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古代農業生産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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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引水和做田埂等的排灌技術。
黃河流域一直流傳着大禹“疏九河”［23］，“盡力乎溝洫”［24］的傳說。
這可算得上是中國農田水利事業的萌芽時期了，真正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工程的興修，那是到春秋戰國時候的事。
中國農田水利事業雖然曆史悠久，成績卓著，但總也達不到理想的地步，結果始終是一個由水利而引起各種災禍所困擾的國家。
中國曆代當政者都标榜“重農”和講究水利，二十四史有的就撰有《河渠志》專篇，在《地理志》、《一統志》中也記載有關于農田水利的建設。
功績當然都記到了帝王将相的名下。
實際上，貢獻更大的是廣大農民。
農民不經過官府過問，自己聯合起來修建農田水利的事例各朝各代、各地皆有。
如清代中葉，長江流域無地農民紛紛遷往川、鄂、陝邊區山中，開墾山田。
他們合力築造堤堰，控渠引水。
其結果如道光時《紫陽縣志》所記載的，“深山邃谷到處有人，寸地皆耕，尺水可灌”。
由此而推，曆史上長江流域廣大丘陵地區的開發，情況大體相同。
中國古代因地制宜地創造了多種形式的農田水利工程，有的工程就其規模之大，設計的巧妙和高超技術，都居于當時世界先進之列。
1．灌溉渠系工程 2．陂塘工程 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勢，經過人工整理的貯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
二千多年前的文獻中已有利用陂池灌溉農田的記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30］芍陂興建于春秋戰國時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築堤蓄水灌溉工程，“陂有五門，吐納川流”［31］。
直徑大約百裡，周圍約三百多裡，灌注今安徽壽縣以南淠水和淝水之間四萬頃田地。
今天的安豐塘就是其殘存部分。
漢代，陂塘興築已很普遍，東漢以後，陂塘水利加速發展。
陂塘水利适建于丘陵地區，起始于淮河流域，汝南、漢中地區也頗發達。
從雲南、四川出土的東漢陶陂池模型，可看出當時已在陂池中養魚，進行綜合利用。
《淮南子·說林訓》中有關于陂塘灌溉面積數量的計算：“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
”中小型陂塘适于小農經濟的農戶修築，南方地區雨季蓄水以備幹旱時用，修築尤多。
元代王祯《農書·農器圖譜·灌溉門》說：“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
民間所自為溪堨、水蕩，難以數計。
”明代僅江西一地就有陂塘數萬個。
［32］總之，古代遍布各地的陂塘，對農業生産的作用不可低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統 隋、唐、宋時期，水利建設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規模興修尤為突出。
古代太湖地區勞動人民在淺水沼澤，或河湖灘地取土築堤圍墾辟田，築堤取土之處，必然出現溝洫。
為了解決積水問題，又把這類堤岸、溝洫加以擴展，于是逐漸變成了塘浦。
當發展到橫塘縱浦緊密相接，設置閘門控制排灌時，就演變成為棋盤式的塘浦圩田系統。
宋代範仲淹在《答手诏條陳十事》（1043）中描述道：“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裡，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閘門，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
”太湖地區的塘浦圩田形成于唐代中葉以後。
五代時吳越國利用軍隊和強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強管理護養制度，設立“都水營田使”官職，把治水與治田結合起來。
