不準議論政事，不準臧否人物，專譯外國之事，俾閱者略知各國情形。
今新開官報，既得随時進呈，胪陳利弊，将《官書局報》亦請開除禁忌，仿陳詩之觀風，準鄉校之議政。
惟各處報紙送到，臣仍督饬書局辦事人員，詳慎選擇，不得濫為印送。
（三）原奏官報紙經費一節，臣查官書局印報例，令閱報者出價。
惟所售無多，故每月經費不足，由書局貼補。
茲新設報館，閱報者自應一體出價。
拟請将此項官報随時寄送各省督撫，通行道府州縣，均令閱看。
每月出價銀一兩，統十八省一千數百州縣，約計每月得價近一千兩。
常年核算約在兩萬四千兩之譜。
加以官商士庶閱報出價，經費亦可得巨款。
于紙墨印刷工本，自當遊刃有餘，可無庸另籌經費。
惟創設之始，需費必在數千金。
若在上海開辦，或由上海道代為籌畫，可令該員自往籌商。
以上遵旨議奏，及所籌辦法，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旋奉上谕：“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一折。
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通民情，自應亟為倡辦。
該大臣所拟章程三條，均尚周妥。
所請将《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
所出之報，随時呈進。
其天津、上海、湖北、廣東等處報館，凡有報單，均着該督撫咨送都察院及大學堂各一冊，擇其有關時務者，由大學堂一律呈覽。
至各報體例，自應以指陳利害，開擴見聞為主。
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
所籌官報經費，亦依議行。
”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孫家鼐奏：“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為轉傳軍機大臣面奏谕旨，‘将籌辦官報事宜與孫家鼐說’。
臣詢之康有為雲，《時務報》 之設，經費皆由士夫捐助。
今改為官報，則無人捐款。
此報前經湖廣督臣張之洞等劄行州縣閱看，每州縣每年報費共銀四元，未便驟增至十二兩。
捐款既無，價又難增。
既為官報，自應撥以官款。
拟照官書局月撥千金，請旨饬下兩江督臣在上海洋務局按月撥交官報局一千兩，以資經費，另撥六千兩，以資開辦。
官報既發明國是民隐，各省群僚皆應閱看，以開風氣。
且教案既煩，交涉日多，官欲通外國之故，尤以閱報為要。
應請旨饬下直省督撫，令司道府廳州縣文武衙門，一律閱看。
用報若幹份，将報費解向上海官報局，按期照數由驿遞交各省會，分散各衙門，每年仍收四元，仍按湖廣督臣張之洞舊例，由善後局先行墊解官報局，以資辦公。
至報律由康有為采譯各國報律，交臣送呈禦覽，恭候欽定。
臣以康有為所籌，事尚可行，請俯如所請，謹具折呈明。
”旋奉上谕：“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
并據廖壽恒面奏，嗣後辦理官報事宜，應令康有為向孫家鼐商辦。
當谕令由總理衙門傳知康有為遵照。
茲據孫家鼐奏陳官報一切辦法。
報館之設，義在發明國是，宣達民情，原與古者陳詩觀風之制相同。
一切學校、工商、兵制、賦稅，均準胪陳利弊，借為鞀铎之助。
兼可翻譯各國報章，以便官商士庶開擴見聞。
其于内政外交，裨益非淺，所需經費，自應先期妥籌，以為久遠之計。
著照官書局之例，由兩江總督按月籌撥銀一千兩，兼另撥開辦經費銀六千兩，以資布置。
各省官民閱報，仍照商報例價，著各督撫解至報館。
