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周至唐的考古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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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摹寫”而不知拓。
是其時拓的技術尚未發明。
按《隋書·經籍志》在經部末有石經，其文如下：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這石經是抄本？拓本？餘以為是拓本。
按《隋書·經籍志》載，“周易二卷梁六卷”，“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春秋經十三卷”，“論語十卷梁有古文論語十卷”。
而石經的卷數均較寫本的卷數為少，這當是石經以一碑為一卷，或碑有殘缺《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洛陽記》雲石經有“毀”的，有“悉崩壞”的，以數碑為一卷。
梁《石經》的卷數多于《隋書·經籍志》石經的卷數，由于在梁時碑尚完整者多，故以一碑為一卷。
在唐作《隋書·經籍志》時，碑已毀壞甚多，殘缺的合并為一，故卷數少。
《洛陽記》雲“《論語》二碑，一碑毀”了據劉敞注，是梁據原二碑為二卷，隋為一卷，是在“一碑毀”以後。
梁元帝有《碑英》一百二十卷。
據此梁時已會拓碑了。
南京栖霞山附近，及丹陽多梁代的陵墓，其陵墓上的華表，常刻有五寸見方大小的字，其字系反刻反讀，可謂石刻中之别開生面者。
它為什麼是反書而又倒讀呢？是它初發明拓碑時，不會用紙平鋪在碑上，紙上墊布，用木槌輕在所墊的布上打擊，使紙柔軟而壓入刻縫中，墊布取開，用細綢内包絲綿成袍形，面抹以新墨汁，将此已抹墨汁的絲綿袍，輕打于碑的紙上，貼在碑平面的紙着為黑色，字畫中壓下的紙因低凹墨拓不着而為白色，此為打拓法。
在初發明拓碑，不知使用此法，乃于碑面抹墨汁後，将紙鋪在已抹墨汁的碑面上，用笤箒掃紙，則黑白俱分，如印木刻版的書情形一樣，此為掃拓法。
故用反刻倒讀文字，拓下來自然成了正書順讀了。
若用正書順讀，拓下來反成了反書倒讀。
梁欲廣博宣傳其死的功德，或為答謝送儀，故發明拓碑，每人送一份。
但以此法拓漢熹平時所立的石經，則不能用，于是進一步研究，而發明如現在的拓碑法拓熹平石經，故《隋書·經籍志》末言梁石經為反文倒讀。
梁時初發明掃拓法即拓反書倒讀之字，其反書倒讀之發明者，疑為貝義淵。
因伊曾創有這種反書字體，于考古上無大補益，但影響于雕刻印刷的發明《曆代三寶記》謂隋代已有雕版，當系承梁的掃拓法而來，其功甚偉。
及至研究出打拓法，在未發明照相機以前，其浮雕賴此而行，于考古上幫助不少。
其在北朝，郦道元作《水經注》，其中将古迹古物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宋及北魏碑稱是，調查得很多。
又如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引碑志約二十餘條。
顔之推《家訓·書證篇》據秦權漢碑正俗字俗名，均可謂為考古學者。
隋之何稠既博識古物，又可仿造： “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無異。
”《隋書·何稠傳》。
唐人的考古，封演有《續錢譜》六卷，吳協有《三代鼎器錄》，徐浩的《古迹記》，鄭承規的《碧落碑釋文》，均為專著。
而貞觀時在陝西發現的石鼓，多為頌詠。
如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卷二雲：“石鼓文在縣天興縣南二十裡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
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記其事雲‘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歐陽歐陽詢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
而曆代紀地理志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惜。
’” 窦蒙的《述書賦注》：“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
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
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叙記卷首雲‘世鹹言筆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
” 李嗣真的《書後品贊》：“史籀煙滅，陳倉借甚。
”《法書要錄》。
