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古代禮器和日用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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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中國古代文化的一種凝聚物，中國古代的禮器和日用器物，是增強對中國古代曆史的感知，認識古代社會生活的具體面貌，以及探求它的發展特點和規律的重要介質之一。
古代禮器和日用器物，盡管是物質形态的一種存在，我們卻不能僅僅把它們看做物質文化的東西，因為它們往往包含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内容。
尤其是禮器，和中國古代的哲學、宗教以及政治制度有着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一節 日用器物和禮器的産生 古代禮器是在日用器物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
在此，我們首先讨論日用器物的産生問題。
一、日用器物的産生 人類誕生之後，便擺脫了僅僅利用天然“工具”的那種出于動物本能的“勞動”形式，躍進到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勞動階段。
也就是說，人類最初制造的器物，首先是生産工具。
從這一意義上說，人類在最初還談不上有什麼嚴格意義的日用器物，因為那時的生産和生活水平實在是太低了。
隻是由于生活的一些起碼的需要，有些生産工具兼具生活用器的功能，因而生産工具與生活用器常常是同一的。
例如一根加過工的木棒，本用于狩獵，在人們需要時，又可用作手杖或烤肉的支架。
又如一件石刀，既可用于剝削獸皮，又可充作切肉的餐刀。
總之，人類要生存，就必須從事物質資料的生産，以期盡可能地提供自己最低限度幾乎毫無保障的需要。
那時所謂生活日用器物是十分粗糙簡陋的。
新石器時代是發生兩次社會大分工的時期，生産力有了空前的發展。
第二次大分工，使手工業成為獨立的一個生産部門，這又進一步導緻玉器工藝、特别是銅器工藝的興起。
在山東、河北、河南的龍山文化遺址中，都有小件紅銅器的發現。
甘肅武威皇娘娘台、臨夏大何莊和秦魏家等齊家文化遺址中發現尤多，其中少數為青銅器。
甘肅東鄉林家的仰韶文化馬家窯類型遺址所出青銅刀，是目前最早的青銅器（前3000）。
［4］青海貴南縣尕馬台和甘肅廣河縣齊家坪出土的銅鏡，是已知最早的大件青銅日用器物（前2000）。
［5］所謂紅銅，是未曾有意加入其他金屬成分的天然銅。
一般是人類首先制造出紅銅器。
由于紅銅的熔點高、質地軟，用它制造器物受到很大限制。
後來随着時代的進步，人們發明了冶鑄青銅器。
青銅一般是錫銅合金，也稱錫青銅，此外還有鉛青銅、鋁青銅等，它們具有熔點低、硬度大等優點。
早期銅器的出現，表明我們的祖先已開始認識了金屬的可熔性和延展性，掌握了鍛打或冶煉金屬的初步方法，從而為青銅時代的到來打開了大門。
由于銅金屬特有的堅韌性和可塑性，為古代器物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前景，更由于它的金燦燦的光彩和昂貴的價值，又為古代禮器的興盛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刺激。
春秋戰國之際，奴隸制的生産關系再也不能适應日益發展的生産力，鐵器的出現是生産力提高的重要标志。
從商代開始出現的原始瓷器，在東漢時期發展為成熟的瓷器，自新石器時代即已萌芽的漆器，經商周至戰國，也臻于精美。
所有這些新材質的器種，都為古代日用器物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廣袤的天地，而日用器物的日益豐富，也為新材質開辟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道路。
