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古代農業生産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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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澆田皆用源泉，水旱無損”［56］有人工灌溉設施，種植農作物的山田，當為梯田無疑。
南宋時，梯田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成為普通的田法。
南宋以後，梯田仍繼續發展。
山坡被廣泛開辟為農田，必然會形成與林、牧争地的局面。
2．向水奪田 有多種方式，主要的一種是圍湖造田。
低窪地方湖泊多，濱湖的土地比較肥沃，對人們特别具有吸引力。
《漢書》中已記載了北方個别圍湖造田的事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對農田的需求急劇增加。
江南地區圍湖造田的活動逐漸增加。
劉宋時（420—479），謝靈運先後奏請将會稽回踵湖、始甯（浙江上虞縣西南）岯崲湖“決以為田”［57］。
孔靈符奏請遷徙山陰（浙江紹興）貧民到餘姚、（浙江鄞縣東）、鄞三縣開墾湖田。
［58］圍湖造田，就是排放湖裡的水；有的先築起一道堤，堤的兩端與陸地相連，并在适當地方開口設閘，然後把堤内水排幹。
從湖田衍變出的圍田又叫“圩田”、“壩田”、“垸田”，主要推行于古雲夢澤及沿長江的沼澤地區。
《禹貢》中把荊、揚兩州的土壤稱為“塗泥”，屬下下田。
有了圩田這種巧妙的設計後，就使之變成了肥美豐産的水田。
唐代著作中關于圩田的記載不多，說明尚未廣為推廣。
到宋代，記載多了起來，北宋沈括（1031—1095）《長興集·萬春圩圖記》說，萬春圩在南唐以前叫“秦家圩”，“土豪秦氏世擅其利”。
宋廷南渡後，大量南撤的軍隊屯駐在沿江一帶，大規模開墾圩田。
從此以後，圩田成為長江中下遊廣大沼澤低窪地區的重要水田類型，對促進這一地區農業生産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不過，這種向水索地的辦法，如超過了一定的合理限度，濫圍濫墾，就會破壞天然的水利和生态平衡。
3．想方設法找田種 北方有些地區的農民在自然條件非常差，甚至種植業難以發展起來的地方，也千方百計地擴大種植面積。
突出地表現在兩大創舉上，一是改造鹽堿地，古代把鹽堿地稱為“斥鹵”。
農民創造出“趕鹽”、“壓鹽”、“壓青”、“泡茬”、“躲鹽”、“放淤”等辦法，把許多斥鹵不毛之地改造成為能種植的農田。
另一是明、清時期甘肅某些地方農民創造的特殊的土地利用法——“石子田”［60］。
貧瘠多山的黃土高原降雨很少，風又大，晝夜溫差變化大，水土流失嚴重。
于是農民們設法在耕地之後，施上肥，然後運來砂石，先鋪一層粗沙，再逐層鋪上一層小石子和大石塊。
石子田因砂石下面土壤晝夜溫差較小，溫度較高，适于作物生長；又由于有砂石的覆蓋，大大減少了土壤中水分的蒸發，降水滲入土内的水分不易流失；土壤水分保持較好，鹽分不易上升，有減輕鹽堿化的效果。
石子田不僅保收，産量也比當地一般農田要高得多。
但它建造起來很費工，而且頭十年收成很好，以後産量逐漸下降，30年後必須重新改鋪。
這種石子田實為世界農業生産技術史上少有的一項創舉。
二、提高土地利用率 要增加農業生産量，除擴大耕地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設法充分合理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單位面積産量。
美國經濟學家帕金斯（D.H.Perkins）認為，從14—19世紀，中國人為提高單位面積産量，除了通常的技術措施外，改進耕作方式起了突出的作用。
［61］美國育種學家布勞格（N.E.Borlang）認為，中國人創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驚人的變革之一是“遍及全國的兩熟和三熟栽培，它在發展中的國家中也居于領先地位”［62］。