這些措施對塘浦圩田的發展和鞏固起到了良好作用。
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廢而不治，中期又着手修治。
南宋時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圍田置閘之類的工程。
4．海塘工程 自漢、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為防禦潮水災害而開始修建江海堤防。
海塘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開發過程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
海塘從局部到連成一線，從土塘演變為石塘，建築技術水平不斷提高。
五代吳越國錢镠在位時，曾在杭州候潮門和通江門外築塘防潮，所用“石囤木樁法”［33］以木栅為格，格内填進磚石，經漲沙充淤後，就成為遠比土塘堅固的土石塘。
可以說這是從土塘到石塘的過渡。
北宋時，石塘技術上的一次改革就是采用了“坡坨法”，即海塘為斜坡石級式，塘身穩定性優于壁立式海塘，坡階又起消力作用。
明、清時，海塘工程更受重視，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以及技術上的進步都超過其他曆史時期。
5．井灌 二、農業生産工具 1．高效的取水設備和機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設法把低處的水引向高處。
在這方面，中國古代有過不少靈巧的發明。
人們熟悉的水車，也叫“翻車”、“龍骨車”、“水蜈蚣”。
它出現于東漢、三國之際，最初隻用來澆灌園地，後來被水田區的農民廣泛采用，将近二千年來，在生産上一直起着較大的作用。
筒車，今天在許多地方還可見到，大約有千年以上曆史。
這是把一個大的轉輪，周圍系上許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邊，轉輪一部分沒在水中，水流激動轉輪，輪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裡。
元代王祯《農書》裡記載的水轉翻車、牛轉翻車、驢轉翻車、高轉筒車，構造比較複雜，效率比較高，都是從翻車和筒車變化出來的。
高轉筒車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
為了把水引向遠處，則有連筒和架槽的發明。
連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裡面的節，一根根連接起來，下面随地勢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澗谷，把水引到很遠的地方。
架槽的設計基本上同連筒一樣，隻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
這類器具，正如王祯所說：“大可下潤于千頃，高可飛流于百尺，架之則遠達，穴之則潛通，世間無不救之田，地上有可興之雨。
”［34］反映出中國古代這方面的創造發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實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農具 3．播種農具 4．中耕除草農具 一類是錢、鏟和铫，構造大同小異，實質是同一種農具。
古代文獻往往用來相互注釋，《說文解字》十四：“錢，铫也，古農器。
”這類農具需運用手腕力量貼地平鏟以除草松土，也可用來翻土。
另一類是耨、镈和鋤，就構造說也大同小異，都是向後用力以間苗、除草和松土的農具，比錢、鏟、铫要進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着。
春秋戰國時已有了鐵鋤；漢代以後的鐵鋤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
耘是水田用的除草、松土農具。
王祯《農書·農器圖譜·錢镩門》中有耘圖。
宋、元之際的《種莳直說》中第一次記載了耧鋤。
這是一種用畜力牽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農具。