所著論說，總以昌明大意，決去壅弊為要義，不必拘牽忌諱，緻多窒礙。
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應由康有為詳細譯出，參以中國情形，定為報律，送交孫家鼐呈覽。
” [2]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日上谕：“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
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之治理。
康有為素日講求時務，是以召見一次，命其督辦官報。
誠以報館為開通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
現已籌辦公款，着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 第十九節 官報全盛時期 庚子一役，慈禧太後受巨創，乃不能不議改革，以塗飾人民之耳目。
光緒二十九年，四川學政吳郁生請修政治專書[1]，由政務處議覆：“嗣後凡有内外各衙門奏定各折件，拟由軍機處抄送政務處。
其非事關慎密，即發交報房刊行，日出一編，月成一冊。
傳觀既速，最易流通。
則現行政要，外間均可周知。
”三十年，禦史黃昌年請刊谕旨閣鈔[2]，亦由政務處議覆，“嗣後具奏折件，除事關慎密及通例核覆之件毋庸鈔送外，所有創改章程及議定事件，皆于奉旨後咨送政務處，陸續發刊，以廣傳布。
凡軍機處于京外折件，向系明發谕旨及有辦法者，概交發鈔”。
均奉旨依議。
三十二年，适當日俄戰事之後，日本立憲之效大著。
要求立憲之聲，遂騰播于全國。
清廷不得已，乃下诏預備立憲。
禦史趙炳麟請創辦官報，俾人民明悉國政。
翌年，由考察政治館議複，定名《政治官報》[3]。
宣統三年，新官制之内閣成立，又改《政治官報》為《内閣官報》[4]。
一切新法令，以報到之日起發生效力。
至是，官報始成為公布法律命令之機關，其用益宏偉矣。
天津者，北方商務之中心，當時新政之試驗場也。
時直隸總督為袁世凱，頗熱心于改革。
故光緒二十七年冬，即首有《北洋官報》之刊行[5]，以為鼓吹直隸新政之機關。
其體例首載聖谕廣訓直解，次上谕，次本省學務，次本省兵事，次近今時勢，次農學，次工學，次商學，次兵學，次教案，次交涉，次外省新聞，次各國新聞。
每期常有诰誡式之序文一篇，與時事風景圖畫一二紙。
附帶發行者，又有《北洋學報》與《北洋政學旬報》，誠可謂開風氣之先矣。
《北洋官報》既出，山西踵起。
光緒二十九年，辦理商約大臣呂海寰、伍廷芳于奏陳近今要務折内，又有推廣官報之請。
嗣外務部議覆，“推廣官報，實為轉移整頓之要義。
現北洋所刊官報，首刊聖谕廣訓，恭錄谕旨，并載奏議、公牍、時政、新聞等類，與該大臣等所拟條例，大緻相同。
且月出一冊，尤便觀覽。
南洋現尚無官報，應令仿照北洋章程妥酌開辦，一體發交各屬，銷售各學堂閱看。
南北洋官報如能暢行，各省亦可逐漸推廣”。
朝廷既視為功令，各省自風景雲從。
于是有兩日刊，如《南洋官報》；有五日刊，如《安徽官報》；有旬刊，如《湖北官報》；有官商合辦者，如《江西日日官報》；有官督商辦者，如《豫省中外官報》；有始官辦而終歸商辦者，有始商辦而終歸官辦者，如《漢口日報》等。
體例大率相同，而辦法至不一律。
蓋各省政務繁簡，财政豐啬異也。
惟《湖北官報》之體例，系張之洞所手訂。
一、聖訓，二、上谕，三、宮抄，四、轅抄，五、要電，六、要聞，七、政務，八、科學，九、實業，十、雜纂，十一、圖表，十二、論述，十三、國粹篇，十四、新說郛，十五、糾謬篇。
