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度量衡制度的演變與發展
關燈
小
中
大
。
勖乃“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勖尺量古器，竟“尺寸無差”。
［74］故李淳風列15等尺時，在第一等周尺之中，将荀勖律尺與王莽銅斛尺并列，荀勖校律尺，時在西晉前期，又名“晉前尺”。
杜夔尺是當時日常用尺，又稱“今尺”。
二者尺度之比，即魏尺“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厘”［75］。
晉前尺與莽尺同長，合今23.1厘米，故魏尺長24.186厘米。
荀勖考古律尺，以《漢書·律曆志》黃鐘律定度量衡為依據，所得尺之長與莽尺正合。
但荀勖律尺卻并未成為西晉時官民日常用尺，僅僅用于調鐘律，即《晉志》所雲：“荀勖新尺，惟以調音律，至于人間未甚流布。
”［76］而杜夔尺“自此迄晉，用相因循”。
又雲：“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
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
”［77］實際上晉時仍沿用的是魏尺。
另一方面，由于古人又多尊《周禮》及典籍古訓，恪守“律不可變”的信念。
凡遇改朝換代，必尋古音，定古律，也就必求古尺為定律之準。
然而律與度皆不可言傳書載，累黍定尺又會因黍之大小不同難以定準。
以緻曆代常為以尺定律或以律求尺而争論不休，魏晉已始。
至于度量衡量值的變化，原因十分複雜，一般情況下往往在朝代更疊之時，對前朝某些因襲增訛而積漸之量值予以承認，并以法制确立下來即可，并沒有千載不變之必要。
東漢至晉，尺度實際已有所增長，官民又早已習用，也就完全沒有再回複到所謂“古制”的必要了。
這正是荀勖尺雖合“古”制卻未及使用的原因。
近年來所見三國兩晉尺共15支，皆為出土文物。
出土地區分散，尺的質地也不同，有銅、鐵、骨、木等各種，每一支尺長度雖不完全相同，卻多在24厘米左右，與文獻互為參校，可厘定一尺之值為24.2厘米。
二、三國兩晉之量器和權衡器 這期間的量器及權衡器皆未見實物遺存，文獻也少見記述。
惟《晉書·律曆志》據劉徽注《九章商功》将魏時大司農斛與新嘉量斛作了比較。
《晉志》雲：“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
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
王莽銅斛，于今尺為深九寸五分五厘，徑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
以徽術計之，于今斛為容九鬥七升四合有奇。
’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
”［78］文中說明魏尺與莽尺之比是1:0955，已知莽尺長23.1厘米，則魏尺長24.188厘米，正與杜夔尺同長。
今以徽術計算，得魏斛的容積為20396.4立方厘米，莽斛的容積19874.2立方厘米。
［79］魏斛比莽斛大2.6%。
二斛之比正如劉徽所說1:0974即莽斛合魏斛的“九鬥七升四合有奇。
”劉徽以魏斛比莽斛，是從計算的角度出發，以計算之精确為目的，并非以此證明漢魏度量衡的變遷。
因為受古代鑄造技術所限，量器的實際誤差一般都在5%左右。
故劉徽所得此魏斛比彼莽斛大2%有餘。
正說明魏之容量繼承秦漢舊制。
故暫厘定魏時一升仍為200毫升。
迄今未見可供考證兩晉容量制度的實物和文獻資料。
但從隋代統一度量衡時對“古制”的界定來分析，兩晉容量繼承漢制有一定的可信度，也仍以每升200毫升厘定之。
第七節 南北朝度量衡的混亂到隋代的統一 南北朝政權分裂，主要表現為南北分治。
度量衡進入又一個混亂和量值大幅度增長時期。
