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古代農業生産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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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概 述
一、中國農業的起源和發展
人類最早獲取生活資料的方式是采集植物的根、莖、葉和果實，以及捕捉野獸、魚類。
在經曆了上百萬年的采集、漁獵基礎上，才進一步發明了農業。
一般所指的農業，包括種植業和畜養業兩大部門。
農業的産生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标志着人類第一次從依賴自然界轉變為開發、改造自然界。
沒有農業的發明，人類至今仍會過着穴居野住，采集、漁獵的生活，而不能進入此後經曆的各個社會發展階段。
農業起源于大約一萬多年前，即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
證之我國的考古出土材料亦如此。
我國農業起源是多源的，迄今全國已發現了六七千處以上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遺址。
黃河流域已發現的最早農業遺址是分布在河南中部的裴李崗文化［1］和河北的武安磁山文化，［2］距今約有七八千年之久。
與裴李崗、磁山文化年代差不多，經濟面貌相似的還有分布于隴東和關中的大地灣文化（又稱老官台文化），以及分布在陝南漢水上遊的李家村文化。
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了距今七千多年的栽培黍遺存。
［3］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的石器，都為農具，制作精緻，種類有石斧、石鏟、骨耜、木耜、石鋤、蚌鋤、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即從砍伐林木、耕翻土地到收割和加工谷物用的農具已一應俱全，配套成龍。
磁山遺址出土了四百多個窯穴，其中88個堆積有谷物遺存，估算原存量達5—6噸。
又長江下遊最早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大量有關農業生産的農具、谷物等。
根據發現的稻谷、稻殼和稻草的堆積層，有專家推算，折合稻谷估計在12噸以上。
［4］農具中用鹿骨和牛肩胛骨加工成的骨耜，是用于挖溝和翻土的。
出土的家畜骨骼，說明河姆渡人已飼養豬、狗和水牛。
［5］河姆渡遺址距今已近七千年。
以上考古材料再結合《易經·系辭下》說的“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還有從近代有的少數民族的具體耕作方法來看，可以說，七八千年前我國農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地區已進入了鋤（耜）農業階段，比最早的“刀耕火種”農業已邁進了一個新階段。
原始農業又分為三個階段，即刀耕火種、鋤（耜）耕和發達鋤（耜）耕與犁耕萌芽階段。
那麼它們的起源時間當在一萬年以前。
除上述考古材料外，在長江中遊距今9000年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中發現了保存在陶片和紅燒土中的碳化稻谷，［6］與彭頭山文化時代相近的湖北城背溪文化等遺址也發現了早期稻作遺存。
同屬長江水系的漢中盆地李家村和何家灣遺址，也有距今七八千年的稻作遺存出土；［7］湖南道縣玉蟾岩甚至出土了距今約一萬年的栽培稻遺存。
［8］華南地區許多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中，都出土了與農業定居生活有關系的原始陶片，還有農業初始階段，安裝在點種棒（木耒的雛形）上的“重石”、磨光的石斧和挖土點種的骨蚌器等。
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出土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家豬遺骨。
［9］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則出土了距今一萬年前的栽培稻遺存。
雲貴和西藏地區的原始農業文化更具有地方特點和多樣性，至遲距今四千多年前已有一些定居農業村落出現。
東北和内蒙古、新疆地區，以種植業為主的遺址比較密集分布在東北大平原的中南部，如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沈陽新樂文化遺址中出土了栽培黍的遺存。