5．收獲農具 新石器時代已有石制或蚌殼制的割取谷物穗子及稿稈的铚與鐮。
金屬出現後，則有青銅和鐵制的铚和鐮。
幾千年來，铚和鐮的形制基本上沒有多大變化。
宋以前，還出現了撥鐮、艾、翳鐮、推鐮、鈎鐮等收獲農具。
王祯《農書·農器圖譜》中記載的由麥钐、麥綽等組成的芟麥器，是一種比較先進的收獲小麥的農具。
谷物收割脫粒後，利用比重和風力把秕殼與籽粒分開的辦法很早就使用了。
從《詩經》中可以找到證明：“維南有箕（箕鬥，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揚。
”［40］1973年河南濟源縣泗澗溝漢墓出土的陶風車模型，［41］說明至遲西漢晚期已經發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
風車把葉片轉動生風和籽粒重則沉、糠秕輕則飏的經驗巧妙地結合在同一機械中，确是一種新穎的創造。
第三節 科學靈活地掌握農時 農業生産活動必須按季節，即各地的氣候條件适時而耕，适時而種，适時而獲，這就叫做“農時”。
不違農時，作物在整個生長過程中就能夠很好地适應和利用氣候條件，獲得豐收；違反農時，輕則招緻減産，重則會顆粒無收。
中國勞動人民很早就對農時與農業生産的關系有了較深刻的認識，而且摸索出了科學、靈活地巧用農時的方法。
一、對農時與農業生産的關系的認識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農業生産中的天時、地宜、人力觀已基本形成。
諸子著作中多有所論述，并把天時放在一個較為突出的地位來看待。
人們認識到天時能決定作物的生長和收成好壞，強調在整個生産過程中都應予以重視，漁業、林業生産也應如是，所以說“不違農時，谷不勝食也”［42］；“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43］；“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
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44］《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對天時在農業生産中的重要性進行了系統總結。
除強調“凡農之道，厚（候）之為寶”外，還指出适時耕種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及提高農作物産量和谷物的質量。
因此，當權者的職責是緻力于掌握農時。
為了保證民時，不妨礙農業生産，提出的具體措施是讓農民“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正當農忙時，“不興土功，不作師徒（軍旅）。
庶人不冠弁（成年禮）、娶妻、嫁女、享祀”。
［45］ 戰國以後，對農時的認識不斷深化。
南宋初的《陳旉農書》指出适時耕種能保證農業生産計劃的完成，“種莳之事，各有攸序。
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
明代的《農說》從相反方面指出掌握農時的重要：“時一失，則緩急先後之序皆倒行而逆施矣，安得順暢而不困苦哉。
” 二、科學靈活地巧用農時 古代農業生産基本上是靠天吃飯。
人們沒有能力控制氣候條件，隻能從長期的觀察和實踐中找出天時變化的規律；利用有利于農業生産的天時，以減輕天時災害的影響，達到增産的目的。
因而古代著作中論述如何利用天時時，都說“秉時”、“順時”、“不違天時”、“應時”和“節四時之适”等，［46］也就是《呂氏春秋·任地》所說的“時至而作，竭時而止”。
為了做到掌握好農時，古代人們在“巧用”二字上下工夫。
首先很早就利用物候。
把觀測星躔（chán，或作纏。
星躔指星辰運行度次）、花、鳥、蟲、魚、獸等物候作為時宜的标志。
據古代文獻記載，早在颛顼時代就有了“火正”這一職官，專門負責觀測“大火”（心宿二），根據其出沒來指導農業生産。
現代研究者根據推算，認為最利于觀測“大火”來決定春分的時代是公元前2400年前後。
［47］夏、商、周三代最高統治者已把觀測天象，敬授民時列為國家的重大政事來抓。
中國現存最早、含有夏代豐富物候知識的《夏小正》中記載有許多物候、氣象、天象和與之相對應的農事及其他生産活動。
例如： 《夏小正》把天象同相應的物候揉在一起，構成了物候曆與天文曆的結合體。
其物候觀測内容，植物方面，對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觀察；動物方面，凡鳥、獸、蟲、魚都有所注意。