此外，玻璃器、金銀器、琺琅器等器種，雖然在我國古器物中占有光輝的一席，但多未進入日用品的行列，或者有的器物很晚才成為人民的日用器物，故不再胪列。
各種日用器物的産生，是人類在利用、改造自然的鬥争中，不斷積累各種生産、生活經驗的結果，是人類自身——包括體質和智力不斷提高的結果，而所有這些點滴進步的孕育者，則是千百萬年的艱苦勞動——包括腦力的和體力的勞動。
二、禮器的産生 所謂禮器，一般認為是古代貴族在進行祭祀、喪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活動時舉行禮儀所使用的器皿，指青銅器中的鼎、簋、觚、豆和鐘、镈等。
此外，還有更廣義的一種理解，即把原始部落的酋長直至封建帝王用于上列禮儀的器物，均視為禮器，而在器種上不僅限于銅器。
本章對禮器的闡釋，主要是就前者而言的。
禮器自然是随着禮儀的出現而産生的。
禮作為上層建築的一種構成部分，是在生産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逐漸形成的。
《禮記·禮運》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蒉桴而土鼓，猶若可以緻其敬于鬼神。
”［6］這裡說的雖是吉禮，但也有一定普遍意義。
從中可以看出“禮”之興起，是為了緻敬于鬼神，說明禮與原始宗教有密切的關系。
其次，所用以表示敬意之物，乃是飲食，“民以食為天”，鬼神亦然。
至于所用之器，不過人類日常所用極其簡陋的器物。
随着社會的發展，這些都起了變化。
進入奴隸社會以後，奴隸主政權進一步被神化，其統治秩序尤其是等級制度進一步禮制化，作為這一秩序和制度的體現物——禮器，也随之日趨完備和制度化。
毫無疑問，禮器在這一曆史時期，對于奴隸制度的确立、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裡頭文化是我國早期的青銅時代文化。
在該文化遺址中已出現了青銅禮器爵和斝，而且爵的數量還比較多，它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銅容器和禮器。
同時還發現了珪、璋、琮、钺、戈、柄形器等玉質禮器。
《左傳·昭公五年》記載：“朝聘有珪，享有璋。
”可見珪、璋的出現反映着禮制和禮器又有了發展。
至商代早期，使用禮器采取系列化配合形式，常有成套的青銅禮器出土。
這時的禮器主要有鼎、鬲、盤、尊、罍、爵、斝、觚。
例如1974年鄭州杜嶺街出土的兩件大銅方鼎，形大質樸，一件高1米，重84.6千克。
另一件高87厘米，重64.25千克。
可能是商王室使用的“寶器”。
1982年鄭州一處銅器窖藏，出土有13件青銅器，除類似前述的方鼎外，還有首次發現的青銅圓鼎和銅卣。
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奴隸制臻于鼎盛階段，青銅禮器也伴随着禮制的隆盛而日益考究。
不僅器類豐富了，更重要的是各種器物的組合，也明顯地禮制化。
西周前期用鼎已經出現了多個大小相次的組合，後期則愈為完備。
《春秋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解诂雲：“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而且各級鼎的盛放物品也各有規定。
如天子的第一鼎盛牛，以下盛羊、豬、魚、肉脯、腸胃、膚、鮮魚、鮮臘。
諸侯的鼎内則去後二味。
卿大夫的第一鼎盛羊，以下有豬、魚、臘、腸胃等。
士則僅有豬、魚、臘。
《孟子·梁惠王下》記載：孟子做士的時候，喪父，以三鼎祭奠。
後孟子晉為大夫，喪母，則以五鼎祭奠。