《周禮·地官·縣師》：“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
”東漢學者鄭玄注釋說：“萊，休不耕者。
”反映出周代農田還盛行輪荒農作制。
到春秋戰國時，就開始逐漸廢棄了輪荒農作制而走上了土地連種制的道路，并在此基礎上又創造了輪作複種制，公元前5世紀，魏國政治家李悝提出“盡地力”之教，其實質就是設法擺脫原始的休耕制，而向連作的高級階段發展，提高已耕農田的利用率。
《荀子·富國》中說，黃河流域有的地方“人善治之”，可以“一歲而再獲之”（二年三熟或一年二熟）。
東漢鄭玄在《周禮·地官·稻人》注釋中說，他生活的那個時代，黃河流域已經流行“禾下麥”、“麥下種禾、豆”的谷、麥、豆之間輪作複種的二年三熟制。
南方氣候溫暖，雨水充足，這一時期在漢水流域的河南南陽一帶已經有了稻、麥輪作複種的一年二熟制。
［63］《異物志》則記載有“一歲再種”的雙季稻。
宋以後，中國廣大農區已經很少有閑田曠土了，人多地少的矛盾開始出現。
在長江以南地區，除大規模開展修造圩田和梯田的活動外，再就是采取更為有效的措施，進一步努力提高複種指數。
《吳郡圖經續記》中說江蘇南部種莊稼已是“刈麥種禾（水稻），一歲再熟”。
嶺南地區更有水稻一年兩熟，一年三熟的記載。
［64］“一年三熟”很可能是通過間套複種等多種方式實現的。
宋以後，輪作複種制繼續有所發展。
“間作”、“套種”是中國種植制度上的又一獨具特色的優良傳統。
中國的多熟種植主要是綜合運用輪作複種和間作套種的種植方式實現的。
所謂“間作”、“套種”就是在同一塊地裡同時夾雜栽種不同的作物；或在一種作物的生長期中間，再栽種另外一種作物。
這樣，當前一種作物還沒有收獲，而後一種作物已經長起來了。
它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土地，使之沒有空閑之時。
《氾勝之書》和《齊民要術》中都提到了間作、套種，從中反映出在公元6世紀以前，這種方法還隻限于使用在園藝蔬菜方面。
間作、套種等複種技術在明、清時有較大的發展，方式更豐富多彩，并同輪作複種密切配合，綜合運用，收效更大。
1834年成書的《江南催耕課稻編》中說：“台灣百餘年前種稻歲隻一熟，自民食日衆，地利日興，今則三種三收矣。
”《修齊直指》中詳述的18世紀陝西關中地區“一歲數收之法”和“二年收十三料”之法是北方綜合運用間套複種的最典型實例。
作者楊屾認為這“乃人多地少，救貧濟急之要法”。
三、使地力常新壯 作物生長發育須由土壤供給水分、養料和一部分空氣。
土壤的這種供給能力，叫“土壤肥力”。
土壤肥力保證了人們生存必需的糧食、纖維和其他生活資料。
所以古人說“地生财”［65］。
戰國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66］。
随着農業生産土壤管理科學技術的提高，又進一步認識到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土壤肥力就不會減退。
宋代陳敷的《農書》對此有精辟的論述，并提出了“地力常新壯”［67］這一上升到一定理論高度的土地利用原則。
對人們努力提高土壤肥力，定向改造土壤，提高單位面積産量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對土壤一向采取主動态度，想方設法去改良和維持它的肥力，在生産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把土壤耕作，作物輪作和施肥等措施加以綜合運用的方法，從而使中國的農田使用了幾千年而沒有衰敝。
近百年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對這一事實很是驚異。
施用有機肥料來恢複和維持地力是關鍵的措施。
古文字學家根據對甲骨蔔辭的研究，認為商代已開始給作物施用糞肥，并有了貯存人畜糞和造廄肥的方法。
［68］《詩經·周頌·良耜》：“荼蓼朽止，黍稷茂之。
”反映周代人們認識到使用綠肥與莊稼生長良好的必然關系。
《周禮》、《孟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都談到了“多糞肥田”，以及改良土壤和對不同土壤應施不同肥料的“土化之法”和“糞種”等。