後半則均他官報所未有，謂如是方可以正人心，增學識。
張氏于官報文字，必取雅馴。
幕府拟稿，偶不惬意，辄令重改，再三不厭。
其第一期曾贈送至二萬份之多，此亦有足述者。
一部之有官報，自光緒三十二
凡經驿站傳寄各省之官封，先由車駕司驗妥蓋戳，随即送往捷報處，經由馬館預備夫馬，然後由京傳至第一站，西路即系良鄉縣，東路則系通州；此一州一縣，負轉發下站之責，如是沿途遞轉，以達原封應投之處所。
而各省之文報，亦系如是送達北京，即交提塘發交首站，再由各站遞轉，以達在京之車駕司。
因此報由驿寄遞也，故又稱《驿報》。
《京報》出版後，本由塘兵排日傳遞，然曆久弊生。
塘兵饷額，不足以自贍，或以一人而兼充數名，或同在一途，而此省兼帶彼省；雖京中有專司其事者，然不能沿途稽查也。
因而《塘報》多過程限，如蘇浙皆止四五十日者，往往遲至三四月。
大憲诘責提塘，終無良法。
而塘饷或裁或減，益成虛設矣。
道鹹之間，有所謂《良鄉報》者，蓋有信局特設于良鄉，于《京報》出京後，由良鄉按站雇人接遞。
省中上官，自出資購買之。
然價貴，常月費三五千錢。
于是省中提塘，又買《良鄉報》而翻印售賣矣。
第十四節 請刊《邸報》之受斥 《京報》内容簡略，寄遞遲延，且價貴不易得。
故鹹豐元年，張芾奏請刊刻《邸報》，發交各省[1]，後奉谕嚴行申斥，有“識見錯謬，不知政體，可笑之至！”語。
謂“國家設官分職，各有專司。
逐日所降明發谕旨及應行發鈔内外臣工折奏，例由内閣傳知各衙門通鈔，即由各該管衙門行知各直省，或由驿站，或交提塘分遞。
該衙門自能斟酌緩急輕重，遵令妥辦，豈有各省大吏無從聞知之理？所有刊發鈔報，乃民間私設報房，轉向遞送，與内閣衙門無涉。
内閣為經綸重地，辦事之侍讀中書，從無封交兵部發遞事件。
若令其擅發鈔報，與各督撫紛紛交涉，不但無此體制，且恐别滋弊端。
”蓋當時朝廷因循畏事，故不問其事之可行與否及有益與否，即嚴詞而深拒之也。
注釋 [1]《欽定大清會典事例》第十五卷第五頁。
第十五節 太平天國之辦報條陳 太平天國己未九年（鹹豐九年），軍師幹王洪仁玕進呈《資政新篇》[1]，其中有設新聞館之建議，謂：“所謂以法法之者，其事大關世道人心，如綱常倫紀，教養大典，則宜立法以為準焉。
是以下有所趨，庶不陷于僻矣。
然其不陷于僻而登于道者，必又教法兼行，如設書信館以通各省郡縣市鎮公文；設新聞館以收民心公議及各省郡縣貨價低昂事勢常變。
上覽之得以資治術，士覽之得以識變通，農商覽之得以通有無，昭法律，别善惡，勵廉恥，表忠孝，皆借以行其教也。
教行則法著，法著則知恩，于以民相勸戒，才德日生，風俗日厚矣。
”朱批：“欽定此策是也。
”又謂：“一興各省新聞官，其官有職無權，性品誠實不阿者，官職不受衆官節制，亦不節制衆官，即賞罪亦不準衆官褒貶。
專收十八省及萬方新聞篇有招牌圖記者，以資聖鑒。
則奸者股栗存誠，忠者清心可表。
于是一念之善，一念之惡，難逃人心公議矣。
人豈有不善，世豈有不平哉。
”朱批：“此策現不可行，恐招妖魔反間。
俟殺絕殘妖後行未遲也。
”時客幹王幕者多教士，故能見之獨早。
我國之言新政者，當莫先于此書矣。
注釋 [1]《資政新篇》一書，現藏英國牛津大學圖書館，由許地山君抄出。
第十六節 西士關于官報之建議 中日戰争之後，清廷廣征善後之策，英人李提摩太（TimothyRichard）乃草《新政策》以進。
其中關于創辦官報之事，曾一再言之。
如謂：“教民之法，欲通上下有四事。
一曰，立報館。
欲強國必先富民，欲富民必須變法，中國苟行新政，可以立緻富強，而欲使中國官民皆知新政之益，非廣行日報不為功，非得通達時務之人，主持報事，以開耳目，則行之者一泥之者百矣。
其何以速濟，則報館其首務也。