這就是所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由于禮器的上述作用，奴隸主貴族就将其中在宗廟祭祀時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寶貴的禮器，視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
傳說，夏禹曾鑄九鼎，用象九州。
夏滅，鼎歸于商；商滅，鼎歸于周，成為傳國重器。
春秋時，楚莊王路過周地，周定王派大夫王孫滿前來表示慰勞，楚莊王乘機向王孫滿詢問九鼎的大小輕重。
意即觊觎周室政權，所以王孫滿當即駁斥說：“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12］此後，“問鼎”遂成為企圖奪取政權的同義詞。
不僅九鼎，凡是宗廟所用的重要的禮器，都屬于“重器”。
那時，滅掉某國，就要将該國的重器掠走或瓜分。
在考古發掘中，時常在甲國的墓葬裡，發現乙國的禮器，其中不少就是劫掠而來的戰利品。
直至戰國時期，孟子還批評齊宣王伐燕，說：“若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必失民心，故應急令改正之。
”［13］ 生産力的發展和新的生産關系的出現，使奴隸制度“禮崩樂壞”，青銅禮器随之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是使用的規格，打破了舊的禮數。
春秋以降，諸侯們的“僭越”行為日益普遍，大夫越用諸侯之制的也司空見慣，甚至有的諸侯所用禮器，比天子還要豪華，所用禮器的數目，竟比天子的還要多。
這反映了舊的等級制度和統治秩序的瓦解。
其二是形制上出現了新的式樣。
奴隸主階級禮器的屬性漸漸消失，日用生活器物增多。
鑒、缶、敦、杯以及扁壺等就是這個時期的新型器物，且多為日用。
尤其是銅鏡、帶鈎、銅燈，更是戰國時期連平民都使用的生活用器。
總之，随着封建社會的形成，作為奴隸制禮治附庸的禮器也趨于衰敗了。
第二節 禮器和日用器物類舉及其演化 對于中國古代禮器和日用器物，本應有一全面的科學分類，但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尚未能臻于完善。
其中，對禮器的分類研究做得較好一些，而對日用器物的分類研究做得很差，在本節中，也隻能對古代禮器和日用器物的主要種類及其包括的主要器物作一概略的介紹。
如前文所說，古代禮器是從日用器物發展來的，後來很多又轉化為日用器物，并且有的器物雖是禮器，但也有時充作生活用具。
因此本節先述禮器要類及其演化，然後隻述純日用器物要類及其演化，以免不必要的重複。
一、禮器類舉及演化 烹饪器 （1．鬲，2．斝，3．鼎，4．爵，5．尊） （1．四羊方尊，2．人面方鼎，3．牛尊，4．象尊，5．方彜，6．封口盉） 設食器 （1．提梁卣，2．方座簋，3．壺，4．盤，5．匜，6．觥，7．簠，8．豆） 斂口，橢方形，有蓋，以耳，圈足或再加四短足或四立獸為支足。
蓋上捉手的形制一般與器足相同，隻是要小許多。
是簠、簋結合的産物，其用途同于簠簋，所以有的自銘為“簋”。
出現于西周中期，至春秋以後即從禮器中消失。
使用時以偶數組合，與其他禮器
古代禮器和日用器物，盡管是物質形态的一種存在，我們卻不能僅僅把它們看做物質文化的東西，因為它們往往包含着重要的精神文化的内容。
尤其是禮器，和中國古代的哲學、宗教以及政治制度有着極其密切的關系。
第一節 日用器物和禮器的産生 古代禮器是在日用器物的基礎上發展形成的。
在此，我們首先讨論日用器物的産生問題。
一、日用器物的産生 人類誕生之後，便擺脫了僅僅利用天然“工具”的那種出于動物本能的“勞動”形式，躍進到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勞動階段。
也就是說，人類最初制造的器物，首先是生産工具。
從這一意義上說，人類在最初還談不上有什麼嚴格意義的日用器物，因為那時的生産和生活水平實在是太低了。
隻是由于生活的一些起碼的需要，有些生産工具兼具生活用器的功能，因而生産工具與生活用器常常是同一的。
例如一根加過工的木棒，本用于狩獵，在人們需要時，又可用作手杖或烤肉的支架。
