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 古代交通與交通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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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在這裡擊敗成漢的軍隊，進入成都，成漢因而滅亡。
這座著名的索橋曆經南北朝和隋唐，巍然飛渡峽谷之間、急流之上，對西南地區的交通貢獻很大。
四川灌縣西北，岷江分流的地方曾橫跨着中國著名的索橋——珠浦橋，以竹為纜索，以木為橋樁，全長三百餘米，因地制宜，十分實用，很受過往行人的歡迎。
據《四川通志》記載：“其制兩岸椠石為穴，犍石為籠，夾植巨木，屹砥湍流，編竹繩跨江，橫闊一丈，離水面五尺，長一百二十丈。
”另據《灌縣志》記載，珠浦橋在曆史上已多次興廢，至清仁宗嘉慶八年（1803）乃仿舊制重新修建，長九十丈，高二丈尺，闊一丈，名叫“安瀾橋”。
直到1964年随着交通的發展和都江堰水利設施改革的需要，才将古代的竹索改為鋼索，把承托竹索的排架木樁改為鋼筋混凝土橋樁，橋身亦縮短為240米，使這座千年古橋徹底換了新貌。
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常見一種很簡單的索橋，稱為“溜索橋”或“溜筒橋”，過橋采用“溜”的方式。
彜、藏地區這種索橋的構造是，将竹筒或木筒穿在溜索上，索固定于江河兩岸，索下再系一根橫木和兩股皮繩。
渡河時，人騎在橫木上，筒挾于腋下，以手攀索，筒随人“溜”而過。
如索較平，溜過時隻需一根索，索陡則要一來一往兩根索，否則從低處向高處無法溜動。
過這種索橋十分驚險，稍一不慎，便有跌落深淵的噩運。
溜索以川西的茂州和松州分布最集中，貴州境内分布也很多。
五、其他橋梁 除了浮橋、梁橋、拱橋和索橋外，各地還有一些建築獨特、造型奇異的橋梁，反映出設計師和工匠們高超的技藝和智慧。
比如廣東潮州市東面的韓江上，橫跨着一座古代橋梁——廣濟橋。
這座橋創建于宋代，全長518米，中間有一段用船隻連接為浮橋，可以解開，讓出航道，成為可分可合的活動橋梁，這是中國橋梁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例子。
還有一種在陸地上淩空架起的橋梁，即天橋，古代也稱為“複道”或“閣道”。
天橋始建于秦代，骊山旁的阿房宮“覆壓三百餘裡，隔離天日”，期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都有構造華美的“複道行空”。
《三輔黃圖》說，宮中“作閣道至骊山八十裡，人行橋上，車行橋下”，可知這座天橋宏大的規模和豪華的氣派。
北方人在寒冷的冬季，利用特殊的條件以冰代橋，在古代亦不乏其例，黃河上就曾多次架起冰橋。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曾在陝西韓城的禹門外以冰橋渡送官兵。
另據《陝西通志》記載，府谷縣東30裡的天橋峽，每年冬天就靠冰橋過黃河；甘肅臯蘭縣的鎮遠黃河浮橋，冬天即拆除，代之以冰橋，冰橋上照樣通行車馬。
南方的橋梁種類大大超過北方。
在浙江的運河地區，有一種主要供纖夫拉纖用的橋，叫纖道橋。
這是一種與河流大體平行的岸上橋梁，有的可以長達五六公裡，一眼看不到頭。
紹興阮社有一座纖道橋稱為“百孔官塘”，長三百八十多米，橋墩用條石壘砌，高1.5米，橋底則接近水面，橋面用三行條石拼成，與河岸走向一緻，這種橋給挽船的纖夫提供了方便。
另外，南方還有一種水閘橋，即在柱、墩間設置水閘以利于兩岸農田灌溉的橋梁。
這種橋的橋墩兩側設有深槽，必要時則在槽中插上木闆，擋住河水，使水不能流過橋下而分流兩側涵洞中，引以灌田，在湖北武昌、浙江錢塘、紹興、義烏等地都有這種水閘橋。
橋梁是和人類生産、生活密切相關的，一般都建築在交通要道上，它的發展和人類的文明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
中國的橋梁建築曆史悠久，首創甚多，在世界橋梁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從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壕溝上架起的木橋，到今天武漢、南京上建造的長江大橋，無不聚積着人民無窮無盡的智慧和不怕困難的進取精神。
第三節 古代的交通工具 古代的陸路交通工具，主要是供行路人騎乘和馱載貨物的各種牲畜和車輛，也有後來出現的近距離内使用的轎子和肩輿等。
在中國的北方，用于騎乘和馱載的牲畜有馬、駱駝和驢、騾、牛，在一定曆史時期和局部地區内還利用過象、馴鹿、牦牛和狗；在南方則主要用馬、牛和驢、騾，局部地區用大象。
一、牲畜 （一）馬 馬是從國外傳入中國的。
馬匹進入中國的年代和傳播路線，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證明，黃河流域在商代已經普遍有馬的遺迹存在了，許多商代的墓葬中和陪葬的車馬坑内，都發現了馬的骨骸。
不過，商代中期以前馬匹極為罕見，較多出現駕車的馬是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時期，漢代以後馬車已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了。
商周時期，馬匹一般是用來駕駛車輛的，很少用于騎乘。
西周晚期，由于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影響，在戰争和驿傳中乘馬者漸多，馬匹也因而成為物資交換中的畜産，成為君主獎勵軍功的賞賜。
例如周宣王為了獎勵虢國的子白征伐猃狁立下的戰功，在周廟的宣榭裡舉行隆重的獻禽、飲至之禮，并當場贈給子白以馬匹和弓矢。
子白為此做了一個青銅器銘文紀念，這就是著名的“虢季子白盤”。
洛陽西工區在1969年發掘清理了一批戰國初期墓葬，其中有座墓随葬一匹銅馬，昂首靜立，無鞍及鞍具，尾巴打結，造型厚重，同時出土了銅馬銜和鉛制的辔飾，這時的馬已較多用于騎乘了。
唐代以後，馬匹在交通中的作用進一步加強了。
