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古代交通與交通工具
關燈
小
中
大
第一節
古代的道路
一、戰國以前的道路
道路是人類社會活動的産物。
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斷地尋找和擴大生活的空間及範圍，必須跋山涉水、披荊斬棘，其中包括制造和利用交通工具，以及與阻礙這些活動的一切自然的或社會的力量進行鬥争。
在石器時代，氏族和部落的遷徙與交流促進了遠古社會交通的發展。
生産的發展和人口的繁衍都必然帶來各地聚落之間的交通的發展，包括道路的拓寬、整修和管理，也包括獨木舟和獨木橋的産生。
氏族社會末期的各部落聯盟大規模的兼并戰争則使交通的發展進一步加速了。
黃河中遊一帶的黃帝軒轅氏與黃河下遊地區的炎帝神農氏曾經發生三次大戰；黃帝又與華北的蚩尤展開過激戰，這個傳說中的華夏始祖一生“披山通道，未嘗甯居”，他率領的軍隊“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1］這種戰争過程中軍隊的調動和物資的運輸，都需要相對通暢的道路。
公元前2100年左右，中國曆史上出現了夏王朝。
夏原來是一個部落聯盟的名稱，是由夏後氏、有扈氏等12個姒姓的氏族部落組成的。
開始主要興起在河南嵩山周圍和伊水、洛水流域，很快擴展到山西南部，并向東發展到河北、河南、山東交界處。
在這一廣闊的區域内，夏人主要從事農業生産，并保持着同周圍其他部落聯盟的交往。
在夏的東部，有日漸強大的商族。
商人的活動範圍更加廣闊。
早期經常遷徙，并發明了便于遷徙的車輛，當時還設立了“車正”之職專司車旅交通。
相傳一位名叫奚仲的人，就曾擔任過夏朝的車正。
用牛馬挽車已經成為部落酋長和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新生貴族身份的标志，史稱“尊卑上下，各有等級”［2］。
傑出的商族首領湯經過十餘次大規模戰争，消滅了夏，建都于西亳（今河南偃師），五次遷都而在殷（今河南安陽一帶）落下腳。
商王武丁不斷對外作戰，使疆域擴大到整個黃河流域。
在夏、商時代，出于遷徙和戰争的需要，陸路交通應當已經頗具規模了，可惜文獻未有專門記載。
《尚書》中說夏禹“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史記》進一步說夏禹在治水的13年裡“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樺”，走遍天下九州。
對于夏代的車、船、橇、樺已無從考證，但當時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陸路和水路交通，應是沒有疑義的。
到了周代，中央政府和各地諸侯都很注意道路的修築和保護，從典籍中可以比較詳細地了解到當時的有關情況。
據《國語周語》記載，西周時期的道路按照一定時間進行修固，澤潦按照一定時間去築壩壘堤，江河之上要依據不同條件造橋，這一切都是“先王之教”；還規定道路旁要種植樹木，以樹木作為一種标記；域邦四郊要設置房屋，儲備些食品，作為防護道路的兵士和修治道路的丁夫止息之處，等等。
此外，還設置司空之官專門管理路政。
20世紀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陝西周原遺址發現一段三千多年前的大型道路遺址，是西周最寬的道路。
這條西周古道位于扶風縣法門鎮齊家村東北，呈東南西北走向。
清理出的部分路段長約四十多米，路面寬約十米，中間略高，兩邊略低，路面上有8條明顯的車轍痕迹，可供4輛馬車并排通行。
在《詩經》、《左傳》、《史記》等文獻中，有很多關于周代道路的記載。
《詩經》中記載有的貴族女子出嫁，上百輛車子迎送（《鵲巢》）；有時軍隊出征，路上排列的戰車多達3000輛（《采芑》）；有的官員乘車在路上“驅馬悠悠”（《載馳》）；人們普遍稱頌魯國的道路平坦寬闊（《南山》、《載驅》）等等，可見當時道路的規模和質量是不錯的。
春秋時期，各國基本上都是按照西周時期的辦法管理道路的，有的諸侯國如陳國對道路管理不好，曾受到全社會的輿論譴責。
到了戰國時期，陸路和水路交通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各地開辟了不少重要的道路，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由陝入川的金牛道。
戰國時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利和交通也有了相應的發展，各個地區不同形式的交往使經濟發展上的不平衡逐漸減少，為全國的統一準備了條件。
在頻繁的戰争中，大規模的軍隊調動和戰争移民，對陸路交通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戰争可能在局部地區對交通有所妨礙，甚至造成道路和橋梁的破壞，但從全局來看，全國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戰争過程，使更多新的道路得以開辟，更多橋梁得以架設，更多的人群得以流動，更多的車船得以制造，無疑對交通的發展是有利的。
秦趙長平之戰，趙國出兵40萬人；秦為了滅楚，動員兵力達60萬人之多；公元前318年，魏、趙、燕、楚五國合縱攻秦；公元301年，齊、韓、晉、秦、楚而大舉伐齊……這一系列大規模的戰争行動，沒有陸路和水路交通方面的條件是很難進行的，所以，戰國時期的陸路交通，已經基本上構成了古代交通的網絡。
二、秦漢時期的道路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鞏固政權、控制全國局勢并抵禦北方匈奴的騷擾，在戰國時期交通網絡的基礎上，修築了著名的馳道與直道。
（一）馳道 秦代的馳道是公元前220年開始修治的，以國都鹹陽為中心，通向全國各個重要地區，尤其是六國的故都。
馳道是專供秦始皇出巡時行駛車馬的道路，即禦道。
《漢書·賈山傳》載：“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馳道上就連皇太子也不得擅自通行，直到漢代仍是一條禦用道路。
《漢書·成帝紀》說漢武帝做太子時“不敢絕馳道”。