”又謂：“中國目下應辦之事，其目有九：……（六）國家日報，關系安危，應請英人傅蘭雅（JohnFryer）、美人李佳白（GilbertReid）總管報事，派中國熟悉中西情勢之人為之主筆。
”并請增立廣學部以總攬其成。
按：光緒十三年，旅華基督教新教派之英美官吏與教士，組織廣學會，以贊助中國革新相标榜，李氏其中堅人物也。
第十七節 《官書局報》與《官書局彙報》 光緒二十一年，京師官紳文廷式等，設強學書局，講求時務；發行《中外紀聞》，以資宣傳。
由禦史楊崇伊，以诽議朝政名義，奏請封禁。
旋于翌年正月，禦史胡孚宸奏請将強學書局改歸官辦，嗣經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奏準改為官書局，命孫家鼐管理。
此為清廷提倡新學之始。
蓋時當中日戰後，民氣郁張，故孫奏有“近者倭人構釁，創巨痛深。
一二文人學士，默參消息，審此富強之端，基乎學問。
講肄所積，爰出人才。
砥砺奮興，消除畛域，以洞中外之情形，保國家于久大。
此與同治初年，設立同文館之意，實相表裡。
誠轉移風氣一大樞紐也”等語，欲借以緩和之也。
局中除譯刻各國關于律例、公法、商務、農務、制造、測算之學，及武備、工程之書籍外，又刊行《官書局報》與《官書局彙報》二種；其形式與《京報》相似，内容除谕折外，尚有若幹關于新事新藝之譯文。
雖章程中有“印送各路電報，隻選擇有用者，照原文鈔錄，不加議論，凡有關涉時政，臧否人物者，概不登載”之語，然不能不謂其有進步也。
迨戊戌政變，斯報遂被裁撤。
第十八節 《時務官報》 中日戰後，光緒銳意維新。
二十四年，自初夏至初秋，督責中外大臣實行新政之上谕，凡數十起。
如廢八股，改科舉，興學堂，汰冗員，廣言路，保薦經濟特科人材，删改各衙門則例，廢祀典不載之廟宇，裁老弱無用之額兵，是其荦荦大者。
同時從禦史宋伯魯之請，将上海《時務報》改歸官辦，命康有為督辦。
[1]又從學士瑞洵之請，在北京創設報館，以為上海《官報》之續，即命瑞洵辦理。
并令順天府府尹五城禦史勸導官紳士民創辦報館，以期一律舉行。
然當時朝臣非真贊成新政及創辦報館，特忌康有為屢有陳奏，欲假名義以出之，故有催其赴滬之谕[2]。
迨八月慈禧太後訓政，立于十一日下谕，謂“《時務官報》無裨于治，徒惑人心，著即裁撤”。
于是官辦之事，遂成虛話。
注釋 [1]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孫家鼐奏：“五月二十九日内閣奉上谕，‘禦史宋伯魯奏請将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一折，著總理大學堂大臣孫家鼐酌核妥議，奏明辦理，欽此’。
臣竊維明目達聰，唐虞之盛德，采風問俗，三代之隆規。
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通達下情而可臻上理者也。
今之論治者，皆以貧弱為患矣。
臣竊為貧弱之患猶小，壅塞之患最深。
該禦史請将《時務報》改為官報，進呈禦覽，拟請準如所奏。
該禦史請以梁啟超督同向來主筆人等，實力辦理。
查梁啟超奉旨辦理譯書事務，現在學堂既開，急待譯書以供士子講習，尚恐分譯書功課。
可否以康有為督辦官報之處，恭請聖裁。
抑臣更有請者。
唐臣魏徵對唐太宗曰，‘人君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泰西報館林立，人人閱報，其報能上達于君主，亦不問可知。
今《時務報》改為官報，僅一處官報得以進呈，尚恐見聞不廣。
現在天津、上海、湖北、廣東等處，皆有報館，拟請饬各省督撫饬各處報館，凡有報單，均呈送都察院一份，大學堂一份，擇其有關時事無甚背謬者，均一律錄呈禦覽，庶幾收兼聽之明，無偏聽之蔽。