政治穩定、軍事強大的唐帝國，使北方地區的馬匹源源不斷地輸入黃河流域和西南地區，唐朝政府官員騎馬入朝成為定制，打馬球也成為貴族的時尚活動，對此在文獻中和唐代壁畫墓裡都可見到。
（二）象 商代以前，黃河流域還有一些大象出沒在山林中和湖沼旁，近代學者王國維、羅振玉、徐中舒等對此都做過詳盡的考證。
目前，學術界對“殷人服象”已無異議。
在殷墟的出土遺物中，不但有象牙雕镂的禮器，而且發現了不少大象的牙齒，公元前12世紀的商王武丁之妻婦好的墓中，還出土了形象逼真的玉象。
商代有些極大的蔔骨就是以象骨為材料的。
蔔辭田獵有“獲象”之語，甲骨文“為”字即是一人手牽象的樣子，上述資料足以證明象是當時常見的動物。
據《呂氏春秋》等書記載，“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乃以師逐之，至于江南”。
根據當時的車制判斷，商人服象主要是說以大象為坐騎和用象馱負貨物、拖曳貨物，而不是用于駕車。
周秦以後，大象在中原地區便很少見到了。
到了漢唐時期，大象已成為南方向朝廷的貢物。
不過，用大象來運載貨物和騎乘，在中國西南地區至今仍是常見的現象。
（三）駱駝 駱駝是北方沙漠地區交通運輸的重要工具。
大約在春秋時期，燕、趙諸國戰勝北方的少數民族戎人之後，駱駝就越來越被人們所注意了。
《史記·匈奴列傳》說駱駝是北戎的“奇畜”，後來各國便相繼把駱駝和良馬相提并論了。
（四）驢 驢，是中國古代十分重要的馱載牲畜和行路人的坐騎，數量巨大，分布極其廣泛，從東北平原到西南高原，到處可以見到騎着毛驢趕路的老人和婦女，到處可以見到馱着貨物的、拉着小車的驢。
驢在中國的民間，作用比馬、駱駝都大，十分受人歡迎。
（五）其他畜類 牛是人類較早馴養的一種家畜，在中國的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曾發現牛的骨骸。
用牛來馱運貨物和騎乘，至遲在西周時期已有記錄。
商代的甲骨文多次發現以牛為祭牲的記載，是否已把牛當做交通工具尚不清楚；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中常見把馬和牛同時賞賜給功臣的記錄，則可說明馬與牛是都可以騎乘、駕車的。
陝西鳳翔八旗屯的秦國墓葬中，曾出土陶制牛車模型二件。
這二件牛車分别為一牡一牝駕車，兩車的車輪形制大小相同。
牛與車輪為泥質灰陶燒制，它們之間有車轅、軸、輿等部件的木質朽痕，且轅明顯為兩根。
這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雙轅牛車模型，它與殷周以來的單轅車相比，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牦牛，是西部高原地區特有的牲畜，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及青海、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地區。
牦牛因為能在高原雪山上長途馱運，被稱為“高原之舟”，與“沙漠之舟”的駱駝相媲美。
西藏地區的古代運輸主要靠牦牛。
狗和馴鹿，是中國東北地區少數民族喜歡利用的工具，一般是在冬季用之拖曳冰雪上行進的爬犁。
爬犁，是北方民族在冬季使用的交通工具，因為是在冰雪上滑行，極少阻力，所以不需要用很大的牽引力就可以前進，狗的力量足以拖曳爬犁，馴鹿就更加綽綽有餘了。
元、明時期，黑龍江下遊一帶的驿站有所謂“狗站”之設，計24處。
這些狗站中飼養的狗不是像西晉時期文學家陸機所養的狗那樣，以狗送信，而是用來駕爬犁送驿使，傳達官方文件或書信的。
用狗或馴鹿為交通工具的情況，至今仍存在于少數地區。
二、車輛 人類随着社會生産的發展，在交通運輸工具方面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
利用馴養的動物做運載工具，是比較簡單的方法，而機械工具的發明和車輛的制作，則成為人類交通運輸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
人們自從發明了車輪、車軸和車廂，就在動力和速度上不斷改進車輛的部件和整體結構，從夏商王朝直至現代，各種車輛相繼出現，對于車的改進和創造從來沒有停止過。
中國古代學者普遍認為，車是在夏後氏時代由奚仲發明的。
《墨子·非儒篇》、《荀子·解蔽篇》、《呂氏春秋·審分覽》等都說是奚仲造車。
《左傳》定公元年（前509）：“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山海經·海内經》：“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
”後兩本書的記載和《墨子》等書略有不同，但對夏代已經發明了車，以及車和奚仲有密切的關系，則古典文獻的記載都是相同的。
《後漢書·輿服志》對此做了總結：“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
輪行可載，因物知生，複為之輿。
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至遠，天下獲其利。
”這是指最初車輛出現的狀況，可能還是以人力驅動的；“後世聖人觀于天，視鬥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于是乃曲其輔，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
”這是指夏代根據星移鬥轉的現象，發明了有轅有轭的獸力車的情況，随着制造技術的進步和完善，“群工緻巧”，車的種類也越來越多了。
夏代的車是什麼樣子，目前還沒有考古發現可資證明。
商代的車輛則有大量發現。
車字在甲骨文中已有很多記述，從字形觀察，當時的車制是大體相同的。
中國各地的商代遺址中，常有在貴族墓地内殺殉馬匹和用車馬陪葬的現象。
河南安陽殷墟的西部，白家墳、梅園莊、北辛莊和孝民屯之間的農田上發掘出九百多座殷商墓葬和五座同時的車馬坑。
這五座車馬坑雖然都被盜擾和破壞，但完全可以從殘存的遺迹彙集出當時的車制。
西周的車子，其形制基本上與商代相似，隻是根據用途不同而種類有所增加。
戰鬥中将士乘坐戎車，王侯将相出行時乘坐裝飾華麗的路車，平民百姓隻能乘坐牛車。