南朝從劉宋建國到隋統一的一百多年中，雖然朝代更疊，但都自稱是華夏正統，一切仍以延續漢制為主，度量衡也“因而不改”。
而北方是由鮮卑族中拓跋部建立的北魏。
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經過長期鬥争、融合，逐步從部族遊牧生活向封建社會轉變。
在這樣特殊條件下，反映在度量衡上也是十分錯綜複雜的。
南北兩朝度量衡的不統一，更是不可避免。
一、南朝尺度 李淳風“十五等尺”中，列南朝尺共四種：包括梁法尺、梁表尺、梁俗間尺和宋氏尺。
以“宋氏尺”為代表，“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厘”。
“此宋代人間所用尺。
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
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天儀尺略相依近。
當由人們恒用，增損訛替之所緻也”。
［80］以上四支尺，長度在24.255—24.7厘米之間。
可知南朝宋、齊、梁、陳皆沿用魏時杜夔尺。
各尺長度之差，皆由增損訛誤所緻。
晉時雖有荀勖律尺合“古”制，但官民已習用杜夔尺，故遵而未改。
除十五等尺之外，近年還搜集到出土、傳世的各種尺數支，長度在24—25厘米之間，雖有一厘米的誤差，此民間所傳，訛誤難免。
李淳風之考校精确可信，當以“宋氏尺”長24.5厘米為南朝尺度的厘定值。
［81］ 二、北朝尺度 北朝尺最大的特點是，不僅比同時代的南朝尺長，而且呈不斷增長之勢，即從北魏前尺的25.6厘米；中尺27.97厘米；［82］至後尺已達29.6厘米。
北魏滅亡，東西魏分治，至東魏後，尺已增長為30.05厘米。
三、南北朝的容量和權衡 以上三家之言雖不甚詳盡，但其中含意是一緻的。
即南朝之宋、齊、梁、陳皆因“古制”，而北朝卻十分混亂，北魏至北周，度量衡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至隋，南北之比為：尺，1：1.2；量、衡皆三倍于古了。
四、北朝度量衡混亂及量值迅猛增長的原因 建立北魏的拓跋部，是鮮卑族中比較落後的一支。
建國前仍是“畜牧遷徙，射獵為業”［87］。
長期停留在原始氏族階段。
他們以好戰進入中原，以好戰大肆搶掠。
建國以後，最高統治層希望能建立封建秩序，重視利用漢族大地主階級為他們服務。
早在天興元年（398），太祖已“诏有司正封畿……平五權、校五量、定五度”［88］，繼承漢制。
而過慣了遊牧生活的各諸部大人，卻頑強抵制，使奴隸制在社會經濟中仍占有相當比重。
兩種生産關系并存，決定了社會矛盾尖銳複雜。
北魏初，官吏沒有俸祿，賦稅征收帶有很大程度的掠奪性，百姓不向封建國家納稅，卻任官吏自行搜括。
各級官吏與商人勾結起來，任意加大尺鬥秤度，朝廷無力制止。
由于法度廢弛，度量衡失去管理。
按規定，布一匹“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89］，而征民歲調，皆80尺。
公元484年，北魏高祖孝文帝決心整饬法度，建立新制。
并下诏：“改長尺大鬥”［90］，實行俸祿制。
“孝文改制”後，在短期内吏制有所整頓。
高祖死後，随着鮮卑貴族的門閥化，與封建制矛盾更加突出。
政治日趨腐敗，各地又恢複長尺、大鬥、重秤。
滿朝上下皆以此為利，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91］國政日趨腐敗，各地起義不斷，最後摧毀了北魏統治。
永熙三年（534）分裂為東、西魏，後又演變為北齊、北周對峙的局面。
自北魏末至北周及隋統一之前，度量衡又有增長，故民間流傳着“南人适北，視升為鬥”的諺語。
五、隋代統一度量衡和大小制的形成 隋文帝于公元581年取代了北周政權，建立隋朝，又于589年滅陳後，統一了全國，結束了南北朝分裂混亂的局面。
隋代是作為北周的後繼者而崛起。