戰國時的諸子著作以及後世的農書中都或多或少記錄有不同地區的物候觀測。
實際上，物候學是農民自己的科學。
它主要是曆代農民千百年來對千變萬化的各種自然現象的觀測總結，揭示出了“天變于上，物候于下”的内在聯系，而将之運用于農業生産的。
因此，很多物候知識是通過諺語和詩歌形式在民間口頭流傳着。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黃莺），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48］詩歌裡的“黃莺兒鳴叫”就是采桑活動時宜的标志。
後魏的《齊民要術》引用古農諺三十餘條，與物候有關的如“椹厘厘（言桑葚多且熟也），種黍時”［49］；“麥黃種麻，麻黃種麥”；“夏至後，不沒狗（指生長不良，株高不沒狗）；但雨多，沒橐駝”［50］等。
中國古代曆法中的二十四節氣與農業生産的關系最為密切。
所謂“節氣”就是太陽位置，即氣候寒暖的反映。
大體太陽在黃經上從春分點起，每移過黃經15度，算經過一個節氣（15天）。
這種節氣制為中國所獨創，還推廣到了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
二十四節氣在戰國時期已基本形成，但其全部名稱到西漢初的《淮南子·天文訓》中才具備了。
傳至今天的二十四節氣名稱是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從這些節氣的命名來看，均來自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觀察和實踐積累。
它主要也通過農諺形式，在民間世世代代流傳着。
如“小滿前後，種瓜點豆”（山西）；“冬至菜花年大麥”（上海）；“驚蟄春分兩相連，耕田浸種莫遲延”（廣東）等，都是已有相當長年月的農諺了。
由于物候和二十四節氣在農業生産上能夠較确切地起指示作用，特别是物候，現代氣象工作者對之評價甚高，說它往往是很多氣象資料也難以完全替代的，因此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一直喜歡利用物候和二十四節氣來掌握農時。
古代人們掌握農時的原則是科學、靈活的。
首先注意到農業生産上的時宜和地區的關系。
因地勢的高低，地區的南北不同，氣候的條件也會有差異，作物的播種時間就應有差别，西漢末的《氾勝之書》說粟的種植時間應“因地為時”。
《緻富奇書廣集·授時》闡述比較具體，說：“以上播種随南北地氣先後為之，若閩、廣地暖，正月則萬樹俱青，百種易茁矣。
至于北地土寒，清明始見柳芽，而燕代五月方可種瓜也。
此則因江以南地氣先至而言之，以示人及時樹藝，時不可失也。
”先秦時人們已根據土壤的性質不同決定耕作的早晚。
《呂氏春秋·辯土》說，剛硬的“垆”土要先耕，因它含水分少，表層易幹枯；軟弱的“靹”土可以後耕。
《氾勝之書》也說：“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垆土；……杏始華（花）榮，辄耕輕土弱土。
”在播種方面，雖為同一種作物，種在不同的土壤裡，時宜标準也不一樣，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說：“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
《齊民要術·種谷第三》說：“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
良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實也。
” 此外，還認識到不同作物的播種期和收獲期也不一樣，這和作物本身所具備的特性有關。
《氾勝之書》說種枲（雄麻）“甯失于早，不失于晚”。
晚種了，麻皮質量就差。
《齊民要術》談種蔓青，認為七月初下種最相宜；如在六月種，根部雖長得粗大，但葉子要遭蟲吃；如在七月底種，葉子雖肥大，但根部卻細小。
［51］個别地區的特别災害也足以影響作物的播種期。
如長江下遊産棉區，每年秋季常有台風過境，棉鈴被吹落，植株被拔倒，影響産量，《農政全書》中就總結出提早種十多天以避免或減輕風害。
［52］在作物收獲方面，作物特性表現得更為明顯。
不同作物，收割時期早晚不同。
《齊民要術》指出秫“收刈欲晚”，其原因是“性不零落，早刈損實”。
［53］而小麥則迥然不同，成熟後麥粒易落，所以《韓氏直說》裡提出要帶青刈割，一般民間都說“收麥如救火”。