《詩·小雅·采芑》：“方叔莅止，其車三千。
”這是指當時王室擁有的戎車之盛；又雲：“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鈎膺絛革”，“方叔率止，約錯衡，八鸾玱玱。
”《小雅·出車》：“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
”這都是形容路車之類。
西周時期的車馬，在黃河兩岸的數十個遺址中大都有所發現，出土的實物表明，上述文獻的記載是十分真實的。
1974年在陝西渭南縣的南堡發現的西周初期車馬坑中，有車馬器35件，其中一件長筒形車軎上有四個牛頭圖案環繞一周，同類銅車馬具還有虎頭形車轄和當盧、馬镳、銮鈴、銅泡等等。
1976年底在河南省新鄭縣唐戶村發掘出一批西周和春秋時期的墓葬、車馬坑内埋葬着四匹馬，骨架保存尚好，兩匹馬的頭向着北方，另兩匹馬頭向着南方，土坑内中部較有規矩地分布着軎、、組成的車子零件，共有四組，每組相距一米左右。
根據車子的朽木痕迹判斷，坑内的車當為兩乘，這種車為二馬所駕。
1976年山東蓬萊縣村裡集也發掘了一批西周墓葬，出土的遺物中有兩種車軎，一種是平首直筒形；另一種是軎身成十二面形的，素面。
前者刻畫獸面紋飾線，兩個轄首都是獸頭形。
最著名的是陝西長安縣沣河西岸的張家坡西周墓地，發現了大量車馬坑，已發掘清理的十多座中一般每座埋一車二馬，也有二車六馬的。
最多的坑中埋四輛車，有的車馬坑内還葬着一名馭夫。
在河南浚縣的辛村發現了西周時期衛國貴族的墓地，發掘的14座車馬坑中有一座最大的長10米，寬9米多，埋車12輛、馬72匹。
西周時期燕國墓地在北京市房山縣琉璃河發現了，墓葬旁邊的車馬坑中埋放車馬的數量與墓主人生前的社會地位有直接關系，車馬坑中少的用二馬一車或四馬一車陪葬，多的有14匹馬5輛車。
燕國貴族的墓葬在北京昌平白浮村也有類似發現。
總之，西周的車制是與文獻記載一緻的。
春秋戰國之際，交通工具開始發生較為明顯的變化，主要是作戰用的戎車數量減少，騎兵的數量增加了，牛車在民間更為普及。
1994年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鄭韓故城附近的周莊戰國墓地發掘了一些車馬坑，有一輛車兩匹馬和兩輛車四匹馬的兩種随葬坑，這種現象在山東地區的滕州、淄博等遺址中也普遍存在，［9］說明當時的車制和埋葬制度都已經比春秋時期更儉約了。
漢代的車輛已經很多，僅宮廷用車和文武官員的公私車輛就有20多種，并依照等級形成了嚴格的用車制度。
天子乘坐的車叫做“路”，後世因轭前橫木曰“辂”而改“路”為辂。
據《周禮》王有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
其中玉路為第一，非王者不得乘坐，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唐宋以後。
皇太子、皇子及武将文官都可坐安車，但從裝飾上必須有所區分，皇太子的安車是朱輪、青蓋、金花篷、黑色紋飾、各種飾件都要異常精美，多鎏金器，習稱“青蓋車”。
皇孫的安車則是綠色的裝飾，習稱“綠車”。
公侯、列侯乘坐的安車，是“朱班輪、倚鹿轎、伏熊轼、皂繪蓋、黑”。
太皇太後、皇太後法駕出行，皆乘“金根車”，車篷四周加青色帷裳；如果不是法駕，乘的是紫色車篷的“車”，有衣蔽相遮掩，車身各處亦加華麗的裝飾，每車駕三匹馬。
長公主的車是紅色車篷；公主、皇妃和封君則乘坐油畫車，僅用一馬駕轅。
皇帝親耕時乘的車叫“耕車”，形制與裝飾同金辂一樣，也有人稱為“芝車”。
車上三蓋，帝王居左，馭手在中，農具放在右邊。
皇帝外出校獵乘坐的車叫“獵車”，形制亦同金辂，“重辋缦輪。
缪龍繞之”，因為常獵獲兇猛的野豬，習稱“豬車”南北朝時期改為“虎車”。
戎車則是天子和軍中将帥在戰争中乘坐的。
漢代的戎車仍如周秦一樣，是一種輕便車。
無篷無蓋，建矛戟，幢麾于其上，駕兩馬，這種車在文獻中和考古發掘中常可見到。
根據漢代的乘車制度，士大夫食俸二千石者，乘車皆皂蓋，朱兩；一千石至六百石者朱左。
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改制：三百石以上皆可皂布蓋，千石以上更以皂繪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
并明确規定：“賈人不得乘馬車。
”可見對商人地位的鄙視。
當時還規定，王公、列侯、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等官員的夫人，每逢朝會或參加皇後“親蠶”儀式時，可以乘坐她們丈夫的安車。
但平時出門不準乘坐，隻能乘“漆布辎餅車”。
皇帝出行，禮儀極其盛大隆重。
上路後，公卿在前面奉引，太仆親自駕馭乘車，大将軍參乘擔任警衛，他的車後要緊緊跟随81輛官車，分三列齊頭并進，每列27輛，并有其他裝載和馱運貨物的千乘萬騎随從。
這種出行禮儀大體上是由秦始皇制定的。
周代的諸侯出行，是二車九乘。
秦滅六國後，合并其車服，所以大駕出行改為81乘。
漢代使節乘坐的車有三種，稱為大使車、小使車和近小使車。
朝廷派遣重要使節出行，禦者必須立乘，車駕四馬，施赤色帷幔，前面有一個車隊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和功曹車各兩輛。
如果是一般的使臣，無節，導從之車減半。
一般的使者則乘坐小使車，禦者不立乘，車子也不那麼華美，導從車中沒有斧車。
近小使車，是專門為追捕、考察和奉命取物的官吏乘坐的，闌輿赤毂，白蓋赤帷，僅有騎兵40人跟随。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古代的用車制度是相當嚴格的，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也普遍存在。
即使在皇帝的眼底下，亦常有王公貴戚“美車服不軌法度者”。
所以，文獻記載不能作為考查用車制度的唯一準繩。
下面根據考古發現，簡單叙述一下漢代幾種常見的車。
在古典文獻中最常見到的是安車，車輿為長方形，輿前有擋闆，飾一銅獸首。
前橫轼裝飾着兩個銅鋪首銜環。
輿兩側有倚屏。
華蓋的面為黑色，沿邊裝飾着彩帶，呈橢圓形。
車轅有筩。
駕車的馬均佩帶辔飾和馬銜。
這種安車的器具零件常見錯金銀鑲嵌瑪瑙及綠松石的工藝品，十分精美華貴，屬皇太子、皇子和文武高級官員用車，即“青蓋車”。
