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古代科學技術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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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
由上引述可以看出，士的社會功能一是任事，一是緻聖人之道，即負責處理事務和維護傳統倫理道德的雙重使命。
在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中，在一個“君君、臣臣”位秩森嚴的社會中，服從君主，忠于君主，為君主任事，輔助君主處理國事，這在中國曆史上是被視為天經地義的，知識分子也是以此而立身處世的。
既然知識分子是以協助政務、治理國家為己任的，在一個幅員廣袤的一統國家中，國家事務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個方面，而科學技術是國計民生所不可或缺的，自然也就導緻了一批官吏不能不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因此在曆史上，凡是與國家治理有關的科學技術，都置有相應的官方機構進行組織和管理，并任命官吏主持其事。
當然，這些官僚知識分子之所以也從事科學技術工作，其出發點是為治理國務，是被動的，并非出于探索自然界奧秘的目的。
本質上，他們是輕視科學技術，視科學技術為末技的。
而他們注重的是經史治國，“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47］。
由此，也就決定了中國科學史上的另一特殊現象，即與國家事務關系密切的學科特别發達。
其中，又以農、天、算、地、醫等學科最為發達，成就最大。
中國曆史上一直以農立國。
《呂氏春秋·上農篇》雲：“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
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
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
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議），少私義（議）則公法立，力專一。
民農則其産複，其産複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
”［48］也就是說，農業不但可以獲取土地之利，保證國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可以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便于征調和統治。
所以曆代政權都奉行以農為本的國策，組織和管理農業生産也因之成為政府的一項要務。
曆史上的農學家都是在這農本思想的指導下，從事農學工作的。
賈思勰著《齊民要術》的宗旨，是要政府重視農業生産，以達到“要在安民”［49］的目的；韓鄂在《四時纂要·序》中，開宗明義曰：“夫有國者，莫不以農為本；有家者，莫不以食為本”，認為這是“賢愚共守之道也”；王祯《農書·自序》曰：“農，天下之大本也”，他著書是希望“躬任民事者，傥有所取于斯與”；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則是在農業“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50］的思想指導下寫成。
在中國傳統的宇宙論中，存在着一個有意志的“天”，“天”是至高無上的，天地萬物乃至人世間的一切事務，都受着“天”的支配和主宰，而且認為天文現象與世間人事之間存在着相對應的關系。
人世間的君主是“天子”，代表“天”的意志行事，并受着“天”的制約。
為了蔔知天意，溝通天人關系，于是出現了星占術，由之星占術便被與政務緊密地聯系起來。
曆法則被視為順應天意，代天“敬授民時”的重要舉動，為“王者所重”，“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51］曆史上的天文學是與星占學及曆法糾纏在一起的，因而天文學便寄寓于星占學和曆法而受政府直接控制，國家還設立了欽天監專司其職。
這樣，天文學便帶上了神聖而又神秘的色彩，連天文儀器的制造，天文台站的設置和曆法的制定、頒布等，都成了政權的象征。
數學作為一門工具性學科，與國計民生關系極為密切。
地理情況的了解，地圖的測繪，土地的丈量，賦稅的計算，國庫的收支，貨物的交易，建築工程、水利工程的設計和施工，乃至音律的制定等等，都離不開數學。