第四節 充分利用土地 農作物種在地裡，所以土地是種植業的基礎。
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國的農業生産在許多地區已走上了以種植業為主的道路。
以後人口逐漸增多，越往後世近代人口增加越快，清代乾隆初年，中國人口已突破一億大關。
為了養活衆多的人口，中國世世代代的農民，在充分利用土地上創造了值得贊歎的業績。
一、想方設法增辟耕地 增加糧食産量的一個重要辦法是擴大耕地。
為此，中國古代農民就開展了“向山争地”、“向水奪田”的鬥争。
這種鬥争到明、清時期達到了高峰。
戰國時期，對丘陵地、平地、低窪地三種類型的土地已有所利用。
到漢代，種植業比較發達的中原地區，沼澤地已基本上墾辟治理為農田。
漢以後，北方人口不斷向南方遷移，加上鐵制農具的普遍使用，使南方地區農田的墾辟擴大也出現了新形勢。
1．向山争地 中國有廣大的丘陵地帶和山區，農田向山坡擴展是必然的趨勢。
它最主要的形式是“梯田”，在農業生産中占有重要地位。
開辟梯田始于何時？有不同看法。
大緻梯田是由山坡田逐步發展而來，《詩經》提到的“阪田”可能就是簡單的山坡田。
山坡田會破壞山坡上的天然植被，引起水土流失。
從嚴重的失敗教訓中人們總結出修築梯田的辦法。
梯田在條件不同的地方，修築形式和效果也有所不同。
西北黃土地帶，主要作用是攔截水土，當地農民的口号是“水不下原，土不下坡，泥不出溝”［54］。
而南方丘陵地區的梯田則結合豐富的水源條件，表現了對于水土的高度的利用。
“梯田”之名稱最早見于南宋範成大的《骖鸾錄》，說江西袁州“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
梯田的出現當然比這要早得多，四川彭水縣東漢墓出土的一塊陶田模型上，丘形狹斜，丘與丘相接如魚鱗，略呈階梯形，研究者認為很像現今四川之梯田。
［55］說明梯田在四川已有近二千年的曆史了。
唐代人樊綽到過雲南，在所著《蠻書》中寫道：“蠻治山田，殊為精好”；
黃河流域一直流傳着大禹“疏九河”［23］，“盡力乎溝洫”［24］的傳說。
這可算得上是中國農田水利事業的萌芽時期了，真正大規模的農田水利工程的興修，那是到春秋戰國時候的事。
中國農田水利事業雖然曆史悠久，成績卓著，但總也達不到理想的地步，結果始終是一個由水利而引起各種災禍所困擾的國家。
中國曆代當政者都标榜“重農”和講究水利，二十四史有的就撰有《河渠志》專篇，在《地理志》、《一統志》中也記載有關于農田水利的建設。
功績當然都記到了帝王将相的名下。
實際上，貢獻更大的是廣大農民。
農民不經過官府過問，自己聯合起來修建農田水利的事例各朝各代、各地皆有。
如清代中葉，長江流域無地農民紛紛遷往川、鄂、陝邊區山中，開墾山田。
他們合力築造堤堰，控渠引水。
其結果如道光時《紫陽縣志》所記載的，“深山邃谷到處有人，寸地皆耕，尺水可灌”。
由此而推，曆史上長江流域廣大丘陵地區的開發，情況大體相同。
中國古代因地制宜地創造了多種形式的農田水利工程，有的工程就其規模之大，設計的巧妙和高超技術，都居于當時世界先進之列。
1．灌溉渠系工程 2．陂塘工程 陂塘系利用自然地勢，經過人工整理的貯水工程，其功能是蓄水溉田。
二千多年前的文獻中已有利用陂池灌溉農田的記載：“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30］芍陂興建于春秋戰國時期，是最早的一座大型築堤蓄水灌溉工程，“陂有五門，吐納川流”［31］。
直徑大約百裡，周圍約三百多裡，灌注今安徽壽縣以南淠水和淝水之間四萬頃田地。
今天的安豐塘就是其殘存部分。
漢代，陂塘興築已很普遍，東漢以後，陂塘水利加速發展。
陂塘水利适建于丘陵地區，起始于淮河流域，汝南、漢中地區也頗發達。
從雲南、四川出土的東漢陶陂池模型，可看出當時已在陂池中養魚，進行綜合利用。
《淮南子·說林訓》中有關于陂塘灌溉面積數量的計算：“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
”中小型陂塘适于小農經濟的農戶修築，南方地區雨季蓄水以備幹旱時用，修築尤多。
元代王祯《農書·農器圖譜·灌溉門》說：“惟南方熟于水利，官陂官塘處處有之。
民間所自為溪堨、水蕩，難以數計。
”明代僅江西一地就有陂塘數萬個。
［32］總之，古代遍布各地的陂塘，對農業生産的作用不可低估。
3．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系統 隋、唐、宋時期，水利建設遍及大江南北，太湖流域的塘浦圩田大規模興修尤為突出。