地方官員的獵車，長方形車輿，有華蓋，車上兩側各置銅弩機一架及箭囊一個。
車亦由四馬牽引，車輿彩繪，飾件多為鎏金銅器，馬飾亦多為錯金銀鑲嵌瑪瑙及綠松石的飾件。
鳳凰車，車輿為長方形，左右兩側有倚屏，屏上有彩繪圖案，輿後兩邊還有彩繪小屏及銅笛。
輿的四角為四松篷架，篷蓋上繪有流雲形、幾何形和鳳凰圖案。
這種車也是四馬牽引，是高級官員的另一種車，也許即貴夫人的車。
漢代的馬車實物，在北京大葆台、河北滿城和定縣、山東曲阜和長清、河南永城等地的王侯墓葬中都有發現。
山東臨淄的西漢齊王墓，僅在陪葬坑中就清理出大木車3輛，小木車1輛，馬13匹和一萬多件随葬器物。
山東長清雙乳山一号漢墓出土的雙轅轺車，對研究漢代的馬車形制、用車制度和陸路交通都是珍貴的資料。
類似的車在北方一些貴族墓葬的壁畫中也有描繪。
除了上述王公貴戚乘坐的車輛，在文獻和考古發掘中還有一些不常見的車，如山東曲阜九龍山西漢墓中發現的小馬車，車輿倚屏，屏内有四根樹立的木條，屏頂飾有弓形銅飾，全車各部分幾乎都用漆繪彩飾，由四匹小馬牽引，馬身都裝飾着鑲嵌瑪瑙或金片的飾件，這種車可能是貴族婦女乘坐的一種車。
還有一種貴族婦女乘坐的一種牛車，亦稱“七香車”。
梁簡文帝《烏棲曲》雲“青牛丹毂七香車”及唐代王維《洛陽女兒行》裡“羅帏送上七香車”，均指這種車。
盧照鄰還在《長安古意》中詳細描述了七香車的華美。
另外，漢代還有兩種不常見的車，一種是喪葬用的輥轅車，是安車的一種。
這種車的使用是由秦始皇之喪開始的，因他死于東巡歸來的途中，正逢炎熱的夏季，用李斯之計秘不發喪，為防屍臭外溢，以冰塊圍護棺外，并同時載魚而歸，以腐魚的氣味欺騙輿論。
此後，輥轅車專用為喪車，《漢書·霍光傳》記載，“載光屍柩以輥轅車。
”顔師古注曰：“辒轅本安車也，可以卧息。
後因載喪，飾以柳霎，故遂為喪車耳。
”古代的車上都要建旗，分為正豎與斜插兩種，安車上面的旗幟是斜插的。
據《釋名·釋喪制》，輿棺之車又叫輛。
其蓋曰柳，亦曰鼈甲，因其形似鼈甲，故稱。
另一種是檻車，多用押解囚犯或裝載家畜。
漢代将重要囚犯押解上路，要囚之以檻車。
即用粗木制成的檻式車輿，駕之以牛，有兵士押送。
西漢時，淮南王劉長謀叛，文帝盡誅參與謀叛者，在衆大臣的倡議下，将劉長流放到蜀郡的嚴道縣。
因劉長身體壯，“力能扛鼎”，在押送時裝在檻車中。
沿途郡縣都害怕有什麼失誤，所到之傳舍皆不敢開啟檻車的封條。
這個驕橫一世的淮南王不甘如此受辱，絕食而死。
文帝為開脫自己“殺兄”之責，竟下令将諸縣傳舍不發封者一律斬首。
漢安帝永初四年（110），中郎将任尚坐贓千萬，也由這種檻車押解，斬首于市。
從漢代直到清代，押解囚犯一般都用檻車。
民間常見的交通車輛，除了使用畜力的馬車、牛車、驢車外，還有更為普遍的獨輪車。
西漢末年，獨輪車開始出現，其中齊魯地區和巴蜀一帶比較流行。
在四川成都漢墓的畫像磚上，四川渠縣燕家村和蒲家灣的漢代石阙上，以及山東嘉祥漢代武梁祠的畫像石上，都出現了獨輪車的形象。
這種車的特點是結構簡單，兩個把手前方架設一個輪子，把手之間則以二、三橫木連接，形成一個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
輪子兩側有立架護輪，一般隻需要一人推動。
如果載物較重，則可以有另一人在車的前面用繩子拖曳，行車靈活輕便，也很适宜在狹窄的路上行走。
運輸量比一般的人力、畜力大許多倍。
兩漢魏晉時期，獨輪車已經是北方地區廣泛使用的車子了，一般多用于一定距離和範圍之内的貨物運輸。
甘肅酒泉、嘉峪關地區1977年發掘了八座晉代墓葬，出土文物反映了河西走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生活和交通運輸情況。
在酒泉縣的丁家閘村一座十六國時的大型壁畫中，繪制了墓主人日常生活中乘坐的駕牛通峽車和車。
畫中有一支運輸車隊，由四個車夫推着四輛獨輪車組成，正在行進中。
在唐宋遼金的墓中壁畫上，也曾見到有獨輪車的描繪。
漢魏以後，民間的運輸車輛主要依靠牛車和馬車，其中馬車以客運為主，牛車分為載人和載貨的兩種。
馬車的形制與裝飾，往往表明車主人的地位。
載人的牛車，主要是婦女與兒童、老人乘坐。
1996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雨花台區花神廟清理了兩座南朝墓葬，出土了一件陶制牛車模型。
陶牛駕在轅上，昂首瞪目，雙耳豎起，兩角彎曲，身體壯碩，扁尾下垂。
車廂左右兩壁近頂部各有一小圓孔，可能是挂簾幕用的。
車廂外底部四角各有一插座，内有圓形插孔，可能用來插旗幡類裝飾物。
尤其令人矚目的是牽牛車的男仆俑，頭戴平帻，身穿袴褶，褶為窄袖雞心領，内露紅色中衣，下擺分叉。
袴大口，呈喇叭狀，較寬松，及地不露腳。
雙手作牽繩狀。
男俑的服裝為當時的“胡服”，原在北方的遊牧民族流行，魏晉以後才在黃河流域傳開，南朝亦受其影響，成為一種“無論貴賤通服之”的常服與便服。
南京出土的陶牛車和牽牛俑，說明南北朝時期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是很廣泛的，交通的發達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條件。
文獻記載，唐宋時期黃河流域民間使用牛車已極其普遍。
農忙時節，牛可耕田；農閑時節，牛可挽車進行短途運輸。
詩聖杜甫在《賣炭翁》中曾描寫了一個趕着牛車賣炭的老人被宦官欺淩的悲慘故事。
到了宋代，牛車已經廣布長城内外、大河上下了。
考古發現的唐代牛車模型已經很多，一般是貴族墓葬中的随葬品，有木制和陶制的。
1988年河南鄭州市上街唐墓出土的陶牛車，車廂呈方形，上有卷棚式頂蓋，兩端上翹。
車廂前側刻出木栅門，後側刻出雙門，中有門柱，右側一門關閉，左側一門洞開。
車棚下及車廂兩端的上部塗白粉，繪紅彩，車棚頂部飾有7道凸棱。
車體各部分比例協調，前有一頭陶牛，膘肥體壯，兩角上翹，神态生動。
同樣的陶車，在河南偃師杏園村發掘的唐墓中也發現了。
比起南京出土的南朝牛車，有了明顯的進步。
在遼甯、吉林發掘的遼代壁畫墓中，出行圖常繪有駝車，法庫葉茂台遼末宰相蕭義墓中的出行圖，駝車、武士、仆役都刻畫得栩栩如生。
使用牛車這種狀況直到今天在北方農村仍舊存在，而駝車則早已不見蹤迹了。