同時，天文、曆法亦與數學密不可分，故此中國古代是天算不分的。
孫子說：“夫算者，天地之經緯，君生之元用”，可以“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縱橫之長短。
”［52］《後漢書·律曆上》在論數時也說：“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
然後幽隐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
”可見中國古代對于數學的功用，已有相當深刻的認識。
數學的這些功用，都與治理國家的政務直接相關，故數學一直受到曆代政權和知識分子的重視，成為“士”必受訓的“六藝”之一。
對于地理情況的了解和掌握，更是治理一個龐大國家的要務。
《山海經》中已指出：“此天地之所分壤樹谷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铩之所起也……得失之數，皆在此内，是謂國用。
”［53］二十四史中，十六史有《地理志》，以供“王者司牧黎元，方制天下，列井田而底職貢，分縣道以控華夷”［54］之用。
地圖的繪制也受到曆代政權的重視，西晉裴秀的《禹貢地域圖》之制作，是為了使“王者不下堂而知四方”［55］；唐李吉甫編纂《元和郡縣圖志》，是為了“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56］。
醫學雖有些特殊，著名的醫家很多沒有進入仕途，但由于醫學關系到每個人的生命安危，對于維護社會的安定有重要的作用，加上儒家思想認為，醫學“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57］，所以也受到曆代政府和知識分子的重視。
政府設有醫藥機構，并頒布藥典或醫方，連王焘、蘇頌、沈括、蘇轼等著名的官員都研究醫藥，撰寫醫書。
縱觀中國曆史，可以看到，凡與國家治理有關的科學領域和技術部門，都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
也可以說，中國曆史上較為發達的科學領域和技術部門，大都帶有官營的印記，與國家的治理息息相關。
知識分子以做官為出路，進入仕途之後以治國為己任。
為了達到這一目标，特别是漢代獨尊儒術後，隻有熟讀儒家經典方能做官和治國，因此知識分子大多把精力耗費在皓首窮經之中，去修習所謂“内聖外王”之功。
即内以聖人的道德為體，外以王者的仁政為用，體用兼備，各盡其極緻。
如此，培養出來的人才隻能是屬于通儒，育出的是娴熟于經典的文化人，而不是一個專才。
“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58］，對科學技術，僅“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59］。
這是一條反專業化的道路。
用現代社會學的術語說，也就是造就的知識分子屬于功能普化型，而不是功能專化型。
所以，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在内，大都是以經學作為進身的階梯，身兼多種職能，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現實的人世，關心的是治國平天下的政業，而很少是以自然界作為研究對象，以科學技術作為終身事業的。
也正因為如此，那種探索自然界奧秘的獨立的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沒能在中國形成。
同時，由于中國曆史上的主要科學領域和技術部門，是直接為國家的治理服務的，注重的是科學技術的功用，而不注重于探究其事理和原因，因而造成了“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60］的學術傾向。
上述兩個原因，決定了中國曆史上的科學形态是屬于實用型，注重于實用性，充滿了務實精神，而非理論型，在理論方面的研究受到忽視。
當然，科學技術的存在及其發展，是不可能完全離開理性思維的，哪怕是最簡單、初級的理性思維。
但在古代中國，這些理性思維的因素大都被寓于實際（有形、有數的事物）之中，被強大的務實精神所籠罩着，沒能被抽象出來，升華而形成獨立的系統的理論。
此外，也不可否認，在中國曆史上的科學中也應用過一些理論，如元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但這些理論與知識分子是功能普化型的一樣，也是功能普化型的理論，它普适于天地萬物以至人事和人身。
這種高度普适性的理論，雖也可以用來籠統地、模糊地解釋一些自然現象，可是其客觀效果卻束縛了人們對自然界進行具體的、有分析的探讨的科學精神，阻礙了人們深刻認識事物本質的進取心理的發展，因而最終成為形成科學性專化理論的一種阻力。