他當上皇帝之後，特别優待他的大乳母，“有诏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
不過，随着時間的推移，後來漢代的馳道已不止為皇帝所專用了，隻要有皇帝或太後、皇後的诏令，其他皇室成員也可以行于馳道之上。
實際上在秦末戰争年代馳道禦用的規定就已經沒有那樣嚴格了。
劉邦的部下周勃，攻打反叛的燕王臧荼，在易下消滅了敵軍，他就是利用馳道的交通便利而迅速出兵取勝的。
馳道兩旁的行道樹，是每隔三丈便栽種一棵松樹，既用來标明路線，也用來計算裡程。
在皇帝專用大路的兩旁，有可以讓百姓行走的小路。
修築馳道時，路上墊土全部夯實。
馳道的修成，對後來的交通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
魏晉以後，馳道雖然完全失去了皇家大道的意義，但是許多地區的馳道仍然是重要的交通幹線，政府對馳道的維修養護一直很重視。
唐代洛陽附近的馳道兩旁，居住着許多王公貴族，為的是出門方便。
（二）直道 秦代的直道隻有一條，是由鹹陽北部的雲陽縣甘泉山循子午嶺主脈北行，直到定邊縣南，再東北行進入鄂爾多斯草原，在昭君墳附近渡過黃河，到達内蒙古河套地區的九原郡。
兩地南北遙對，史稱“塹山堙谷，千八百裡”，實際上全長為七百多公裡。
直道的修築主要是從戰略上考慮的。
匈奴長期以來活動于陰山南北，遠在秦統一六國之前，就經常向南進攻，秦國以及東部的趙、燕諸國常受其擾，首當其沖的便是秦國。
匈奴控制的地區，南邊達到甯夏固原、陝西榆林一線，即戰國時的秦長城以北的鄂爾多斯草原和六盤山、橫山北麓，距鹹陽最近處僅250公裡。
匈奴的輕裝騎兵一晝夜疾行就可到達。
秦始皇以前的秦國統治者，一般都對匈奴采取消極防禦的戰略，征發民衆修築長城。
但長城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保障北方的安甯。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即派蒙恬率30萬大軍北征，把匈奴驅逐到陰山以北。
秦王朝在新統一的地區建立了34座縣城，從内地遷徙大批人民到這些地方定居，并在今包頭市以西設置了九原郡進行統籌管理。
在驅逐匈奴的第二年（前212）下令修築直道，以便有效地統治這一片國土。
直道為什麼以雲陽為起點呢？因為雲陽距國都鹹陽不遠，其間有往來方便的交通大道。
鹹陽至雲陽間修有馳道，道的兩旁都建起了垣牆，又稱甬道。
車輛駛過如同穿行巷中。
雲陽縣北有座甘泉山，峰巒起伏，雲高氣爽，風景十分秀麗，是避暑的勝地。
山上建有林光宮，秦始皇經常去那裡遊幸。
戰國時期，甘泉是子午嶺下的一個險要關隘，起着屏蔽鹹陽的作用，秦始皇去林光宮，也包含着一定的軍事意義，所以直道也從這裡為起點。
直道從甘泉山向北伸展，有一半蜿蜒在子午嶺上。
子午嶺位于陝北與隴東之間，作南北走向，為泾、洛兩河的分水嶺，嶺的北段為黃土丘陵，南段為土石山區，大緻可以在甘肅的華池縣東南為分界線。
直道從甘泉山循嶺北行經過石門關、雕嶺關、興隆關等諸多關隘，到達長城的營盤山、鐵角城一帶，然後從定邊開始，向東北穿越鄂爾多斯大草原。
從子午嶺上現存的直道遺迹看，直道是一直循着子午嶺主脈修築的，因為鄂爾多斯草原也散布着許多丘陵台地，所以直道經過草原時也免不了一番“塹山堙谷”的工程。
在今伊克昭盟東勝縣城西南的漫賴鄉，曾發現一段直道遺迹，路面殘寬約二十二米，路基的斷面暴露極為明顯，用當地的紅色砂岩土填築，由此向北和西南，均可以見到山岡上有當時開鑿的四個寬約五十米的豁口。
這四個豁口連成一線，向人們訴說着二千年來的風風雨雨。
直道的一半路程修築在山嶺上，一半路程修築在草原中，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修築直道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在短短的兩年半時間裡全部完成了選線和施工，政府和百姓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當年在郁郁蔥蔥的崇山峻嶺中出現一條幾百裡長的道路曲折盤旋于山間，為從渭水流域到塞外的交通提供了方便，不能不說是一個創造性的奇迹。
［3］ 無情的曆史似乎做了一個有意的安排：秦始皇三十七年，他最後一次出遊東方，在山東德州患病，七月死于河北钜鹿的趙國故苑丘宮，根據中車府令趙高的安排秘不發喪，載屍的辒涼車經井陉而抵九原，即從剛剛修好的直道疾速返回鹹陽。
從此，秦帝國走向了滅亡的道路。
（三）秦漢時期的其他道路 秦嶺和巴山，是關中通往西南地區的兩道天然屏障。
高聳的山崖峭壁、縱深的峽谷溝壑、湍急的河流飛澗，橫阻在川陝之間，千秋萬代使行路人愁凋朱顔，撫膺長歎。
戰國秦漢，有幾條古道路過秦嶺巴山，成為川陝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紐帶，這就是著名的褒斜道、陳倉道、子午道和傥駱道。
早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已能通過崇山峻嶺間的峽谷曲折穿繞于秦嶺間，有一條路線是沿着北注渭水的斜水和南注漢水的褒水兩道河谷行進的，這就是褒斜道。
褒、斜二水同出秦嶺太白山，褒水南入漢水，谷口在舊褒城縣北10裡；斜水北入渭水，谷口在眉縣西南30裡。
兩河谷間的小路，曾是原始氏族先民穿越秦嶺的通道。
考古發掘表明，漢水上遊的仰韶文化遺址反映的基本面貌和渭水流域的文化一緻，漢中市附近的南鄭龍崗寺遺址，發掘了一百多座六千多年前的墓葬，出土的大批陶器、石器和骨角器的形制、花紋等大都可以在西安附近的同類遺存中見到，這種現象說明褒水、斜水間的小路當時曾是人們往來的重要途徑。
秦代曾于兩河谷間的一些懸崖陡壁上架設一些淩空的棧道，進一步溝通了秦嶺南北的交往。
在楚漢戰争的後期，劉邦兵歸漢中時，張良曾獻策燒掉了褒、斜峽谷中的一些棧道，一方面為了斷絕其他諸侯的兵馬，另一方面為了向項羽顯示漢兵沒有再入關中的意向，實為緩兵之計。
不過這樣一來，确實給南北交通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自漢末至五代。
褒斜道多次堙塞，又幾經修複。
南北兵争，這條道路始終是雙方行軍作戰的主要通道。
據史載，東漢末年劉焉據益州，曾使張曾斷斜谷棧道；蜀漢建興年間（223—237）諸葛亮北伐，亦修治斜谷棧道；北魏正始年間，曾重開斜谷舊道以達梁州；等等。