明清以後的商品經濟發展較迅速，交通運輸業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除了上述各種車輛外，在民間還有許多其他形制的車子，如牛車就出現了一些不同的種類，獨輪車的形式也并非一緻，這裡就不詳細介紹了。
三、肩輿、步辇與轎 随着交通事業的發展，秦漢以後的交通工具也有新的發展和改進，至遲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出現了利用人力的乘坐工具——肩輿。
宋代把新式家具交椅和肩輿結合起來用于出門旅行，出現了比以前更舒适輕便的肩輿。
宋代的官員乘坐肩輿已經十分普遍。
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載：“張君猷為湖南漕。
過南嶽，自肩輿中見路左一道觀甚麗，榜曰‘朱陵宮’，遙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
君猷意欲下，而從騎半已過。
”1978年，在江蘇省溧陽縣竹箦鄉發現了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的夫妻合葬墓，有随葬的肩輿模型。
墓主李彬，金陵溧陽人，其曾祖、祖父萬“累世不仕”，李彬本人也從未做過官，但由于世代經營，到李彬時已成為“赀積巨萬”的地方富豪，平日以交接社會上層人士為樂，每出門便乘肩輿，形象地再現了當年的情況。
李彬墓中的肩輿模型，即為一隻大椅，形制完全同室内所陳設，隻是兩旁各安置一根竹杠，不施杠帷。
輿夫二人，皆短衣小帽，裝束整齊，可能是在其家中長期固定做這種勞役的仆人。
二人在肩輿的前後作擡輿的姿态。
輿的兩根擡杠的間距，略寬于人之雙肩，輿夫在行走時是将一根杠子擔在肩上，另一根則用手承托舉起。
這樣可使手與肩相互輪換休息。
這座著名的索橋曆經南北朝和隋唐，巍然飛渡峽谷之間、急流之上，對西南地區的交通貢獻很大。
四川灌縣西北，岷江分流的地方曾橫跨着中國著名的索橋——珠浦橋，以竹為纜索，以木為橋樁，全長三百餘米，因地制宜，十分實用，很受過往行人的歡迎。
據《四川通志》記載：“其制兩岸椠石為穴，犍石為籠，夾植巨木，屹砥湍流，編竹繩跨江，橫闊一丈，離水面五尺，長一百二十丈。
”另據《灌縣志》記載，珠浦橋在曆史上已多次興廢，至清仁宗嘉慶八年（1803）乃仿舊制重新修建，長九十丈，高二丈尺，闊一丈，名叫“安瀾橋”。
直到1964年随着交通的發展和都江堰水利設施改革的需要，才将古代的竹索改為鋼索，把承托竹索的排架木樁改為鋼筋混凝土橋樁，橋身亦縮短為240米，使這座千年古橋徹底換了新貌。
在一些少數民族地區，常見一種很簡單的索橋，稱為“溜索橋”或“溜筒橋”，過橋采用“溜”的方式。
彜、藏地區這種索橋的構造是，将竹筒或木筒穿在溜索上，索固定于江河兩岸，索下再系一根橫木和兩股皮繩。
渡河時，人騎在橫木上，筒挾于腋下，以手攀索，筒随人“溜”而過。
如索較平，溜過時隻需一根索，索陡則要一來一往兩根索，否則從低處向高處無法溜動。
過這種索橋十分驚險，稍一不慎，便有跌落深淵的噩運。
溜索以川西的茂州和松州分布最集中，貴州境内分布也很多。
五、其他橋梁 除了浮橋、梁橋、拱橋和索橋外，各地還有一些建築獨特、造型奇異的橋梁，反映出設計師和工匠們高超的技藝和智慧。
比如廣東潮州市東面的韓江上，橫跨着一座古代橋梁——廣濟橋。
這座橋創建于宋代，全長518米，中間有一段用船隻連接為浮橋，可以解開，讓出航道，成為可分可合的活動橋梁，這是中國橋梁發展史上的一個特殊例子。
還有一種在陸地上淩空架起的橋梁，即天橋，古代也稱為“複道”或“閣道”。
天橋始建于秦代，骊山旁的阿房宮“覆壓三百餘裡，隔離天日”，期間五步一樓，十步一閣都有構造華美的“複道行空”。
《三輔黃圖》說，宮中“作閣道至骊山八十裡，人行橋上，車行橋下”，可知這座天橋宏大的規模和豪華的氣派。
北方人在寒冷的冬季，利用特殊的條件以冰代橋，在古代亦不乏其例，黃河上就曾多次架起冰橋。
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曾在陝西韓城的禹門外以冰橋渡送官兵。
另據《陝西通志》記載，府谷縣東30裡的天橋峽，每年冬天就靠冰橋過黃河；甘肅臯蘭縣的鎮遠黃河浮橋，冬天即拆除，代之以冰橋，冰橋上照樣通行車馬。
南方的橋梁種類大大超過北方。
在浙江的運河地區，有一種主要供纖夫拉纖用的橋，叫纖道橋。
這是一種與河流大體平行的岸上橋梁，有的可以長達五六公裡，一眼看不到頭。
紹興阮社有一座纖道橋稱為“百孔官塘”，長三百八十多米，橋墩用條石壘砌，高1.5米，橋底則接近水面，橋面用三行條石拼成，與河岸走向一緻，這種橋給挽船的纖夫提供了方便。
另外，南方還有一種水閘橋，即在柱、墩間設置水閘以利于兩岸農田灌溉的橋梁。
這種橋的橋墩兩側設有深槽，必要時則在槽中插上木闆，擋住河水，使水不能流過橋下而分流兩側涵洞中，引以灌田，在湖北武昌、浙江錢塘、紹興、義烏等地都有這種水閘橋。
橋梁是和人類生産、生活密切相關的，一般都建築在交通要道上，它的發展和人類的文明史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
中國的橋梁建築曆史悠久，首創甚多，在世界橋梁史上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
從西安半坡新石器時代遺址的壕溝上架起的木橋，到今天武漢、南京上建造的長江大橋，無不聚積着人民無窮無盡的智慧和不怕困難的進取精神。
第三節 古代的交通工具 古代的陸路交通工具，主要是供行路人騎乘和馱載貨物的各種牲畜和車輛，也有後來出現的近距離内使用的轎子和肩輿等。
在中國的北方，用于騎乘和馱載的牲畜有馬、駱駝和驢、騾、牛，在一定曆史時期和局部地區内還利用過象、馴鹿、牦牛和狗；在南方則主要用馬、牛和驢、騾，局部地區用大象。
一、牲畜 （一）馬 馬是從國外傳入中國的。
馬匹進入中國的年代和傳播路線，至今仍是未解之謎。
根據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資料證明，黃河流域在商代已經普遍有馬的遺迹存在了，許多商代的墓葬中和陪葬的車馬坑内，都發現了馬的骨骸。
不過，商代中期以前馬匹極為罕見，較多出現駕車的馬是在商代晚期和西周時期，漢代以後馬車已在全國各地普遍存在了。
商周時期，馬匹一般是用來駕駛車輛的，很少用于騎乘。
西周晚期，由于受到北方少數民族的影響，在戰争和驿傳中乘馬者漸多，馬匹也因而成為物資交換中的畜産，成為君主獎勵軍功的賞賜。