同時，在讀經入仕的道路上，知識分子養成了崇尚經典的學風和唯經典是從的惰性，也影響到科學領域中。
各門主要的科學學科都樹立有經典，後人的工作更多的是繼承、沿襲、注疏，并在此基礎上補充、改進，而創新精神不足，缺乏對科學文化體系進行變革的活力。
這也決定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隻能沿着傳統的道路緩慢地前進，沒能産生質的飛躍，自行進入近代理性的科學階段。
總之，知識分子從治理國家政務的實用目的出發，進行科學技術工作的結果，一方面給中國曆史上的科學技術帶來了動力，使中國古代具有較高的科學技術水平，取得了不少劃時代的成就，在很長的曆史時期中處于世界的先進行列，甚而居領先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曆史上的科學技術帶來了局限，特别是缺乏對自然界進行理性探索的精神，緻使未能形成專化性的科學理論，而隻能停留在經驗性的認識階段。
及至進入近代科學時期，便趕不上時代的潮流，被時代的潮流遠遠地抛在後面。
*** ［1］ 培根《新工具》，商務印書館，1984，第103頁。
［2］ 貝爾納《曆史上的科學》，“為中文譯本寫的序”。
科學出版社，1981。
［3］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科學出版社，1975，第3頁。
［4］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第545—547頁。
［5］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3卷，科學出版社，1978，第333頁。
［6］ 《九章算術·盈不足》。
［7］ 《九章算術·方田章》劉徽注文。
［8］ 王充《論衡·是應篇》。
［9］ 參見王振铎《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上），《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冊，1948。
王振铎先生的研究和考證是有曆史根據的，是可信的。
現有人提出“司南”指的是北鬥星；又有人提出《論衡》中“投之于地”的“地”字是“池”字之誤，“池”即水銀池。
這兩種見解根據都不足，論證亦不嚴密，有臆斷之嫌。
［10］ 引自《古今圖書集成》卷六五五。
［11］ 引自《古今圖書集成》卷六五一。
［12］ 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譯本，第七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第147頁。
［13］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一。
［14］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二。
［15］ 同上。
［16］ 同上。
［17］ 葛洪《抱樸子内篇·黃白篇》。
［18］ 培根《新工具》，商務印書館，1984，第64頁。
［19］ 陶弘景《神農本草經集注·硝石條》。
［20］ 《呂氏春秋·用民》。
［21］ 賈思勰《齊民要術·種谷第三》。
［22］ 《荀子·王制》。
［23］ 《管子·輕重》。
［24］ 《素問·陰陽應象》。
［25］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八。
［26］ 王祯《農書·雜錄》。
［27］ 王祯《農書·雜錄》。
［28］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5卷，第363頁。
［29］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六。
［30］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第484頁。
［31］ 銅綠山考古發掘隊《湖北銅綠山春秋戰國古礦井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2期。
［32］ 陸容《菽園雜記》卷一四。
［33］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四〇。
［34］ 《太平禦覽》卷八六九引。
［35］ 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36］ 樂史《太平寰宇記》“山南西道七·邛州”引。
［37］ 劉琨《重贈盧谌》。