《齊民要術》的記載反映了公元6世紀時的肥料種類有人糞尿，牛、羊、豬等畜糞，還有蠶糞、缫蛹汁、獸骨灰、草木灰和陳牆土。
還介紹了一種造堆肥的方法——“踏糞”；強調作物要施用腐熟的熟糞：對基肥和追肥的施用法也作了具體記述，反映出施肥技術已有較高水平。
6世紀以後，在開辟肥源方面不斷有新的發展，對施肥方法的改進也很突出。
陳敷《農書》說：“用糞猶用藥也。
”在12世紀時對施肥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是值得重視的。
18世紀的楊屾在《知本提綱》中總結了曆代農民積累的施肥經驗，發展了陳敷的認識，指出施肥要注意“時宜”、“土宜”和“物宜”，所謂“時宜”就是“寒熱不同，各應其候”；所謂“土宜”就是“随土用糞，如因病下藥”；所謂“物宜”是因為“物性不齊”，應“當随其情”。
總之，到明、清時期，中國農田施肥技術幾乎達到了經驗知識的頂端，至于施肥的作用和意義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歐洲，農田施肥是比較晚的事，即使較早的國家、地區到11世紀方才開始施肥。
18世紀時，法國農業在歐洲算是最先進的，可是全國農田仍有半數以上經常休閑着。
聽任大量土地休閑，主要是因為無法迅速恢複土壤的肥力。
第五節 選種育種成就 中國古代不僅把許多野生動植物馴養和培育成為家養動物與栽培植物，而且通過改良營養條件、人工選擇、雜交育種等實踐和研究，創造性地培育了大量的農作物和家畜、家禽優良品種，以供人們生活所需。
一、農作物的育種成就 中國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
起源于中國的農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荞麥；豆類有大豆、毛黃豆；蔬菜有白菜、蘿蔔；果樹有桃、杏、李、梨、柑橘、荔枝等。
當遠古人們把野生植物加以馴化栽培時，需有所選擇，這就是農作物出現的開始。
所以選種的曆史和農業發生的曆史同樣悠久。
中國的農作物種類很多，品種更多，現今水稻品種有四萬多個，粟有一萬五千多個。
這都是經過無數代的農民廣泛采用存優汰劣的留種和選種技術創造出來的。
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在六千多年前，中國水稻已有秈稻和粳稻兩種。
在周代，農作物播種前，對種子要進行粒選。
選種的标準是色澤鮮亮，子粒粗大飽滿，即《詩經·大雅·生民》中說的“種之黃茂”。
此篇還反映了當時人們已具有優良品種——“嘉種”的概念，并記述了黍和粟各兩個優良品種的名稱：“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的好粟）、“糜”（赤粱粟）、“芑”（白粱粟）。
《詩經·魯頌·宮》篇中有“黍稷重穋，植穉菽麥”之句，“重”、“穋”、“稙”、“穉”，即晚熟、早熟和早播、晚播的兩類品種。
它們是考察了很多品種的特性和特征之後予以概括出來的，有明顯的品種區别，說明周代的選育種技術已有相當高水平。
戰國時期，人們通過總結積累的經驗，制定出了一些選種的标準和措施，如《呂氏春秋·審時》裡就分别提出了禾（粟）、黍、稻、麻、菽、麥六種糧食作物的選種标準。
用一個具有優良性狀的單株或單穗選育新品種的單株選擇法很早就有了。
清初，農民已普遍使用此法。
《康熙幾暇格物編》下冊中記載了康熙皇帝用此法在豐澤園中選育成功了一種“早熟”、高産、“氣香而味腴”的水稻優良品種“禦稻”。
曾推廣到江、浙一帶，在蘇州地區一年兩季共收五石二鬥，比其他品種增産一石三鬥。
四年之後産量高達六石多，比其他稻增産1.7倍。
乾隆時編纂的《授時通考》收錄的作物品種比《齊民要術》更多，如粟有250個，對各品種的特征和特性都有詳細記述。
在最近幾個世紀以來編纂的全國各地方志中所記載的各地農作物品種，更是多不可數。
二、家畜家禽的育種成就 中國各地的優良家畜家禽種類之多，品種資源之豐富，過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重視。
馬、牛、羊、雞、犬、豕“六畜”，中國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飼養了。