楊氏家族雖長期為北方非漢族王朝效力，一旦重新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仍以華夏文化為正統，追溯漢文化淵源。
朝廷大量任用南朝舊臣，他們影響和改變着北朝制度。
這種思想反映在度量衡改制上也充分表現出來。
一方面以北周尺為統一的官民用尺。
而調樂律、測天象卻用南朝渾天儀尺。
《隋志》又說：平陳後“上以江東樂為善”［94］。
又得梁陳正樂，樂律尺與日常用尺之比，即樂尺“一尺二寸為市尺”。
這一比例關系一直沿用至唐朝。
而量衡大小制均為一與三之比。
隋炀帝繼位後，改度量衡并依古制。
他試圖将度量衡再次全部恢複到“古制”，卻遭到失敗。
“雖有此制，竟不能複古。
”［95］ 第八節 唐宋時期的度量衡 繼隋之後的唐朝，政治統一，國勢強盛，經濟繁榮、文化燦爛。
度量衡基本沿用隋制。
在其統治的近三百年間，單位量值相對穩定、管理制度嚴密。
宋朝分北宋和南宋兩個階段，北宋度量衡在某些方面比隋唐有所改進。
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因管理不力而造成混亂，南宋尤甚。
一、唐代度量衡繼承隋制 唐承隋制，度量衡也有大小制之分。
對度量衡的管理、大小制的定位和使用，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來。
《唐六典》雲：“權衡度量之制，皆總其文籍而頒其節制。
”“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圭影、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内外官悉用大者。
”又說：“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
一尺二寸為大尺。
”“凡量……三鬥為大鬥。
”“凡權衡……三兩為大量”。
［96］文中累黍定度量衡，雖因襲《漢志》之說，但實際上則皆以隋制所定，而《唐六典》明确了大小制的用途：“小制”專作天文測量；調試樂律；稱量藥物及宮廷中各級官吏衣冠的尺寸等。
中國古代尊崇“天不變，道也不變”的禮制，測量冬至日及夏至日的天文儀器——圭表上的“量天尺”是不能随意改變的。
自魏晉至南朝日常用尺與“量天尺”同長約24.5厘米，隋代保留為“小尺”。
中藥的藥量大小，關乎人命，亦不可随意改變而保留小斤、小兩的古制。
唐朝将大小制寫進《唐六典》，成為一種法律制度延續下去。
二、唐代度量衡的管理法規 三、宋代度量衡 北宋初創，宋太祖趙匡胤對全國度量衡的統一十分重視。
即位伊始，便下诏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
”又诏曰：“凡四方鬥、斛不中式者，皆去之。
”［99］每平定一地，都頒發度量衡器給各級政府，廢除一切不合标準之器。
嚴禁民間私造，以保證全國賦稅統一征收。
兩宋度量衡，一方面統一由太府寺管理：制定有關政策、法規、制造、頒發标準器具，按時檢定、校正等。
太府寺雖多次改換名稱，其實際職能延續至南宋。
另一方面又出現了名目繁多的樂尺、樂鬥和樂秤。
究其緣由，無不與多位皇帝熱衷于律曆制度的考證、修訂有關。
《宋史·樂志》雲：“景祐、皇祐間，訪樂、議樂之诏屢頒。
”［100］上有所好，下必趨之。
随即朝廷重臣、天文、樂律學家丁度、和岘、李照、沈括、司馬光、範鎮等人都紛紛參與。
在研究樂律、曆法的同時，往往涉及“古”、“今”之度量衡。
故今留存對律曆議論而關系到度量衡的文獻頗多。
1．日常用尺和天文樂律尺 日常用尺主要是由太府寺頒發的官尺，又稱三司尺、布帛尺等等。
除太府寺尺之外，地方上又根據用于不同地區、不同時期和不同用途有淮尺、浙尺、大晟新尺、曲尺、量地尺等等。
各種尺雖長短不同，但總與“古尺”或太府尺作比較。
沈括雲：“度皆以周尺，一尺當今七寸三分少強。
”［101］蔡元定雲：“宋太府布帛尺，比晉前尺一尺三寸五分。
”［102］故太府寺尺長在31.2—31.5厘米之間。
比較符合唐以後自然增長的趨勢，與所見宋尺實物一尺之長約31厘米相近。