［10］漁獵為主的，以距今約六千年的黑龍江密山新開流遺址為典型。
松嫩平原和呼倫貝爾草原也有星散分布以漁獵為主的原始遺存。
蒙新高原則零星分布了一些以細石器為主要文化内涵的遺存，可能是原始人們遊獵的遺迹。
農業生産的發展離不開氣候、地形和水等自然資源條件，同時受到各個曆史時期生産力水平的限制。
因此，各地區的農業面貌和進程總是不盡相同和不平衡的。
中國古代農業生産發展的進程大緻如下： 根據考古學資料，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長江流域，甚至包括珠江、遼河流域、瀾滄江流域部分地區的氏族部落已較普遍地形成了以原始種植業為主，兼營家畜飼養和采集漁獵的綜合經濟；有些地區則以畜牧業為主；有的氏族部落還過着以采集漁獵為主的生活。
原始種植業的兩種不同類型，也基本形成，即北方黃河流域為種粟等作物的旱地農業，南方長江流域則為種稻等作物的水田農業。
畜牧業已獲得較大發展，成為僅次于種植業的生産部門。
采集漁獵業的比重下降，但仍然是原始農業經濟的必要補充。
在黃河、長江流域的一些地方，出現了原始的石犁、木犁，但由于使用範圍不廣，牽引動力為人，因此還遠遠不能取代耒耜的地位。
夏、商、西周時期，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和長江流域一些地區正經曆着耕作區日益擴大，把遊牧業進一步擠向北部、西北部邊緣地區和山區的過程。
農業生産技術的主要内容耕作、栽培、育種三個方面已基本具備。
生産工具雖仍以木、石制作的為主，但青銅制的錢、镩等除草工具已經出現。
園圃業已經出現，蔬菜和果樹人工栽培的種類已不少，經濟林木也開始人工種植。
在種植業地區，家畜、家禽基本上已全為舍飼，飼養管理、繁殖和相畜術等已積累了較豐富的知識，還出現了獸醫。
養蠶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已具有一定的規模。
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發生大變革的時期，農業生産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鐵器自此廣泛使用，牛耕逐漸推廣，社會生産力有很大提高。
其結果，耕地得到大量墾辟，數口之家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從而得以出現。
個體小農的生産積極性較高，而他們的經營範圍又十分狹小，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我國的農業生産開始走上以提高單位面積産量為主的道路。
《荀子·富國》中說：“農精于田”，說明戰國中期以後，農民已相當精通和講究農業耕作和栽培技術。
這一時期不僅大田耕作技術獲得很大提高，其他園圃、林業、畜牧、蠶桑、漁業等方面的技術都有長足的進步。
以後，秦和兩漢到魏晉南北朝，是黃河流域農業生産大發展的時期。
種植業迅速發展，農耕區向西北方面有了新的擴展；在長江以北淮水以南、關中、中原和西北部分地區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灌溉農業區。
長江下遊廣大低濕沮洳地帶和嶺南地區還遠遠沒有大量開發。
東漢末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由于長期戰亂，古代農耕重心地區遭到嚴重破壞。
長江以南、五嶺以北廣大地區和巴蜀，逐漸發展成為比較重要的農耕區。
特别是江南地區，由于人口、勞動力的增加，水利工程的興修和北方一些先進技術的傳入，農業生産水平開始趕上一再遭到破壞的黃河中下遊地區，改變了“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11］的狀況。
這一時期，北方旱作農業耕作技術體系形成。
為克服幹旱的自然條件，除興修水利外，農民經過世世代代的努力摸索，在生産實踐中總結出了以耕、耙、耱為中心的耕作保墒技術。
同時，北方的連種制已定型、輪作複種制有了初步發展，間、混套作也有萌芽。
隋、唐五代到宋元時期，一開始，南北方種植業都有較大發展，廣大西北地區是當時的主要牧區。
唐中期以後，南方農業發展更為迅速。
漢代南方人口隻占全國總人口的1／10強。
東晉以後，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使南方開發最需要的勞動力大大增加。
這時已是“賦之所出，江淮居多”［12］，農耕區的重心已開始由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
