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度量衡制度的演變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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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的祖先在長期的生産實踐中，發現了自然界存在着“數”和“量”。
用數和單位來表示事物的物理量就叫做“計量”。
中國古代，計量的稱謂是“度量衡”。
《尚書·舜典》雲：“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1］這是“度量衡”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它記述了虞舜到東方巡視，在部落聯盟議事時，商讨把四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度量衡的齊同，樂律的音高都統一起來。
至夏禹治水，“身為度，稱以出”［2］，以人體建立度量衡标準。
《禮記》雲：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3］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武力征服各諸侯國，頒發統一度量衡诏書，同時初步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後經漢代的繼承、完善，成文于典籍并被曆代遵循，奉為圭臬。
此後每經改朝換代，都須探究古制以為本，再确立當朝度量衡制度、标準。
直至明清，都是秦漢制度的沿襲。
這一承傳關系，被曆代古籍和大量出土的珍貴文物所證實。
第一節 從原始的測量到度量衡的産生 一、原始社會的比較測量 古猿在長期使用天然材料，随意拾取折斷的樹枝和散落石塊的過程中，萌發出大小、多少、長短等這些直覺的量，并對這些量有了初步的認識後，開始了創造性的勞動——制造工具。
最初隻是從大的石核上任意一擊，打下了許多小石塊，經過無數次敲擊後，學會了把石塊分割成不同大小、不同形狀後，逐漸選擇出相對尖銳的多邊形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帶鋒芒的尖狀器，分别用于砍伐樹的枝杈與野獸搏鬥、挖掘植物根塊和擊落樹上的果實。
到了舊石器中晚期，石質工具已大體可以分為石刀、石斧、石鐮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遺址發現了骨針。
證明這時期的人已可以把小塊獸皮按一定大小縫合，披在身上蔽擋風寒了。
這些活動已蘊涵着對總量和分量的朦胧理解。
大約距今一萬年前，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轉變。
原始人群慢慢遷徙到河流、湖泊沿岸的平原地區，過着相對穩定的聚居生活，開始了原始農業生産，即“神農氏教民耕作”，形成了許多母系氏族公社。
這時期工具的作用更顯重要，出現了外形規整、刃口鋒利，經過精心打磨的石刀、石斧、石鏟、石鐮和骨、木質工具。
此外，複合工具也大量出現，即在打磨好的石器上鑽孔，再綁上一定長度的木柄，這樣使用起來就靈巧、省力得多了。
複合工具的出現，說明古人已認識到将兩種不同物質的量配合在一起。
這時期雖然沒有測量孔徑的工具，但比較一下石孔的大小和木棍的粗細是不可缺少的。
西安姜寨和半坡都發掘出土了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遺址。
半坡居住區，中心是一座面積達120平方米的大房子。
可能是氏族酋長居室和氏族議事場所，周圍有幾十座大小相仿圓形或方形的小房子。
建造房屋，對長度的簡單測量是必不可少的，如用規、矩畫圓形或方形房屋地基時，圓的直徑要多大，方邊要多長，房屋需要多高，這些都離不開測量。