中國是最早飼養豬、雞、鴨、馬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用雜交方法培育騾的國家。
馬在家畜中占有特殊地位。
根據《夏小正》記載，夏代在春季已實行“頒馬”，即選擇強壯種馬配種。
商、周時期，馬被用于軍事、狩獵、娛樂，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品種不斷增多。
人們根據馬的品質高下，毛色的純駁而将之分類，并規定了使用範圍，《周禮·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
”有繁殖配種用的“種馬”，軍事用的“戎”馬，毛色整齊供祭典用的“齊馬”，善奔馳騁用的“道馬”，田獵所用之“田馬”，還有供雜役用的“驽馬”。
漢武帝大力提倡養馬，從中亞和新疆地區引進汗血馬3000匹進行大規模雜交繁殖改良内地的馬種。
唐代在馬匹改良上也作過很大努力，據《唐會要》記載，唐高祖時，康國（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汗一帶）進貢四千匹大宛良馬。
唐太宗時，居住在瀚海以北的“骨利幹”族人（現西伯利亞葉尼塞茨克地方）派使者帶來良馬100匹，其中有10匹特别優良，唐太宗極為珍愛，給每匹馬都取了名字，号為“十駿”。
漢、唐以來，先後從西域輸入的良馬有大宛馬、烏孫馬、波斯馬、突厥馬等等。
利用異種間的有性雜交方法來培育新畜種（juétí），也是中國古代家畜育種技術的重大成就。
現在把母馬配公驢産生的騾子叫馬騾，古代叫“”（luó）；把母驢配公馬生的騾子叫驢騾，古代就叫“”。
這是北方匈奴民族的貢獻，春秋時期已引入内地。
騾既繼承了馬和驢的優良性狀，而且又勝過馬和驢。
《齊民要術·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69］說：“，驢覆馬生，則準常。
以馬覆驢，所生騾者，形容壯大，彌複勝馬。
”這種雜交育種方法現今還在生産中廣泛應用。
中國華南廣東豬自漢以來就以早熟、易肥、繁殖力強而著稱于世，大秦（古羅馬帝國）的本地豬種生長慢、晚熟、肉質差，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因此千方百計地引入中國華南豬以改良本地的豬種，育成了羅馬豬。
而羅馬豬對于近代西方著名豬種的育成起過很大作用。
英國在18世紀初引入中國廣東豬種，到18世紀後期，其本地豬種已漸絕迹；著名的大約克夏，又名英國大白豬，為優良的腌肉用豬，就是用中國華南豬和約克夏地方本地豬雜交改良而成的。
總之，現今世界上許多著名豬種，幾乎都含有中國豬的血統。
英國進化論學說奠基人，偉大的博物學家達爾文說過：“中國豬在改進歐洲品種中，具有高度的價值。
”［70］ 在雞、鴨方面，中國曆代培育了很多珍貴品種。
雞有魯雞、長鳴雞、遼陽雞、矮雞、泰和雞、壽光雞、九斤黃雞和狼山雞。
鴨主要有番鴨、北京鴨。
北京鴨育成于15世紀，用它燒制成的佳肴“北京烤鴨”聞名于中外。
第六節 蠶桑、園藝和畜牧獸醫方面的特殊貢獻 中國在蠶桑、園藝和畜牧獸醫方面有不少特殊的創造發明，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蠶桑方面的貢獻 中國是世界上養蠶、種桑、缫絲最早的國家。
當二千多年前中國絲綢傳入歐洲時，歐洲人對那美麗、輕盈的絲綢是如何織造的，竟一無所知。
中國古代關于養蠶的傳說特别多，諸如天驷龍精、馬頭娘、菀窳婦人、寓氏公主、西陵氏始蠶等等。
實際上，像養蠶織絲這樣偉大的發明，隻能是人們集體的、長期的經驗積累。
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中發掘出了一批絲織品，有絹片、絲帶和絲線。
［71］遺物經浙江省紡織科學研究所鑒定，絹片為平紋組織，經緯密度為每厘米40根，粗細均勻。
絲帶組合，觀察為10股，每股單紗3根，共計單紗30根編織成。
有人據絲織物分析，認為已是先缫後織的産品，蠶也進入了家養的時代。
［72］比這再早與蠶桑有關的考古資料還有1926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一個“半割的繭殼”，經1928年美國Smith-Sonion學院鑒定為蠶繭。