五代十國時，黃河流域又由于前後九十多年的軍事破壞，已疲憊不堪；而長江以南則因戰争破壞較少，兩大河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相去更遠，北方日益依賴于南方。
北宋和南宋時期，北方勞動人民第二次大批南遷，他們和南方農民一起進一步開發了江南。
農耕和蠶桑的重心已明顯地由黃河流域轉移到了南方。
此後，中國南方一直是全國的糧食和蠶桑的重要産地。
随着長江流域的開發，水田耕作技術相應發展起來。
宋、元時期便形成了以耕、耙、耖為特點的水田耕作技術體系。
适應水田耕作的各種農具，自唐代以來陸續出現，如曲轅犁、龍骨車等。
為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産量則出現了梯田、圩田以及一年二熟制等。
在園藝、蠶桑、畜養、漁茶等經濟部門，這時期在南方也取得突出成就。
明清時期，圍繞着人口猛增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一步全面深入發展。
宋代南方大規模開發，導緻中國人口開始了長期增長的趨勢，到1840年鴉片戰争前夕，人口已突破四億大關，遠超過耕地的增長，人均耕地面積日益下降。
宋代治平三年（1066）平均每人占有耕地面積為19.22畝，而到了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就隻有1.64畝了。
［13］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農民隻有在技術上更下工夫了。
首先是多熟種植技術獲得很大發展；其次圍繞多熟種植和提高單位面積産量，育種和其他許多栽培技術都有較大發展。
這時期還從國外引進了玉米、甘薯和土豆等高産作物。
可以說，直到近代不久前，中國農業生産中的作物組成、耕作制度、栽培技術等在此時期基本定型。
二、中國古代農業生産的特點 中國農業生産在發展過程中有其自身的特點。
首先是成就突出，至少在有文字記載的四千多年來，穩定而沒有中斷過。
從整個人類文化發展史看，必須要有相當穩定的農業生産，供給人們以生活物資，然後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化，才有産生和發展的基礎。
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或集團，其農業生産中斷了，文化和曆史傳統也一定随之中斷。
如曾經繁榮一時的文明古國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古巴比倫，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還有古羅馬以及美洲印加帝國，由于外族的入侵或嚴重自然災害等原因，而造成農業生産的破壞、衰落，甚至中斷，以緻引起國家的衰落、消亡，中國農業基礎穩定和成就突出的重要原因是在農業生産上有一個先進的、豐富的、完備的科學技術知識體系。
這個體系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集中了無數勞動人民的智慧，經過成千上萬年的積累，逐漸充實、改進、提高而臻于完備的。
幾千年來，中國農業經曆了無數次大大小小天災人禍的考驗，始終沒有出現過由于技術指導上的錯誤而引起的重大失敗。
［14］ 其次，由于社會曆史的各種原因，諸如土地所有權分散、人均耕地少等，中國農業走的是向土地要糧食和纖維的以種植業為主的發展道路。
曆史地形成了中原地區重糧食和纖維，西部、北部重畜牧，東部重魚鹽，山區重木材，開發較晚的南方也是以糧食和纖維為主的局面。
兩千多年來，除了以畜牧業為主的地區外，中國廣大農業區一直以“五口之家”的家庭為經營單位，在不大的一塊土地上年年種滿作物，同時圈養一些家畜和家禽，畜牧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
這同歐洲從古代農業直到轉變為近代農業時，仍繼承了古代農業牧草和作物輪作，畜牧業在農業經濟中比重大的特點迥然不同。
中國古代農業的另一個特點是有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
“精耕細作”系近代人對中國傳統農業（近年來，農史學家們根據農業生産工具和技術的特點，把農業生産的發展曆史過程大緻劃分為原始農業〔在中國約為距今一萬多年至4000年前〕、傳統農業〔約距今4000年前直到近代〕和近現代農業三個階段）精練的一個概括，指的是一個綜合技術體系，而不是單項技術；甚至不是局限于種植業，其基本精神也貫徹于畜牧、蠶桑、漁業、林木生産等領域。
精耕細作是以勞動集約為主，即是提高勞動強度，實行精耕細作，充分挖掘土地增産潛力，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産量。