見《古詩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21頁。
［38］ 《太平禦覽》卷三四五引《内誡令》。
［39］ 《太平禦覽》卷三四六引《刀劍錄》。
［40］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四玉石部引。
［41］ 《北史·綦母懷文傳》。
［42］ 《宋史·輿服一》。
［43］ 《三國志·魏書》卷二九《杜夔傳》裴松之注。
［44］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第341頁。
［45］ 《後漢書·張衡傳》。
［46］ 《後漢書·杜詩傳》。
［47］ 顧炎武《日知錄》“吏胥”、“博學于文”。
［48］ 夏緯瑛《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校釋》，農業出版社，1979。
［49］ 《齊民要術·序》。
［50］ 徐光啟《農政全書·凡例》。
［51］ 《史記·曆書》。
［52］ 《孫子算經·序》。
［53］ 《山海經》卷五。
［54］ 《舊唐書·地理志一》。
［55］ 《北堂書鈔》卷九六。
［56］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序》。
［57］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自序》。
［58］ 《晉書·食貨志》。
［59］ 《顔氏家訓·雜藝篇》。
［60］ 阮元《疇人傳》卷四六。
由上引述可以看出，士的社會功能一是任事，一是緻聖人之道，即負責處理事務和維護傳統倫理道德的雙重使命。
在一個君主專制的政體中，在一個“君君、臣臣”位秩森嚴的社會中，服從君主，忠于君主，為君主任事，輔助君主處理國事，這在中國曆史上是被視為天經地義的，知識分子也是以此而立身處世的。
既然知識分子是以協助政務、治理國家為己任的，在一個幅員廣袤的一統國家中，國家事務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外交等各個方面，而科學技術是國計民生所不可或缺的，自然也就導緻了一批官吏不能不去從事這方面的工作。
因此在曆史上，凡是與國家治理有關的科學技術，都置有相應的官方機構進行組織和管理，并任命官吏主持其事。
當然，這些官僚知識分子之所以也從事科學技術工作，其出發點是為治理國務，是被動的，并非出于探索自然界奧秘的目的。
本質上，他們是輕視科學技術，視科學技術為末技的。
而他們注重的是經史治國，“君子博學于文，自身而至于家國天下，制之為度數，發之為音容，莫非文也”［47］。
由此，也就決定了中國科學史上的另一特殊現象，即與國家事務關系密切的學科特别發達。
其中，又以農、天、算、地、醫等學科最為發達，成就最大。
中國曆史上一直以農立國。
《呂氏春秋·上農篇》雲：“古先聖王之所以導其民者，先務于農。
民農非徒為地利也，貴其志也。
民農則樸，樸則易用，易用則邊境安，主位尊。
民農則重，重則少私義（議），少私義（議）則公法立，力專一。
民農則其産複，其産複則重徙，重徙則死其處而無二慮。
”［48］也就是說，農業不但可以獲取土地之利，保證國家的财政收入，而且可以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上，便于征調和統治。
所以曆代政權都奉行以農為本的國策，組織和管理農業生産也因之成為政府的一項要務。
曆史上的農學家都是在這農本思想的指導下，從事農學工作的。
賈思勰著《齊民要術》的宗旨，是要政府重視農業生産，以達到“要在安民”［49］的目的；韓鄂在《四時纂要·序》中，開宗明義曰：“夫有國者，莫不以農為本；有家者，莫不以食為本”，認為這是“賢愚共守之道也”；王祯《農書·自序》曰：“農，天下之大本也”，他著書是希望“躬任民事者，傥有所取于斯與”；徐光啟的《農政全書》，則是在農業“為生民率育之源，國家富強之本”［50］的思想指導下寫成。
在中國傳統的宇宙論中，存在着一個有意志的“天”，“天”是至高無上的，天地萬物乃至人世間的一切事務，都受着“天”的支配和主宰，而且認為天文現象與世間人事之間存在着相對應的關系。
人世間的君主是“天子”，代表“天”的意志行事，并受着“天”的制約。
為了蔔知天意，溝通天人關系，于是出現了星占術，由之星占術便被與政務緊密地聯系起來。
曆法則被視為順應天意，代天“敬授民時”的重要舉動，為“王者所重”，“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順承厥意”。
［51］曆史上的天文學是與星占學及曆法糾纏在一起的，因而天文學便寄寓于星占學和曆法而受政府直接控制，國家還設立了欽天監專司其職。
這樣，天文學便帶上了神聖而又神秘的色彩，連天文儀器的制造，天文台站的設置和曆法的制定、頒布等，都成了政權的象征。
