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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提及的許多種報刊，他在《英京讀書記》一文中曾寫道：“我國向未視報章為一種著述，且日久則卷帙浩繁，非有大廈，庋藏實難。
故予纂《中國報學史》時，有若幹種隻存其名而未見其書，中心憾之。
我國現代報紙之産生，系發端于英人，比來倫敦，于英國博物院藏書目錄中，果獲曩日遍訪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種，爰撮大要，以足吾書，兼以饷治報學者快睹焉。
”在這篇文字中，他介紹了《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等種刊物，并用照片影印出來。
這一部分材料始終未能編入《中國報學史》，因此特将《英京讀書記》一文作為附錄印在本書的後面，以供參考。
家叔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系寫作于二十八年前，從觀點上看當然不是一本用馬克思列甯主義觀點寫成的書，同時在論點上也不一定全然正确，但其中對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曆史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材料，因此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隻能用批判的眼光和把它當作史料來使用。
當此家叔公振逝世二十周年之際，特将他的略傳和我所知道的關于他的一些事情，一并附述于此。
家叔公振于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月十六日生于江蘇省東台縣，原名紹發，字春霆，公振是他的号。
他從參加《時報》的編輯工作和發表文章的時候起，就用“公振”這個名字，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他幼年時，曾在伯祖母翟氏所辦的弢庵學塾讀書。
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入東台高等學堂，畢業後曾于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參加過《東台日報》的工作。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考入南通師範學堂，因家庭經濟困難未入學，當年冬他即往上海，至有正書局習業，後任《時報》編輯，旋被洊任為總編輯。
當時他即已緻力于報紙革新的工作，創辦了各種副刊，并首創了《圖書時報》，此外他又開始研究新聞學，前後在《時報》工作達十五年之久。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正月，他靠了曆年來的積蓄，至歐美日本等國旅行并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他曾先後到過英、法、德、意、瑞士、美國、日本等許多國家，并曾于民國十六年八月間出席國際聯盟在日内瓦所召開的報界專家會議。
民國十八年冬返國，旋參加《申報》總管理處的設計工作，并曾先後在上海的國民、南方、大夏和複旦等大學講授新聞學，在杭州創辦過暑期報學講習所。
他所寫的《世界報業考察記》的一部分，特别是關于英美的報紙和通訊社的，亦即成于此時。
我當時曾抄寫和校閱過這部分稿子，可惜“一·二八”淞滬戰役時因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及編輯部全毀于火而未能出版。
“九一八”和“一·二八”前後（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是他在思想上起了很大轉變的年代。
他這時開始閱讀有關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和研究蘇聯的書籍，同時憤于國難，又積極地參加了抗日運動。
“一·二八”之後當國際聯盟派了調查團前來我國調查“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戰役的情況時，家叔公振曾以新聞記者的資格随團訪問了淞滬戰場并同去東北。
他知道國聯調查團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他當時曾這樣講過：“我們自己不争氣，隻是希望旁人賣力為我們争回東北，本來是不合情理；而國際聯盟又是個紙老虎，調查團的五委員隻以自身利害為立場，将來報告書的制作，最多隻從原則上說幾句風涼話，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在到了東北後，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到東北調查後，據我個人粗淺的觀察，除非舉國一緻，背城借一，不但東北無收回的希望，而且華北也要陷于極危險的地位。
事實如此，并非我危言聳聽。
”（俱見《到東北調查後》一文）他預感到這次去東北可能發生意外，在離開北京之前就寫好了遺書，果然在抵沈陽後不久即被逮捕，後幸獲釋放。
從他的遺書中看來，他是抱了勇敢的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前往東北，想将東北淪陷後的真相忠實地報道出
故予纂《中國報學史》時，有若幹種隻存其名而未見其書，中心憾之。
我國現代報紙之産生，系發端于英人，比來倫敦，于英國博物院藏書目錄中，果獲曩日遍訪而未得之定期出版物多種，爰撮大要，以足吾書，兼以饷治報學者快睹焉。
”在這篇文字中，他介紹了《察世俗每月統紀傳》《特選撮要每月紀傳》《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等種刊物，并用照片影印出來。
這一部分材料始終未能編入《中國報學史》，因此特将《英京讀書記》一文作為附錄印在本書的後面，以供參考。
家叔公振所著的《中國報學史》系寫作于二十八年前，從觀點上看當然不是一本用馬克思列甯主義觀點寫成的書，同時在論點上也不一定全然正确，但其中對中國新聞事業發展的曆史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材料，因此在閱讀這本書的時候，隻能用批判的眼光和把它當作史料來使用。
當此家叔公振逝世二十周年之際，特将他的略傳和我所知道的關于他的一些事情，一并附述于此。
家叔公振于清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十月十六日生于江蘇省東台縣，原名紹發，字春霆，公振是他的号。
他從參加《時報》的編輯工作和發表文章的時候起，就用“公振”這個名字，因此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原名。
他幼年時，曾在伯祖母翟氏所辦的弢庵學塾讀書。
清光緒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入東台高等學堂，畢業後曾于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參加過《東台日報》的工作。
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考入南通師範學堂，因家庭經濟困難未入學，當年冬他即往上海，至有正書局習業，後任《時報》編輯，旋被洊任為總編輯。
當時他即已緻力于報紙革新的工作，創辦了各種副刊，并首創了《圖書時報》，此外他又開始研究新聞學，前後在《時報》工作達十五年之久。
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正月，他靠了曆年來的積蓄，至歐美日本等國旅行并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他曾先後到過英、法、德、意、瑞士、美國、日本等許多國家，并曾于民國十六年八月間出席國際聯盟在日内瓦所召開的報界專家會議。
民國十八年冬返國，旋參加《申報》總管理處的設計工作，并曾先後在上海的國民、南方、大夏和複旦等大學講授新聞學，在杭州創辦過暑期報學講習所。
他所寫的《世界報業考察記》的一部分，特别是關于英美的報紙和通訊社的，亦即成于此時。
我當時曾抄寫和校閱過這部分稿子，可惜“一·二八”淞滬戰役時因商務印書館印刷所及編輯部全毀于火而未能出版。
“九一八”和“一·二八”前後（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是他在思想上起了很大轉變的年代。
他這時開始閱讀有關馬克思列甯主義理論和研究蘇聯的書籍，同時憤于國難，又積極地參加了抗日運動。
“一·二八”之後當國際聯盟派了調查團前來我國調查“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淞滬戰役的情況時，家叔公振曾以新聞記者的資格随團訪問了淞滬戰場并同去東北。
他知道國聯調查團是起不了什麼作用的，他當時曾這樣講過：“我們自己不争氣，隻是希望旁人賣力為我們争回東北，本來是不合情理；而國際聯盟又是個紙老虎，調查團的五委員隻以自身利害為立場，将來報告書的制作，最多隻從原則上說幾句風涼話，似乎也在意料之中。
”在到了東北後，他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到東北調查後，據我個人粗淺的觀察，除非舉國一緻，背城借一，不但東北無收回的希望，而且華北也要陷于極危險的地位。
事實如此，并非我危言聳聽。
”（俱見《到東北調查後》一文）他預感到這次去東北可能發生意外，在離開北京之前就寫好了遺書，果然在抵沈陽後不久即被逮捕，後幸獲釋放。
從他的遺書中看來，他是抱了勇敢的置生死于度外的精神前往東北，想将東北淪陷後的真相忠實地報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