又如一件石刀，既可用于剝削獸皮，又可充作切肉的餐刀。
總之，人類要生存，就必須從事物質資料的生産，以期盡可能地提供自己最低限度幾乎毫無保障的需要。
那時所謂生活日用器物是十分粗糙簡陋的。
新石器時代是發生兩次社會大分工的時期，生産力有了空前的發展。
第二次大分工，使手工業成為獨立的一個生産部門，這又進一步導緻玉器工藝、特别是銅器工藝的興起。
在山東、河北、河南的龍山文化遺址中，都有小件紅銅器的發現。
甘肅武威皇娘娘台、臨夏大何莊和秦魏家等齊家文化遺址中發現尤多，其中少數為青銅器。
甘肅東鄉林家的仰韶文化馬家窯類型遺址所出青銅刀，是目前最早的青銅器（前3000）。
［4］青海貴南縣尕馬台和甘肅廣河縣齊家坪出土的銅鏡，是已知最早的大件青銅日用器物（前2000）。
［5］所謂紅銅，是未曾有意加入其他金屬成分的天然銅。
一般是人類首先制造出紅銅器。
由于紅銅的熔點高、質地軟，用它制造器物受到很大限制。
後來随着時代的進步，人們發明了冶鑄青銅器。
青銅一般是錫銅合金，也稱錫青銅，此外還有鉛青銅、鋁青銅等，它們具有熔點低、硬度大等優點。
早期銅器的出現，表明我們的祖先已開始認識了金屬的可熔性和延展性，掌握了鍛打或冶煉金屬的初步方法，從而為青銅時代的到來打開了大門。
由于銅金屬特有的堅韌性和可塑性，為古代器物的發展開拓了廣闊的前景，更由于它的金燦燦的光彩和昂貴的價值，又為古代禮器的興盛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刺激。
春秋戰國之際，奴隸制的生産關系再也不能适應日益發展的生産力，鐵器的出現是生産力提高的重要标志。
從商代開始出現的原始瓷器，在東漢時期發展為成熟的瓷器，自新石器時代即已萌芽的漆器，經商周至戰國，也臻于精美。
所有這些新材質的器種，都為古代日用器物的發展，提供了更加廣袤的天地，而日用器物的日益豐富，也為新材質開辟了前所未有的發展道路。
此外，玻璃器、金銀器、琺琅器等器種，雖然在我國古器物中占有光輝的一席，但多未進入日用品的行列，或者有的器物很晚才成為人民的日用器物，故不再胪列。
各種日用器物的産生，是人類在利用、改造自然的鬥争中，不斷積累各種生産、生活經驗的結果，是人類自身——包括體質和智力不斷提高的結果，而所有這些點滴進步的孕育者，則是千百萬年的艱苦勞動——包括腦力的和體力的勞動。
二、禮器的産生 所謂禮器，一般認為是古代貴族在進行祭祀、喪葬、朝聘、征伐和宴享、婚冠等活動時舉行禮儀所使用的器皿，指青銅器中的鼎、簋、觚、豆和鐘、镈等。
此外，還有更廣義的一種理解，即把原始部落的酋長直至封建帝王用于上列禮儀的器物，均視為禮器，而在器種上不僅限于銅器。
本章對禮器的闡釋，主要是就前者而言的。
禮器自然是随着禮儀的出現而産生的。
禮作為上層建築的一種構成部分，是在生産發展到一定階段後逐漸形成的。
《禮記·禮運》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蒉桴而土鼓，猶若可以緻其敬于鬼神。
”［6］這裡說的雖是吉禮，但也有一定普遍意義。
從中可以看出“禮”之興起，是為了緻敬于鬼神，說明禮與原始宗教有密切的關系。
其次，所用以表示敬意之物，乃是飲食，“民以食為天”，鬼神亦然。
至于所用之器，不過人類日常所用極其簡陋的器物。
随着社會的發展，這些都起了變化。
進入奴隸社會以後，奴隸主政權進一步被神化，其統治秩序尤其是等級制度進一步禮制化，作為這一秩序和制度的體現物——禮器，也随之日趨完備和制度化。
毫無疑問，禮器在這一曆史時期，對于奴隸制度的确立、發展，起了積極的作用。
二裡頭文化是我國早期的青銅時代文化。
在該文化遺址中已出現了青銅禮器爵和斝，而且爵的數量還比較多，它們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銅容器和禮器。
同時還發現了珪、璋、琮、钺、戈、柄形器等玉質禮器。
《左傳·昭公五年》記載：“朝聘有珪，享有璋。
”可見珪、璋的出現反映着禮制和禮器又有了發展。
至商代早期，使用禮器采取系列化配合形式，常有成套的青銅禮器出土。