五代以後，斜谷道基本廢棄，自褒谷北上者，皆轉經陳倉道出散關而行。
陳倉道，也是穿越秦嶺的南北要道。
因古人以北為“子”，以南為“午”，所以這條南北的古道又稱為子午道。
西漢平帝元始五年（5年）王莽因皇後有子孫之瑞，決定開鑿子午道從長安東南的杜陵直絕南山而至漢中，其南口在今陝南安康縣境。
［4］三國時，這條道路是魏、蜀交争的要道。
到了南朝時，另開新路，即略向西移，自今西安市西南至甯陝縣。
唐代天寶年間，劍南涪州向朝廷貢納生荔枝，即由此道飛馬以達長安。
傥駱道，即駱谷道，是關中通往漢中的又一條古道，也是非常近捷的道路。
駱谷是秦嶺山脈中的一條長四百餘裡的峽谷，北口在今陝西周至縣西南部，沿駱谷水和傥水的河谷曲折南行而至漢中地區的洋縣。
三國時期，魏齊王正始五年（244）曹爽率軍入駱谷南下；元帝景元四年（263）鐘會率軍分别從斜谷、駱谷入，皆指此道。
唐代以後關于傥駱道的記載更多。
下面再介紹另外幾條秦漢古道。
自今甘肅文縣穿越岷山山脈，經由四川平武、江油等縣，繞出劍閣之西而趨成都，有一條古道稱為平道。
這條道路雖然十分險阻但亦堪稱捷徑。
三國時魏将鄧艾即由此道進兵滅蜀。
這條古道因山徑異常狹窄，行路人自北而南，擔在左肩無法移至右肩，故而又名左擔道，很多商旅視之如畏途。
從關中平原通往隴東高原，主要的道路是回中道。
秦始皇曾下令在今陝西隴縣西北修建一座宮殿，稱為回中宮，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出巡隴西、北地（今甯夏和甘肅東部），東歸時曾路經回中宮。
古道南起汧水河谷，北出蕭關（今甯夏固原東南），途經回中，所以稱為回中道。
西漢元封四年（前107）漢武帝自雍縣（今陝西鳳翔南）經過回中道，出蕭關。
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來翕由這條路攻取隗嚣割據下的略陽（今甘肅秦安東北）。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回中道附近的隴縣邊家莊發現了一座春秋早期的秦國貴族墓葬，發掘出土了大批青銅器銅禮器、兵器和車馬器。
這座墓葬的發現，進一步表明隴縣在陝甘古代交通中有重要的地位，回中道可能從遠古時代起就已成為東西交通的要道。
穿越秦嶺的褒斜道、陳倉道、子午道和傥駱道等等達漢中平原後，繼續向南越過巴山，有幾條著名的古道通往四川，伸向雲貴高原，它們是劍閣道、米倉道、清溪道、石門道及其他一些古道。
從漢中通往四川，在今四川劍閣東北的大劍山、小劍山一帶，峰巒連綿，峽谷幽深，下有隘路稱為劍閣道。
劍門地勢險要，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難攻。
“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杜甫留下的千古名句，最初指的就是劍門雄關。
三國時期，諸葛亮在此主持鑿劍山而開閣道，成為川陝間的主要通道。
諸葛亮曾在劍門關修築關樓，設把守，抵禦曹軍。
蜀漢末年，魏将鐘會、鄧艾率兵攻蜀，大将軍姜維僅以三萬人馬便把敵人十萬大軍拒之關外。
魏軍久攻不下，隻好另生一計，偷渡陰平，才取得勝利。
從漢中往四川，另一條古道是米倉道。
這條道路循漢水支流濂水谷道和嘉陵江支流巴江谷道，到達四川巴中地區，因經過米倉山而得名。
東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漢中張魯為曹操所破，自南山而入巴中，即由此道行進。
後來，南宋理宗寶祐六年（1258）蒙古軍隊分三路由北而南攻取四川，一路即經此道。
中國西南地區，漢代以前居住着濮族系統的滇（雲南）、夜郎（貴州）、句町（廣西）、邛都（四川）等“椎發、耕田、有邑聚”的人民，同時也有稱為“徙”的少數外來民族，還有從甘青地區南下的氐羌系統的移民，《後漢書》稱這些移民為筰、嶲等。
清溪道和石門道，就是漢代通西南夷的重要道路。
雄峙于川滇兩省及西藏東部的橫斷山脈，由多條并列的南北向雪嶺冰川組成。
自古以來，不但阻隔着川藏間的交通，而且限制了川滇間的往來。
清溪道就是在荒僻險阻的山野中開辟的川滇古道。
清溪道從四川漢源出發，經邛崃、荥經、雅安、西昌、渡口等地進入雲南，然後繼續往西延伸，穿雲南經緬甸到達印度，成為連接亞洲大陸腹腔内地與印巴次大陸及中南半島的樞紐，構成了一條早于北方絲綢之路兩個世紀的南方絲綢之路。
這條古道穿過彜族聚居的涼山地區，涼山彜族的首府西昌是一座有悠久曆史的古城，涼山邛海，山清水秀，甯靜幽絕，清溪道從這一帶通過，打破了甯靜，揭開了神秘，使閉塞的山寨居民增加了與外部世界交往的便利條件。
古道從今攀枝花市渡過金沙江，便進入了雲南省。
如果說清溪道是沖破雲貴荒原西段的一條羊腸小路，那麼石門道則是向雲貴高原開辟的一條頗具規模的驿道。
因為它是秦始皇統一全國修築的官道，路寬五尺，所以習慣上又稱之為五尺道。
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派遣鄱陽令唐蒙出使夜郎，又對這條古道進行了全面整治和開鑿，以通好“南夷”，開發“西南夷”，因此在漢代泛稱“西南夷道”。
石門道這個名稱，則是隋唐以後由于道經四川境内石門山而得名的。
據《史記》載，漢武帝派唐蒙、司馬相如負責修築這條道路時，因為在崇山峻嶺上施工，每天都有數萬人參加築路，丁伕是從各地征調的，糧食也要大量從外地運到工地上，實在供給不及，隻能到附近山寨中去購買。
數年而路猶未成，對當地居民的侵擾頗多，經常遭到少數民族的攻掠，官府又屢次派兵鎮壓，在築路的幾年裡，消耗的糧食和經費即使集中整個巴蜀的租賦也滿足不了。
［5］由此可見，通西南夷的道路是曆盡艱辛而開辟的。
浩大的工程耗用了大量人力财力，也嚴重影響了當地人民的生活，不過，這條道路的修治為後來的社會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華北平原，秦漢時期有一條道路十分重要，即飛狐道。
這條道路是東漢建武十三年（37年）诏令王霸負責修築的。
王霸與杜茂指揮刑徒6000人，從代城（今河北蔚縣東）南部的飛狐口谷道延伸，經代城而西到達平城（今山西大同），沿路堆石布土，築起亭障，全長三百餘華裡。
後來北方發生的許多戰争，都是在這條古道上調兵遣将的。
在和平的日子裡，路上行人不絕，商旅過往頻繁，成為華北地區著名的交通要道。
從河北穿越太行山到山西的古代道路，以“井陉古道”遺迹保存較為完好。