［73］此外，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一個牙雕小盅，“外壁雕刻有編織紋和蠶紋的圖案一圈”［74］，織紋和蠶紋組成一個圖像，反映了蠶與織的相互依賴關系。
通過長期養蠶的實踐，曆代蠶農在養蠶技術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不少成就。
首先，家蠶經過長期飼育和選擇，其性狀發生了很大變化，并形成了各種類型的品種。
宋、元時期，江、浙地區飼育成了四眠蠶和許多優良品種。
三眠蠶比四眠蠶抗病能力強，容易飼養，但從蠶絲生産角度看，四眠蠶的蠶絲比三眠蠶優良。
四眠蠶的飼育成功和推廣是養蠶生産上的一大進步。
為了發展蠶絲生産，中國古代除了飼養春蠶外，還飼養夏蠶、秋蠶，甚至一年裡養多批蠶。
一千六百多年前，已利用低溫抑制蠶卵使之延期孵化的低溫催青制取生種的方法，為能在一年内多批養蠶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是中國古代養蠶生産技術上的又一項重大發明。
為提高蠶絲的産量，現代蠶業工作者經過長期反複研究，發明了用葆幼激素配合蛻皮激素體噴或添食的養蠶方法。
而在八百多年前，中國蠶農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發明了用中藥添食增産絲的方法。
宋代莊季裕《雞肋篇》卷上中說：
南宋時，梯田在江西、福建、四川等地已成為普通的田法。
南宋以後，梯田仍繼續發展。
山坡被廣泛開辟為農田，必然會形成與林、牧争地的局面。
2．向水奪田 有多種方式，主要的一種是圍湖造田。
低窪地方湖泊多，濱湖的土地比較肥沃，對人們特别具有吸引力。
《漢書》中已記載了北方個别圍湖造田的事例。
魏、晉、南北朝時期，北方人口大量南移，對農田的需求急劇增加。
江南地區圍湖造田的活動逐漸增加。
劉宋時（420—479），謝靈運先後奏請将會稽回踵湖、始甯（浙江上虞縣西南）岯崲湖“決以為田”［57］。
孔靈符奏請遷徙山陰（浙江紹興）貧民到餘姚、（浙江鄞縣東）、鄞三縣開墾湖田。
［58］圍湖造田，就是排放湖裡的水；有的先築起一道堤，堤的兩端與陸地相連，并在适當地方開口設閘，然後把堤内水排幹。
從湖田衍變出的圍田又叫“圩田”、“壩田”、“垸田”，主要推行于古雲夢澤及沿長江的沼澤地區。
《禹貢》中把荊、揚兩州的土壤稱為“塗泥”，屬下下田。
有了圩田這種巧妙的設計後，就使之變成了肥美豐産的水田。
唐代著作中關于圩田的記載不多，說明尚未廣為推廣。
到宋代，記載多了起來，北宋沈括（1031—1095）《長興集·萬春圩圖記》說，萬春圩在南唐以前叫“秦家圩”，“土豪秦氏世擅其利”。
宋廷南渡後，大量南撤的軍隊屯駐在沿江一帶，大規模開墾圩田。
從此以後，圩田成為長江中下遊廣大沼澤低窪地區的重要水田類型，對促進這一地區農業生産的發展起了很大作用。
不過，這種向水索地的辦法，如超過了一定的合理限度，濫圍濫墾，就會破壞天然的水利和生态平衡。
3．想方設法找田種 北方有些地區的農民在自然條件非常差，甚至種植業難以發展起來的地方，也千方百計地擴大種植面積。
突出地表現在兩大創舉上，一是改造鹽堿地，古代把鹽堿地稱為“斥鹵”。
農民創造出“趕鹽”、“壓鹽”、“壓青”、“泡茬”、“躲鹽”、“放淤”等辦法，把許多斥鹵不毛之地改造成為能種植的農田。
另一是明、清時期甘肅某些地方農民創造的特殊的土地利用法——“石子田”［60］。
貧瘠多山的黃土高原降雨很少，風又大，晝夜溫差變化大，水土流失嚴重。
于是農民們設法在耕地之後，施上肥，然後運來砂石，先鋪一層粗沙，再逐層鋪上一層小石子和大石塊。
石子田因砂石下面土壤晝夜溫差較小，溫度較高，适于作物生長；又由于有砂石的覆蓋，大大減少了土壤中水分的蒸發，降水滲入土内的水分不易流失；土壤水分保持較好，鹽分不易上升，有減輕鹽堿化的效果。
石子田不僅保收，産量也比當地一般農田要高得多。
但它建造起來很費工，而且頭十年收成很好，以後産量逐漸下降，30年後必須重新改鋪。
這種石子田實為世界農業生産技術史上少有的一項創舉。
二、提高土地利用率 要增加農業生産量，除擴大耕地外，最有效的辦法就是設法充分合理地提高土地利用率，增加單位面積産量。
美國經濟學家帕金斯（D.H.Perkins）認為，從14—19世紀，中國人為提高單位面積産量，除了通常的技術措施外，改進耕作方式起了突出的作用。