建造小房子時，隻需各自邁出幾步，四邊大緻相等即可。
而要建造120平方米的大房子，顯然需要集體通力合作。
由于各人的身高、臂長會有一定的差異，這時就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标準；或以酋長的步距為準，或臨時找一根樹枝或一根繩索，定出一個相對統一的長度作為共同遵循的标準已成為必要。
在砍伐房屋支柱的木料時，用手臂、身高去比一比長短，用手幅測量一下樹幹的粗細。
這些十分粗疏的測量，卻已都包含着對數和量的認識和利用了。
二、私有觀念的産生到測量器具的出現 大約距今五六千年前，人類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農具已大多為磨光、穿孔的石斧、石鐮、石刀，用它們來砍伐樹木、清除雜草，開墾出一片片耕地。
骨制工具則用動物的肩胛骨制成刃寬而鋒利的挖掘工具，鹿角制成短柄鶴嘴鋤，便于刨土。
生産工具的改進大大促進了農作物的增收。
考古發掘已發現有炭化了的糧食堆積。
農産品有了剩餘，畜牧業和手工業相繼成為獨立的生産部門，出現了社會分工，生産力水平提高，基本必需品有了剩餘，導緻了私有制的産生，少數人開始追求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如珠、環、項鍊等。
玉器的大量出土，是私有制形成的另一表現。
玉多制成琮、璧等祭祀天地的禮器。
江蘇省武進縣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數十件玉琮、玉璧，都表現出線條對稱，圖案繁缛，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規格的玉璧，彼此直徑僅相差幾毫米，玉琮的高度更是相差甚微。
［4］從這些玉器制作工藝來分析，這時期的比較式測量已十分精細了。
農産品有了剩餘，儲存糧食的大小陶罐、陶盆、陶缸都普遍使用，甚至出現了能裝幾十斤糧食的大陶甕。
在收獲的季節，氏族酋長很可能用不同大小的陶罐、陶盆來作為分配工具，或用小型陶罐來測量大型陶缸、陶甕的容量，以便了解剩餘和儲存糧食的多少以及容器之間約略的倍比關系。
三、大禹治水和度量衡标準的建立 《屍子》曰：“古者，倕為規矩、準繩。
”［6］《史記·夏本紀》曰：禹“左準繩，右規矩”。
“身為度，稱以出。
”［7］“規”劃圓；“矩”作方；準繩可測水平和距離。
早在母系氏族社會就有方形和圓形的房屋。
倕是氏族社會時期的能工巧匠，大禹則是帶領群衆治理水患、造福中華的偉大人物。
而規矩、準繩就是中華文明史上最早的測量工具。
第二節 度量衡制度初步建立的夏商周時期 夏、商、周三代經曆了奴隸社會的建立、發展到全盛時期。
在這樣漫長的曆史時期度量衡從萌芽到産生，開始有了度量衡單位制度和各種專用的測量工具了。
一、度量衡是劃分土地、征收賦稅的依據 大禹完成了治水工程之後，以他個人的智慧和權威，于公元前2070年建立了第一個以華夏民族為中心的夏王朝，即中華曆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
西周是奴隸社會鼎盛時期。
周天子是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19］。
天子又必須制定一系列土地分配制度來管理，即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給諸侯王，諸侯再以采邑的形式分給卿大夫，大夫再分給士（家臣），形成了土地使用的嚴格制度。
為了适應分封的需要而專門設置了官吏來丈量、劃分土地。
《禮記》雲：“司空執度度地……量地遠近。
”［20］在一定範圍内，對平坦的土地可能已采用弓、繩之類的測量工具作實地丈量了。
有了數字、單位，又規定了統一的量值，度量衡便在統治者所管轄的範圍内通行了。
禹建立了夏王朝，為了維持公共的權力（國家），就需要公民繳納賦稅。