這條道路是燕趙至秦晉間的交通要隘，有娘子關扼守，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為巡視天下而在戰國時期原車馬道基礎上開辟修築的。
由于路面靠開山取石鋪就，有的地段用巨石砌成，所以能較好地保存下來。
至今可見河北井陉縣東天門附近的一千多米長的石闆路，路面上有秦漢以來車輛碾壓出的兩道深深的車轍。
為防止載重車輛下滑，同時考慮到上坡車輛休息，這條古道每隔二三十米還設有一處高凸于路面的石檻。
研究表明，井陉古道上的車轍寬度恰與西安附近秦兵馬俑遺址的馬車輪距相吻合。
除了朝廷下令修築的一些著名道路外，還有不少道路是根據移民和軍事上的需要而開鑿的，即所謂“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東漢建武十七年（41年），伏波将軍馬援率大軍水陸并進南擊交趾，在沿着海邊進軍時，因山路荊榛叢生，極不便利，就邊開路邊行進，乃至築路千餘裡。
這種道路，曆史上并沒有留下專門的名稱。
軍事行動結束後，道路也就成為民間往來的紐帶了。
戰國秦漢時期，統治者十分重視城市道路交通的建設和管理。
每一座城市都修築了一些幹道以便車輛行駛。
漢長安城的發掘表明，在各個城門之間，各宮、市、庫、坊和貴族甲第之間，都有嚴格施工修築的大道。
清理出保存較好的由南宮門至直城門大街的一條南北向道路，寬九米，厚約三十厘米。
總之，秦漢時期，陸路交通是日益發展的，這一個交通大發展的階段，初步形成了春秋戰國開始奠定的中華大地陸路交通的基礎，形成了各地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主體，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物質文化的交流。
如今，上述這些古道已大多無存，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的公路和鐵路，但是，現代的道路往往是循着古道而擴展延伸的。
雖然曆史已埋進深山幽谷，行路人已聽不到馬嘶劍鳴，千百年裡古人對行路難的慨歎卻永遠萦回在山谷間，化作風聲水聲，迎送着南來北往的人們。
（四）魏晉至唐代的道路 漢代末年，内戰頻仍，三國魏晉南北朝的360年間，各個獨立王國都沒有足夠的力量統一全國，所以水陸交通隻能分散、局部地有所發展。
在連年戰争中，經濟生産遭到破壞，人口也遭到極嚴重的損失，除了征發壯丁充軍，各朝代的統治者幾乎無力調動更多的人力修築道路。
不過，在各個王國内，也有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從總的情況看，全國的交通還是向前持續發展的。
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有一條從河套地區往陰山以北的交通要道，在南北朝時期為北方各民族的交通作出了貢獻。
這條道路因呼和浩特市西北的路口有千餘步土色灰白，人們習慣稱為“白道”。
北魏時，在南谷口設有白道城，城北有白道嶺和白道川。
孝明帝正光年間北邊六鎮各族兵亂，破六韓拔陵曾扼守此道，屢破魏軍。
靈丘道是華北地區的又一條重要道路。
北魏太和六年（482），孝文帝曾“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
北魏早在拓跋珪天興元年（398）時，即修築了這條道路，自望都（今河北唐縣東北）至代（指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太延二年（436）又通莎泉道（今山西靈丘西）。
孝文帝即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又加修治的，因為道出靈丘，故稱靈丘道。
這條古道北起平城，南越恒山，自靈丘以下略循今唐河谷道出太行山，南抵中山（今河北定州）。
此道為當時從山西高原北部通向華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曆史上穿越太行山的古道路主要有八條，号稱“太行八徑”。
滏口道，即為太行八徑之一。
山道穿行于河北的石鼓山之間，滏水（今滏陽河）源出于此，山高谷深，為自邺（今臨漳西南）西出的交通要道。
公元394年燕慕容垂滅西燕，即經此道。
經過南北朝時期的大動蕩，隋代的統一為全國交通的大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隋王朝的幅員已很廣大，東部、南部皆臨大海，北至五原（今内蒙古包頭市西北），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東北至遼西（今遼甯朝陽錦西一帶），西南至安南。
如此遼闊的國土，必須有發達的水陸交通作為商品溝通、文化交流的保證，同時得以維護政治的統治和軍事的行動。
在隋朝兩代君主三十幾年統治的歲月裡，陸路交通沒有什麼明顯的建樹，隻是大運河的開鑿為促進南北交通往來做出了貢獻。
公元618年，李淵父子建立了唐朝，從此中國的交通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的國土比隋代更為遼闊，“東極海，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在今越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今内蒙古陰山北）”。
其交通堪稱四通八達，根據《新唐書·地理志》，可以見到當時新開辟的許多道路，陸路交通真可謂無所不到了。
在關内道，德宗貞元七年（791）刺史李西華從陝西藍田到河南内鄉，開新道七百餘裡，“回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至今這條路仍是連接關中和豫西的主要通道。
在河南道，玄宗天寶七載（748）河南府尹韋濟以偃師縣境内的北坡道十分迂回，“自縣東山下開新道，通孝義橋”；第二年，館驿使禦史中丞宋渾在虢州開新路，自稠桑西經由晉王斜。
這樣的短距離道路各地都有新開的，大大便利了各地行路人。
江南東道，敬宗寶曆年間在杭州餘杭一帶修築甬道。
連通了西北大路，長達百餘裡，使“行旅無山水之患”。
江南西道，憲宗元年和年間，路旻主持在歙州祈門以西四十的武陵嶺上鑿石修築了盤山道，代宗永泰元年（756），潭州都督翟灌從益陽的望浮驿開新道，經過浮丘而至湘鄉。