例如周宣王為了獎勵虢國的子白征伐猃狁立下的戰功，在周廟的宣榭裡舉行隆重的獻禽、飲至之禮，并當場贈給子白以馬匹和弓矢。
子白為此做了一個青銅器銘文紀念，這就是著名的“虢季子白盤”。
洛陽西工區在1969年發掘清理了一批戰國初期墓葬，其中有座墓随葬一匹銅馬，昂首靜立，無鞍及鞍具，尾巴打結，造型厚重，同時出土了銅馬銜和鉛制的辔飾，這時的馬已較多用于騎乘了。
唐代以後，馬匹在交通中的作用進一步加強了。
政治穩定、軍事強大的唐帝國，使北方地區的馬匹源源不斷地輸入黃河流域和西南地區，唐朝政府官員騎馬入朝成為定制，打馬球也成為貴族的時尚活動，對此在文獻中和唐代壁畫墓裡都可見到。
（二）象 商代以前，黃河流域還有一些大象出沒在山林中和湖沼旁，近代學者王國維、羅振玉、徐中舒等對此都做過詳盡的考證。
目前，學術界對“殷人服象”已無異議。
在殷墟的出土遺物中，不但有象牙雕镂的禮器，而且發現了不少大象的牙齒，公元前12世紀的商王武丁之妻婦好的墓中，還出土了形象逼真的玉象。
商代有些極大的蔔骨就是以象骨為材料的。
蔔辭田獵有“獲象”之語，甲骨文“為”字即是一人手牽象的樣子，上述資料足以證明象是當時常見的動物。
據《呂氏春秋》等書記載，“商人服象，為虐于東夷，周公乃以師逐之，至于江南”。
根據當時的車制判斷，商人服象主要是說以大象為坐騎和用象馱負貨物、拖曳貨物，而不是用于駕車。
周秦以後，大象在中原地區便很少見到了。
到了漢唐時期，大象已成為南方向朝廷的貢物。
不過，用大象來運載貨物和騎乘，在中國西南地區至今仍是常見的現象。
（三）駱駝 駱駝是北方沙漠地區交通運輸的重要工具。
大約在春秋時期，燕、趙諸國戰勝北方的少數民族戎人之後，駱駝就越來越被人們所注意了。
《史記·匈奴列傳》說駱駝是北戎的“奇畜”，後來各國便相繼把駱駝和良馬相提并論了。
（四）驢 驢，是中國古代十分重要的馱載牲畜和行路人的坐騎，數量巨大，分布極其廣泛，從東北平原到西南高原，到處可以見到騎着毛驢趕路的老人和婦女，到處可以見到馱着貨物的、拉着小車的驢。
驢在中國的民間，作用比馬、駱駝都大，十分受人歡迎。
（五）其他畜類 牛是人類較早馴養的一種家畜，在中國的許多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曾發現牛的骨骸。
用牛來馱運貨物和騎乘，至遲在西周時期已有記錄。
商代的甲骨文多次發現以牛為祭牲的記載，是否已把牛當做交通工具尚不清楚；西周的青銅器銘文中常見把馬和牛同時賞賜給功臣的記錄，則可說明馬與牛是都可以騎乘、駕車的。
陝西鳳翔八旗屯的秦國墓葬中，曾出土陶制牛車模型二件。
這二件牛車分别為一牡一牝駕車，兩車的車輪形制大小相同。
牛與車輪為泥質灰陶燒制，它們之間有車轅、軸、輿等部件的木質朽痕，且轅明顯為兩根。
這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雙轅牛車模型，它與殷周以來的單轅車相比，無疑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牦牛，是西部高原地區特有的牲畜，主要分布在西藏高原及青海、四川西部和雲南西北部地區。
牦牛因為能在高原雪山上長途馱運，被稱為“高原之舟”，與“沙漠之舟”的駱駝相媲美。
西藏地區的古代運輸主要靠牦牛。
狗和馴鹿，是中國東北地區少數民族喜歡利用的工具，一般是在冬季用之拖曳冰雪上行進的爬犁。
爬犁，是北方民族在冬季使用的交通工具，因為是在冰雪上滑行，極少阻力，所以不需要用很大的牽引力就可以前進，狗的力量足以拖曳爬犁，馴鹿就更加綽綽有餘了。
元、明時期，黑龍江下遊一帶的驿站有所謂“狗站”之設，計24處。
這些狗站中飼養的狗不是像西晉時期文學家陸機所養的狗那樣，以狗送信，而是用來駕爬犁送驿使，傳達官方文件或書信的。
用狗或馴鹿為交通工具的情況，至今仍存在于少數地區。
二、車輛 人類随着社會生産的發展，在交通運輸工具方面不斷有所發現，有所創造。
利用馴養的動物做運載工具，是比較簡單的方法，而機械工具的發明和車輛的制作，則成為人類交通運輸中的一個重要裡程碑。
人們自從發明了車輪、車軸和車廂，就在動力和速度上不斷改進車輛的部件和整體結構，從夏商王朝直至現代，各種車輛相繼出現，對于車的改進和創造從來沒有停止過。
中國古代學者普遍認為，車是在夏後氏時代由奚仲發明的。
《墨子·非儒篇》、《荀子·解蔽篇》、《呂氏春秋·審分覽》等都說是奚仲造車。
《左傳》定公元年（前509）：“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
”《山海經·海内經》：“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為車。
”後兩本書的記載和《墨子》等書略有不同，但對夏代已經發明了車，以及車和奚仲有密切的關系，則古典文獻的記載都是相同的。
《後漢書·輿服志》對此做了總結：“上古聖人，見轉蓬始知為輪。
輪行可載，因物知生，複為之輿。
輿輪相乘，流運罔極，任重至遠，天下獲其利。
”這是指最初車輛出現的狀況，可能還是以人力驅動的；“後世聖人觀于天，視鬥周旋，魁方杓曲，以攜龍、角為帝車，于是乃曲其輔，乘牛駕馬，登險赴難，周覽八極。
”這是指夏代根據星移鬥轉的現象，發明了有轅有轭的獸力車的情況，随着制造技術的進步和完善，“群工緻巧”，車的種類也越來越多了。
夏代的車是什麼樣子，目前還沒有考古發現可資證明。
商代的車輛則有大量發現。
車字在甲骨文中已有很多記述，從字形觀察，當時的車制是大體相同的。
中國各地的商代遺址中，常有在貴族墓地内殺殉馬匹和用車馬陪葬的現象。
河南安陽殷墟的西部，白家墳、梅園莊、北辛莊和孝民屯之間的農田上發掘出九百多座殷商墓葬和五座同時的車馬坑。
這五座車馬坑雖然都被盜擾和破壞，但完全可以從殘存的遺迹彙集出當時的車制。
西周的車子，其形制基本上與商代相似，隻是根據用途不同而種類有所增加。
戰鬥中将士乘坐戎車，王侯将相出行時乘坐裝飾華麗的路車，平民百姓隻能乘坐牛車。
《詩·小雅·采芑》：“方叔莅止，其車三千。
”這是指當時王室擁有的戎車之盛；又雲：“路車有奭，簟笰魚服，鈎膺絛革”，“方叔率止，約錯衡，八鸾玱玱。
”《小雅·出車》：“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矣，建彼旄矣。
”這都是形容路車之類。
西周時期的車馬，在黃河兩岸的數十個遺址中大都有所發現，出土的實物表明，上述文獻的記載是十分真實的。