具體措施是充分用地和積極養地緊密相結合，即以合理的耕作、輪作、施肥和灌溉（有條件的地方）來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從而保證包括連種、複種、間作、套種相結合的高複種指數的用地體系的實現。
歐美人把中國水稻區的耕作方式叫做“園耕”，意思是在大田作業中應用園藝的經營方式。
這是極為集約的農田操作和管理；而且主要是靠農民操作手法的靈巧，用簡陋的工具做出細活來。
這也顯然不同于歐洲中世紀耕作粗放的二圃制和三圃制。
三、中國古代的農學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農學家就開始把在此以前豐富的農業生産實踐進行總結和理論概括，以後的農學家在這方面也不斷做了許多工作。
中國古代的農學思想有許多很有價值的理論與原則，至今仍閃爍着人類智慧的光芒。
1．農業生産中的核心思想“三才”理論 “三才”一詞最早見于《易經·系辭下》：“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可見“三才”理論是講天、地、人的變化與關系的。
它是戰國時期比較流行的哲學觀點之一，被人們運用于經濟生活、政治活動和軍事作戰等各個方面。
《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
”這段話闡明了農業生産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為首要地位。
到漢代，天、地、人演變為“力”、“地”、“時”。
晁錯說：“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
”［15］這裡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視人工勞動的含義。
中國曆代農學家都繼承了在農業生産中強調人力作用這一思想。
農業生産中的“時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則是“三才”理論的另一衍化。
其主要内涵就是農業生産必須根據天時、地利的變化和農業生物生長發育的規律，采取相應的措施。
“三宜”原則也開始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
明代農學家馬一龍對之作了較為全面、科學的說明：“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
”［16］“三才”理論運用在中國農業生産中，為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形成和發展的主要指導思想，對農業生産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和作用。
其他較重要的農學思想還有地力“常新壯”論、“風土”論和在農業生産中實現廢物利用，物質循環的思想等。
2．具有濃厚特色的經營思想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較早。
晉代傅玄（217—278）提出：“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
”［19］即主張提高農業産量，不要靠擴大耕地面積，而應重視在一定單位面積上多投入勞動。
後魏農學家賈思勰進一步提出“凡人家營田，須量己力”［20］。
意思說，經營農業的規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與物力、勞力等相稱。
“揚長避短，發揮優勢”也是中國農業經營的傳統思想之一。
《史記·貨殖列傳》中的“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就是漢代人們根據地區特點，因地制宜發展各項農業生産，揚長避短，發揮地區優勢的生動寫照。
清代唐甄在《潛書·富民》中又根據他所處時代的情況，作了“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鹜，湖濱缫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的真實描述。
“趨利避害”是中國古代農業經營思想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
《淮南子·缪稱訓》：“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
”趨利避害思想應用到農業生産上就是“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21］的經驗總結。