張懷瑾的《書斷》：“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
”《法書要錄》。
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陳倉石鼓文已訛。
”《杜工部集》卷一六。
韋應物的《石鼓歌》：“周宣大獵兮岐山陽，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蘇澀。
”《韋蘇州集》卷九。
韓愈亦有《石鼓歌》《昌黎文集》卷五，以石鼓為周宣王時物固非，而能把石鼓從草原運于都中，以打本流傳，學者歌詠，是唐代對于考古，亦有相當熱心的。
此外如司馬貞于《史記·高祖本紀》的《索隐》，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母媪當作母溫。
是其時拓的技術尚未發明。
按《隋書·經籍志》在經部末有石經，其文如下： 一字石經周易一卷梁有三卷 一字石經尚書六卷梁有今字石經鄭氏尚書八卷亡 一字石經魯詩六卷梁有毛詩二卷亡 一字石經春秋一卷梁有一卷 一字石經論語一卷梁有二卷 三字石經尚書九卷梁有十三卷 三字石經春秋三卷梁有十二卷 這石經是抄本？拓本？餘以為是拓本。
按《隋書·經籍志》載，“周易二卷梁六卷”，“古文尚書十三卷”，“今字尚書十四卷”，“春秋經十三卷”，“論語十卷梁有古文論語十卷”。
而石經的卷數均較寫本的卷數為少，這當是石經以一碑為一卷，或碑有殘缺《後漢書·蔡邕傳》注引《洛陽記》雲石經有“毀”的，有“悉崩壞”的，以數碑為一卷。
梁《石經》的卷數多于《隋書·經籍志》石經的卷數，由于在梁時碑尚完整者多，故以一碑為一卷。
在唐作《隋書·經籍志》時，碑已毀壞甚多，殘缺的合并為一，故卷數少。
《洛陽記》雲“《論語》二碑，一碑毀”了據劉敞注，是梁據原二碑為二卷，隋為一卷，是在“一碑毀”以後。
梁元帝有《碑英》一百二十卷。
據此梁時已會拓碑了。
南京栖霞山附近，及丹陽多梁代的陵墓，其陵墓上的華表，常刻有五寸見方大小的字，其字系反刻反讀，可謂石刻中之别開生面者。
它為什麼是反書而又倒讀呢？是它初發明拓碑時，不會用紙平鋪在碑上，紙上墊布，用木槌輕在所墊的布上打擊，使紙柔軟而壓入刻縫中，墊布取開，用細綢内包絲綿成袍形，面抹以新墨汁，将此已抹墨汁的絲綿袍，輕打于碑的紙上，貼在碑平面的紙着為黑色，字畫中壓下的紙因低凹墨拓不着而為白色，此為打拓法。
在初發明拓碑，不知使用此法，乃于碑面抹墨汁後，将紙鋪在已抹墨汁的碑面上，用笤箒掃紙，則黑白俱分，如印木刻版的書情形一樣，此為掃拓法。
故用反刻倒讀文字，拓下來自然成了正書順讀了。
若用正書順讀，拓下來反成了反書倒讀。
梁欲廣博宣傳其死的功德，或為答謝送儀，故發明拓碑，每人送一份。
但以此法拓漢熹平時所立的石經，則不能用，于是進一步研究，而發明如現在的拓碑法拓熹平石經，故《隋書·經籍志》末言梁石經為反文倒讀。
梁時初發明掃拓法即拓反書倒讀之字，其反書倒讀之發明者，疑為貝義淵。
因伊曾創有這種反書字體，于考古上無大補益，但影響于雕刻印刷的發明《曆代三寶記》謂隋代已有雕版，當系承梁的掃拓法而來，其功甚偉。
及至研究出打拓法，在未發明照相機以前，其浮雕賴此而行，于考古上幫助不少。
其在北朝，郦道元作《水經注》，其中将古迹古物引漢碑百，魏碑二十，晉宋及北魏碑稱是，調查得很多。
又如楊衒之《洛陽伽藍記》引碑志約二十餘條。
顔之推《家訓·書證篇》據秦權漢碑正俗字俗名，均可謂為考古學者。
隋之何稠既博識古物，又可仿造： “稠博覽古圖，多識舊物，時中國久絕琉璃之作，匠人無敢措意，稠以綠瓷為之，與真無異。
”《隋書·何稠傳》。
唐人的考古，封演有《續錢譜》六卷，吳協有《三代鼎器錄》，徐浩的《古迹記》，鄭承規的《碧落碑釋文》，均為專著。
而貞觀時在陝西發現的石鼓，多為頌詠。
如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志》卷二雲：“石鼓文在縣天興縣南二十裡許，石形如鼓，其數有十，蓋紀周宣王畋獵之事，其文即史籀之迹也。
貞觀中，吏部侍郎蘇勗記其事雲‘虞虞世南褚褚遂良歐陽歐陽詢共稱古妙，雖歲久訛缺，遺迹尚有可觀。
而曆代紀地理志者，不存記錄，尤可歎惜。
’” 窦蒙的《述書賦注》：“史籀周宣王時史官，著大篆，教學童。
岐州雍城南，有周宣王獵碣十枚，并作鼓形，上有篆文。
今見打本，吏部侍郎蘇勗叙記卷首雲‘世鹹言筆迹存者，李斯最古，不知史籀之迹，近在關中’，即其文也。
” 李嗣真的《書後品贊》：“史籀煙滅，陳倉借甚。
”《法書要錄》。
張懷瑾的《書斷》：“其迹有石鼓文存焉，蓋諷宣王畋獵之所作，今在陳倉。
”《法書要錄》。
杜甫的《李潮八分小篆歌》：“陳倉石鼓文已訛。
”《杜工部集》卷一六。
韋應物的《石鼓歌》：“周宣大獵兮岐山陽，刻石表功兮炜煌煌，石如鼓形數止十，風雨缺訛苔蘇澀。
”《韋蘇州集》卷九。
韓愈亦有《石鼓歌》《昌黎文集》卷五，以石鼓為周宣王時物固非，而能把石鼓從草原運于都中，以打本流傳，學者歌詠，是唐代對于考古，亦有相當熱心的。
此外如司馬貞于《史記·高祖本紀》的《索隐》，據班固《泗上亭長碑》，知母媪當作母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