古代太湖地區勞動人民在淺水沼澤，或河湖灘地取土築堤圍墾辟田，築堤取土之處，必然出現溝洫。
為了解決積水問題，又把這類堤岸、溝洫加以擴展，于是逐漸變成了塘浦。
當發展到橫塘縱浦緊密相接，設置閘門控制排灌時，就演變成為棋盤式的塘浦圩田系統。
宋代範仲淹在《答手诏條陳十事》（1043）中描述道：“江南舊有圩田，每一圩方數十裡，如大城，中有河渠，外有閘門，旱則開閘引江水之利，潦則閉閘拒江水之害，旱澇不及，為農美利。
”太湖地區的塘浦圩田形成于唐代中葉以後。
五代時吳越國利用軍隊和強征役夫修浚河堤，加強管理護養制度，設立“都水營田使”官職，把治水與治田結合起來。
這些措施對塘浦圩田的發展和鞏固起到了良好作用。
北宋初，太湖流域塘浦圩田廢而不治，中期又着手修治。
南宋時大盛，作了不少疏浚港浦和圍田置閘之類的工程。
4．海塘工程 自漢、唐起，江、浙、福建沿海人民為防禦潮水災害而開始修建江海堤防。
海塘在中國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開發過程中占有相當重要地位。
海塘從局部到連成一線，從土塘演變為石塘，建築技術水平不斷提高。
五代吳越國錢镠在位時，曾在杭州候潮門和通江門外築塘防潮，所用“石囤木樁法”［33］以木栅為格，格内填進磚石，經漲沙充淤後，就成為遠比土塘堅固的土石塘。
可以說這是從土塘到石塘的過渡。
北宋時，石塘技術上的一次改革就是采用了“坡坨法”，即海塘為斜坡石級式，塘身穩定性優于壁立式海塘，坡階又起消力作用。
明、清時，海塘工程更受重視，投入的人力、物力之多以及技術上的進步都超過其他曆史時期。
5．井灌 二、農業生産工具 1．高效的取水設備和機具 引水灌溉，最重要的是設法把低處的水引向高處。
在這方面，中國古代有過不少靈巧的發明。
人們熟悉的水車，也叫“翻車”、“龍骨車”、“水蜈蚣”。
它出現于東漢、三國之際，最初隻用來澆灌園地，後來被水田區的農民廣泛采用，将近二千年來，在生産上一直起着較大的作用。
筒車，今天在許多地方還可見到，大約有千年以上曆史。
這是把一個大的轉輪，周圍系上許多竹筒或木筒，安置在水邊，轉輪一部分沒在水中，水流激動轉輪，輪上的筒就川流不息地依次汲水注到岸上的田地裡。
元代王祯《農書》裡記載的水轉翻車、牛轉翻車、驢轉翻車、高轉筒車，構造比較複雜，效率比較高，都是從翻車和筒車變化出來的。
高轉筒車可以把水引到十丈以上高的地方。
為了把水引向遠處，則有連筒和架槽的發明。
連筒是把粗大的竹竿去掉裡面的節，一根根連接起來，下面随地勢高下，用木石架起，可以跨越澗谷，把水引到很遠的地方。
架槽的設計基本上同連筒一樣，隻是用以引水的是木槽而已。
這類器具，正如王祯所說：“大可下潤于千頃，高可飛流于百尺，架之則遠達，穴之則潛通，世間無不救之田，地上有可興之雨。
”［34］反映出中國古代這方面的創造發明之巧妙，高效而又實用。
2．耕翻平整土地的農具 3．播種農具 4．中耕除草農具 一類是錢、鏟和铫，構造大同小異，實質是同一種農具。
古代文獻往往用來相互注釋，《說文解字》十四：“錢，铫也，古農器。
”這類農具需運用手腕力量貼地平鏟以除草松土，也可用來翻土。
另一類是耨、镈和鋤，就構造說也大同小異，都是向後用力以間苗、除草和松土的農具，比錢、鏟、铫要進步些，至今仍被大量使用着。
春秋戰國時已有了鐵鋤；漢代以後的鐵鋤和近代使用的基本上沒有什麼差異。
耘是水田用的除草、松土農具。
王祯《農書·農器圖譜·錢镩門》中有耘圖。
宋、元之際的《種莳直說》中第一次記載了耧鋤。
這是一種用畜力牽引的中耕除草和培土農具。
5．收獲農具 新石器時代已有石制或蚌殼制的割取谷物穗子及稿稈的铚與鐮。
金屬出現後，則有青銅和鐵制的铚和鐮。
幾千年來，铚和鐮的形制基本上沒有多大變化。
宋以前，還出現了撥鐮、艾、翳鐮、推鐮、鈎鐮等收獲農具。
王祯《農書·農器圖譜》中記載的由麥钐、麥綽等組成的芟麥器，是一種比較先進的收獲小麥的農具。
谷物收割脫粒後，利用比重和風力把秕殼與籽粒分開的辦法很早就使用了。
從《詩經》中可以找到證明：“維南有箕（箕鬥，星名，二十八宿之一），不可以簸揚。
”［40］1973年河南濟源縣泗澗溝漢墓出土的陶風車模型，［41］說明至遲西漢晚期已經發明了清理籽粒，分出糠秕的有效工具。
風車把葉片轉動生風和籽粒重則沉、糠秕輕則飏的經驗巧妙地結合在同一機械中，确是一種新穎的創造。
第三節 科學靈活地掌握農時 農業生産活動必須按季節，即各地的氣候條件适時而耕，适時而種，适時而獲，這就叫做“農時”。
不違農時，作物在整個生長過程中就能夠很好地适應和利用氣候條件，獲得豐收；違反農時，輕則招緻減産，重則會顆粒無收。