《通志》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賦稅之用，計口而入謂之賦，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謂之稅。
……禹定九州，量其貢賦，三代因之。
”［21］土地的分封與賦稅制有密切的關系。
《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22］貢、助、徹都是地租的名稱。
貢，是自由民耕種土地，統治者依據耕地上若幹年收獲量定出一個平均數，以平均數中抽取十分之一的貢物。
助，是自由民耕地的所有權被統治者占有，因此必須替統治者耕種所謂的公田，屬于勞役地租的形式，即《孟子》所說：“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23］西周又把助法改為徹法，實物地租代替了勞役地租。
夏、商、周三代賦稅制度，大體均為繳納收獲量的十分之一。
《周禮》中還記載了周天子為征收各種賦稅，設有專門的官吏，并授予度量衡器具。
在分封諸侯時，也要發給相應的度量衡器。
于是這些度量衡器具便成為一種權力，一旦掌握了它，便有權在其管轄的範圍内征收賦稅。
随着土地的劃分，賦稅制度的建立，度量衡制度逐步地建立起來。
二、度量衡是建築宮殿的準繩 古代宮殿、城郭建築早在夏代已出現。
禹建都陽城（今河南登封）。
考古工作者在偃師二裡頭發現一座夏代或商代早期的宮殿遺址。
它的整體是一略成正方形的台基，台基高出當時地面約八十厘米，台基中是殿堂。
它布局嚴謹，主次分明，已是一座由堂、庑、門、庭等單位建築組合而成的一座十分壯觀的建築群體。
能夠興建如此宏偉的宮殿，說明當時已有成熟的營造設計，并且集中了大量的勞力共同勞作，因此統一的規劃，統一的度量衡就成為建築工程的技術基礎之一。
晚于二裡頭的是鄭州商城和宮殿遺址。
遺址範圍約二十五平方公裡，古城垣周長約七千米，全部城牆完全用夯土分段築成，從城牆的斷垣上還可以看到版築的痕迹，每塊木闆長約三米，闆寬約二十五厘米。
闆、堵、雉是計量城牆長度的單位，即五闆為一堵，三堵為一雉。
在商城内還發現了一座面積相當大的宮殿遺址，東西長超過65米，南北寬13.6米。
四周有回廊，中間有木骨泥牆的一排大寝殿。
［24］商代建築宮殿的程序，首先要用“杆影定向”，即面朝南方。
第二步是測量、劃定地面建築物的尺度。
第三步是定平，即劃定地基的水平直線。
商代已懂得用水來測量柱基的水平度。
夏商時期在建築宮殿時，除了已用立杆測定方向之外，水懸、矩尺、圓規等已是工匠們常用的測量工具了。
三、官營手工業的發展與嚴格的檢測技術 奴隸社會政權集中在最高統治者手中。
手工業雖然很發達，而手工業者卻世代為奴隸。
商業有所發展，卻多在官府控制之下，即“工商食官”。
一方面度量衡早已成為社會政治、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卻又隻是掌握在少數統治者手中，它不僅僅是一種測量工具，更重要的是體現了統治者的權力。
故曰：“關石禾鈎，王府則有。
”［25］即度量衡器皆掌控在統治者手中。
商周時期，度量衡除了用作劃分土地、征收賦稅、發放俸祿之外，更是規範手工業生産标準的測量工具。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和使用車的國家之一。
《史記》載：大禹治水時已“陸行乘車”［26］。
《左傳》雲：“薛之皇祖奚仲……以為夏車正。
”［27］《管子》雲：“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
”［28］車的結構複雜，工藝要求很高，不可能由一個人來完成。
大規模造車，需要集中大量技術熟練的工匠和一套工藝流程，分工合作。
《考工記》稱，造車的工匠為“車人”。
車人中又有更細的分工，制造車輪的稱“輪人”，輪人先制成車毂（車輪中心部位）、輻（車條）、牙（車輪的外圓）謂“三材”，然後由技術最高超的工匠把它們組裝成車輪。