今厘定為31.2厘米。
宋代對“古”“今”樂律反複考校，前後出現過十幾種樂尺。
宋初就有和岘依五代王樸律尺和唐景表尺定律尺和圭表用之“量天尺”，亦即《隋志》十五等尺中的宋氏尺長24.5厘米。
之後又有李照、丁度、阮逸、胡爰等訂樂律尺，長短各不相同。
經反複考校、議論，最後仍以和岘尺為準，定為宋代之律曆尺。
2．宋代的容量 宋代日常所用量器，名目十分繁雜，有太府寺量、文思院量為官量。
地方上還有各種“加量”、“省量”、“軍量”、“粜鬥”、“鄉鬥”等等。
除日常用器之外，還出現了禮樂、天文、醫藥用量器。
迄今未見兩宋量器留存。
要了解宋代容量之值，隻有通過文獻記載各種名目量器的度數或與“古”制之比去推算它們的容積。
經過合理的篩選，去僞存真後，也能推導出有一定可信度的容量一升之值。
如《宋會要》記：李照“凡新尺律……尺準太府寺尺”。
“樂升所受如太府升”。
“樂升廣二寸八分，長三寸，高二寸七分。
”［103］今考李照樂尺長約31.4厘米，可列下式：2.8×3×2.7×（3.14）3=702.15立方厘米。
又見《夢溪筆談》沈括受诏考校樂律并制渾天儀，研究秦漢以來的度量鬥升，得“漢之一斛，當今二鬥七升”［104］。
10÷2.7×200=740.8立方厘米。
再根據其他資料綜合分析，得李照樂升與太府升量值更接近。
故厘定宋之一升約合700毫升。
3．宋代的權衡 ①劉承珪考校權衡創制等秤 公元977年，宋太宗繼位後，再次下诏重申統一度量衡。
令管理國庫收支的官吏劉承珪，對曆代度量衡再作考證，并提出更好的管理方案。
劉承珪檢查了國庫中舊藏的度量衡器，發現多有不準，使用中難免産生弊端和争訟。
劉承珪經過反複檢驗和研究後，首先改革秦漢以來的權衡單位制：采用唐朝後期用10枚開元通寶錢定1兩，即10錢進位為1兩，取代此前24錢為1兩制；又用分、厘、毫十進位取代黍累制。
再用新舊不同單位制互為參校，分别制造出兩種精準的小等秤。
第二步，選出一批淳化年間制造的銅錢，用等秤稱出其中正合1錢者共2400枚，作為校準15斤秤的重量标準。
第三步，重新鑄造一批成套标準砝碼，發給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
［105］這一系列措施，對統一全國度量衡起到了積極作用。
劉承珪制造的小型等秤，大受商界歡迎，成為此後稱量金銀、藥材等貴重物品的專用工具而沿用了近千年。
②李照樂秤 李照是北宋的樂律學家，于景祐二年（1035）奉诏改樂，制造了樂尺、樂升、樂秤。
他造的樂尺、樂量因皆與太府尺、量同，故多遭非議。
其制定樂秤的理論和方法，也未得到認可。
《宋會要》記：李照“樂秤以一合之水重一兩，一升之水重一升（斤），一鬥之水重一秤”［106］。
其設計原理不再以傳統的累黍法定重，而是改用水的比重作為重量的自然物質标準。
又将16兩1斤改為10兩1斤的十進制，這也是對一千多年來舊的權衡單位制的突破。
然而囿于封建經濟和因循守舊思想的束縛，李照這一創造性的改革和建議卻未能被采納。
九百多年後的今天，李照的科學理論才被确認。
1959年國務院頒布《關于統一計量制度的命令》，确定米制為我國的基本計量制度，改革市制。
即“1公斤4°C的水為1升”，将16兩1市斤改為10兩1斤。
李照不愧為中國度量衡史上傑出的科學家。
關于宋代1斤之值，可以從出土的大型天平砝碼和定量銀錠中作一些綜合分析，得每斤之值約合640克。
而李照以太府寺升1升水為1斤之比，可求得樂秤1斤合702.2克（即1升水定為1斤之重），與當時1斤之重不合，大概也是這一提案未能推行的客觀原因之一。
第九節 元代的度量衡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
元立國後一般“儀文制度”也多“遵用漢法”。
［107］承認和提倡漢文化，加強中央集權，大力發展經濟，但是也必然會遭到來自守舊派貴族勢力的抵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保留本民族的特點，度量衡也如此。