1974年在陝西渭南縣的南堡發現的西周初期車馬坑中，有車馬器35件，其中一件長筒形車軎上有四個牛頭圖案環繞一周，同類銅車馬具還有虎頭形車轄和當盧、馬镳、銮鈴、銅泡等等。
1976年底在河南省新鄭縣唐戶村發掘出一批西周和春秋時期的墓葬、車馬坑内埋葬着四匹馬，骨架保存尚好，兩匹馬的頭向着北方，另兩匹馬頭向着南方，土坑内中部較有規矩地分布着軎、、組成的車子零件，共有四組，每組相距一米左右。
根據車子的朽木痕迹判斷，坑内的車當為兩乘，這種車為二馬所駕。
1976年山東蓬萊縣村裡集也發掘了一批西周墓葬，出土的遺物中有兩種車軎，一種是平首直筒形；另一種是軎身成十二面形的，素面。
前者刻畫獸面紋飾線，兩個轄首都是獸頭形。
最著名的是陝西長安縣沣河西岸的張家坡西周墓地，發現了大量車馬坑，已發掘清理的十多座中一般每座埋一車二馬，也有二車六馬的。
最多的坑中埋四輛車，有的車馬坑内還葬着一名馭夫。
在河南浚縣的辛村發現了西周時期衛國貴族的墓地，發掘的14座車馬坑中有一座最大的長10米，寬9米多，埋車12輛、馬72匹。
西周時期燕國墓地在北京市房山縣琉璃河發現了，墓葬旁邊的車馬坑中埋放車馬的數量與墓主人生前的社會地位有直接關系，車馬坑中少的用二馬一車或四馬一車陪葬，多的有14匹馬5輛車。
燕國貴族的墓葬在北京昌平白浮村也有類似發現。
總之，西周的車制是與文獻記載一緻的。
春秋戰國之際，交通工具開始發生較為明顯的變化，主要是作戰用的戎車數量減少，騎兵的數量增加了，牛車在民間更為普及。
1994年秋，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鄭韓故城附近的周莊戰國墓地發掘了一些車馬坑，有一輛車兩匹馬和兩輛車四匹馬的兩種随葬坑，這種現象在山東地區的滕州、淄博等遺址中也普遍存在，［9］說明當時的車制和埋葬制度都已經比春秋時期更儉約了。
漢代的車輛已經很多，僅宮廷用車和文武官員的公私車輛就有20多種，并依照等級形成了嚴格的用車制度。
天子乘坐的車叫做“路”，後世因轭前橫木曰“辂”而改“路”為辂。
據《周禮》王有五路：玉路、金路、象路、革路、木路。
其中玉路為第一，非王者不得乘坐，這種制度一直延續到唐宋以後。
皇太子、皇子及武将文官都可坐安車，但從裝飾上必須有所區分，皇太子的安車是朱輪、青蓋、金花篷、黑色紋飾、各種飾件都要異常精美，多鎏金器，習稱“青蓋車”。
皇孫的安車則是綠色的裝飾，習稱“綠車”。
公侯、列侯乘坐的安車，是“朱班輪、倚鹿轎、伏熊轼、皂繪蓋、黑”。
太皇太後、皇太後法駕出行，皆乘“金根車”，車篷四周加青色帷裳；如果不是法駕，乘的是紫色車篷的“車”，有衣蔽相遮掩，車身各處亦加華麗的裝飾，每車駕三匹馬。
長公主的車是紅色車篷；公主、皇妃和封君則乘坐油畫車，僅用一馬駕轅。
皇帝親耕時乘的車叫“耕車”，形制與裝飾同金辂一樣，也有人稱為“芝車”。
車上三蓋，帝王居左，馭手在中，農具放在右邊。
皇帝外出校獵乘坐的車叫“獵車”，形制亦同金辂，“重辋缦輪。
缪龍繞之”，因為常獵獲兇猛的野豬，習稱“豬車”南北朝時期改為“虎車”。
戎車則是天子和軍中将帥在戰争中乘坐的。
漢代的戎車仍如周秦一樣，是一種輕便車。
無篷無蓋，建矛戟，幢麾于其上，駕兩馬，這種車在文獻中和考古發掘中常可見到。
根據漢代的乘車制度，士大夫食俸二千石者，乘車皆皂蓋，朱兩；一千石至六百石者朱左。
漢景帝中元五年（前145）改制：三百石以上皆可皂布蓋，千石以上更以皂繪覆蓋，二百石以下白布蓋。
并明确規定：“賈人不得乘馬車。
”可見對商人地位的鄙視。
當時還規定，王公、列侯、中二千石和二千石等官員的夫人，每逢朝會或參加皇後“親蠶”儀式時，可以乘坐她們丈夫的安車。
但平時出門不準乘坐，隻能乘“漆布辎餅車”。
皇帝出行，禮儀極其盛大隆重。
上路後，公卿在前面奉引，太仆親自駕馭乘車，大将軍參乘擔任警衛，他的車後要緊緊跟随81輛官車，分三列齊頭并進，每列27輛，并有其他裝載和馱運貨物的千乘萬騎随從。
這種出行禮儀大體上是由秦始皇制定的。
周代的諸侯出行，是二車九乘。
秦滅六國後，合并其車服，所以大駕出行改為81乘。
漢代使節乘坐的車有三種，稱為大使車、小使車和近小使車。
朝廷派遣重要使節出行，禦者必須立乘，車駕四馬，施赤色帷幔，前面有一個車隊導從：賊曹車、斧車、督車和功曹車各兩輛。
如果是一般的使臣，無節，導從之車減半。
一般的使者則乘坐小使車，禦者不立乘，車子也不那麼華美，導從車中沒有斧車。
近小使車，是專門為追捕、考察和奉命取物的官吏乘坐的，闌輿赤毂，白蓋赤帷，僅有騎兵40人跟随。
應當指出的是，雖然古代的用車制度是相當嚴格的，但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現象也普遍存在。
即使在皇帝的眼底下，亦常有王公貴戚“美車服不軌法度者”。
所以，文獻記載不能作為考查用車制度的唯一準繩。
下面根據考古發現，簡單叙述一下漢代幾種常見的車。
在古典文獻中最常見到的是安車，車輿為長方形，輿前有擋闆，飾一銅獸首。
前橫轼裝飾着兩個銅鋪首銜環。
輿兩側有倚屏。
華蓋的面為黑色，沿邊裝飾着彩帶，呈橢圓形。
車轅有筩。
駕車的馬均佩帶辔飾和馬銜。
這種安車的器具零件常見錯金銀鑲嵌瑪瑙及綠松石的工藝品，十分精美華貴，屬皇太子、皇子和文武高級官員用車，即“青蓋車”。
地方官員的獵車，長方形車輿，有華蓋，車上兩側各置銅弩機一架及箭囊一個。
車亦由四馬牽引，車輿彩繪，飾件多為鎏金銅器，馬飾亦多為錯金銀鑲嵌瑪瑙及綠松石的飾件。
鳳凰車，車輿為長方形，左右兩側有倚屏，屏上有彩繪圖案，輿後兩邊還有彩繪小屏及銅笛。
輿的四角為四松篷架，篷蓋上繪有流雲形、幾何形和鳳凰圖案。
這種車也是四馬牽引，是高級官員的另一種車，也許即貴夫人的車。
漢代的馬車實物，在北京大葆台、河北滿城和定縣、山東曲阜和長清、河南永城等地的王侯墓葬中都有發現。
山東臨淄的西漢齊王墓，僅在陪葬坑中就清理出大木車3輛，小木車1輛，馬13匹和一萬多件随葬器物。
山東長清雙乳山一号漢墓出土的雙轅轺車，對研究漢代的馬車形制、用車制度和陸路交通都是珍貴的資料。
類似的車在北方一些貴族墓葬的壁畫中也有描繪。
除了上述王公貴戚乘坐的車輛，在文獻和考古發掘中還有一些不常見的車，如山東曲阜九龍山西漢墓中發現的小馬車，車輿倚屏，屏内有四根樹立的木條，屏頂飾有弓形銅飾，全車各部分幾乎都用漆繪彩飾，由四匹小馬牽引，馬身都裝飾着鑲嵌瑪瑙或金片的飾件，這種車可能是貴族婦女乘坐的一種車。