嶺南道，開元十六年（728）玄宗下诏令張九齡在韶州的大庾嶺開鑿新路。
上述各條新開的道路，以關内道的偏路為最長，以大庾嶺的山路為最險要。
張九齡在《開大庾嶺路》一文中說：新路未開通之前，“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曲折狹窄的山徑極為險峻。
築路之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說明這條交通要道确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從成都到昆明，有一條千年古道，途中經由四川的宜賓和雲南的昭通，是從中原經蜀入滇的主要交通線。
昭通地區的鹽津縣豆沙關，曾有隋開皇五年（585）十月始州、益州石匠開山鑿石、架設編梁橋閣、直通越析州等地的題記。
隋朝亡後，這條路逐漸行人稀少而一度荒廢下來。
唐貞元年十年（794），德宗遣禦史中丞袁滋從長安赴雲南，冊封異牟尋為南诏首領，當時的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為袁滋一行經過而派人重修這條古道。
巡官馬益率領行營兵士負責這項工程。
從成都至“雲南蠻界”，中間的分界在隽州俄淮嶺。
馬益率行營兵馬築路，就修築到俄淮嶺為止。
開路置驿，共設驿舍32處。
這條道路成為後世從四川往雲南的主要通道。
玄宗以前，路上行人很少，德宗以後，來往于成都大理間的商隊就絡繹不絕了。
早在秦漢時期，從長安通往全國各地的道路就形成了系統的網絡，到了唐代，這
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必須不斷地尋找和擴大生活的空間及範圍，必須跋山涉水、披荊斬棘，其中包括制造和利用交通工具，以及與阻礙這些活動的一切自然的或社會的力量進行鬥争。
在石器時代，氏族和部落的遷徙與交流促進了遠古社會交通的發展。
生産的發展和人口的繁衍都必然帶來各地聚落之間的交通的發展，包括道路的拓寬、整修和管理，也包括獨木舟和獨木橋的産生。
氏族社會末期的各部落聯盟大規模的兼并戰争則使交通的發展進一步加速了。
黃河中遊一帶的黃帝軒轅氏與黃河下遊地區的炎帝神農氏曾經發生三次大戰；黃帝又與華北的蚩尤展開過激戰，這個傳說中的華夏始祖一生“披山通道，未嘗甯居”，他率領的軍隊“遷徙往來無常處，以師兵為營衛”，［1］這種戰争過程中軍隊的調動和物資的運輸，都需要相對通暢的道路。
公元前2100年左右，中國曆史上出現了夏王朝。
夏原來是一個部落聯盟的名稱，是由夏後氏、有扈氏等12個姒姓的氏族部落組成的。
開始主要興起在河南嵩山周圍和伊水、洛水流域，很快擴展到山西南部，并向東發展到河北、河南、山東交界處。
在這一廣闊的區域内，夏人主要從事農業生産，并保持着同周圍其他部落聯盟的交往。
在夏的東部，有日漸強大的商族。
商人的活動範圍更加廣闊。
早期經常遷徙，并發明了便于遷徙的車輛，當時還設立了“車正”之職專司車旅交通。
相傳一位名叫奚仲的人，就曾擔任過夏朝的車正。
用牛馬挽車已經成為部落酋長和有一定社會地位的新生貴族身份的标志，史稱“尊卑上下，各有等級”［2］。
傑出的商族首領湯經過十餘次大規模戰争，消滅了夏，建都于西亳（今河南偃師），五次遷都而在殷（今河南安陽一帶）落下腳。
商王武丁不斷對外作戰，使疆域擴大到整個黃河流域。
在夏、商時代，出于遷徙和戰争的需要，陸路交通應當已經頗具規模了，可惜文獻未有專門記載。
《尚書》中說夏禹“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史記》進一步說夏禹在治水的13年裡“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樺”，走遍天下九州。
對于夏代的車、船、橇、樺已無從考證，但當時已經有了一定規模的陸路和水路交通，應是沒有疑義的。
到了周代，中央政府和各地諸侯都很注意道路的修築和保護，從典籍中可以比較詳細地了解到當時的有關情況。
據《國語周語》記載，西周時期的道路按照一定時間進行修固，澤潦按照一定時間去築壩壘堤，江河之上要依據不同條件造橋，這一切都是“先王之教”；還規定道路旁要種植樹木，以樹木作為一種标記；域邦四郊要設置房屋，儲備些食品，作為防護道路的兵士和修治道路的丁夫止息之處，等等。
此外，還設置司空之官專門管理路政。
20世紀90年代，考古工作者在陝西周原遺址發現一段三千多年前的大型道路遺址，是西周最寬的道路。
這條西周古道位于扶風縣法門鎮齊家村東北，呈東南西北走向。
清理出的部分路段長約四十多米，路面寬約十米，中間略高，兩邊略低，路面上有8條明顯的車轍痕迹，可供4輛馬車并排通行。
在《詩經》、《左傳》、《史記》等文獻中，有很多關于周代道路的記載。
《詩經》中記載有的貴族女子出嫁，上百輛車子迎送（《鵲巢》）；有時軍隊出征，路上排列的戰車多達3000輛（《采芑》）；有的官員乘車在路上“驅馬悠悠”（《載馳》）；人們普遍稱頌魯國的道路平坦寬闊（《南山》、《載驅》）等等，可見當時道路的規模和質量是不錯的。
春秋時期，各國基本上都是按照西周時期的辦法管理道路的，有的諸侯國如陳國對道路管理不好，曾受到全社會的輿論譴責。
到了戰國時期，陸路和水路交通都有了較大的發展，各地開辟了不少重要的道路，其中最為著名的是由陝入川的金牛道。
戰國時由于社會經濟的發展，水利和交通也有了相應的發展，各個地區不同形式的交往使經濟發展上的不平衡逐漸減少，為全國的統一準備了條件。
在頻繁的戰争中，大規模的軍隊調動和戰争移民，對陸路交通的發展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
戰争可能在局部地區對交通有所妨礙，甚至造成道路和橋梁的破壞，但從全局來看，全國從分裂走向統一的戰争過程，使更多新的道路得以開辟，更多橋梁得以架設，更多的人群得以流動，更多的車船得以制造，無疑對交通的發展是有利的。
秦趙長平之戰，趙國出兵40萬人；秦為了滅楚，動員兵力達60萬人之多；公元前318年，魏、趙、燕、楚五國合縱攻秦；公元301年，齊、韓、晉、秦、楚而大舉伐齊……這一系列大規模的戰争行動，沒有陸路和水路交通方面的條件是很難進行的，所以，戰國時期的陸路交通，已經基本上構成了古代交通的網絡。
二、秦漢時期的道路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為了鞏固政權、控制全國局勢并抵禦北方匈奴的騷擾，在戰國時期交通網絡的基礎上，修築了著名的馳道與直道。
