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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叔公振逝世已二十年，他所著的《中國報學史》一書出版也已二十八年了。
回想在他生前，他曾經想用白話來改寫《中國報學史》，同時并将他所發現的各種新的史料增補進去，使它成為一本通俗的讀物，可惜這個願望他始終未能實現。
甚至在他臨終的遺言中，他還曾這樣告訴鄒韬奮先生：“我的著作……《報學史》原想用白話改寫，現在要請你叫寶權替我用白話完全寫過……關于蘇聯的視察記，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寶權接下去……還有關于《世界報業考察記》，材料都已有，可惜還未寫出來……現在隻好随它去了。
……”（見韬奮：《悼戈公振先生》）多少年來，我由于工作的關系經常來往于國内外各地，家叔公振生前所收集的書籍和材料又散置各處，再加以我的學識和能力都有限，以緻未能完成他遺言中的願望。
當此三聯書店決定把《中國報學史》重印出來，供研究新聞學的人作為史料參考之用，特在書前略志數句，以示紀念。
家叔公振自從在民初參加了《時報》的編輯工作之後，就決定終生獻身于新聞事業。
這是一條長遠而又曲折的旅程，同時也是一條思想的探索和發展的道路。
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從《時報》出發，經過了《申報》，一直發展到籌劃創辦《生活日報》的階段。
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除了從事報紙的編輯工作之外，還又專心于研究新聞學和新聞學史（他稱之為報學和報學史），在這方面他留下了不少著作，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就是現在重印的這本《中國報學史》。
遠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時，他就根據開樂凱（F.N.Clark,Jr.）所寫的《新聞學手冊》（TheHandbookofJournalism）編寫過一本《新聞學撮要》。
民國十四年，他在上海“國民大學”講授新聞學，并于同年組織了“上海報學社”。
就在這時候，他已開始從事編寫《中國報學史》的工作。
他在《中國報學史》的自序中這樣寫道：“民國十四年夏，國民大學成立，延予講中國報學史。
予維報學（Journalism）一名詞，在歐美亦甚新穎，其在我國，則更無成書可考。
無已，姑取關于報館之掌故與事實，附以己見，編次成書，時未越歲，已裒然成帙矣。
”這本書最初于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翌年十月再版，民國二十年五月三版，民國二十四年一月曾出過國難後第一版，此後即未曾再印過。
這本書的題名，雖然稱為《中國報學史》，其實也可說是一本泛論新聞學和我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書籍。
家叔公振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曾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
我記得在他的書房（同時也是他的卧室）裡，有四個高大的書架，全放滿了有關新聞學的書籍和收藏着各種稀有的報刊與剪報。
據他告訴我，他為了寫作這本書，常向私家的藏書室和圖書館借閱書籍，并且曾在上海徐家彙圖書館的藏書樓裡消磨了很多時光。
他還常向各方面請教和征詢意見，像他為了調查和了解當時俄國人在我國所出版的各種俄文報紙，曾和蔣光赤通過信。
又如《中國報學史》第二章《官報獨占時期》中有不少圖片，就是他的朋友在北京書肆中代為搜集和贈送給他的。
他在這本書的編排和印刷上，也提供了不少意見，甚至模仿《京報》的形式和顔色所印成的封面，也是他本人設計的。
在這本書出版之後，他仍然繼續從事研究工作。
我記得他有一本用深藍色的絲綢裝訂成的《中國報學史》，經常帶在身邊，無論在國内，還是在國外。
在這本書上，他改了很多的字誤，寫上了許多補充的材料，可惜不知道這本書現在存置何處，否則這次可根據他親自修改過的文字再版付印。
當他在民國十六年至十八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間至歐美日本等國旅行和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時，他曾在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讀過書，尤其是在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裡曾發現了《中國報學史》第三章《外報創始時期》
回想在他生前，他曾經想用白話來改寫《中國報學史》，同時并将他所發現的各種新的史料增補進去，使它成為一本通俗的讀物，可惜這個願望他始終未能實現。
甚至在他臨終的遺言中，他還曾這樣告訴鄒韬奮先生：“我的著作……《報學史》原想用白話改寫，現在要請你叫寶權替我用白話完全寫過……關于蘇聯的視察記，大部分已做好……也叫寶權接下去……還有關于《世界報業考察記》，材料都已有，可惜還未寫出來……現在隻好随它去了。
……”（見韬奮：《悼戈公振先生》）多少年來，我由于工作的關系經常來往于國内外各地，家叔公振生前所收集的書籍和材料又散置各處，再加以我的學識和能力都有限，以緻未能完成他遺言中的願望。
當此三聯書店決定把《中國報學史》重印出來，供研究新聞學的人作為史料參考之用，特在書前略志數句，以示紀念。
家叔公振自從在民初參加了《時報》的編輯工作之後，就決定終生獻身于新聞事業。
這是一條長遠而又曲折的旅程，同時也是一條思想的探索和發展的道路。
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從《時報》出發，經過了《申報》，一直發展到籌劃創辦《生活日報》的階段。
在這二十多年當中，他除了從事報紙的編輯工作之外，還又專心于研究新聞學和新聞學史（他稱之為報學和報學史），在這方面他留下了不少著作，而其中最主要的一種，就是現在重印的這本《中國報學史》。
遠在民國十三年（一九二四年）時，他就根據開樂凱（F.N.Clark,Jr.）所寫的《新聞學手冊》（TheHandbookofJournalism）編寫過一本《新聞學撮要》。
民國十四年，他在上海“國民大學”講授新聞學，并于同年組織了“上海報學社”。
就在這時候，他已開始從事編寫《中國報學史》的工作。
他在《中國報學史》的自序中這樣寫道：“民國十四年夏，國民大學成立，延予講中國報學史。
予維報學（Journalism）一名詞，在歐美亦甚新穎，其在我國，則更無成書可考。
無已，姑取關于報館之掌故與事實，附以己見，編次成書，時未越歲，已裒然成帙矣。
”這本書最初于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翌年十月再版，民國二十年五月三版，民國二十四年一月曾出過國難後第一版，此後即未曾再印過。
這本書的題名，雖然稱為《中國報學史》，其實也可說是一本泛論新聞學和我國新聞事業發展史的書籍。
家叔公振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曾花費了不少的時間和精力。
我記得在他的書房（同時也是他的卧室）裡，有四個高大的書架，全放滿了有關新聞學的書籍和收藏着各種稀有的報刊與剪報。
據他告訴我，他為了寫作這本書，常向私家的藏書室和圖書館借閱書籍，并且曾在上海徐家彙圖書館的藏書樓裡消磨了很多時光。
他還常向各方面請教和征詢意見，像他為了調查和了解當時俄國人在我國所出版的各種俄文報紙，曾和蔣光赤通過信。
又如《中國報學史》第二章《官報獨占時期》中有不少圖片，就是他的朋友在北京書肆中代為搜集和贈送給他的。
他在這本書的編排和印刷上，也提供了不少意見，甚至模仿《京報》的形式和顔色所印成的封面，也是他本人設計的。
在這本書出版之後，他仍然繼續從事研究工作。
我記得他有一本用深藍色的絲綢裝訂成的《中國報學史》，經常帶在身邊，無論在國内，還是在國外。
在這本書上，他改了很多的字誤，寫上了許多補充的材料，可惜不知道這本書現在存置何處，否則這次可根據他親自修改過的文字再版付印。
當他在民國十六年至十八年（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期間至歐美日本等國旅行和考察各國的新聞事業時，他曾在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和法國國家圖書館讀過書，尤其是在英國博物館的圖書館裡曾發現了《中國報學史》第三章《外報創始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