要造出合格的車輪、還要經過六道檢測工序，即規、萭、水、縣（懸）、量、權。
“規”即檢測車輪、車軸等部件的圓度。
“萭”檢測角度；“水”測水平度，即取正、定平；“懸”檢測垂直度，“量”測各部位的長度、深度；“權”檢測車輪各部分重量的平衡。
［29］可見造出一輛合格的車，檢測範圍已不限于長度、容量和重量，而擴大到水平度、垂直度、圓度、角度等各種量的測量。
《呂氏春秋》記：“弩機差以米則不發。
”［30］“米”當即“黍”，十分之一寸，約相當于0.23厘米，造車時，許多部件制造、測量的精度必有更高的要求。
第三節 春秋戰國度量衡普遍使用 西周末年，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列強争霸，戰亂此起彼伏，處在大動亂，大變革之中，至周平王東遷，史稱東周。
東周前期又稱春秋，後期稱戰國。
春秋戰國土地國有制逐漸被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所取代，土地變為私人占有。
耕地擴大，鐵制農具和畜耕技術被推廣，畝産量增加，農産品轉化為商品的數量也随之增加。
與農業生産關系相适應，手工業和商業生産關系也有了重大變革，“工商食官”的羁絆被沖破，出現了獨立的手工業者和更多獨立的商人。
一、商業發展促進了度量衡的廣泛使用 早期的交換，多以相互贈送，以物易物的形式進行，如用獵物換取采集物，以黍、粟換取陶冶。
這種交換沒有、也不需要什麼價值标準和用度量衡進行價值比較。
在奴隸社會，權力集中在統治者手中，他們控制着一切重要經濟部門，商業很不發達，統治者日常的糧食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直接從農業賦稅中獲取而不進入交換市場。
手工業生産又隻是滿足貴族的需要，用于交換的僅是極少的一部分。
手工業者都是國有奴隸，他們的一切生産、生活資料都由官府“供給”，不通過商業渠道。
西周的城市裡雖已出現商業比較集中的“市”，但是對“市”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和法規，并設置了管理市場的各級官吏加以控制。
從商品的種類、參與交易的人，到哪些商品、什麼樣的規格才準出售，都加以限制。
即使當某些商品長短、大小不合規定，需要裁斷時，度量衡器也隻能掌握在管理市場的官吏“質人”手中，買賣雙方無權進行檢測和計量。
［31］ 春秋戰國，随着農業生産力的提高，手工業經營方式也發生了變化。
家庭手工業、個體手工業成為官營手工業的補充而允許存在。
春秋時期，各諸侯王也都比較重視商業，普遍把通商惠工作為富國強兵的必要條件。
以齊國為例，春秋前期，管仲輔佐齊桓公時“一匡天下，九合諸侯”［32］，成為五霸之首，與商業的發達有一定關系。
管仲鼓勵齊國以外的商人來齊國做買賣，并多次協助齊桓公同各國諸侯會盟，所訂盟約中規定，相互間“勿忘賓旅”，“毋遏籴”。
即要給商旅提供各種便利，不要阻止糧食流通。
并提出要降低關市之稅和“修道路，偕（同）度量，一稱數”［33］。
出于征收關稅、平準物價的需要，對統一度量衡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管子·君臣》篇提出：“衡石一稱、鬥斛一量、丈尺一綽（準）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
”［34］管仲主張以法治國，即“有功必賞，有罪必誅”。
《管子》一書多處以度量衡來解釋法度，如《七法》雲：“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鬥斛也，角量也，謂之法。
”［35］等由于度量衡一經制度化，必具有很強的法制性，此外，也隻有當它成為官民日常所用之器具，為民所熟知時，才會以度量衡來比喻法度。
就像今天的法律，都用天平為标志來代表公平、正直一樣。
二、貨币與度量衡 最早的貨币是海貝，以“朋”為單位。