（一）馳道 秦代的馳道是公元前220年開始修治的，以國都鹹陽為中心，通向全國各個重要地區，尤其是六國的故都。
馳道是專供秦始皇出巡時行駛車馬的道路，即禦道。
《漢書·賈山傳》載：“秦為馳道于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
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
”馳道上就連皇太子也不得擅自通行，直到漢代仍是一條禦用道路。
《漢書·成帝紀》說漢武帝做太子時“不敢絕馳道”。
他當上皇帝之後，特别優待他的大乳母，“有诏得令乳母乘車行馳道中”。
不過，随着時間的推移，後來漢代的馳道已不止為皇帝所專用了，隻要有皇帝或太後、皇後的诏令，其他皇室成員也可以行于馳道之上。
實際上在秦末戰争年代馳道禦用的規定就已經沒有那樣嚴格了。
劉邦的部下周勃，攻打反叛的燕王臧荼，在易下消滅了敵軍，他就是利用馳道的交通便利而迅速出兵取勝的。
馳道兩旁的行道樹，是每隔三丈便栽種一棵松樹，既用來标明路線，也用來計算裡程。
在皇帝專用大路的兩旁，有可以讓百姓行走的小路。
修築馳道時，路上墊土全部夯實。
馳道的修成，對後來的交通提供了極大的便利條件。
魏晉以後，馳道雖然完全失去了皇家大道的意義，但是許多地區的馳道仍然是重要的交通幹線，政府對馳道的維修養護一直很重視。
唐代洛陽附近的馳道兩旁，居住着許多王公貴族，為的是出門方便。
（二）直道 秦代的直道隻有一條，是由鹹陽北部的雲陽縣甘泉山循子午嶺主脈北行，直到定邊縣南，再東北行進入鄂爾多斯草原，在昭君墳附近渡過黃河，到達内蒙古河套地區的九原郡。
兩地南北遙對，史稱“塹山堙谷，千八百裡”，實際上全長為七百多公裡。
直道的修築主要是從戰略上考慮的。
匈奴長期以來活動于陰山南北，遠在秦統一六國之前，就經常向南進攻，秦國以及東部的趙、燕諸國常受其擾，首當其沖的便是秦國。
匈奴控制的地區，南邊達到甯夏固原、陝西榆林一線，即戰國時的秦長城以北的鄂爾多斯草原和六盤山、橫山北麓，距鹹陽最近處僅250公裡。
匈奴的輕裝騎兵一晝夜疾行就可到達。
秦始皇以前的秦國統治者，一般都對匈奴采取消極防禦的戰略，征發民衆修築長城。
但長城并沒有也不可能完全保障北方的安甯。
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即派蒙恬率30萬大軍北征，把匈奴驅逐到陰山以北。
秦王朝在新統一的地區建立了34座縣城，從内地遷徙大批人民到這些地方定居，并在今包頭市以西設置了九原郡進行統籌管理。
在驅逐匈奴的第二年（前212）下令修築直道，以便有效地統治這一片國土。
直道為什麼以雲陽為起點呢？因為雲陽距國都鹹陽不遠，其間有往來方便的交通大道。
鹹陽至雲陽間修有馳道，道的兩旁都建起了垣牆，又稱甬道。
車輛駛過如同穿行巷中。
雲陽縣北有座甘泉山，峰巒起伏，雲高氣爽，風景十分秀麗，是避暑的勝地。
山上建有林光宮，秦始皇經常去那裡遊幸。
戰國時期，甘泉是子午嶺下的一個險要關隘，起着屏蔽鹹陽的作用，秦始皇去林光宮，也包含着一定的軍事意義，所以直道也從這裡為起點。
直道從甘泉山向北伸展，有一半蜿蜒在子午嶺上。
子午嶺位于陝北與隴東之間，作南北走向，為泾、洛兩河的分水嶺，嶺的北段為黃土丘陵，南段為土石山區，大緻可以在甘肅的華池縣東南為分界線。
直道從甘泉山循嶺北行經過石門關、雕嶺關、興隆關等諸多關隘，到達長城的營盤山、鐵角城一帶，然後從定邊開始，向東北穿越鄂爾多斯大草原。
從子午嶺上現存的直道遺迹看，直道是一直循着子午嶺主脈修築的，因為鄂爾多斯草原也散布着許多丘陵台地，所以直道經過草原時也免不了一番“塹山堙谷”的工程。
在今伊克昭盟東勝縣城西南的漫賴鄉，曾發現一段直道遺迹，路面殘寬約二十二米，路基的斷面暴露極為明顯，用當地的紅色砂岩土填築，由此向北和西南，均可以見到山岡上有當時開鑿的四個寬約五十米的豁口。
這四個豁口連成一線，向人們訴說着二千年來的風風雨雨。
直道的一半路程修築在山嶺上，一半路程修築在草原中，是一項巨大的工程。
修築直道始于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在短短的兩年半時間裡全部完成了選線和施工，政府和百姓都付出了很大的代價。
當年在郁郁蔥蔥的崇山峻嶺中出現一條幾百裡長的道路曲折盤旋于山間，為從渭水流域到塞外的交通提供了方便，不能不說是一個創造性的奇迹。
［3］ 無情的曆史似乎做了一個有意的安排：秦始皇三十七年，他最後一次出遊東方，在山東德州患病，七月死于河北钜鹿的趙國故苑丘宮，根據中車府令趙高的安排秘不發喪，載屍的辒涼車經井陉而抵九原，即從剛剛修好的直道疾速返回鹹陽。
從此，秦帝國走向了滅亡的道路。
（三）秦漢時期的其他道路 秦嶺和巴山，是關中通往西南地區的兩道天然屏障。
高聳的山崖峭壁、縱深的峽谷溝壑、湍急的河流飛澗，橫阻在川陝之間，千秋萬代使行路人愁凋朱顔，撫膺長歎。
戰國秦漢，有幾條古道路過秦嶺巴山，成為川陝之間的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紐帶，這就是著名的褒斜道、陳倉道、子午道和傥駱道。
早在新石器時代，人類已能通過崇山峻嶺間的峽谷曲折穿繞于秦嶺間，有一條路線是沿着北注渭水的斜水和南注漢水的褒水兩道河谷行進的，這就是褒斜道。
褒、斜二水同出秦嶺太白山，褒水南入漢水，谷口在舊褒城縣北10裡；斜水北入渭水，谷口在眉縣西南30裡。
兩河谷間的小路，曾是原始氏族先民穿越秦嶺的通道。
考古發掘表明，漢水上遊的仰韶文化遺址反映的基本面貌和渭水流域的文化一緻，漢中市附近的南鄭龍崗寺遺址，發掘了一百多座六千多年前的墓葬，出土的大批陶器、石器和骨角器的形制、花紋等大都可以在西安附近的同類遺存中見到，這種現象說明褒水、斜水間的小路當時曾是人們往來的重要途徑。
秦代曾于兩河谷間的一些懸崖陡壁上架設一些淩空的棧道，進一步溝通了秦嶺南北的交往。
在楚漢戰争的後期，劉邦兵歸漢中時，張良曾獻策燒掉了褒、斜峽谷中的一些棧道，一方面為了斷絕其他諸侯的兵馬，另一方面為了向項羽顯示漢兵沒有再入關中的意向，實為緩兵之計。
不過這樣一來，确實給南北交通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自漢末至五代。
褒斜道多次堙塞，又幾經修複。
南北兵争，這條道路始終是雙方行軍作戰的主要通道。