一、元代的尺度 元代度量衡史籍少有記載。
元尺及元量器一件也未見流傳至今，許多問題還有待史料的發掘。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元尺如隋唐以來分大小制，天文曆算用小尺。
1．日常用尺 元日常用尺之長，史無定說。
明郎瑛《七修類稿》說：“元尺傳聞至大，志無考焉”。
可見，早在明代已無确切的考證了。
史籍中雖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迹，皆為隻言片語的推測。
各家說法也不一緻，對尺度長短的考訂相差甚多，從31—45厘米不等。
另一條渠道即從相關實物中作些推證。
如《元典章》中有關于各級官印尺寸的規定
勖乃“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以勖尺量古器，竟“尺寸無差”。
［74］故李淳風列15等尺時，在第一等周尺之中，将荀勖律尺與王莽銅斛尺并列，荀勖校律尺，時在西晉前期，又名“晉前尺”。
杜夔尺是當時日常用尺，又稱“今尺”。
二者尺度之比，即魏尺“比晉前尺一尺四分七厘”［75］。
晉前尺與莽尺同長，合今23.1厘米，故魏尺長24.186厘米。
荀勖考古律尺，以《漢書·律曆志》黃鐘律定度量衡為依據，所得尺之長與莽尺正合。
但荀勖律尺卻并未成為西晉時官民日常用尺，僅僅用于調鐘律，即《晉志》所雲：“荀勖新尺，惟以調音律，至于人間未甚流布。
”［76］而杜夔尺“自此迄晉，用相因循”。
又雲：“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
及晉武受命，遵而不革。
”［77］實際上晉時仍沿用的是魏尺。
另一方面，由于古人又多尊《周禮》及典籍古訓，恪守“律不可變”的信念。
凡遇改朝換代，必尋古音，定古律，也就必求古尺為定律之準。
然而律與度皆不可言傳書載，累黍定尺又會因黍之大小不同難以定準。
以緻曆代常為以尺定律或以律求尺而争論不休，魏晉已始。
至于度量衡量值的變化，原因十分複雜，一般情況下往往在朝代更疊之時，對前朝某些因襲增訛而積漸之量值予以承認，并以法制确立下來即可，并沒有千載不變之必要。
東漢至晉，尺度實際已有所增長，官民又早已習用，也就完全沒有再回複到所謂“古制”的必要了。
這正是荀勖尺雖合“古”制卻未及使用的原因。
近年來所見三國兩晉尺共15支，皆為出土文物。
出土地區分散，尺的質地也不同，有銅、鐵、骨、木等各種，每一支尺長度雖不完全相同，卻多在24厘米左右，與文獻互為參校，可厘定一尺之值為24.2厘米。
二、三國兩晉之量器和權衡器 這期間的量器及權衡器皆未見實物遺存，文獻也少見記述。
惟《晉書·律曆志》據劉徽注《九章商功》将魏時大司農斛與新嘉量斛作了比較。
《晉志》雲：“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劉徽注《九章商功》曰：‘當今大司農斛，圓徑一尺三寸五分五厘，深一尺。
積一千四百四十一寸十分寸之三。
王莽銅斛，于今尺為深九寸五分五厘，徑一尺三寸六分八厘七毫。
以徽術計之，于今斛為容九鬥七升四合有奇。
’魏斛大而尺長，王莽斛小而尺短。
”［78］文中說明魏尺與莽尺之比是1:0955，已知莽尺長23.1厘米，則魏尺長24.188厘米，正與杜夔尺同長。
今以徽術計算，得魏斛的容積為20396.4立方厘米，莽斛的容積19874.2立方厘米。
［79］魏斛比莽斛大2.6%。
二斛之比正如劉徽所說1:0974即莽斛合魏斛的“九鬥七升四合有奇。
”劉徽以魏斛比莽斛，是從計算的角度出發，以計算之精确為目的，并非以此證明漢魏度量衡的變遷。
因為受古代鑄造技術所限，量器的實際誤差一般都在5%左右。
故劉徽所得此魏斛比彼莽斛大2%有餘。
正說明魏之容量繼承秦漢舊制。
故暫厘定魏時一升仍為200毫升。
迄今未見可供考證兩晉容量制度的實物和文獻資料。
但從隋代統一度量衡時對“古制”的界定來分析，兩晉容量繼承漢制有一定的可信度，也仍以每升200毫升厘定之。