明代的馬一龍不僅明确總結出農業生産的趨利避害原則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勝天”［22］的高度。
第二節 古代先進的農田水利工程和農業生産工具 一、農田水利工程建設成就 水是農業的命脈。
在中國，農業生産的發展與水利有着密切的關系，可以說，有些地區農業的盛衰與水利的興廢直接有關。
兩者的密切關系具體表現在下列幾方面：一是對中國農業經濟區的形成和轉移有重大影響。
如秦、漢時期，一系列大規模灌溉渠系陸續興建，由此而形成了關中、成都平原和冀、魯、豫等幾個重要農業經濟區。
東漢至魏、晉，陂塘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使江淮之間成為重要農業經濟區。
中唐以後，長江下遊塘浦圩田水利的發展為農業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江南地區創造了條件。
其次，水利促進了一些地區耕作栽培制度的發展。
如長江流域沮洳下濕地區，随着塘浦圩田水利的發展，排灌技術的進步，耕作栽培制就由一年一熟逐步演進為稻、麥兩熟和兩稻、一麥的制度。
第三，水利使一些地區的作物組成發生變化。
黃河流域自西周迄至春秋，主要農作物為黍、稷；而到戰國、秦、漢時期，粟、菽（大豆）、麥則成為主要農作物。
菽、麥對水分的要求較高，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是促成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就是農田水利排灌事業的發展，促使一些低産地區變成為農業高産區。
中國農業，自古以來在水的條件方面一直很不理想。
中國大部分地區氣候受季風影響，降雨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勻，往往不能滿足農業的需要，亟需靠人工灌溉來保證。
因此，中國自遠古就開始重視農田水利的興修。
從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大量稻谷遺存以及骨耜來推測，河姆渡人從事水稻生産，已初步掌握了根據地勢高低開
在經曆了上百萬年的采集、漁獵基礎上，才進一步發明了農業。
一般所指的農業，包括種植業和畜養業兩大部門。
農業的産生是人類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标志着人類第一次從依賴自然界轉變為開發、改造自然界。
沒有農業的發明，人類至今仍會過着穴居野住，采集、漁獵的生活，而不能進入此後經曆的各個社會發展階段。
農業起源于大約一萬多年前，即考古學上的新石器時代。
證之我國的考古出土材料亦如此。
我國農業起源是多源的，迄今全國已發現了六七千處以上新石器時代的農業遺址。
黃河流域已發現的最早農業遺址是分布在河南中部的裴李崗文化［1］和河北的武安磁山文化，［2］距今約有七八千年之久。
與裴李崗、磁山文化年代差不多，經濟面貌相似的還有分布于隴東和關中的大地灣文化（又稱老官台文化），以及分布在陝南漢水上遊的李家村文化。
甘肅秦安大地灣遺址出土了距今七千多年的栽培黍遺存。
［3］裴李崗文化遺址出土的石器，都為農具，制作精緻，種類有石斧、石鏟、骨耜、木耜、石鋤、蚌鋤、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即從砍伐林木、耕翻土地到收割和加工谷物用的農具已一應俱全，配套成龍。
磁山遺址出土了四百多個窯穴，其中88個堆積有谷物遺存，估算原存量達5—6噸。
又長江下遊最早的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大量有關農業生産的農具、谷物等。
根據發現的稻谷、稻殼和稻草的堆積層，有專家推算，折合稻谷估計在12噸以上。
［4］農具中用鹿骨和牛肩胛骨加工成的骨耜，是用于挖溝和翻土的。
出土的家畜骨骼，說明河姆渡人已飼養豬、狗和水牛。
［5］河姆渡遺址距今已近七千年。
以上考古材料再結合《易經·系辭下》說的“神農氏作，斫木為耜，揉木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還有從近代有的少數民族的具體耕作方法來看，可以說，七八千年前我國農業在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許多地區已進入了鋤（耜）農業階段，比最早的“刀耕火種”農業已邁進了一個新階段。
原始農業又分為三個階段，即刀耕火種、鋤（耜）耕和發達鋤（耜）耕與犁耕萌芽階段。
那麼它們的起源時間當在一萬年以前。
除上述考古材料外，在長江中遊距今9000年的湖南澧縣彭頭山遺址中發現了保存在陶片和紅燒土中的碳化稻谷，［6］與彭頭山文化時代相近的湖北城背溪文化等遺址也發現了早期稻作遺存。