據史載，東漢末年劉焉據益州，曾使張曾斷斜谷棧道；蜀漢建興年間（223—237）諸葛亮北伐，亦修治斜谷棧道；北魏正始年間，曾重開斜谷舊道以達梁州；等等。
五代以後，斜谷道基本廢棄，自褒谷北上者，皆轉經陳倉道出散關而行。
陳倉道，也是穿越秦嶺的南北要道。
因古人以北為“子”，以南為“午”，所以這條南北的古道又稱為子午道。
西漢平帝元始五年（5年）王莽因皇後有子孫之瑞，決定開鑿子午道從長安東南的杜陵直絕南山而至漢中，其南口在今陝南安康縣境。
［4］三國時，這條道路是魏、蜀交争的要道。
到了南朝時，另開新路，即略向西移，自今西安市西南至甯陝縣。
唐代天寶年間，劍南涪州向朝廷貢納生荔枝，即由此道飛馬以達長安。
傥駱道，即駱谷道，是關中通往漢中的又一條古道，也是非常近捷的道路。
駱谷是秦嶺山脈中的一條長四百餘裡的峽谷，北口在今陝西周至縣西南部，沿駱谷水和傥水的河谷曲折南行而至漢中地區的洋縣。
三國時期，魏齊王正始五年（244）曹爽率軍入駱谷南下；元帝景元四年（263）鐘會率軍分别從斜谷、駱谷入，皆指此道。
唐代以後關于傥駱道的記載更多。
下面再介紹另外幾條秦漢古道。
自今甘肅文縣穿越岷山山脈，經由四川平武、江油等縣，繞出劍閣之西而趨成都，有一條古道稱為平道。
這條道路雖然十分險阻但亦堪稱捷徑。
三國時魏将鄧艾即由此道進兵滅蜀。
這條古道因山徑異常狹窄，行路人自北而南，擔在左肩無法移至右肩，故而又名左擔道，很多商旅視之如畏途。
從關中平原通往隴東高原，主要的道路是回中道。
秦始皇曾下令在今陝西隴縣西北修建一座宮殿，稱為回中宮，始皇二十七年（前220）出巡隴西、北地（今甯夏和甘肅東部），東歸時曾路經回中宮。
古道南起汧水河谷，北出蕭關（今甯夏固原東南），途經回中，所以稱為回中道。
西漢元封四年（前107）漢武帝自雍縣（今陝西鳳翔南）經過回中道，出蕭關。
東漢光武帝建武八年（32年）來翕由這條路攻取隗嚣割據下的略陽（今甘肅秦安東北）。
1978年，考古工作者在回中道附近的隴縣邊家莊發現了一座春秋早期的秦國貴族墓葬，發掘出土了大批青銅器銅禮器、兵器和車馬器。
這座墓葬的發現，進一步表明隴縣在陝甘古代交通中有重要的地位，回中道可能從遠古時代起就已成為東西交通的要道。
穿越秦嶺的褒斜道、陳倉道、子午道和傥駱道等等達漢中平原後，繼續向南越過巴山，有幾條著名的古道通往四川，伸向雲貴高原，它們是劍閣道、米倉道、清溪道、石門道及其他一些古道。
從漢中通往四川，在今四川劍閣東北的大劍山、小劍山一帶，峰巒連綿，峽谷幽深，下有隘路稱為劍閣道。
劍門地勢險要，為古代兵家必争之地，易守難攻。
“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杜甫留下的千古名句，最初指的就是劍門雄關。
三國時期，諸葛亮在此主持鑿劍山而開閣道，成為川陝間的主要通道。
諸葛亮曾在劍門關修築關樓，設把守，抵禦曹軍。
蜀漢末年，魏将鐘會、鄧艾率兵攻蜀，大将軍姜維僅以三萬人馬便把敵人十萬大軍拒之關外。
魏軍久攻不下，隻好另生一計，偷渡陰平，才取得勝利。
從漢中往四川，另一條古道是米倉道。
這條道路循漢水支流濂水谷道和嘉陵江支流巴江谷道，到達四川巴中地區，因經過米倉山而得名。
東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漢中張魯為曹操所破，自南山而入巴中，即由此道行進。
後來，南宋理宗寶祐六年（1258）蒙古軍隊分三路由北而南攻取四川，一路即經此道。
中國西南地區，漢代以前居住着濮族系統的滇（雲南）、夜郎（貴州）、句町（廣西）、邛都（四川）等“椎發、耕田、有邑聚”的人民，同時也有稱為“徙”的少數外來民族，還有從甘青地區南下的氐羌系統的移民，《後漢書》稱這些移民為筰、嶲等。
清溪道和石門道，就是漢代通西南夷的重要道路。
雄峙于川滇兩省及西藏東部的橫斷山脈，由多條并列的南北向雪嶺冰川組成。
自古以來，不但阻隔着川藏間的交通，而且限制了川滇間的往來。
清溪道就是在荒僻險阻的山野中開辟的川滇古道。
清溪道從四川漢源出發，經邛崃、荥經、雅安、西昌、渡口等地進入雲南，然後繼續往西延伸，穿雲南經緬甸到達印度，成為連接亞洲大陸腹腔内地與印巴次大陸及中南半島的樞紐，構成了一條早于北方絲綢之路兩個世紀的南方絲綢之路。
這條古道穿過彜族聚居的涼山地區，涼山彜族的首府西昌是一座有悠久曆史的古城，涼山邛海，山清水秀，甯靜幽絕，清溪道從這一帶通過，打破了甯靜，揭開了神秘，使閉塞的山寨居民增加了與外部世界交往的便利條件。
古道從今攀枝花市渡過金沙江，便進入了雲南省。
如果說清溪道是沖破雲貴荒原西段的一條羊腸小路，那麼石門道則是向雲貴高原開辟的一條頗具規模的驿道。
因為它是秦始皇統一全國修築的官道，路寬五尺，所以習慣上又稱之為五尺道。
公元前135年，漢武帝派遣鄱陽令唐蒙出使夜郎，又對這條古道進行了全面整治和開鑿，以通好“南夷”，開發“西南夷”，因此在漢代泛稱“西南夷道”。
石門道這個名稱，則是隋唐以後由于道經四川境内石門山而得名的。
據《史記》載，漢武帝派唐蒙、司馬相如負責修築這條道路時，因為在崇山峻嶺上施工，每天都有數萬人參加築路，丁伕是從各地征調的，糧食也要大量從外地運到工地上，實在供給不及，隻能到附近山寨中去購買。
數年而路猶未成，對當地居民的侵擾頗多，經常遭到少數民族的攻掠，官府又屢次派兵鎮壓，在築路的幾年裡，消耗的糧食和經費即使集中整個巴蜀的租賦也滿足不了。
［5］由此可見，通西南夷的道路是曆盡艱辛而開辟的。
浩大的工程耗用了大量人力财力，也嚴重影響了當地人民的生活，不過，這條道路的修治為後來的社會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促進作用。
在華北平原，秦漢時期有一條道路十分重要，即飛狐道。
這條道路是東漢建武十三年（37年）诏令王霸負責修築的。
王霸與杜茂指揮刑徒6000人，從代城（今河北蔚縣東）南部的飛狐口谷道延伸，經代城而西到達平城（今山西大同），沿路堆石布土，築起亭障，全長三百餘華裡。
後來北方發生的許多戰争，都是在這條古道上調兵遣将的。
在和平的日子裡，路上行人不絕，商旅過往頻繁，成為華北地區著名的交通要道。
從河北穿越太行山到山西的古代道路，以“井陉古道”遺迹保存較為完好。
這條道路是燕趙至秦晉間的交通要隘，有娘子關扼守，是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為巡視天下而在戰國時期原車馬道基礎上開辟修築的。
由于路面靠開山取石鋪就，有的地段用巨石砌成，所以能較好地保存下來。