但貝币不易分割，本身又沒有使用價值，最終被金屬鑄造貨币取代。
然而金屬沒有天然單位，隻有在制定了重量單位之後，才可能鑄造成貨币。
這就決定了金屬貨币與度量衡之間的必然聯系。
鑄币最早仿造農具镈或刀的形狀，故稱鏟币、刀币，後來又有了圜錢、銅貝币和金钣。
鑄币上的重量單位有、镒、寽、兩、锱、铢等。
春秋戰國由于各諸侯國分治，各地貨币形制、重量單位也有不同。
盡管受當時鑄造水平所限，各枚鑄币的輕重不甚相等，但它們畢竟都是建立在重量單位之上，使用時一般不需要再去稱重，唯楚國的金钣例外。
“金”為貴金屬，所鑄造的金钣又不可能達到輕重完全相等，因此在作支付手段時必須重新稱量，故錢币學家稱它為“稱量貨币”，以别于銅鑄币。
然而這一曆史事實經過了近兩千年，直到近現代才被大家所認識。
三、諸侯割據度量衡從混亂走向統一 春秋戰國度量衡的不統一，除一國之内有“公量”、“家量”之外，從文獻記載還可以看到各國之間單位名稱、進位制度、單位量值都有較大的差别，從出土器物上也可見一斑。
如上述齊國量器豆、區、釜、鐘都沒有脫離實用器的器形，而後期的升、鬥、釜卻已成為便于使用和測量的度量衡專用器了。
各國器形也略有不同：齊國的升、鬥為圓口單柄、銅質；韓國、鄒國的陶量與秦陶量器形相近，直口無柄；楚國銅量類似近現代的量杯。
權衡器除楚國用環權外，其他各國多為饅頭形、頂端帶鼻紐，以便系繩。
從刻有量值銘文的器物來比較，許多國家所用的度量衡單位、單位量值也有區别。
但從另一方面又可以證明，戰國後期各諸侯國度量衡已
用數和單位來表示事物的物理量就叫做“計量”。
中國古代，計量的稱謂是“度量衡”。
《尚書·舜典》雲：“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1］這是“度量衡”一詞最早的文字記載。
它記述了虞舜到東方巡視，在部落聯盟議事時，商讨把四時之節氣，月之大小；日之甲乙；度量衡的齊同，樂律的音高都統一起來。
至夏禹治水，“身為度，稱以出”［2］，以人體建立度量衡标準。
《禮記》雲：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
”［3］至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用武力征服各諸侯國，頒發統一度量衡诏書，同時初步建立一套完整的制度，後經漢代的繼承、完善，成文于典籍并被曆代遵循，奉為圭臬。
此後每經改朝換代，都須探究古制以為本，再确立當朝度量衡制度、标準。
直至明清，都是秦漢制度的沿襲。
這一承傳關系，被曆代古籍和大量出土的珍貴文物所證實。
第一節 從原始的測量到度量衡的産生 一、原始社會的比較測量 古猿在長期使用天然材料，随意拾取折斷的樹枝和散落石塊的過程中，萌發出大小、多少、長短等這些直覺的量，并對這些量有了初步的認識後，開始了創造性的勞動——制造工具。
最初隻是從大的石核上任意一擊，打下了許多小石塊，經過無數次敲擊後，學會了把石塊分割成不同大小、不同形狀後，逐漸選擇出相對尖銳的多邊形的砍砸器、刮削器和帶鋒芒的尖狀器，分别用于砍伐樹的枝杈與野獸搏鬥、挖掘植物根塊和擊落樹上的果實。
到了舊石器中晚期，石質工具已大體可以分為石刀、石斧、石鐮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遺址發現了骨針。
證明這時期的人已可以把小塊獸皮按一定大小縫合，披在身上蔽擋風寒了。
這些活動已蘊涵着對總量和分量的朦胧理解。
大約距今一萬年前，舊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轉變。
原始人群慢慢遷徙到河流、湖泊沿岸的平原地區，過着相對穩定的聚居生活，開始了原始農業生産，即“神農氏教民耕作”，形成了許多母系氏族公社。
這時期工具的作用更顯重要，出現了外形規整、刃口鋒利，經過精心打磨的石刀、石斧、石鏟、石鐮和骨、木質工具。
此外，複合工具也大量出現，即在打磨好的石器上鑽孔，再綁上一定長度的木柄，這樣使用起來就靈巧、省力得多了。
