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古代兵器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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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火藥燃完後，長槍還可用于紮刺格鬥。
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原始管形射擊火器的萌芽，它引起了以後兵器制造技術的劃時代的變革。
二、管形射擊火器的出現 原始管形射擊火器的萌芽，也出現于宋金戰争時期，目前所知有以下兩項：一是紹興二年（1132），宋将陳規守德安時制作了巨竹火槍，這也是一種噴火槍。
它以長竹竿制作，用以焚燒敵人的大型攻城器械“天橋”。
由于它以竹筒噴射，所以與在冷兵器的長槍上縛附火藥筒的做法有顯著的不同。
二是開慶元年（1259），壽春府（今安徽省壽縣）地方制造了“突火槍”，也用竹筒制成，内裝火藥，并安有“子窠”。
作戰時點燃火藥，先噴火焰，火焰噴盡後，“子窠”發射出來，同時發出巨響。
“子窠”是什麼？記載不詳，有人認為是子彈的雛形。
突火槍用巨竹筒制作，故又稱“突火筒”。
它大約是最原始的管狀射擊火器了。
令人遺憾的是，關于以上兩類火器，文獻記載過于簡略，也無法獲得實物資料。
但是，僅據這些記載，還是可以表明當時确已出現了原始管形射擊火器。
三、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使用和槍炮的制作 1．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出現 2．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發展 元末明初，金屬管形射擊火器有很大發展，火铳已為農民起義軍廣泛使用，朱元璋的軍隊中就裝備有較多的火铳。
《明史紀事本末》中曾記有朱元璋部将胡德濟、謝再興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用火铳守諸全（今浙江諸暨縣）的史實。
明朝建立初年，特别是洪武年間（1368—1398）曾大量制造銅火铳，使火铳制造工藝有很大發展，形制日趨規範化，與元朝晚期的制品相比，身管加長，口徑略微縮小，制作更為精細。
一般都是前有細長的直體铳管，管後接橢圓形的藥室，藥室後接铳尾，向後開安裝木柄的銎孔，器形頗為規範，尺寸也大緻相同。
明朝火铳多在铳體銘刻制作地點、年月、重量及編号，還有制造部門及監制官員和制作工匠的姓名。
這一時期的銅铳，在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江蘇等省市都有較多實物出土。
洪武以後，銅铳繼續改進，形制日趨統一，并有統一編号，如以“天”字為頭的統一編号的銅铳，口徑為15毫米左右，全長36厘米左右。
已發表的資料中，“天”字号铳，最小序号為“天字九十五号”，制于建文二年（1400），最大序号為“天字九萬八千六百十二号”，制于正統元年（1436）。
此外，還有“英”字、“勝”字等編号的銅铳。
從已發現的元末明初的火铳看，大緻有兩類，一類是以上述洪武年間制作的火铳為代表，形體較小，尾銎裝木柄，供單兵手持施放，應為後來槍械的前身。
以内蒙古托克托縣黑城古城址南牆内發現的洪武年造銅火铳為例，它們分别造于洪武十年（1377）和十二年（1379），全長43.5—44.5厘米，口内徑2厘米，重1.9—2.1千克。
其口徑與體高之比約為1:20。
另一類如元至順三年銅铳，長35.3厘米，口徑10.5厘米，重6.94千克。
它的口徑與體高之比，約為1∶33。