還有一種貴族婦女乘坐的一種牛車，亦稱“七香車”。
梁簡文帝《烏棲曲》雲“青牛丹毂七香車”及唐代王維《洛陽女兒行》裡“羅帏送上七香車”，均指這種車。
盧照鄰還在《長安古意》中詳細描述了七香車的華美。
另外，漢代還有兩種不常見的車，一種是喪葬用的輥轅車，是安車的一種。
這種車的使用是由秦始皇之喪開始的，因他死于東巡歸來的途中，正逢炎熱的夏季，用李斯之計秘不發喪，為防屍臭外溢，以冰塊圍護棺外，并同時載魚而歸，以腐魚的氣味欺騙輿論。
此後，輥轅車專用為喪車，《漢書·霍光傳》記載，“載光屍柩以輥轅車。
”顔師古注曰：“辒轅本安車也，可以卧息。
後因載喪，飾以柳霎，故遂為喪車耳。
”古代的車上都要建旗，分為正豎與斜插兩種，安車上面的旗幟是斜插的。
據《釋名·釋喪制》，輿棺之車又叫輛。
其蓋曰柳，亦曰鼈甲，因其形似鼈甲，故稱。
另一種是檻車，多用押解囚犯或裝載家畜。
漢代将重要囚犯押解上路，要囚之以檻車。
即用粗木制成的檻式車輿，駕之以牛，有兵士押送。
西漢時，淮南王劉長謀叛，文帝盡誅參與謀叛者，在衆大臣的倡議下，将劉長流放到蜀郡的嚴道縣。
因劉長身體壯，“力能扛鼎”，在押送時裝在檻車中。
沿途郡縣都害怕有什麼失誤，所到之傳舍皆不敢開啟檻車的封條。
這個驕橫一世的淮南王不甘如此受辱，絕食而死。
文帝為開脫自己“殺兄”之責，竟下令将諸縣傳舍不發封者一律斬首。
漢安帝永初四年（110），中郎将任尚坐贓千萬，也由這種檻車押解，斬首于市。
從漢代直到清代，押解囚犯一般都用檻車。
民間常見的交通車輛，除了使用畜力的馬車、牛車、驢車外，還有更為普遍的獨輪車。
西漢末年，獨輪車開始出現，其中齊魯地區和巴蜀一帶比較流行。
在四川成都漢墓的畫像磚上，四川渠縣燕家村和蒲家灣的漢代石阙上，以及山東嘉祥漢代武梁祠的畫像石上，都出現了獨輪車的形象。
這種車的特點是結構簡單，兩個把手前方架設一個輪子，把手之間則以二、三橫木連接，形成一個框架，其上或坐人或置物。
輪子兩側有立架護輪，一般隻需要一人推動。
如果載物較重，則可以有另一人在車的前面用繩子拖曳，行車靈活輕便，也很适宜在狹窄的路上行走。
運輸量比一般的人力、畜力大許多倍。
兩漢魏晉時期，獨輪車已經是北方地區廣泛使用的車子了，一般多用于一定距離和範圍之内的貨物運輸。
甘肅酒泉、嘉峪關地區1977年發掘了八座晉代墓葬，出土文物反映了河西走廊在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生活和交通運輸情況。
在酒泉縣的丁家閘村一座十六國時的大型壁畫中，繪制了墓主人日常生活中乘坐的駕牛通峽車和車。
畫中有一支運輸車隊，由四個車夫推着四輛獨輪車組成，正在行進中。
在唐宋遼金的墓中壁畫上，也曾見到有獨輪車的描繪。
漢魏以後，民間的運輸車輛主要依靠牛車和馬車，其中馬車以客運為主，牛車分為載人和載貨的兩種。
馬車的形制與裝飾，往往表明車主人的地位。
載人的牛車，主要是婦女與兒童、老人乘坐。
1996年12月，考古工作者在南京市雨花台區花神廟清理了兩座南朝墓葬，出土了一件陶制牛車模型。
陶牛駕在轅上，昂首瞪目，雙耳豎起，兩角彎曲，身體壯碩，扁尾下垂。
車廂左右兩壁近頂部各有一小圓孔，可能是挂簾幕用的。
車廂外底部四角各有一插座，内有圓形插孔，可能用來插旗幡類裝飾物。
尤其令人矚目的是牽牛車的男仆俑，頭戴平帻，身穿袴褶，褶為窄袖雞心領，内露紅色中衣，下擺分叉。
袴大口，呈喇叭狀，較寬松，及地不露腳。
雙手作牽繩狀。
男俑的服裝為當時的“胡服”，原在北方的遊牧民族流行，魏晉以後才在黃河流域傳開，南朝亦受其影響，成為一種“無論貴賤通服之”的常服與便服。
南京出土的陶牛車和牽牛俑，說明南北朝時期各民族之間的文化交流是很廣泛的，交通的發達是文化交流的重要條件。
文獻記載，唐宋時期黃河流域民間使用牛車已極其普遍。
農忙時節，牛可耕田；農閑時節，牛可挽車進行短途運輸。
詩聖杜甫在《賣炭翁》中曾描寫了一個趕着牛車賣炭的老人被宦官欺淩的悲慘故事。
到了宋代，牛車已經廣布長城内外、大河上下了。
考古發現的唐代牛車模型已經很多，一般是貴族墓葬中的随葬品，有木制和陶制的。
1988年河南鄭州市上街唐墓出土的陶牛車，車廂呈方形，上有卷棚式頂蓋，兩端上翹。
車廂前側刻出木栅門，後側刻出雙門，中有門柱，右側一門關閉，左側一門洞開。
車棚下及車廂兩端的上部塗白粉，繪紅彩，車棚頂部飾有7道凸棱。
車體各部分比例協調，前有一頭陶牛，膘肥體壯，兩角上翹，神态生動。
同樣的陶車，在河南偃師杏園村發掘的唐墓中也發現了。
比起南京出土的南朝牛車，有了明顯的進步。
在遼甯、吉林發掘的遼代壁畫墓中，出行圖常繪有駝車，法庫葉茂台遼末宰相蕭義墓中的出行圖，駝車、武士、仆役都刻畫得栩栩如生。
使用牛車這種狀況直到今天在北方農村仍舊存在，而駝車則早已不見蹤迹了。
明清以後的商品經濟發展較迅速，交通運輸業也得到了空前的發展。
除了上述各種車輛外，在民間還有許多其他形制的車子，如牛車就出現了一些不同的種類，獨輪車的形式也并非一緻，這裡就不詳細介紹了。
三、肩輿、步辇與轎 随着交通事業的發展，秦漢以後的交通工具也有新的發展和改進，至遲在南北朝時期已經出現了利用人力的乘坐工具——肩輿。
宋代把新式家具交椅和肩輿結合起來用于出門旅行，出現了比以前更舒适輕便的肩輿。
宋代的官員乘坐肩輿已經十分普遍。
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載：“張君猷為湖南漕。
過南嶽，自肩輿中見路左一道觀甚麗，榜曰‘朱陵宮’，遙望其中，有一羽衣立殿上。
君猷意欲下，而從騎半已過。
”1978年，在江蘇省溧陽縣竹箦鄉發現了北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的夫妻合葬墓，有随葬的肩輿模型。
墓主李彬，金陵溧陽人，其曾祖、祖父萬“累世不仕”，李彬本人也從未做過官，但由于世代經營，到李彬時已成為“赀積巨萬”的地方富豪，平日以交接社會上層人士為樂，每出門便乘肩輿，形象地再現了當年的情況。
李彬墓中的肩輿模型，即為一隻大椅，形制完全同室内所陳設，隻是兩旁各安置一根竹杠，不施杠帷。
輿夫二人，皆短衣小帽，裝束整齊，可能是在其家中長期固定做這種勞役的仆人。
二人在肩輿的前後作擡輿的姿态。
輿的兩根擡杠的間距，略寬于人之雙肩，輿夫在行走時是将一根杠子擔在肩上，另一根則用手承托舉起。
這樣可使手與肩相互輪換休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