數學作為一門工具性學科，與國計民生關系極為密切。
地理情況的了解，地圖的測繪，土地的丈量，賦稅的計算，國庫的收支，貨物的交易，建築工程、水利工程的設計和施工，乃至音律的制定等等，都離不開數學。
同時，天文、曆法亦與數學密不可分，故此中國古代是天算不分的。
孫子說：“夫算者，天地之經緯，君生之元用”，可以“觀天道精微之兆基，察地理縱橫之長短。
”［52］《後漢書·律曆上》在論數時也說：“故體有長短，檢以度；物有多少，受以量；量有輕重，平以權衡；聲有清濁，協以律呂；三光運行，紀以曆數。
然後幽隐之情，精微之變，可得而綜也。
”可見中國古代對于數學的功用，已有相當深刻的認識。
數學的這些功用，都與治理國家的政務直接相關，故數學一直受到曆代政權和知識分子的重視，成為“士”必受訓的“六藝”之一。
對于地理情況的了解和掌握，更是治理一個龐大國家的要務。
《山海經》中已指出：“此天地之所分壤樹谷也，戈矛之所發也，刀铩之所起也……得失之數，皆在此内，是謂國用。
”［53］二十四史中，十六史有《地理志》，以供“王者司牧黎元，方制天下，列井田而底職貢，分縣道以控華夷”［54］之用。
地圖的繪制也受到曆代政權的重視，西晉裴秀的《禹貢地域圖》之制作，是為了使“王者不下堂而知四方”［55］；唐李吉甫編纂《元和郡縣圖志》，是為了“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勢勝之利，示形束壤制之端”［56］。
醫學雖有些特殊，著名的醫家很多沒有進入仕途，但由于醫學關系到每個人的生命安危，對于維護社會的安定有重要的作用，加上儒家思想認為，醫學“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賤之厄，中以保身長全，以養其生”［57］，所以也受到曆代政府和知識分子的重視。
政府設有醫藥機構，并頒布藥典或醫方，連王焘、蘇頌、沈括、蘇轼等著名的官員都研究醫藥，撰寫醫書。
縱觀中國曆史，可以看到，凡與國家治理有關的科學領域和技術部門，都受到政府的直接控制。
也可以說，中國曆史上較為發達的科學領域和技術部門，大都帶有官營的印記，與國家的治理息息相關。
知識分子以做官為出路，進入仕途之後以治國為己任。
為了達到這一目标，特别是漢代獨尊儒術後，隻有熟讀儒家經典方能做官和治國，因此知識分子大多把精力耗費在皓首窮經之中，去修習所謂“内聖外王”之功。
即内以聖人的道德為體，外以王者的仁政為用，體用兼備，各盡其極緻。
如此，培養出來的人才隻能是屬于通儒，育出的是娴熟于經典的文化人，而不是一個專才。
“治經入官，則君子之道焉”［58］，對科學技術，僅“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59］。
這是一條反專業化的道路。
用現代社會學的術語說，也就是造就的知識分子屬于功能普化型，而不是功能專化型。
所以，中國古代的知識分子，包括科學家在内，大都是以經學作為進身的階梯，身兼多種職能，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現實的人世，關心的是治國平天下的政業，而很少是以自然界作為研究對象，以科學技術作為終身事業的。
也正因為如此，那種探索自然界奧秘的獨立的科學思想和科學精神，沒能在中國形成。
同時，由于中國曆史上的主要科學領域和技術部門，是直接為國家的治理服務的，注重的是科學技術的功用，而不注重于探究其事理和原因，因而造成了“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60］的學術傾向。
上述兩個原因，決定了中國曆史上的科學形态是屬于實用型，注重于實用性，充滿了務實精神，而非理論型，在理論方面的研究受到忽視。
當然，科學技術的存在及其發展，是不可能完全離開理性思維的，哪怕是最簡單、初級的理性思維。
但在古代中國，這些理性思維的因素大都被寓于實際（有形、有數的事物）之中，被強大的務實精神所籠罩着，沒能被抽象出來，升華而形成獨立的系統的理論。
此外，也不可否認，在中國曆史上的科學中也應用過一些理論，如元氣學說、陰陽學說、五行學說等，但這些理論與知識分子是功能普化型的一樣，也是功能普化型的理論，它普适于天地萬物以至人事和人身。
這種高度普适性的理論，雖也可以用來籠統地、模糊地解釋一些自然現象，可是其客觀效果卻束縛了人們對自然界進行具體的、有分析的探讨的科學精神，阻礙了人們深刻認識事物本質的進取心理的發展，因而最終成為形成科學性專化理論的一種阻力。
同時，在讀經入仕的道路上，知識分子養成了崇尚經典的學風和唯經典是從的惰性，也影響到科學領域中。
各門主要的科學學科都樹立有經典，後人的工作更多的是繼承、沿襲、注疏，并在此基礎上補充、改進，而創新精神不足，缺乏對科學文化體系進行變革的活力。
這也決定了中國古代科學技術隻能沿着傳統的道路緩慢地前進，沒能産生質的飛躍，自行進入近代理性的科學階段。