其尾銎的直徑7.7厘米，所裝柄的粗度也應如此，這樣粗的木柄是難于單兵手持，何況點燃施放時銅铳還要震動，所以隻有用安放木架的辦法才成。
同時，銅铳尾部兩側各有一個約2厘米長的方孔，且方孔的中心位置，正好和铳身軸線在同一平面上，據此可以推知原來應是以金屬的橫栓從二孔中穿連，然後固定在木架上，這個金屬栓還可以起耳軸的作用，使銅铳在木架上可以調節高低俯仰，以調整射擊角度。
類似的大型銅铳，有的铳管稍細但口部制成外侈的碗口形狀，故又稱為大碗口铳。
又如中國軍事博物館中藏有一件明洪武五年（1372）造的大碗口铳，全長36.5厘米，口徑11厘米，重15.75千克，器身自銘為“大碗口铳”，與元代的碗口铳相比，碗口不再是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狀，铳管加粗，藥室明顯加大。
在拆除太原舊城時，還發現過洪武紀年的鐵铳，長度已達1米，口徑達21厘米。
因此，這類大型金屬火铳，需設置铳架，應該是後世火炮的最初形态。
3．西方火器的引進和仿制 中國是火藥的故鄉，也是最早生産火藥兵器的國家，元末明初中國的金屬管形射擊火器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
但是這一優勢并沒能夠長久保持。
進入明代中葉直到清代末年，是火器與冷兵器并用時代的後期。
長期陷于發展遲緩狀态的中國封建經濟，以及統治階級的禁海鎖國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屬管形射擊兵器發展的勢頭停滞下來。
火藥兵器沒有能在它的故鄉引起革命性的變革，而當它傳到歐洲時，資本主義的興起卻使它對社會的進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最終導緻“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铠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于盡了。
”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更促進了槍炮的改進和擴大生産。
于是到了明代中葉，火器的故鄉中國不得不從舶來品中汲取養分，仿制了比火铳先進的“佛狼機”和“紅夷炮”，還有單兵使用的鳥铳等，并且制造了威力較大的“大将軍”等大口徑火炮，開始改變軍隊兵器裝備的面貌。
佛狼機铳（佛朗機铳）約在明正德末年（1521年左右）從葡萄牙傳入中國，它由母铳和子铳構成。
母铳身管細長，口徑較小，铳身鑄有準星、照門，可瞄準射擊。
铳身後的腹部頗粗，開有長形孔槽，以裝填子铳。
子铳類似小火铳，上有提把，前無铳管，填入母铳後腹的孔槽後，其前口外接子铳的铳管。
每一母铳備有五至九個子铳，可預先裝好彈藥，戰時輪流裝填入母铳發射，因而提高了射速。
嘉靖初，中國開始成批仿制佛狼機铳，生産出大小型号不同的産品。
北京首都博物館所藏嘉靖二十八年（1549）造銅佛狼機铳，編号“勝字四十二号”，母铳口徑38毫米，全長91厘米，子铳口徑35毫米，全長23厘米。
佛狼機铳雖有以子铳預先裝彈填裝，因之操作方便、射速快的優點，但是由于子铳裝藥量小，母铳口徑不大，因之又有威力不足的缺點。
紅夷炮，又稱西洋炮，是一種由荷蘭傳入的大型火炮，約在萬曆後期傳入中國。
據《明史·兵志》記載，紅夷炮“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裡”。
炮身鑄有準星、照門，中部有炮耳。
與佛狼機相比，這種炮的口徑較大，管壁加厚，并且從炮口至炮尾逐漸增厚，能承受較大膛壓，是當時威力最大的火炮。
鳥铳是由歐洲傳入的火繩槍或燧發槍的統稱，大約在嘉靖年間經日本傳入中國。
它與原來的單兵手持的火铳相比，身管較長，口徑較小，發射同于口徑的圓鉛彈，因而射程較遠，侵徹力較強。