第七節 南北朝度量衡的混亂到隋代的統一 南北朝政權分裂，主要表現為南北分治。
度量衡進入又一個混亂和量值大幅度增長時期。
南朝從劉宋建國到隋統一的一百多年中，雖然朝代更疊，但都自稱是華夏正統，一切仍以延續漢制為主，度量衡也“因而不改”。
而北方是由鮮卑族中拓跋部建立的北魏。
1949年後的幾十年中，經過長期鬥争、融合，逐步從部族遊牧生活向封建社會轉變。
在這樣特殊條件下，反映在度量衡上也是十分錯綜複雜的。
南北兩朝度量衡的不統一，更是不可避免。
一、南朝尺度 李淳風“十五等尺”中，列南朝尺共四種：包括梁法尺、梁表尺、梁俗間尺和宋氏尺。
以“宋氏尺”為代表，“實比晉前尺，一尺六分四厘”。
“此宋代人間所用尺。
傳入齊、梁、陳以制樂律。
與晉後尺及梁時俗尺、劉曜渾天儀尺略相依近。
當由人們恒用，增損訛替之所緻也”。
［80］以上四支尺，長度在24.255—24.7厘米之間。
可知南朝宋、齊、梁、陳皆沿用魏時杜夔尺。
各尺長度之差，皆由增損訛誤所緻。
晉時雖有荀勖律尺合“古”制，但官民已習用杜夔尺，故遵而未改。
除十五等尺之外，近年還搜集到出土、傳世的各種尺數支，長度在24—25厘米之間，雖有一厘米的誤差，此民間所傳，訛誤難免。
李淳風之考校精确可信，當以“宋氏尺”長24.5厘米為南朝尺度的厘定值。
［81］ 二、北朝尺度 北朝尺最大的特點是，不僅比同時代的南朝尺長，而且呈不斷增長之勢，即從北魏前尺的25.6厘米；中尺27.97厘米；［82］至後尺已達29.6厘米。
北魏滅亡，東西魏分治，至東魏後，尺已增長為30.05厘米。
三、南北朝的容量和權衡 以上三家之言雖不甚詳盡，但其中含意是一緻的。
即南朝之宋、齊、梁、陳皆因“古制”，而北朝卻十分混亂，北魏至北周，度量衡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長。
至隋，南北之比為：尺，1：1.2；量、衡皆三倍于古了。
四、北朝度量衡混亂及量值迅猛增長的原因 建立北魏的拓跋部，是鮮卑族中比較落後的一支。
建國前仍是“畜牧遷徙，射獵為業”［87］。
長期停留在原始氏族階段。
他們以好戰進入中原，以好戰大肆搶掠。
建國以後，最高統治層希望能建立封建秩序，重視利用漢族大地主階級為他們服務。
早在天興元年（398），太祖已“诏有司正封畿……平五權、校五量、定五度”［88］，繼承漢制。
而過慣了遊牧生活的各諸部大人，卻頑強抵制，使奴隸制在社會經濟中仍占有相當比重。
兩種生産關系并存，決定了社會矛盾尖銳複雜。
北魏初，官吏沒有俸祿，賦稅征收帶有很大程度的掠奪性，百姓不向封建國家納稅，卻任官吏自行搜括。
各級官吏與商人勾結起來，任意加大尺鬥秤度，朝廷無力制止。
由于法度廢弛，度量衡失去管理。
按規定，布一匹“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89］，而征民歲調，皆80尺。
公元484年，北魏高祖孝文帝決心整饬法度，建立新制。
并下诏：“改長尺大鬥”［90］，實行俸祿制。
“孝文改制”後，在短期内吏制有所整頓。
高祖死後，随着鮮卑貴族的門閥化，與封建制矛盾更加突出。
政治日趨腐敗，各地又恢複長尺、大鬥、重秤。
滿朝上下皆以此為利，後乃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91］國政日趨腐敗，各地起義不斷，最後摧毀了北魏統治。
永熙三年（534）分裂為東、西魏，後又演變為北齊、北周對峙的局面。
自北魏末至北周及隋統一之前，度量衡又有增長，故民間流傳着“南人适北，視升為鬥”的諺語。
五、隋代統一度量衡和大小制的形成 隋文帝于公元581年取代了北周政權，建立隋朝，又于589年滅陳後，統一了全國，結束了南北朝分裂混亂的局面。
隋代是作為北周的後繼者而崛起。
楊氏家族雖長期為北方非漢族王朝效力，一旦重新建立了大一統的國家，仍以華夏文化為正統，追溯漢文化淵源。
朝廷大量任用南朝舊臣，他們影響和改變着北朝制度。
這種思想反映在度量衡改制上也充分表現出來。
一方面以北周尺為統一的官民用尺。