中國勞動人民很早就對農時與農業生産的關系有了較深刻的認識，而且摸索出了科學、靈活地巧用農時的方法。
一、對農時與農業生産的關系的認識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農業生産中的天時、地宜、人力觀已基本形成。
諸子著作中多有所論述，并把天時放在一個較為突出的地位來看待。
人們認識到天時能決定作物的生長和收成好壞，強調在整個生産過程中都應予以重視，漁業、林業生産也應如是，所以說“不違農時，谷不勝食也”［42］；“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谷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43］；“污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
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44］《呂氏春秋》中的《上農》、《任地》、《辯土》、《審時》四篇對天時在農業生産中的重要性進行了系統總結。
除強調“凡農之道，厚（候）之為寶”外，還指出适時耕種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及提高農作物産量和谷物的質量。
因此，當權者的職責是緻力于掌握農時。
為了保證民時，不妨礙農業生産，提出的具體措施是讓農民“三時務農，而一時講武”；正當農忙時，“不興土功，不作師徒（軍旅）。
庶人不冠弁（成年禮）、娶妻、嫁女、享祀”。
［45］ 戰國以後，對農時的認識不斷深化。
南宋初的《陳旉農書》指出适時耕種能保證農業生産計劃的完成，“種莳之事，各有攸序。
能知時宜，不違先後之序，則相繼以生成，相資以利用，種無虛日，收無虛月”。
明代的《農說》從相反方面指出掌握農時的重要：“時一失，則緩急先後之序皆倒行而逆施矣，安得順暢而不困苦哉。
” 二、科學靈活地巧用農時 古代農業生産基本上是靠天吃飯。
人們沒有能力控制氣候條件，隻能從長期的觀察和實踐中找出天時變化的規律；利用有利于農業生産的天時，以減輕天時災害的影響，達到增産的目的。
因而古代著作中論述如何利用天時時，都說“秉時”、“順時”、“不違天時”、“應時”和“節四時之适”等，［46］也就是《呂氏春秋·任地》所說的“時至而作，竭時而止”。
為了做到掌握好農時，古代人們在“巧用”二字上下工夫。
首先很早就利用物候。
把觀測星躔（chán，或作纏。
星躔指星辰運行度次）、花、鳥、蟲、魚、獸等物候作為時宜的标志。
據古代文獻記載，早在颛顼時代就有了“火正”這一職官，專門負責觀測“大火”（心宿二），根據其出沒來指導農業生産。
現代研究者根據推算，認為最利于觀測“大火”來決定春分的時代是公元前2400年前後。
［47］夏、商、周三代最高統治者已把觀測天象，敬授民時列為國家的重大政事來抓。
中國現存最早、含有夏代豐富物候知識的《夏小正》中記載有許多物候、氣象、天象和與之相對應的農事及其他生産活動。
例如： 《夏小正》把天象同相應的物候揉在一起，構成了物候曆與天文曆的結合體。
其物候觀測内容，植物方面，對木本和草本植物都有觀察；動物方面，凡鳥、獸、蟲、魚都有所注意。
戰國時的諸子著作以及後世的農書中都或多或少記錄有不同地區的物候觀測。
實際上，物候學是農民自己的科學。
它主要是曆代農民千百年來對千變萬化的各種自然現象的觀測總結，揭示出了“天變于上，物候于下”的内在聯系，而将之運用于農業生産的。
因此，很多物候知識是通過諺語和詩歌形式在民間口頭流傳着。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黃莺），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
”［48］詩歌裡的“黃莺兒鳴叫”就是采桑活動時宜的标志。
後魏的《齊民要術》引用古農諺三十餘條，與物候有關的如“椹厘厘（言桑葚多且熟也），種黍時”［49］；“麥黃種麻，麻黃種麥”；“夏至後，不沒狗（指生長不良，株高不沒狗）；但雨多，沒橐駝”［50］等。
中國古代曆法中的二十四節氣與農業生産的關系最為密切。
所謂“節氣”就是太陽位置，即氣候寒暖的反映。
大體太陽在黃經上從春分點起，每移過黃經15度，算經過一個節氣（15天）。
這種節氣制為中國所獨創，還推廣到了朝鮮、日本、越南等國家。
二十四節氣在戰國時期已基本形成，但其全部名稱到西漢初的《淮南子·天文訓》中才具備了。