又增設有準星和照門，變手點發火為槍機發火，槍柄由插在火铳尾銎的直柄改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因此可穩定持槍進行瞄準，提高了射擊的精确度。
其外形與結構已接近于近代的步槍，正是近代步槍的雛形。
至于為何稱為“鳥铳”，有不同的說法，戚繼光在《練兵實紀》中認為“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
另有說法是因其槍機形似鳥嘴，因而名鳥嘴铳。
佛狼機铳、紅夷炮和鳥铳的仿制成功，使中國火器有了較優良的作戰性能，改進了明軍的裝備。
特别是明末與後金軍在東北地區的戰鬥中，紅夷炮曾起過很大作用。
第三方面，也是最重要的方面，是原始管形射擊火器的萌芽，它引起了以後兵器制造技術的劃時代的變革。
二、管形射擊火器的出現 原始管形射擊火器的萌芽，也出現于宋金戰争時期，目前所知有以下兩項：一是紹興二年（1132），宋将陳規守德安時制作了巨竹火槍，這也是一種噴火槍。
它以長竹竿制作，用以焚燒敵人的大型攻城器械“天橋”。
由于它以竹筒噴射，所以與在冷兵器的長槍上縛附火藥筒的做法有顯著的不同。
二是開慶元年（1259），壽春府（今安徽省壽縣）地方制造了“突火槍”，也用竹筒制成，内裝火藥，并安有“子窠”。
作戰時點燃火藥，先噴火焰，火焰噴盡後，“子窠”發射出來，同時發出巨響。
“子窠”是什麼？記載不詳，有人認為是子彈的雛形。
突火槍用巨竹筒制作，故又稱“突火筒”。
它大約是最原始的管狀射擊火器了。
令人遺憾的是，關于以上兩類火器，文獻記載過于簡略，也無法獲得實物資料。
但是，僅據這些記載，還是可以表明當時确已出現了原始管形射擊火器。
三、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使用和槍炮的制作 1．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出現 2．金屬管形射擊火器的發展 元末明初，金屬管形射擊火器有很大發展，火铳已為農民起義軍廣泛使用，朱元璋的軍隊中就裝備有較多的火铳。
《明史紀事本末》中曾記有朱元璋部将胡德濟、謝再興在元至正二十二年（1362）用火铳守諸全（今浙江諸暨縣）的史實。
明朝建立初年，特别是洪武年間（1368—1398）曾大量制造銅火铳，使火铳制造工藝有很大發展，形制日趨規範化，與元朝晚期的制品相比，身管加長，口徑略微縮小，制作更為精細。
一般都是前有細長的直體铳管，管後接橢圓形的藥室，藥室後接铳尾，向後開安裝木柄的銎孔，器形頗為規範，尺寸也大緻相同。
明朝火铳多在铳體銘刻制作地點、年月、重量及編号，還有制造部門及監制官員和制作工匠的姓名。
這一時期的銅铳，在北京、河北、内蒙古、山西、江蘇等省市都有較多實物出土。
洪武以後，銅铳繼續改進，形制日趨統一，并有統一編号，如以“天”字為頭的統一編号的銅铳，口徑為15毫米左右，全長36厘米左右。
已發表的資料中，“天”字号铳，最小序号為“天字九十五号”，制于建文二年（1400），最大序号為“天字九萬八千六百十二号”，制于正統元年（1436）。
此外，還有“英”字、“勝”字等編号的銅铳。
從已發現的元末明初的火铳看，大緻有兩類，一類是以上述洪武年間制作的火铳為代表，形體較小，尾銎裝木柄，供單兵手持施放，應為後來槍械的前身。
以内蒙古托克托縣黑城古城址南牆内發現的洪武年造銅火铳為例，它們分别造于洪武十年（1377）和十二年（1379），全長43.5—44.5厘米，口内徑2厘米，重1.9—2.1千克。
其口徑與體高之比約為1:20。
另一類如元至順三年銅铳，長35.3厘米，口徑10.5厘米，重6.94千克。
它的口徑與體高之比，約為1∶33。
其尾銎的直徑7.7厘米，所裝柄的粗度也應如此，這樣粗的木柄是難于單兵手持，何況點燃施放時銅铳還要震動，所以隻有用安放木架的辦法才成。