至今可見河北井陉縣東天門附近的一千多米長的石闆路，路面上有秦漢以來車輛碾壓出的兩道深深的車轍。
為防止載重車輛下滑，同時考慮到上坡車輛休息，這條古道每隔二三十米還設有一處高凸于路面的石檻。
研究表明，井陉古道上的車轍寬度恰與西安附近秦兵馬俑遺址的馬車輪距相吻合。
除了朝廷下令修築的一些著名道路外，還有不少道路是根據移民和軍事上的需要而開鑿的，即所謂“逢山開路，遇水搭橋”。
東漢建武十七年（41年），伏波将軍馬援率大軍水陸并進南擊交趾，在沿着海邊進軍時，因山路荊榛叢生，極不便利，就邊開路邊行進，乃至築路千餘裡。
這種道路，曆史上并沒有留下專門的名稱。
軍事行動結束後，道路也就成為民間往來的紐帶了。
戰國秦漢時期，統治者十分重視城市道路交通的建設和管理。
每一座城市都修築了一些幹道以便車輛行駛。
漢長安城的發掘表明，在各個城門之間，各宮、市、庫、坊和貴族甲第之間，都有嚴格施工修築的大道。
清理出保存較好的由南宮門至直城門大街的一條南北向道路，寬九米，厚約三十厘米。
總之，秦漢時期，陸路交通是日益發展的，這一個交通大發展的階段，初步形成了春秋戰國開始奠定的中華大地陸路交通的基礎，形成了各地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主體，促進了經濟的發展和物質文化的交流。
如今，上述這些古道已大多無存，代之而起的是現代的公路和鐵路，但是，現代的道路往往是循着古道而擴展延伸的。
雖然曆史已埋進深山幽谷，行路人已聽不到馬嘶劍鳴，千百年裡古人對行路難的慨歎卻永遠萦回在山谷間，化作風聲水聲，迎送着南來北往的人們。
（四）魏晉至唐代的道路 漢代末年，内戰頻仍，三國魏晉南北朝的360年間，各個獨立王國都沒有足夠的力量統一全國，所以水陸交通隻能分散、局部地有所發展。
在連年戰争中，經濟生産遭到破壞，人口也遭到極嚴重的損失，除了征發壯丁充軍，各朝代的統治者幾乎無力調動更多的人力修築道路。
不過，在各個王國内，也有相對穩定的和平時期，從總的情況看，全國的交通還是向前持續發展的。
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北，有一條從河套地區往陰山以北的交通要道，在南北朝時期為北方各民族的交通作出了貢獻。
這條道路因呼和浩特市西北的路口有千餘步土色灰白，人們習慣稱為“白道”。
北魏時，在南谷口設有白道城，城北有白道嶺和白道川。
孝明帝正光年間北邊六鎮各族兵亂，破六韓拔陵曾扼守此道，屢破魏軍。
靈丘道是華北地區的又一條重要道路。
北魏太和六年（482），孝文帝曾“發州郡五萬人治靈丘道”。
北魏早在拓跋珪天興元年（398）時，即修築了這條道路，自望都（今河北唐縣東北）至代（指平城，今山西大同市東北）；太延二年（436）又通莎泉道（今山西靈丘西）。
孝文帝即是在原有的基礎上又加修治的，因為道出靈丘，故稱靈丘道。
這條古道北起平城，南越恒山，自靈丘以下略循今唐河谷道出太行山，南抵中山（今河北定州）。
此道為當時從山西高原北部通向華北平原的交通要道。
曆史上穿越太行山的古道路主要有八條，号稱“太行八徑”。
滏口道，即為太行八徑之一。
山道穿行于河北的石鼓山之間，滏水（今滏陽河）源出于此，山高谷深，為自邺（今臨漳西南）西出的交通要道。
公元394年燕慕容垂滅西燕，即經此道。
經過南北朝時期的大動蕩，隋代的統一為全國交通的大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
隋王朝的幅員已很廣大，東部、南部皆臨大海，北至五原（今内蒙古包頭市西北），西至且末（今新疆且末），東北至遼西（今遼甯朝陽錦西一帶），西南至安南。
如此遼闊的國土，必須有發達的水陸交通作為商品溝通、文化交流的保證，同時得以維護政治的統治和軍事的行動。
在隋朝兩代君主三十幾年統治的歲月裡，陸路交通沒有什麼明顯的建樹，隻是大運河的開鑿為促進南北交通往來做出了貢獻。
公元618年，李淵父子建立了唐朝，從此中國的交通進入了一個全面發展的高峰。
唐代的國土比隋代更為遼闊，“東極海，西至焉耆（今新疆焉耆），南盡林州南境（在今越南境），北接薛延陀界（今内蒙古陰山北）”。
其交通堪稱四通八達，根據《新唐書·地理志》，可以見到當時新開辟的許多道路，陸路交通真可謂無所不到了。
在關内道，德宗貞元七年（791）刺史李西華從陝西藍田到河南内鄉，開新道七百餘裡，“回山取塗，人不病涉，謂之偏路”，至今這條路仍是連接關中和豫西的主要通道。
在河南道，玄宗天寶七載（748）河南府尹韋濟以偃師縣境内的北坡道十分迂回，“自縣東山下開新道，通孝義橋”；第二年，館驿使禦史中丞宋渾在虢州開新路，自稠桑西經由晉王斜。
這樣的短距離道路各地都有新開的，大大便利了各地行路人。
江南東道，敬宗寶曆年間在杭州餘杭一帶修築甬道。
連通了西北大路，長達百餘裡，使“行旅無山水之患”。
江南西道，憲宗元年和年間，路旻主持在歙州祈門以西四十的武陵嶺上鑿石修築了盤山道，代宗永泰元年（756），潭州都督翟灌從益陽的望浮驿開新道，經過浮丘而至湘鄉。
嶺南道，開元十六年（728）玄宗下诏令張九齡在韶州的大庾嶺開鑿新路。
上述各條新開的道路，以關内道的偏路為最長，以大庾嶺的山路為最險要。
張九齡在《開大庾嶺路》一文中說：新路未開通之前，“以載則曾不容軌，以運則負之以背”，曲折狹窄的山徑極為險峻。
築路之後，“海外諸國，日以通商，齒革羽毛之殷，魚鹽蜃蛤之利，上足以備府庫之用，下足以瞻江淮之求”，說明這條交通要道确實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從成都到昆明，有一條千年古道，途中經由四川的宜賓和雲南的昭通，是從中原經蜀入滇的主要交通線。
昭通地區的鹽津縣豆沙關，曾有隋開皇五年（585）十月始州、益州石匠開山鑿石、架設編梁橋閣、直通越析州等地的題記。
隋朝亡後，這條路逐漸行人稀少而一度荒廢下來。
唐貞元年十年（794），德宗遣禦史中丞袁滋從長安赴雲南，冊封異牟尋為南诏首領，當時的劍南西川節度使韋臯為袁滋一行經過而派人重修這條古道。
巡官馬益率領行營兵士負責這項工程。
從成都至“雲南蠻界”，中間的分界在隽州俄淮嶺。
馬益率行營兵馬築路，就修築到俄淮嶺為止。
開路置驿，共設驿舍32處。
這條道路成為後世從四川往雲南的主要通道。
玄宗以前，路上行人很少，德宗以後，來往于成都大理間的商隊就絡繹不絕了。
早在秦漢時期，從長安通往全國各地的道路就形成了系統的網絡，到了唐代，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