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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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叔公振逝世已二十年，他所著的《中國報學史》一書出版也已二十八年了。
回想在他生前，他曾經想用白話來改寫《中國報學史》，同時并将他所發現的各種新的史料增補進去，使它成為一本通俗的讀物，可惜這個願望他始終未能實現。
甚至在他臨終的遺言中，他還曾這樣告訴鄒韬奮先生：“我的著作……《報學史》原想用白話改寫，現在要請你叫寶權替我用白話完全寫過……關于蘇聯的視察記，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寶權接下去……還有關于《世界報業考察記》，材料都已有，可惜還未寫出來……現在隻好随它去了。
……”（見韬奮：《悼戈公振先生》）多少年來，我由于工作的關系經常來往于國内外各地，家叔公振生前所收集的書籍和材料又散置各處，再加以我的學識和能力都有限，以緻未能完成他遺言中的願望。
當此三聯書店決定把《中國報學史》重印出來，供研究新聞學的人作為史料參考之用，特在書前略志數句，以示紀念。
家叔公振自從在民初參加了《時報》的編輯工作之後，就決定終生獻身于新聞事業。
這是一條長遠而又曲折的旅程，同時也是一條思想的探索和發展的道路。
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從《時報》出發，經過了《申報》，一直發展到籌劃創辦《生活日報》的階段。
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除了從事報紙的編輯工作之外，還又專心于研究新聞學和新聞學史（他稱之為報學和報學史），在這方面他留下了不少著作，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就是現在重印的這本《中國報學史》。
遠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時，他就根據開樂凱（F.N.Clark,Jr.）所寫的《新聞學手冊》（TheHandbookofJournalism）編寫過一本《新聞學撮要》。
民國十四年，他在上海“國民大學”講授新聞學，并于同年組織了“上海報學社”。
就在這時候，他已開始從事編寫《中國報學史》的工作。
他在《中國報學史》的自序中這樣寫道：“民國十四年夏，國民大學成立，延予講中國報學史。
予維報學（Journalism）一名詞，在歐美亦甚新穎，其在我國，則更無成書可考。
無已，姑取關于報館之掌故與事實，附以己見，編次成書，時未越歲，已裒然成帙矣。
”這本書最初于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翌年十月再版，民國二十年五月三版
回想在他生前，他曾經想用白話來改寫《中國報學史》，同時并将他所發現的各種新的史料增補進去，使它成為一本通俗的讀物，可惜這個願望他始終未能實現。
甚至在他臨終的遺言中，他還曾這樣告訴鄒韬奮先生：“我的著作……《報學史》原想用白話改寫，現在要請你叫寶權替我用白話完全寫過……關于蘇聯的視察記，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寶權接下去……還有關于《世界報業考察記》，材料都已有，可惜還未寫出來……現在隻好随它去了。
……”（見韬奮：《悼戈公振先生》）多少年來，我由于工作的關系經常來往于國内外各地，家叔公振生前所收集的書籍和材料又散置各處，再加以我的學識和能力都有限，以緻未能完成他遺言中的願望。
當此三聯書店決定把《中國報學史》重印出來，供研究新聞學的人作為史料參考之用，特在書前略志數句，以示紀念。
家叔公振自從在民初參加了《時報》的編輯工作之後，就決定終生獻身于新聞事業。
這是一條長遠而又曲折的旅程，同時也是一條思想的探索和發展的道路。
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從《時報》出發，經過了《申報》，一直發展到籌劃創辦《生活日報》的階段。
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除了從事報紙的編輯工作之外，還又專心于研究新聞學和新聞學史（他稱之為報學和報學史），在這方面他留下了不少著作，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就是現在重印的這本《中國報學史》。
遠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時，他就根據開樂凱（F.N.Clark,Jr.）所寫的《新聞學手冊》（TheHandbookofJournalism）編寫過一本《新聞學撮要》。
民國十四年，他在上海“國民大學”講授新聞學，并于同年組織了“上海報學社”。
就在這時候，他已開始從事編寫《中國報學史》的工作。
他在《中國報學史》的自序中這樣寫道：“民國十四年夏，國民大學成立，延予講中國報學史。
予維報學（Journalism）一名詞，在歐美亦甚新穎，其在我國，則更無成書可考。
無已，姑取關于報館之掌故與事實，附以己見，編次成書，時未越歲，已裒然成帙矣。
”這本書最初于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翌年十月再版，民國二十年五月三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