［61］美國育種學家布勞格（N.E.Borlang）認為，中國人創造了世界上已知的最驚人的變革之一是“遍及全國的兩熟和三熟栽培，它在發展中的國家中也居于領先地位”［62］。
《周禮·地官·縣師》：“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
”東漢學者鄭玄注釋說：“萊，休不耕者。
”反映出周代農田還盛行輪荒農作制。
到春秋戰國時，就開始逐漸廢棄了輪荒農作制而走上了土地連種制的道路，并在此基礎上又創造了輪作複種制，公元前5世紀，魏國政治家李悝提出“盡地力”之教，其實質就是設法擺脫原始的休耕制，而向連作的高級階段發展，提高已耕農田的利用率。
《荀子·富國》中說，黃河流域有的地方“人善治之”，可以“一歲而再獲之”（二年三熟或一年二熟）。
東漢鄭玄在《周禮·地官·稻人》注釋中說，他生活的那個時代，黃河流域已經流行“禾下麥”、“麥下種禾、豆”的谷、麥、豆之間輪作複種的二年三熟制。
南方氣候溫暖，雨水充足，這一時期在漢水流域的河南南陽一帶已經有了稻、麥輪作複種的一年二熟制。
［63］《異物志》則記載有“一歲再種”的雙季稻。
宋以後，中國廣大農區已經很少有閑田曠土了，人多地少的矛盾開始出現。
在長江以南地區，除大規模開展修造圩田和梯田的活動外，再就是采取更為有效的措施，進一步努力提高複種指數。
《吳郡圖經續記》中說江蘇南部種莊稼已是“刈麥種禾（水稻），一歲再熟”。
嶺南地區更有水稻一年兩熟，一年三熟的記載。
［64］“一年三熟”很可能是通過間套複種等多種方式實現的。
宋以後，輪作複種制繼續有所發展。
“間作”、“套種”是中國種植制度上的又一獨具特色的優良傳統。
中國的多熟種植主要是綜合運用輪作複種和間作套種的種植方式實現的。
所謂“間作”、“套種”就是在同一塊地裡同時夾雜栽種不同的作物；或在一種作物的生長期中間，再栽種另外一種作物。
這樣，當前一種作物還沒有收獲，而後一種作物已經長起來了。
它可以更充分地利用土地，使之沒有空閑之時。
《氾勝之書》和《齊民要術》中都提到了間作、套種，從中反映出在公元6世紀以前，這種方法還隻限于使用在園藝蔬菜方面。
間作、套種等複種技術在明、清時有較大的發展，方式更豐富多彩，并同輪作複種密切配合，綜合運用，收效更大。
1834年成書的《江南催耕課稻編》中說：“台灣百餘年前種稻歲隻一熟，自民食日衆，地利日興，今則三種三收矣。
”《修齊直指》中詳述的18世紀陝西關中地區“一歲數收之法”和“二年收十三料”之法是北方綜合運用間套複種的最典型實例。
作者楊屾認為這“乃人多地少，救貧濟急之要法”。
三、使地力常新壯 作物生長發育須由土壤供給水分、養料和一部分空氣。
土壤的這種供給能力，叫“土壤肥力”。
土壤肥力保證了人們生存必需的糧食、纖維和其他生活資料。
所以古人說“地生财”［65］。
戰國時人們已經認識到“地可使肥，又可使棘（瘠）”［66］。
随着農業生産土壤管理科學技術的提高，又進一步認識到合理利用土壤、改良土壤和培肥土壤，土壤肥力就不會減退。
宋代陳敷的《農書》對此有精辟的論述，并提出了“地力常新壯”［67］這一上升到一定理論高度的土地利用原則。
對人們努力提高土壤肥力，定向改造土壤，提高單位面積産量具有積極意義。
中國農民自古以來對土壤一向采取主動态度，想方設法去改良和維持它的肥力，在生産實踐中逐漸形成了一套把土壤耕作，作物輪作和施肥等措施加以綜合運用的方法，從而使中國的農田使用了幾千年而沒有衰敝。
近百年來到中國的歐洲人對這一事實很是驚異。
施用有機肥料來恢複和維持地力是關鍵的措施。
古文字學家根據對甲骨蔔辭的研究，認為商代已開始給作物施用糞肥，并有了貯存人畜糞和造廄肥的方法。
［68］《詩經·周頌·良耜》：“荼蓼朽止，黍稷茂之。
”反映周代人們認識到使用綠肥與莊稼生長良好的必然關系。
《周禮》、《孟子》、《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等書中都談到了“多糞肥田”，以及改良土壤和對不同土壤應施不同肥料的“土化之法”和“糞種”等。
《齊民要術》的記載反映了公元6世紀時的肥料種類有人糞尿，牛、羊、豬等畜糞，還有蠶糞、缫蛹汁、獸骨灰、草木灰和陳牆土。
還介紹了一種造堆肥的方法——“踏糞”；強調作物要施用腐熟的熟糞：對基肥和追肥的施用法也作了具體記述，反映出施肥技術已有較高水平。