如此，則皇上雖法宮高拱，萬裡之外，如在目前，于用人行政，似有裨益。
臣謹拟章程三條，開列于後： （一）《時務報》雖有可取，而龐雜猥瑣之談，誇誕虛誣之語，實所不免。
今既改為官報，宜令主筆者慎加選擇。
如有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挾嫌妄議，渎亂神聽者，一經查出，主筆者不得辭其咎。
（二）官書局雖有《彙報》，系遵總理衙門奏定章程，不準議論政事，不準臧否人物，專譯外國之事，俾閱者略知各國情形。
今新開官報，既得随時進呈，胪陳利弊，将《官書局報》亦請開除禁忌，仿陳詩之觀風，準鄉校之議政。
惟各處報紙送到，臣仍督饬書局辦事人員，詳慎選擇，不得濫為印送。
（三）原奏官報紙經費一節，臣查官書局印報例，令閱報者出價。
惟所售無多，故每月經費不足，由書局貼補。
茲新設報館，閱報者自應一體出價。
拟請将此項官報随時寄送各省督撫，通行道府州縣，均令閱看。
每月出價銀一兩，統十八省一千數百州縣，約計每月得價近一千兩。
常年核算約在兩萬四千兩之譜。
加以官商士庶閱報出價，經費亦可得巨款。
于紙墨印刷工本，自當遊刃有餘，可無庸另籌經費。
惟創設之始，需費必在數千金。
若在上海開辦，或由上海道代為籌畫，可令該員自往籌商。
以上遵旨議奏，及所籌辦法，是否有當，伏乞皇上聖鑒訓示。
”旋奉上谕：“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一折。
報館之設，所以宣國是而通民情，自應亟為倡辦。
該大臣所拟章程三條，均尚周妥。
所請将《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
所出之報，随時呈進。
其天津、上海、湖北、廣東等處報館，凡有報單，均着該督撫咨送都察院及大學堂各一冊，擇其有關時務者，由大學堂一律呈覽。
至各報體例，自應以指陳利害，開擴見聞為主。
中外時事，均許據實昌言，不必意存忌諱，用副朝廷明目達聰勤求治理之至意。
所籌官報經費，亦依議行。
” 光緒二十四年七月孫家鼐奏：“本月十六日工部主事康有為轉傳軍機大臣面奏谕旨，‘将籌辦官報事宜與孫家鼐說’。
臣詢之康有為雲，《時務報》 之設，經費皆由士夫捐助。
今改為官報，則無人捐款。
此報前經湖廣督臣張之洞等劄行州縣閱看，每州縣每年報費共銀四元，未便驟增至十二兩。
捐款既無，價又難增。
既為官報，自應撥以官款。
拟照官書局月撥千金，請旨饬下兩江督臣在上海洋務局按月撥交官報局一千兩，以資經費，另撥六千兩，以資開辦。
官報既發明國是民隐，各省群僚皆應閱看，以開風氣。
且教案既煩，交涉日多，官欲通外國之故，尤以閱報為要。
應請旨饬下直省督撫，令司道府廳州縣文武衙門，一律閱看。
用報若幹份，将報費解向上海官報局，按期照數由驿遞交各省會，分散各衙門，每年仍收四元，仍按湖廣督臣張之洞舊例，由善後局先行墊解官報局，以資辦公。
至報律由康有為采譯各國報律，交臣送呈禦覽，恭候欽定。
臣以康有為所籌，事尚可行，請俯如所請，謹具折呈明。
”旋奉上谕：“孫家鼐奏，遵議上海《時務報》改為官報，派康有為督辦其事。
并據廖壽恒面奏，嗣後辦理官報事宜，應令康有為向孫家鼐商辦。
當谕令由總理衙門傳知康有為遵照。
茲據孫家鼐奏陳官報一切辦法。
報館之設，義在發明國是，宣達民情，原與古者陳詩觀風之制相同。
一切學校、工商、兵制、賦稅，均準胪陳利弊，借為鞀铎之助。
兼可翻譯各國報章，以便官商士庶開擴見聞。
其于内政外交，裨益非淺，所需經費，自應先期妥籌，以為久遠之計。
著照官書局之例，由兩江總督按月籌撥銀一千兩，兼另撥開辦經費銀六千兩，以資布置。
各省官民閱報，仍照商報例價，著各督撫解至報館。