傳至今天的二十四節氣名稱是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從這些節氣的命名來看，均來自人們日常生活中的觀察和實踐積累。
它主要也通過農諺形式，在民間世世代代流傳着。
如“小滿前後，種瓜點豆”（山西）；“冬至菜花年大麥”（上海）；“驚蟄春分兩相連，耕田浸種莫遲延”（廣東）等，都是已有相當長年月的農諺了。
由于物候和二十四節氣在農業生産上能夠較确切地起指示作用，特别是物候，現代氣象工作者對之評價甚高，說它往往是很多氣象資料也難以完全替代的，因此中國農民幾千年來一直喜歡利用物候和二十四節氣來掌握農時。
古代人們掌握農時的原則是科學、靈活的。
首先注意到農業生産上的時宜和地區的關系。
因地勢的高低，地區的南北不同，氣候的條件也會有差異，作物的播種時間就應有差别，西漢末的《氾勝之書》說粟的種植時間應“因地為時”。
《緻富奇書廣集·授時》闡述比較具體，說：“以上播種随南北地氣先後為之，若閩、廣地暖，正月則萬樹俱青，百種易茁矣。
至于北地土寒，清明始見柳芽，而燕代五月方可種瓜也。
此則因江以南地氣先至而言之，以示人及時樹藝，時不可失也。
”先秦時人們已根據土壤的性質不同決定耕作的早晚。
《呂氏春秋·辯土》說，剛硬的“垆”土要先耕，因它含水分少，表層易幹枯；軟弱的“靹”土可以後耕。
《氾勝之書》也說：“春地氣通，可耕堅硬強地黑垆土；……杏始華（花）榮，辄耕輕土弱土。
”在播種方面，雖為同一種作物，種在不同的土壤裡，時宜标準也不一樣，東漢崔寔的《四民月令》說：“凡種大小麥，得白露節，可種薄田；秋分，種中田；後十日種美田”。
《齊民要術·種谷第三》說：“良田宜種晚，薄田宜種早。
良地非獨宜晚，早亦無害；薄地宜早，晚必不成實也。
” 此外，還認識到不同作物的播種期和收獲期也不一樣，這和作物本身所具備的特性有關。
《氾勝之書》說種枲（雄麻）“甯失于早，不失于晚”。
晚種了，麻皮質量就差。
《齊民要術》談種蔓青，認為七月初下種最相宜；如在六月種，根部雖長得粗大，但葉子要遭蟲吃；如在七月底種，葉子雖肥大，但根部卻細小。
［51］個别地區的特别災害也足以影響作物的播種期。
如長江下遊産棉區，每年秋季常有台風過境，棉鈴被吹落，植株被拔倒，影響産量，《農政全書》中就總結出提早種十多天以避免或減輕風害。
［52］在作物收獲方面，作物特性表現得更為明顯。
不同作物，收割時期早晚不同。
《齊民要術》指出秫“收刈欲晚”，其原因是“性不零落，早刈損實”。
［53］而小麥則迥然不同，成熟後麥粒易落，所以《韓氏直說》裡提出要帶青刈割，一般民間都說“收麥如救火”。
第四節 充分利用土地 農作物種在地裡，所以土地是種植業的基礎。
距今四五千年前，中國的農業生産在許多地區已走上了以種植業為主的道路。
以後人口逐漸增多，越往後世近代人口增加越快，清代乾隆初年，中國人口已突破一億大關。
為了養活衆多的人口，中國世世代代的農民，在充分利用土地上創造了值得贊歎的業績。
一、想方設法增辟耕地 增加糧食産量的一個重要辦法是擴大耕地。
為此，中國古代農民就開展了“向山争地”、“向水奪田”的鬥争。
這種鬥争到明、清時期達到了高峰。
戰國時期，對丘陵地、平地、低窪地三種類型的土地已有所利用。
到漢代，種植業比較發達的中原地區，沼澤地已基本上墾辟治理為農田。
漢以後，北方人口不斷向南方遷移，加上鐵制農具的普遍使用，使南方地區農田的墾辟擴大也出現了新形勢。
1．向山争地 中國有廣大的丘陵地帶和山區，農田向山坡擴展是必然的趨勢。
它最主要的形式是“梯田”，在農業生産中占有重要地位。
開辟梯田始于何時？有不同看法。
大緻梯田是由山坡田逐步發展而來，《詩經》提到的“阪田”可能就是簡單的山坡田。
山坡田會破壞山坡上的天然植被，引起水土流失。
從嚴重的失敗教訓中人們總結出修築梯田的辦法。
梯田在條件不同的地方，修築形式和效果也有所不同。
西北黃土地帶，主要作用是攔截水土，當地農民的口号是“水不下原，土不下坡，泥不出溝”［54］。
而南方丘陵地區的梯田則結合豐富的水源條件，表現了對于水土的高度的利用。
“梯田”之名稱最早見于南宋範成大的《骖鸾錄》，說江西袁州“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
梯田的出現當然比這要早得多，四川彭水縣東漢墓出土的一塊陶田模型上，丘形狹斜，丘與丘相接如魚鱗，略呈階梯形，研究者認為很像現今四川之梯田。
［55］說明梯田在四川已有近二千年的曆史了。
唐代人樊綽到過雲南，在所著《蠻書》中寫道：“蠻治山田，殊為精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