複合工具的出現，說明古人已認識到将兩種不同物質的量配合在一起。
這時期雖然沒有測量孔徑的工具，但比較一下石孔的大小和木棍的粗細是不可缺少的。
西安姜寨和半坡都發掘出土了典型的母系氏族公社遺址。
半坡居住區，中心是一座面積達120平方米的大房子。
可能是氏族酋長居室和氏族議事場所，周圍有幾十座大小相仿圓形或方形的小房子。
建造房屋，對長度的簡單測量是必不可少的，如用規、矩畫圓形或方形房屋地基時，圓的直徑要多大，方邊要多長，房屋需要多高，這些都離不開測量。
建造小房子時，隻需各自邁出幾步，四邊大緻相等即可。
而要建造120平方米的大房子，顯然需要集體通力合作。
由于各人的身高、臂長會有一定的差異，這時就要建立一個統一的标準；或以酋長的步距為準，或臨時找一根樹枝或一根繩索，定出一個相對統一的長度作為共同遵循的标準已成為必要。
在砍伐房屋支柱的木料時，用手臂、身高去比一比長短，用手幅測量一下樹幹的粗細。
這些十分粗疏的測量，卻已都包含着對數和量的認識和利用了。
二、私有觀念的産生到測量器具的出現 大約距今五六千年前，人類進入父系氏族社會。
農具已大多為磨光、穿孔的石斧、石鐮、石刀，用它們來砍伐樹木、清除雜草，開墾出一片片耕地。
骨制工具則用動物的肩胛骨制成刃寬而鋒利的挖掘工具，鹿角制成短柄鶴嘴鋤，便于刨土。
生産工具的改進大大促進了農作物的增收。
考古發掘已發現有炭化了的糧食堆積。
農産品有了剩餘，畜牧業和手工業相繼成為獨立的生産部門，出現了社會分工，生産力水平提高，基本必需品有了剩餘，導緻了私有制的産生，少數人開始追求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如珠、環、項鍊等。
玉器的大量出土，是私有制形成的另一表現。
玉多制成琮、璧等祭祀天地的禮器。
江蘇省武進縣良渚文化墓葬中出土了數十件玉琮、玉璧，都表現出線條對稱，圖案繁缛，值得注意的是，同一規格的玉璧，彼此直徑僅相差幾毫米，玉琮的高度更是相差甚微。
［4］從這些玉器制作工藝來分析，這時期的比較式測量已十分精細了。
農産品有了剩餘，儲存糧食的大小陶罐、陶盆、陶缸都普遍使用，甚至出現了能裝幾十斤糧食的大陶甕。
在收獲的季節，氏族酋長很可能用不同大小的陶罐、陶盆來作為分配工具，或用小型陶罐來測量大型陶缸、陶甕的容量，以便了解剩餘和儲存糧食的多少以及容器之間約略的倍比關系。
三、大禹治水和度量衡标準的建立 《屍子》曰：“古者，倕為規矩、準繩。
”［6］《史記·夏本紀》曰：禹“左準繩，右規矩”。
“身為度，稱以出。
”［7］“規”劃圓；“矩”作方；準繩可測水平和距離。
早在母系氏族社會就有方形和圓形的房屋。
倕是氏族社會時期的能工巧匠，大禹則是帶領群衆治理水患、造福中華的偉大人物。
而規矩、準繩就是中華文明史上最早的測量工具。
第二節 度量衡制度初步建立的夏商周時期 夏、商、周三代經曆了奴隸社會的建立、發展到全盛時期。
在這樣漫長的曆史時期度量衡從萌芽到産生，開始有了度量衡單位制度和各種專用的測量工具了。
一、度量衡是劃分土地、征收賦稅的依據 大禹完成了治水工程之後，以他個人的智慧和權威，于公元前2070年建立了第一個以華夏民族為中心的夏王朝，即中華曆史上第一個奴隸制國家。
西周是奴隸社會鼎盛時期。
周天子是土地唯一的所有者，即“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19］。
天子又必須制定一系列土地分配制度來管理，即把大部分土地分封給諸侯王，諸侯再以采邑的形式分給卿大夫，大夫再分給士（家臣），形成了土地使用的嚴格制度。
為了适應分封的需要而專門設置了官吏來丈量、劃分土地。
《禮記》雲：“司空執度度地……量地遠近。
”［20］在一定範圍内，對平坦的土地可能已采用弓、繩之類的測量工具作實地丈量了。
有了數字、單位，又規定了統一的量值，度量衡便在統治者所管轄的範圍内通行了。
禹建立了夏王朝，為了維持公共的權力（國家），就需要公民繳納賦稅。
《通志》曰：“古之有天下者，必有賦稅之用，計口而入謂之賦，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謂之稅。