同時，銅铳尾部兩側各有一個約2厘米長的方孔，且方孔的中心位置，正好和铳身軸線在同一平面上，據此可以推知原來應是以金屬的橫栓從二孔中穿連，然後固定在木架上，這個金屬栓還可以起耳軸的作用，使銅铳在木架上可以調節高低俯仰，以調整射擊角度。
類似的大型銅铳，有的铳管稍細但口部制成外侈的碗口形狀，故又稱為大碗口铳。
又如中國軍事博物館中藏有一件明洪武五年（1372）造的大碗口铳，全長36.5厘米，口徑11厘米，重15.75千克，器身自銘為“大碗口铳”，與元代的碗口铳相比，碗口不再是向外斜侈而是呈弧曲狀，铳管加粗，藥室明顯加大。
在拆除太原舊城時，還發現過洪武紀年的鐵铳，長度已達1米，口徑達21厘米。
因此，這類大型金屬火铳，需設置铳架，應該是後世火炮的最初形态。
3．西方火器的引進和仿制 中國是火藥的故鄉，也是最早生産火藥兵器的國家，元末明初中國的金屬管形射擊火器也是居于世界前列的。
但是這一優勢并沒能夠長久保持。
進入明代中葉直到清代末年，是火器與冷兵器并用時代的後期。
長期陷于發展遲緩狀态的中國封建經濟，以及統治階級的禁海鎖國政策，使元末明初金屬管形射擊兵器發展的勢頭停滞下來。
火藥兵器沒有能在它的故鄉引起革命性的變革，而當它傳到歐洲時，資本主義的興起卻使它對社會的進程發揮了巨大的作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它最終導緻“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铠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于盡了。
”資本主義制度的勝利，更促進了槍炮的改進和擴大生産。
于是到了明代中葉，火器的故鄉中國不得不從舶來品中汲取養分，仿制了比火铳先進的“佛狼機”和“紅夷炮”，還有單兵使用的鳥铳等，并且制造了威力較大的“大将軍”等大口徑火炮，開始改變軍隊兵器裝備的面貌。
佛狼機铳（佛朗機铳）約在明正德末年（1521年左右）從葡萄牙傳入中國，它由母铳和子铳構成。
母铳身管細長，口徑較小，铳身鑄有準星、照門，可瞄準射擊。
铳身後的腹部頗粗，開有長形孔槽，以裝填子铳。
子铳類似小火铳，上有提把，前無铳管，填入母铳後腹的孔槽後，其前口外接子铳的铳管。
每一母铳備有五至九個子铳，可預先裝好彈藥，戰時輪流裝填入母铳發射，因而提高了射速。
嘉靖初，中國開始成批仿制佛狼機铳，生産出大小型号不同的産品。
北京首都博物館所藏嘉靖二十八年（1549）造銅佛狼機铳，編号“勝字四十二号”，母铳口徑38毫米，全長91厘米，子铳口徑35毫米，全長23厘米。
佛狼機铳雖有以子铳預先裝彈填裝，因之操作方便、射速快的優點，但是由于子铳裝藥量小，母铳口徑不大，因之又有威力不足的缺點。
紅夷炮，又稱西洋炮，是一種由荷蘭傳入的大型火炮，約在萬曆後期傳入中國。
據《明史·兵志》記載，紅夷炮“長二丈餘，重者至三千斤，能洞裂石城，震數十裡”。
炮身鑄有準星、照門，中部有炮耳。
與佛狼機相比，這種炮的口徑較大，管壁加厚，并且從炮口至炮尾逐漸增厚，能承受較大膛壓，是當時威力最大的火炮。
鳥铳是由歐洲傳入的火繩槍或燧發槍的統稱，大約在嘉靖年間經日本傳入中國。
它與原來的單兵手持的火铳相比，身管較長，口徑較小，發射同于口徑的圓鉛彈，因而射程較遠，侵徹力較強。
又增設有準星和照門，變手點發火為槍機發火，槍柄由插在火铳尾銎的直柄改為托住铳管的曲形木托，因此可穩定持槍進行瞄準，提高了射擊的精确度。
其外形與結構已接近于近代的步槍，正是近代步槍的雛形。
至于為何稱為“鳥铳”，有不同的說法，戚繼光在《練兵實紀》中認為“即飛鳥之在林，皆可射落，因是得名”。
另有說法是因其槍機形似鳥嘴，因而名鳥嘴铳。
佛狼機铳、紅夷炮和鳥铳的仿制成功，使中國火器有了較優良的作戰性能，改進了明軍的裝備。
特别是明末與後金軍在東北地區的戰鬥中，紅夷炮曾起過很大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