同屬長江水系的漢中盆地李家村和何家灣遺址，也有距今七八千年的稻作遺存出土；［7］湖南道縣玉蟾岩甚至出土了距今約一萬年的栽培稻遺存。
［8］華南地區許多新石器時代早期的遺址中，都出土了與農業定居生活有關系的原始陶片，還有農業初始階段，安裝在點種棒（木耒的雛形）上的“重石”、磨光的石斧和挖土點種的骨蚌器等。
廣西桂林甑皮岩遺址出土了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家豬遺骨。
［9］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遺址則出土了距今一萬年前的栽培稻遺存。
雲貴和西藏地區的原始農業文化更具有地方特點和多樣性，至遲距今四千多年前已有一些定居農業村落出現。
東北和内蒙古、新疆地區，以種植業為主的遺址比較密集分布在東北大平原的中南部，如距今七千年左右的沈陽新樂文化遺址中出土了栽培黍的遺存。
［10］漁獵為主的，以距今約六千年的黑龍江密山新開流遺址為典型。
松嫩平原和呼倫貝爾草原也有星散分布以漁獵為主的原始遺存。
蒙新高原則零星分布了一些以細石器為主要文化内涵的遺存，可能是原始人們遊獵的遺迹。
農業生産的發展離不開氣候、地形和水等自然資源條件，同時受到各個曆史時期生産力水平的限制。
因此，各地區的農業面貌和進程總是不盡相同和不平衡的。
中國古代農業生産發展的進程大緻如下： 根據考古學資料，在距今四五千年前，黃河、長江流域，甚至包括珠江、遼河流域、瀾滄江流域部分地區的氏族部落已較普遍地形成了以原始種植業為主，兼營家畜飼養和采集漁獵的綜合經濟；有些地區則以畜牧業為主；有的氏族部落還過着以采集漁獵為主的生活。
原始種植業的兩種不同類型，也基本形成，即北方黃河流域為種粟等作物的旱地農業，南方長江流域則為種稻等作物的水田農業。
畜牧業已獲得較大發展，成為僅次于種植業的生産部門。
采集漁獵業的比重下降，但仍然是原始農業經濟的必要補充。
在黃河、長江流域的一些地方，出現了原始的石犁、木犁，但由于使用範圍不廣，牽引動力為人，因此還遠遠不能取代耒耜的地位。
夏、商、西周時期，黃河流域大部分地區和長江流域一些地區正經曆着耕作區日益擴大，把遊牧業進一步擠向北部、西北部邊緣地區和山區的過程。
農業生産技術的主要内容耕作、栽培、育種三個方面已基本具備。
生産工具雖仍以木、石制作的為主，但青銅制的錢、镩等除草工具已經出現。
園圃業已經出現，蔬菜和果樹人工栽培的種類已不少，經濟林木也開始人工種植。
在種植業地區，家畜、家禽基本上已全為舍飼，飼養管理、繁殖和相畜術等已積累了較豐富的知識，還出現了獸醫。
養蠶受到了統治者的重視，已具有一定的規模。
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發生大變革的時期，農業生産的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鐵器自此廣泛使用，牛耕逐漸推廣，社會生産力有很大提高。
其結果，耕地得到大量墾辟，數口之家的自給自足小農經濟從而得以出現。
個體小農的生産積極性較高，而他們的經營範圍又十分狹小，在這樣的曆史條件下，我國的農業生産開始走上以提高單位面積産量為主的道路。
《荀子·富國》中說：“農精于田”，說明戰國中期以後，農民已相當精通和講究農業耕作和栽培技術。
這一時期不僅大田耕作技術獲得很大提高，其他園圃、林業、畜牧、蠶桑、漁業等方面的技術都有長足的進步。
以後，秦和兩漢到魏晉南北朝，是黃河流域農業生産大發展的時期。
種植業迅速發展，農耕區向西北方面有了新的擴展；在長江以北淮水以南、關中、中原和西北部分地區出現了大大小小的灌溉農業區。
長江下遊廣大低濕沮洳地帶和嶺南地區還遠遠沒有大量開發。
東漢末至三國、兩晉、南北朝時期，黃河流域由于長期戰亂，古代農耕重心地區遭到嚴重破壞。
長江以南、五嶺以北廣大地區和巴蜀，逐漸發展成為比較重要的農耕區。
特别是江南地區，由于人口、勞動力的增加，水利工程的興修和北方一些先進技術的傳入，農業生産水平開始趕上一再遭到破壞的黃河中下遊地區，改變了“楚越之地，地廣人稀，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11］的狀況。
這一時期，北方旱作農業耕作技術體系形成。
為克服幹旱的自然條件，除興修水利外，農民經過世世代代的努力摸索，在生産實踐中總結出了以耕、耙、耱為中心的耕作保墒技術。
同時，北方的連種制已定型、輪作複種制有了初步發展，間、混套作也有萌芽。
隋、唐五代到宋元時期，一開始，南北方種植業都有較大發展，廣大西北地區是當時的主要牧區。
唐中期以後，南方農業發展更為迅速。
漢代南方人口隻占全國總人口的1／10強。
東晉以後，北方人口大量南遷，使南方開發最需要的勞動力大大增加。
這時已是“賦之所出，江淮居多”［12］，農耕區的重心已開始由黃河流域轉移到長江流域。