總之，知識分子從治理國家政務的實用目的出發，進行科學技術工作的結果，一方面給中國曆史上的科學技術帶來了動力，使中國古代具有較高的科學技術水平，取得了不少劃時代的成就，在很長的曆史時期中處于世界的先進行列，甚而居領先的地位；另一方面也給中國曆史上的科學技術帶來了局限，特别是缺乏對自然界進行理性探索的精神，緻使未能形成專化性的科學理論，而隻能停留在經驗性的認識階段。
及至進入近代科學時期，便趕不上時代的潮流，被時代的潮流遠遠地抛在後面。
*** ［1］ 培根《新工具》，商務印書館，1984，第103頁。
［2］ 貝爾納《曆史上的科學》，“為中文譯本寫的序”。
科學出版社，1981。
［3］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科學出版社，1975，第3頁。
［4］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第545—547頁。
［5］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3卷，科學出版社，1978，第333頁。
［6］ 《九章算術·盈不足》。
［7］ 《九章算術·方田章》劉徽注文。
［8］ 王充《論衡·是應篇》。
［9］ 參見王振铎《司南指南針與羅經盤》（上），《中國考古學報》第三冊，1948。
王振铎先生的研究和考證是有曆史根據的，是可信的。
現有人提出“司南”指的是北鬥星；又有人提出《論衡》中“投之于地”的“地”字是“池”字之誤，“池”即水銀池。
這兩種見解根據都不足，論證亦不嚴密，有臆斷之嫌。
［10］ 引自《古今圖書集成》卷六五五。
［11］ 引自《古今圖書集成》卷六五一。
［12］ 李約瑟《中國之科學與文明》，中譯本，第七冊，台北商務印書館，1980，第147頁。
［13］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一。
［14］ 曾公亮《武經總要前集》卷一二。
［15］ 同上。
［16］ 同上。
［17］ 葛洪《抱樸子内篇·黃白篇》。
［18］ 培根《新工具》，商務印書館，1984，第64頁。
［19］ 陶弘景《神農本草經集注·硝石條》。
［20］ 《呂氏春秋·用民》。
［21］ 賈思勰《齊民要術·種谷第三》。
［22］ 《荀子·王制》。
［23］ 《管子·輕重》。
［24］ 《素問·陰陽應象》。
［25］ 沈括《夢溪筆談》卷一八。
［26］ 王祯《農書·雜錄》。
［27］ 王祯《農書·雜錄》。
［28］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5卷，第363頁。
［29］ 段成式《酉陽雜俎》前集卷一六。
［30］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第484頁。
［31］ 銅綠山考古發掘隊《湖北銅綠山春秋戰國古礦井遺址發掘簡報》，《文物》1975年第2期。
［32］ 陸容《菽園雜記》卷一四。
［33］ 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四〇。
［34］ 《太平禦覽》卷八六九引。
［35］ 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
［36］ 樂史《太平寰宇記》“山南西道七·邛州”引。
［37］ 劉琨《重贈盧谌》。
見《古詩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121頁。
［38］ 《太平禦覽》卷三四五引《内誡令》。
［39］ 《太平禦覽》卷三四六引《刀劍錄》。
［40］ 《重修政和經史證類備用本草》卷四玉石部引。
［41］ 《北史·綦母懷文傳》。
［42］ 《宋史·輿服一》。
［43］ 《三國志·魏書》卷二九《杜夔傳》裴松之注。
［44］ 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中譯本，第1卷，第341頁。
［45］ 《後漢書·張衡傳》。
［46］ 《後漢書·杜詩傳》。
［47］ 顧炎武《日知錄》“吏胥”、“博學于文”。
［48］ 夏緯瑛《呂氏春秋上農等四篇校釋》，農業出版社，1979。
［49］ 《齊民要術·序》。
［50］ 徐光啟《農政全書·凡例》。
［51］ 《史記·曆書》。
［52］ 《孫子算經·序》。
［53］ 《山海經》卷五。
［54］ 《舊唐書·地理志一》。
［55］ 《北堂書鈔》卷九六。
［56］ 李吉甫《元和郡縣圖志·序》。
［57］ 張仲景《傷寒雜病論·自序》。
［58］ 《晉書·食貨志》。
［59］ 《顔氏家訓·雜藝篇》。
［60］ 阮元《疇人傳》卷四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