6世紀以後，在開辟肥源方面不斷有新的發展，對施肥方法的改進也很突出。
陳敷《農書》說：“用糞猶用藥也。
”在12世紀時對施肥有這樣深刻的認識是值得重視的。
18世紀的楊屾在《知本提綱》中總結了曆代農民積累的施肥經驗，發展了陳敷的認識，指出施肥要注意“時宜”、“土宜”和“物宜”，所謂“時宜”就是“寒熱不同，各應其候”；所謂“土宜”就是“随土用糞，如因病下藥”；所謂“物宜”是因為“物性不齊”，應“當随其情”。
總之，到明、清時期，中國農田施肥技術幾乎達到了經驗知識的頂端，至于施肥的作用和意義也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歐洲，農田施肥是比較晚的事，即使較早的國家、地區到11世紀方才開始施肥。
18世紀時，法國農業在歐洲算是最先進的，可是全國農田仍有半數以上經常休閑着。
聽任大量土地休閑，主要是因為無法迅速恢複土壤的肥力。
第五節 選種育種成就 中國古代不僅把許多野生動植物馴養和培育成為家養動物與栽培植物，而且通過改良營養條件、人工選擇、雜交育種等實踐和研究，創造性地培育了大量的農作物和家畜、家禽優良品種，以供人們生活所需。
一、農作物的育種成就 中國為世界栽培植物重要起源地之一。
起源于中國的農作物有粟、稷（黍子）、水稻、荞麥；豆類有大豆、毛黃豆；蔬菜有白菜、蘿蔔；果樹有桃、杏、李、梨、柑橘、荔枝等。
當遠古人們把野生植物加以馴化栽培時，需有所選擇，這就是農作物出現的開始。
所以選種的曆史和農業發生的曆史同樣悠久。
中國的農作物種類很多，品種更多，現今水稻品種有四萬多個，粟有一萬五千多個。
這都是經過無數代的農民廣泛采用存優汰劣的留種和選種技術創造出來的。
根據考古發掘資料，在六千多年前，中國水稻已有秈稻和粳稻兩種。
在周代，農作物播種前，對種子要進行粒選。
選種的标準是色澤鮮亮，子粒粗大飽滿，即《詩經·大雅·生民》中說的“種之黃茂”。
此篇還反映了當時人們已具有優良品種——“嘉種”的概念，并記述了黍和粟各兩個優良品種的名稱：“秬”（黑黍）、“秠”（一稃二米的好粟）、“糜”（赤粱粟）、“芑”（白粱粟）。
《詩經·魯頌·宮》篇中有“黍稷重穋，植穉菽麥”之句，“重”、“穋”、“稙”、“穉”，即晚熟、早熟和早播、晚播的兩類品種。
它們是考察了很多品種的特性和特征之後予以概括出來的，有明顯的品種區别，說明周代的選育種技術已有相當高水平。
戰國時期，人們通過總結積累的經驗，制定出了一些選種的标準和措施，如《呂氏春秋·審時》裡就分别提出了禾（粟）、黍、稻、麻、菽、麥六種糧食作物的選種标準。
用一個具有優良性狀的單株或單穗選育新品種的單株選擇法很早就有了。
清初，農民已普遍使用此法。
《康熙幾暇格物編》下冊中記載了康熙皇帝用此法在豐澤園中選育成功了一種“早熟”、高産、“氣香而味腴”的水稻優良品種“禦稻”。
曾推廣到江、浙一帶，在蘇州地區一年兩季共收五石二鬥，比其他品種增産一石三鬥。
四年之後産量高達六石多，比其他稻增産1.7倍。
乾隆時編纂的《授時通考》收錄的作物品種比《齊民要術》更多，如粟有250個，對各品種的特征和特性都有詳細記述。
在最近幾個世紀以來編纂的全國各地方志中所記載的各地農作物品種，更是多不可數。
二、家畜家禽的育種成就 中國各地的優良家畜家禽種類之多，品種資源之豐富，過去以及今天都受到世界其他國家的重視。
馬、牛、羊、雞、犬、豕“六畜”，中國在五千多年前就已全部飼養了。
中國是最早飼養豬、雞、鴨、馬的國家之一，也是最早用雜交方法培育騾的國家。
馬在家畜中占有特殊地位。
根據《夏小正》記載，夏代在春季已實行“頒馬”，即選擇強壯種馬配種。
商、周時期，馬被用于軍事、狩獵、娛樂，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品種不斷增多。
人們根據馬的品質高下，毛色的純駁而将之分類，并規定了使用範圍，《周禮·夏官·校人》：“辨六馬之屬。
”有繁殖配種用的“種馬”，軍事用的“戎”馬，毛色整齊供祭典用的“齊馬”，善奔馳騁用的“道馬”，田獵所用之“田馬”，還有供雜役用的“驽馬”。
漢武帝大力提倡養馬，從中亞和新疆地區引進汗血馬3000匹進行大規模雜交繁殖改良内地的馬種。
唐代在馬匹改良上也作過很大努力，據《唐會要》記載，唐高祖時，康國（今烏茲别克斯坦撒馬爾汗一帶）進貢四千匹大宛良馬。