五代十國時，黃河流域又由于前後九十多年的軍事破壞，已疲憊不堪；而長江以南則因戰争破壞較少，兩大河流域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低相去更遠，北方日益依賴于南方。
北宋和南宋時期，北方勞動人民第二次大批南遷，他們和南方農民一起進一步開發了江南。
農耕和蠶桑的重心已明顯地由黃河流域轉移到了南方。
此後，中國南方一直是全國的糧食和蠶桑的重要産地。
随着長江流域的開發，水田耕作技術相應發展起來。
宋、元時期便形成了以耕、耙、耖為特點的水田耕作技術體系。
适應水田耕作的各種農具，自唐代以來陸續出現，如曲轅犁、龍骨車等。
為擴大耕地面積和提高單位面積産量則出現了梯田、圩田以及一年二熟制等。
在園藝、蠶桑、畜養、漁茶等經濟部門，這時期在南方也取得突出成就。
明清時期，圍繞着人口猛增和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農業科學技術進一步全面深入發展。
宋代南方大規模開發，導緻中國人口開始了長期增長的趨勢，到1840年鴉片戰争前夕，人口已突破四億大關，遠超過耕地的增長，人均耕地面積日益下降。
宋代治平三年（1066）平均每人占有耕地面積為19.22畝，而到了清代道光二十一年（1841）就隻有1.64畝了。
［13］在人多地少的情況下，農民隻有在技術上更下工夫了。
首先是多熟種植技術獲得很大發展；其次圍繞多熟種植和提高單位面積産量，育種和其他許多栽培技術都有較大發展。
這時期還從國外引進了玉米、甘薯和土豆等高産作物。
可以說，直到近代不久前，中國農業生産中的作物組成、耕作制度、栽培技術等在此時期基本定型。
二、中國古代農業生産的特點 中國農業生産在發展過程中有其自身的特點。
首先是成就突出，至少在有文字記載的四千多年來，穩定而沒有中斷過。
從整個人類文化發展史看，必須要有相當穩定的農業生産，供給人們以生活物資，然後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化，才有産生和發展的基礎。
世界上任何一個民族或集團，其農業生産中斷了，文化和曆史傳統也一定随之中斷。
如曾經繁榮一時的文明古國底格裡斯河和幼發拉底河流域的古巴比倫，尼羅河流域的古埃及，還有古羅馬以及美洲印加帝國，由于外族的入侵或嚴重自然災害等原因，而造成農業生産的破壞、衰落，甚至中斷，以緻引起國家的衰落、消亡，中國農業基礎穩定和成就突出的重要原因是在農業生産上有一個先進的、豐富的、完備的科學技術知識體系。
這個體系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構成部分，集中了無數勞動人民的智慧，經過成千上萬年的積累，逐漸充實、改進、提高而臻于完備的。
幾千年來，中國農業經曆了無數次大大小小天災人禍的考驗，始終沒有出現過由于技術指導上的錯誤而引起的重大失敗。
［14］ 其次，由于社會曆史的各種原因，諸如土地所有權分散、人均耕地少等，中國農業走的是向土地要糧食和纖維的以種植業為主的發展道路。
曆史地形成了中原地區重糧食和纖維，西部、北部重畜牧，東部重魚鹽，山區重木材，開發較晚的南方也是以糧食和纖維為主的局面。
兩千多年來，除了以畜牧業為主的地區外，中國廣大農業區一直以“五口之家”的家庭為經營單位，在不大的一塊土地上年年種滿作物，同時圈養一些家畜和家禽，畜牧在經濟中所占比重很小。
這同歐洲從古代農業直到轉變為近代農業時，仍繼承了古代農業牧草和作物輪作，畜牧業在農業經濟中比重大的特點迥然不同。
中國古代農業的另一個特點是有精耕細作的優良傳統。
“精耕細作”系近代人對中國傳統農業（近年來，農史學家們根據農業生産工具和技術的特點，把農業生産的發展曆史過程大緻劃分為原始農業〔在中國約為距今一萬多年至4000年前〕、傳統農業〔約距今4000年前直到近代〕和近現代農業三個階段）精練的一個概括，指的是一個綜合技術體系，而不是單項技術；甚至不是局限于種植業，其基本精神也貫徹于畜牧、蠶桑、漁業、林木生産等領域。
精耕細作是以勞動集約為主，即是提高勞動強度，實行精耕細作，充分挖掘土地增産潛力，努力提高單位面積産量。
具體措施是充分用地和積極養地緊密相結合，即以合理的耕作、輪作、施肥和灌溉（有條件的地方）來改良土壤，提高地力，從而保證包括連種、複種、間作、套種相結合的高複種指數的用地體系的實現。
歐美人把中國水稻區的耕作方式叫做“園耕”，意思是在大田作業中應用園藝的經營方式。
這是極為集約的農田操作和管理；而且主要是靠農民操作手法的靈巧，用簡陋的工具做出細活來。
這也顯然不同于歐洲中世紀耕作粗放的二圃制和三圃制。
三、中國古代的農學思想 春秋戰國時期，中國的農學家就開始把在此以前豐富的農業生産實踐進行總結和理論概括，以後的農學家在這方面也不斷做了許多工作。
中國古代的農學思想有許多很有價值的理論與原則，至今仍閃爍着人類智慧的光芒。