而調樂律、測天象卻用南朝渾天儀尺。
《隋志》又說：平陳後“上以江東樂為善”［94］。
又得梁陳正樂，樂律尺與日常用尺之比，即樂尺“一尺二寸為市尺”。
這一比例關系一直沿用至唐朝。
而量衡大小制均為一與三之比。
隋炀帝繼位後，改度量衡并依古制。
他試圖将度量衡再次全部恢複到“古制”，卻遭到失敗。
“雖有此制，竟不能複古。
”［95］ 第八節 唐宋時期的度量衡 繼隋之後的唐朝，政治統一，國勢強盛，經濟繁榮、文化燦爛。
度量衡基本沿用隋制。
在其統治的近三百年間，單位量值相對穩定、管理制度嚴密。
宋朝分北宋和南宋兩個階段，北宋度量衡在某些方面比隋唐有所改進。
但又在一定程度上因管理不力而造成混亂，南宋尤甚。
一、唐代度量衡繼承隋制 唐承隋制，度量衡也有大小制之分。
對度量衡的管理、大小制的定位和使用，都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來。
《唐六典》雲：“權衡度量之制，皆總其文籍而頒其節制。
”“凡積秬黍為度量權衡者，調鐘律、測圭影、合湯藥及冠冕之制則用之；内外官悉用大者。
”又說：“凡度以北方秬黍中者，一黍之廣為分……。
一尺二寸為大尺。
”“凡量……三鬥為大鬥。
”“凡權衡……三兩為大量”。
［96］文中累黍定度量衡，雖因襲《漢志》之說，但實際上則皆以隋制所定，而《唐六典》明确了大小制的用途：“小制”專作天文測量；調試樂律；稱量藥物及宮廷中各級官吏衣冠的尺寸等。
中國古代尊崇“天不變，道也不變”的禮制，測量冬至日及夏至日的天文儀器——圭表上的“量天尺”是不能随意改變的。
自魏晉至南朝日常用尺與“量天尺”同長約24.5厘米，隋代保留為“小尺”。
中藥的藥量大小，關乎人命，亦不可随意改變而保留小斤、小兩的古制。
唐朝将大小制寫進《唐六典》，成為一種法律制度延續下去。
二、唐代度量衡的管理法規 三、宋代度量衡 北宋初創，宋太祖趙匡胤對全國度量衡的統一十分重視。
即位伊始，便下诏書：“精考古式作為嘉量，以頒天下。
”又诏曰：“凡四方鬥、斛不中式者，皆去之。
”［99］每平定一地，都頒發度量衡器給各級政府，廢除一切不合标準之器。
嚴禁民間私造，以保證全國賦稅統一征收。
兩宋度量衡，一方面統一由太府寺管理：制定有關政策、法規、制造、頒發标準器具，按時檢定、校正等。
太府寺雖多次改換名稱，其實際職能延續至南宋。
另一方面又出現了名目繁多的樂尺、樂鬥和樂秤。
究其緣由，無不與多位皇帝熱衷于律曆制度的考證、修訂有關。
《宋史·樂志》雲：“景祐、皇祐間，訪樂、議樂之诏屢頒。
”［100］上有所好，下必趨之。
随即朝廷重臣、天文、樂律學家丁度、和岘、李照、沈括、司馬光、範鎮等人都紛紛參與。
在研究樂律、曆法的同時，往往涉及“古”、“今”之度量衡。
故今留存對律曆議論而關系到度量衡的文獻頗多。
1．日常用尺和天文樂律尺 日常用尺主要是由太府寺頒發的官尺，又稱三司尺、布帛尺等等。
除太府寺尺之外，地方上又根據用于不同地區、不同時期和不同用途有淮尺、浙尺、大晟新尺、曲尺、量地尺等等。
各種尺雖長短不同，但總與“古尺”或太府尺作比較。
沈括雲：“度皆以周尺，一尺當今七寸三分少強。
”［101］蔡元定雲：“宋太府布帛尺，比晉前尺一尺三寸五分。
”［102］故太府寺尺長在31.2—31.5厘米之間。
比較符合唐以後自然增長的趨勢，與所見宋尺實物一尺之長約31厘米相近。
今厘定為31.2厘米。
宋代對“古”“今”樂律反複考校，前後出現過十幾種樂尺。
宋初就有和岘依五代王樸律尺和唐景表尺定律尺和圭表用之“量天尺”，亦即《隋志》十五等尺中的宋氏尺長24.5厘米。
之後又有李照、丁度、阮逸、胡爰等訂樂律尺，長短各不相同。
經反複考校、議論，最後仍以和岘尺為準，定為宋代之律曆尺。
2．宋代的容量 宋代日常所用量器，名目十分繁雜，有太府寺量、文思院量為官量。
地方上還有各種“加量”、“省量”、“軍量”、“粜鬥”、“鄉鬥”等等。
除日常用器之外，還出現了禮樂、天文、醫藥用量器。
迄今未見兩宋量器留存。
要了解宋代容量之值，隻有通過文獻記載各種名目量器的度數或與“古”制之比去推算它們的容積。