唐太宗時，居住在瀚海以北的“骨利幹”族人（現西伯利亞葉尼塞茨克地方）派使者帶來良馬100匹，其中有10匹特别優良，唐太宗極為珍愛，給每匹馬都取了名字，号為“十駿”。
漢、唐以來，先後從西域輸入的良馬有大宛馬、烏孫馬、波斯馬、突厥馬等等。
利用異種間的有性雜交方法來培育新畜種（juétí），也是中國古代家畜育種技術的重大成就。
現在把母馬配公驢産生的騾子叫馬騾，古代叫“”（luó）；把母驢配公馬生的騾子叫驢騾，古代就叫“”。
這是北方匈奴民族的貢獻，春秋時期已引入内地。
騾既繼承了馬和驢的優良性狀，而且又勝過馬和驢。
《齊民要術·養牛馬驢騾第五十六》［69］說：“，驢覆馬生，則準常。
以馬覆驢，所生騾者，形容壯大，彌複勝馬。
”這種雜交育種方法現今還在生産中廣泛應用。
中國華南廣東豬自漢以來就以早熟、易肥、繁殖力強而著稱于世，大秦（古羅馬帝國）的本地豬種生長慢、晚熟、肉質差，不能滿足人們的要求，因此千方百計地引入中國華南豬以改良本地的豬種，育成了羅馬豬。
而羅馬豬對于近代西方著名豬種的育成起過很大作用。
英國在18世紀初引入中國廣東豬種，到18世紀後期，其本地豬種已漸絕迹；著名的大約克夏，又名英國大白豬，為優良的腌肉用豬，就是用中國華南豬和約克夏地方本地豬雜交改良而成的。
總之，現今世界上許多著名豬種，幾乎都含有中國豬的血統。
英國進化論學說奠基人，偉大的博物學家達爾文說過：“中國豬在改進歐洲品種中，具有高度的價值。
”［70］ 在雞、鴨方面，中國曆代培育了很多珍貴品種。
雞有魯雞、長鳴雞、遼陽雞、矮雞、泰和雞、壽光雞、九斤黃雞和狼山雞。
鴨主要有番鴨、北京鴨。
北京鴨育成于15世紀，用它燒制成的佳肴“北京烤鴨”聞名于中外。
第六節 蠶桑、園藝和畜牧獸醫方面的特殊貢獻 中國在蠶桑、園藝和畜牧獸醫方面有不少特殊的創造發明，對世界文明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蠶桑方面的貢獻 中國是世界上養蠶、種桑、缫絲最早的國家。
當二千多年前中國絲綢傳入歐洲時，歐洲人對那美麗、輕盈的絲綢是如何織造的，竟一無所知。
中國古代關于養蠶的傳說特别多，諸如天驷龍精、馬頭娘、菀窳婦人、寓氏公主、西陵氏始蠶等等。
實際上，像養蠶織絲這樣偉大的發明，隻能是人們集體的、長期的經驗積累。
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距今五千年前的浙江吳興錢山漾遺址中發掘出了一批絲織品，有絹片、絲帶和絲線。
［71］遺物經浙江省紡織科學研究所鑒定，絹片為平紋組織，經緯密度為每厘米40根，粗細均勻。
絲帶組合，觀察為10股，每股單紗3根，共計單紗30根編織成。
有人據絲織物分析，認為已是先缫後織的産品，蠶也進入了家養的時代。
［72］比這再早與蠶桑有關的考古資料還有1926年在山西夏縣西陰村仰韶文化遺址中發現的一個“半割的繭殼”，經1928年美國Smith-Sonion學院鑒定為蠶繭。
［73］此外，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一個牙雕小盅，“外壁雕刻有編織紋和蠶紋的圖案一圈”［74］，織紋和蠶紋組成一個圖像，反映了蠶與織的相互依賴關系。
通過長期養蠶的實踐，曆代蠶農在養蠶技術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取得不少成就。
首先，家蠶經過長期飼育和選擇，其性狀發生了很大變化，并形成了各種類型的品種。
宋、元時期，江、浙地區飼育成了四眠蠶和許多優良品種。
三眠蠶比四眠蠶抗病能力強，容易飼養，但從蠶絲生産角度看，四眠蠶的蠶絲比三眠蠶優良。
四眠蠶的飼育成功和推廣是養蠶生産上的一大進步。
為了發展蠶絲生産，中國古代除了飼養春蠶外，還飼養夏蠶、秋蠶，甚至一年裡養多批蠶。
一千六百多年前，已利用低溫抑制蠶卵使之延期孵化的低溫催青制取生種的方法，為能在一年内多批養蠶創造了有利條件。
這是中國古代養蠶生産技術上的又一項重大發明。
為提高蠶絲的産量，現代蠶業工作者經過長期反複研究，發明了用葆幼激素配合蛻皮激素體噴或添食的養蠶方法。
而在八百多年前，中國蠶農已注意到這個問題，發明了用中藥添食增産絲的方法。
宋代莊季裕《雞肋篇》卷上中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