這時的禮器主要有鼎、鬲、盤、尊、罍、爵、斝、觚。
例如1974年鄭州杜嶺街出土的兩件大銅方鼎，形大質樸，一件高1米，重84.6千克。
另一件高87厘米，重64.25千克。
可能是商王室使用的“寶器”。
1982年鄭州一處銅器窖藏，出土有13件青銅器，除類似前述的方鼎外，還有首次發現的青銅圓鼎和銅卣。
商代晚期至西周時期，奴隸制臻于鼎盛階段，青銅禮器也伴随着禮制的隆盛而日益考究。
不僅器類豐富了，更重要的是各種器物的組合，也明顯地禮制化。
西周前期用鼎已經出現了多個大小相次的組合，後期則愈為完備。
《春秋公羊傳·桓公二年》何休解诂雲：“禮祭：天子九鼎、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
”而且各級鼎的盛放物品也各有規定。
如天子的第一鼎盛牛，以下盛羊、豬、魚、肉脯、腸胃、膚、鮮魚、鮮臘。
諸侯的鼎内則去後二味。
卿大夫的第一鼎盛羊，以下有豬、魚、臘、腸胃等。
士則僅有豬、魚、臘。
《孟子·梁惠王下》記載：孟子做士的時候，喪父，以三鼎祭奠。
後孟子晉為大夫，喪母，則以五鼎祭奠。
這就是所謂“名位不同，禮亦異數”。
由于禮器的上述作用，奴隸主貴族就将其中在宗廟祭祀時最常用而又特别重要、特别寶貴的禮器，視為祖宗和社稷的化身。
傳說，夏禹曾鑄九鼎，用象九州。
夏滅，鼎歸于商；商滅，鼎歸于周，成為傳國重器。
春秋時，楚莊王路過周地，周定王派大夫王孫滿前來表示慰勞，楚莊王乘機向王孫滿詢問九鼎的大小輕重。
意即觊觎周室政權，所以王孫滿當即駁斥說：“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12］此後，“問鼎”遂成為企圖奪取政權的同義詞。
不僅九鼎，凡是宗廟所用的重要的禮器，都屬于“重器”。
那時，滅掉某國，就要将該國的重器掠走或瓜分。
在考古發掘中，時常在甲國的墓葬裡，發現乙國的禮器，其中不少就是劫掠而來的戰利品。
直至戰國時期，孟子還批評齊宣王伐燕，說：“若殺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毀其宗廟，遷其重器，則必失民心，故應急令改正之。
”［13］ 生産力的發展和新的生産關系的出現，使奴隸制度“禮崩樂壞”，青銅禮器随之發生了重大變化。
一是使用的規格，打破了舊的禮數。
春秋以降，諸侯們的“僭越”行為日益普遍，大夫越用諸侯之制的也司空見慣，甚至有的諸侯所用禮器，比天子還要豪華，所用禮器的數目，竟比天子的還要多。
這反映了舊的等級制度和統治秩序的瓦解。
其二是形制上出現了新的式樣。
奴隸主階級禮器的屬性漸漸消失，日用生活器物增多。
鑒、缶、敦、杯以及扁壺等就是這個時期的新型器物，且多為日用。
尤其是銅鏡、帶鈎、銅燈，更是戰國時期連平民都使用的生活用器。
總之，随着封建社會的形成，作為奴隸制禮治附庸的禮器也趨于衰敗了。
第二節 禮器和日用器物類舉及其演化 對于中國古代禮器和日用器物，本應有一全面的科學分類，但在這一領域的研究尚未能臻于完善。
其中，對禮器的分類研究做得較好一些，而對日用器物的分類研究做得很差，在本節中，也隻能對古代禮器和日用器物的主要種類及其包括的主要器物作一概略的介紹。
如前文所說，古代禮器是從日用器物發展來的，後來很多又轉化為日用器物，并且有的器物雖是禮器，但也有時充作生活用具。
因此本節先述禮器要類及其演化，然後隻述純日用器物要類及其演化，以免不必要的重複。
一、禮器類舉及演化 烹饪器 （1．鬲，2．斝，3．鼎，4．爵，5．尊） （1．四羊方尊，2．人面方鼎，3．牛尊，4．象尊，5．方彜，6．封口盉） 設食器 （1．提梁卣，2．方座簋，3．壺，4．盤，5．匜，6．觥，7．簠，8．豆） 斂口，橢方形，有蓋，以耳，圈足或再加四短足或四立獸為支足。
蓋上捉手的形制一般與器足相同，隻是要小許多。
是簠、簋結合的産物，其用途同于簠簋，所以有的自銘為“簋”。
出現于西周中期，至春秋以後即從禮器中消失。
使用時以偶數組合，與其他禮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