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宋至明的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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俅至薛尚功二十二人,連阙名的,共書三十種。

    而李遇孫的《金石學錄》,列兩宋由郭忠恕至周密共六十一人。

    楊殿珣的《宋代金石佚書目》,共列八十九種《考古》第四期。

    可知宋人對于考古興趣之濃厚。

     二 金、元、明的考古 金人對于古物,系得自遼宋,以為不祥而盡毀: “靖康北徙,器亦并遷,金汴季年鐘鼎為祟,宮殿之玩,毀棄無餘”。

    元馮子振序楊銁《增廣鐘鼎篆韻》。

     “海陵正隆三年,诏毀平遼宋所得古器。

    ”《大金國志》。

     “俄遇都邑傾覆,悉入金營,散落不存,惟圖錄規模班班尚在,可以流傳不朽耳。

    ”《鐵圍山叢談》。

     其學者元好問著《故物譜》,以古物為“外物之外”,亦有輕視意。

    是金代沒有考古可言。

     元代對于考古的專著,有朱德潤的《古玉圖》,吾邱衍的《學古篇》及《周秦刻石釋音》,潘昂霄的《金石例》,潘迪的《石鼓文音訓》,單禧的《漢校官碑釋文》,梁有的《文海英瀾》等。

    涉及考古的,有徐碩的《至元嘉志》三十二卷,其中碑碣為十一卷,又如鄭杓的《衍極》、《論瘗鶴銘》。

    姚桐壽的《樂郊私語》、《辨天冊碑》等。

    而陸友的《研北雜志》,以石鼓文系宇文周之物,不從唐宋人之舊說,另辟新解。

     《古玉圖》元至正元年作所列的收藏家,有孫元明、武林王氏、高仲器、婺南陶氏、趙伯昂、張德常、張太監、曾元理、王立章、柯博士、劉衍祥等。

    并有古玩鋪的“集古齋”,及專收藏瓷器的“瓷器劉家”。

    可知元代對于考古亦有專門研究的。

     梁有于“天曆間奉敕曆河南北,錄金石刻三萬餘通,上進”《金石學錄》。

    元代既遣使訪碑,是元代對于考古亦為注意。

     明代以八股取士,文尚虛僞,故對于考古遠不如宋而且不及元。

    清亦以八股取士,但因文字之獄,士大夫受禍者不少。

    後因籍收四庫書,焚禁不少,有志之士乃為考古之學以避禍。

    政府對于考古,一為仿造,一為毀壞。

     宣德仿古造爐及其私仿: “宣德三年三月初一日,上谕工部尚書呂震曰:‘今有暹邏國剌迦滿霭者,所貢洋銅,厥号風磨,色同陽邁,朕思所用,堪鑄鼎彜,以供郊壇宗廟内庭之用,今着……應鑄鼎彜,可照《博古》、《考古》諸書,并内庫所藏柴汝官哥均定等窯,器皿款式典雅者,照式鑄束。

    ……共計三千三百六十五件。

    ’”《宣和鼎彜譜》。

     時有私仿者為監鑄官吳邦佐,“琴書侶者,宣德年監鑄鼎彜官臣吳邦佐别記也,凡所私鑄之爐,皆署‘琴書侶’篆款,置作色彩,一如真宣”。

    《宣爐彙釋》八。

     崇祯毀古銅器及宣爐以鑄錢: “上又将内庫曆朝諸銅器盡發寶源局鑄錢,内有三代及宣德年間物,制造精巧絕倫,商人不忍舊器毀棄,每稱千斤,願納銅二千斤,監督主事某不可,謂古器雖毀棄可惜,我何敢私為輕重。

    商人謂宣銅下爐尚存其質,三代間物則質清輕之極,下爐後惟有青煙一縷爾,此則誰認其咎?監督謂聖情猜疑甚重,若如公言,必增聖疑,如三代物不便下爐,則有監督内官公同驗視,罪不在我。

    ”《烈皇小識》卷六。

     《明史·食貨志》言隋世盡銷古錢,啟、祯時廣鑄錢,始括古錢以充廢銅。

    與上文可參照。

     明代收藏家雖不多,而以朱存理為首: “元季明初中,吳南園何氏,笠澤虞氏,廬山陳氏書籍金石之富,甲于海内,繼其後者,存理其尤也。

    ”《江南通志》。

     華夏搜羅亦富: “華夏搜羅極富,居錫山,築真賞齋以儲古碑刻。

    ”《金石學錄》卷二。

     天一閣藏碑刻亦多: “明天一閣藏書,名重海内,其藏弆碑刻尤富……自三代迄宋元,凡五百八十餘通。

    ”《金石學錄》卷二。

     考古著作之大者: 王世貞有《古今書法苑》七十六卷,自四十五卷至末卷,俱錄金石,其題跋之精,在明為第一。

     楊慎輯《金石古文》十四卷,抄錄三代至秦漢石刻全文。

    都穆著《金薤琳琅》二十卷,亦錄古碑全文。

     曹昭著《格古要論》分十三門,王佐取其書而增之,名《新增格古要論》十三卷,亦收入西洋古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