1．農業生産中的核心思想“三才”理論 “三才”一詞最早見于《易經·系辭下》：“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
”可見“三才”理論是講天、地、人的變化與關系的。
它是戰國時期比較流行的哲學觀點之一，被人們運用于經濟生活、政治活動和軍事作戰等各個方面。
《呂氏春秋·審時》：“夫稼，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養之者天也。
”這段話闡明了農業生産的三大要素是天、地、人，而且把人的因素列為首要地位。
到漢代，天、地、人演變為“力”、“地”、“時”。
晁錯說：“粟米布帛，生于地，長于時，聚于力。
”［15］這裡的“力”，即人力，具有重視人工勞動的含義。
中國曆代農學家都繼承了在農業生産中強調人力作用這一思想。
農業生産中的“時宜”、“地宜”、“物宜”的“三宜”原則是“三才”理論的另一衍化。
其主要内涵就是農業生産必須根據天時、地利的變化和農業生物生長發育的規律，采取相應的措施。
“三宜”原則也開始出現于春秋戰國時期。
明代農學家馬一龍對之作了較為全面、科學的說明：“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而無所差失，則事半而功倍。
”［16］“三才”理論運用在中國農業生産中，為精耕細作技術體系形成和發展的主要指導思想，對農業生産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和作用。
其他較重要的農學思想還有地力“常新壯”論、“風土”論和在農業生産中實現廢物利用，物質循環的思想等。
2．具有濃厚特色的經營思想 “量力而行”的思想提出也較早。
晉代傅玄（217—278）提出：“不務多其頃畝，但務修其功力。
”［19］即主張提高農業産量，不要靠擴大耕地面積，而應重視在一定單位面積上多投入勞動。
後魏農學家賈思勰進一步提出“凡人家營田，須量己力”［20］。
意思說，經營農業的規模，需要度量自己的力量，與物力、勞力等相稱。
“揚長避短，發揮優勢”也是中國農業經營的傳統思想之一。
《史記·貨殖列傳》中的“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
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
”就是漢代人們根據地區特點，因地制宜發展各項農業生産，揚長避短，發揮地區優勢的生動寫照。
清代唐甄在《潛書·富民》中又根據他所處時代的情況，作了“隴右牧羊，河北育豕，淮南飼鹜，湖濱缫絲，吳鄉之民，編蓑織席”的真實描述。
“趨利避害”是中國古代農業經營思想的又一重要組成部分。
《淮南子·缪稱訓》：“人之情，于害之中争取小焉，于利之中争取大焉。
”趨利避害思想應用到農業生産上就是“種谷必雜五種，以備災害”［21］的經驗總結。
明代的馬一龍不僅明确總結出農業生産的趨利避害原則就是“知其所宜，用其不可棄；知其所宜，避其不可為”，而且把它提到“力足以勝天”［22］的高度。
第二節 古代先進的農田水利工程和農業生産工具 一、農田水利工程建設成就 水是農業的命脈。
在中國，農業生産的發展與水利有着密切的關系，可以說，有些地區農業的盛衰與水利的興廢直接有關。
兩者的密切關系具體表現在下列幾方面：一是對中國農業經濟區的形成和轉移有重大影響。
如秦、漢時期，一系列大規模灌溉渠系陸續興建，由此而形成了關中、成都平原和冀、魯、豫等幾個重要農業經濟區。
東漢至魏、晉，陂塘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使江淮之間成為重要農業經濟區。
中唐以後，長江下遊塘浦圩田水利的發展為農業經濟重心逐漸南移江南地區創造了條件。
其次，水利促進了一些地區耕作栽培制度的發展。
如長江流域沮洳下濕地區，随着塘浦圩田水利的發展，排灌技術的進步，耕作栽培制就由一年一熟逐步演進為稻、麥兩熟和兩稻、一麥的制度。
第三，水利使一些地區的作物組成發生變化。
黃河流域自西周迄至春秋，主要農作物為黍、稷；而到戰國、秦、漢時期，粟、菽（大豆）、麥則成為主要農作物。
菽、麥對水分的要求較高，水利灌溉事業的發展是促成這一變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就是農田水利排灌事業的發展，促使一些低産地區變成為農業高産區。
中國農業，自古以來在水的條件方面一直很不理想。
中國大部分地區氣候受季風影響，降雨量年内分配很不均勻，往往不能滿足農業的需要，亟需靠人工灌溉來保證。
因此，中國自遠古就開始重視農田水利的興修。
從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大量稻谷遺存以及骨耜來推測，河姆渡人從事水稻生産，已初步掌握了根據地勢高低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