所著論說，總以昌明大意，決去壅弊為要義，不必拘牽忌諱，緻多窒礙。
泰西律例，專有報律一門，應由康有為詳細譯出，參以中國情形，定為報律，送交孫家鼐呈覽。
” [2]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日上谕：“工部主事康有為，前命其督辦官報，此時聞尚未出京，實堪詫異。
朕深念時艱，思得通達時務之人，與之治理。
康有為素日講求時務，是以召見一次，命其督辦官報。
誠以報館為開通民智之本，職任不為不重。
現已籌辦公款，着康有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遷延觀望。
” 第十九節 官報全盛時期 庚子一役，慈禧太後受巨創，乃不能不議改革，以塗飾人民之耳目。
光緒二十九年，四川學政吳郁生請修政治專書[1]，由政務處議覆：“嗣後凡有内外各衙門奏定各折件，拟由軍機處抄送政務處。
其非事關慎密，即發交報房刊行，日出一編，月成一冊。
傳觀既速，最易流通。
則現行政要，外間均可周知。
”三十年，禦史黃昌年請刊谕旨閣鈔[2]，亦由政務處議覆，“嗣後具奏折件，除事關慎密及通例核覆之件毋庸鈔送外，所有創改章程及議定事件，皆于奉旨後咨送政務處，陸續發刊，以廣傳布。
凡軍機處于京外折件，向系明發谕旨及有辦法者，概交發鈔”。
均奉旨依議。
三十二年，适當日俄戰事之後，日本立憲之效大著。
要求立憲之聲，遂騰播于全國。
清廷不得已，乃下诏預備立憲。
禦史趙炳麟請創辦官報，俾人民明悉國政。
翌年，由考察政治館議複，定名《政治官報》[3]。
宣統三年，新官制之内閣成立，又改《政治官報》為《内閣官報》[4]。
一切新法令，以報到之日起發生效力。
至是，官報始成為公布法律命令之機關，其用益宏偉矣。
天津者，北方商務之中心，當時新政之試驗場也。
時直隸總督為袁世凱，頗熱心于改革。
故光緒二十七年冬，即首有《北洋官報》之刊行[5]，以為鼓吹直隸新政之機關。
其體例首載聖谕廣訓直解，次上谕，次本省學務，次本省兵事，次近今時勢，次農學，次工學，次商學，次兵學，次教案，次交涉，次外省新聞，次各國新聞。
每期常有诰誡式之序文一篇，與時事風景圖畫一二紙。
附帶發行者，又有《北洋學報》與《北洋政學旬報》，誠可謂開風氣之先矣。
《北洋官報》既出，山西踵起。
光緒二十九年，辦理商約大臣呂海寰、伍廷芳于奏陳近今要務折内，又有推廣官報之請。
嗣外務部議覆，“推廣官報，實為轉移整頓之要義。
現北洋所刊官報，首刊聖谕廣訓，恭錄谕旨，并載奏議、公牍、時政、新聞等類，與該大臣等所拟條例，大緻相同。
且月出一冊，尤便觀覽。
南洋現尚無官報，應令仿照北洋章程妥酌開辦，一體發交各屬，銷售各學堂閱看。
南北洋官報如能暢行，各省亦可逐漸推廣”。
朝廷既視為功令，各省自風景雲從。
于是有兩日刊，如《南洋官報》；有五日刊，如《安徽官報》；有旬刊，如《湖北官報》；有官商合辦者，如《江西日日官報》；有官督商辦者，如《豫省中外官報》；有始官辦而終歸商辦者，有始商辦而終歸官辦者，如《漢口日報》等。
體例大率相同，而辦法至不一律。
蓋各省政務繁簡，财政豐啬異也。
惟《湖北官報》之體例，系張之洞所手訂。
一、聖訓，二、上谕，三、宮抄，四、轅抄，五、要電，六、要聞，七、政務，八、科學，九、實業，十、雜纂，十一、圖表，十二、論述，十三、國粹篇，十四、新說郛，十五、糾謬篇。
後半則均他官報所未有，謂如是方可以正人心，增學識。
張氏于官報文字，必取雅馴。
幕府拟稿，偶不惬意，辄令重改，再三不厭。
其第一期曾贈送至二萬份之多，此亦有足述者。
一部之有官報，自光緒三十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