經過合理的篩選，去僞存真後，也能推導出有一定可信度的容量一升之值。
如《宋會要》記：李照“凡新尺律……尺準太府寺尺”。
“樂升所受如太府升”。
“樂升廣二寸八分，長三寸，高二寸七分。
”［103］今考李照樂尺長約31.4厘米，可列下式：2.8×3×2.7×（3.14）3=702.15立方厘米。
又見《夢溪筆談》沈括受诏考校樂律并制渾天儀，研究秦漢以來的度量鬥升，得“漢之一斛，當今二鬥七升”［104］。
10÷2.7×200=740.8立方厘米。
再根據其他資料綜合分析，得李照樂升與太府升量值更接近。
故厘定宋之一升約合700毫升。
3．宋代的權衡 ①劉承珪考校權衡創制等秤 公元977年，宋太宗繼位後，再次下诏重申統一度量衡。
令管理國庫收支的官吏劉承珪，對曆代度量衡再作考證，并提出更好的管理方案。
劉承珪檢查了國庫中舊藏的度量衡器，發現多有不準，使用中難免産生弊端和争訟。
劉承珪經過反複檢驗和研究後，首先改革秦漢以來的權衡單位制：采用唐朝後期用10枚開元通寶錢定1兩，即10錢進位為1兩，取代此前24錢為1兩制；又用分、厘、毫十進位取代黍累制。
再用新舊不同單位制互為參校，分别制造出兩種精準的小等秤。
第二步，選出一批淳化年間制造的銅錢，用等秤稱出其中正合1錢者共2400枚，作為校準15斤秤的重量标準。
第三步，重新鑄造一批成套标準砝碼，發給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
［105］這一系列措施，對統一全國度量衡起到了積極作用。
劉承珪制造的小型等秤，大受商界歡迎，成為此後稱量金銀、藥材等貴重物品的專用工具而沿用了近千年。
②李照樂秤 李照是北宋的樂律學家，于景祐二年（1035）奉诏改樂，制造了樂尺、樂升、樂秤。
他造的樂尺、樂量因皆與太府尺、量同，故多遭非議。
其制定樂秤的理論和方法，也未得到認可。
《宋會要》記：李照“樂秤以一合之水重一兩，一升之水重一升（斤），一鬥之水重一秤”［106］。
其設計原理不再以傳統的累黍法定重，而是改用水的比重作為重量的自然物質标準。
又将16兩1斤改為10兩1斤的十進制，這也是對一千多年來舊的權衡單位制的突破。
然而囿于封建經濟和因循守舊思想的束縛，李照這一創造性的改革和建議卻未能被采納。
九百多年後的今天，李照的科學理論才被确認。
1959年國務院頒布《關于統一計量制度的命令》，确定米制為我國的基本計量制度，改革市制。
即“1公斤4°C的水為1升”，将16兩1市斤改為10兩1斤。
李照不愧為中國度量衡史上傑出的科學家。
關于宋代1斤之值，可以從出土的大型天平砝碼和定量銀錠中作一些綜合分析，得每斤之值約合640克。
而李照以太府寺升1升水為1斤之比，可求得樂秤1斤合702.2克（即1升水定為1斤之重），與當時1斤之重不合，大概也是這一提案未能推行的客觀原因之一。
第九節 元代的度量衡 1271年元世祖忽必烈建立元朝。
元立國後一般“儀文制度”也多“遵用漢法”。
［107］承認和提倡漢文化，加強中央集權，大力發展經濟，但是也必然會遭到來自守舊派貴族勢力的抵制，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不可避免地保留本民族的特點，度量衡也如此。
一、元代的尺度 元代度量衡史籍少有記載。
元尺及元量器一件也未見流傳至今，許多問題還有待史料的發掘。
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元尺如隋唐以來分大小制，天文曆算用小尺。
1．日常用尺 元日常用尺之長，史無定說。
明郎瑛《七修類稿》說：“元尺傳聞至大，志無考焉”。
可見，早在明代已無确切的考證了。
史籍中雖可找到一些蛛絲馬迹，皆為隻言片語的推測。
各家說法也不一緻，對尺度長短的考訂相差甚多，從31—45厘米不等。
另一條渠道即從相關實物中作些推證。
如《元典章》中有關于各級官印尺寸的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