……禹定九州，量其貢賦，三代因之。
”［21］土地的分封與賦稅制有密切的關系。
《孟子》曰：“夏後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
”［22］貢、助、徹都是地租的名稱。
貢，是自由民耕種土地，統治者依據耕地上若幹年收獲量定出一個平均數，以平均數中抽取十分之一的貢物。
助，是自由民耕地的所有權被統治者占有，因此必須替統治者耕種所謂的公田，屬于勞役地租的形式，即《孟子》所說：“方裡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
”［23］西周又把助法改為徹法，實物地租代替了勞役地租。
夏、商、周三代賦稅制度，大體均為繳納收獲量的十分之一。
《周禮》中還記載了周天子為征收各種賦稅，設有專門的官吏，并授予度量衡器具。
在分封諸侯時，也要發給相應的度量衡器。
于是這些度量衡器具便成為一種權力，一旦掌握了它，便有權在其管轄的範圍内征收賦稅。
随着土地的劃分，賦稅制度的建立，度量衡制度逐步地建立起來。
二、度量衡是建築宮殿的準繩 古代宮殿、城郭建築早在夏代已出現。
禹建都陽城（今河南登封）。
考古工作者在偃師二裡頭發現一座夏代或商代早期的宮殿遺址。
它的整體是一略成正方形的台基，台基高出當時地面約八十厘米，台基中是殿堂。
它布局嚴謹，主次分明，已是一座由堂、庑、門、庭等單位建築組合而成的一座十分壯觀的建築群體。
能夠興建如此宏偉的宮殿，說明當時已有成熟的營造設計，并且集中了大量的勞力共同勞作，因此統一的規劃，統一的度量衡就成為建築工程的技術基礎之一。
晚于二裡頭的是鄭州商城和宮殿遺址。
遺址範圍約二十五平方公裡，古城垣周長約七千米，全部城牆完全用夯土分段築成，從城牆的斷垣上還可以看到版築的痕迹，每塊木闆長約三米，闆寬約二十五厘米。
闆、堵、雉是計量城牆長度的單位，即五闆為一堵，三堵為一雉。
在商城内還發現了一座面積相當大的宮殿遺址，東西長超過65米，南北寬13.6米。
四周有回廊，中間有木骨泥牆的一排大寝殿。
［24］商代建築宮殿的程序，首先要用“杆影定向”，即面朝南方。
第二步是測量、劃定地面建築物的尺度。
第三步是定平，即劃定地基的水平直線。
商代已懂得用水來測量柱基的水平度。
夏商時期在建築宮殿時，除了已用立杆測定方向之外，水懸、矩尺、圓規等已是工匠們常用的測量工具了。
三、官營手工業的發展與嚴格的檢測技術 奴隸社會政權集中在最高統治者手中。
手工業雖然很發達，而手工業者卻世代為奴隸。
商業有所發展，卻多在官府控制之下，即“工商食官”。
一方面度量衡早已成為社會政治、經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卻又隻是掌握在少數統治者手中，它不僅僅是一種測量工具，更重要的是體現了統治者的權力。
故曰：“關石禾鈎，王府則有。
”［25］即度量衡器皆掌控在統治者手中。
商周時期，度量衡除了用作劃分土地、征收賦稅、發放俸祿之外，更是規範手工業生産标準的測量工具。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發明和使用車的國家之一。
《史記》載：大禹治水時已“陸行乘車”［26］。
《左傳》雲：“薛之皇祖奚仲……以為夏車正。
”［27］《管子》雲：“奚仲之為車器也，方圓曲直，皆中規矩鈎繩，故機旋相得，用之牢利。
”［28］車的結構複雜，工藝要求很高，不可能由一個人來完成。
大規模造車，需要集中大量技術熟練的工匠和一套工藝流程，分工合作。
《考工記》稱，造車的工匠為“車人”。
車人中又有更細的分工，制造車輪的稱“輪人”，輪人先制成車毂（車輪中心部位）、輻（車條）、牙（車輪的外圓）謂“三材”，然後由技術最高超的工匠把它們組裝成車輪。
要造出合格的車輪、還要經過六道檢測工序，即規、萭、水、縣（懸）、量、權。
“規”即檢測車輪、車軸等部件的圓度。
“萭”檢測角度；“水”測水平度，即取正、定平；“懸”檢測垂直度，“量”測各部位的長度、深度；“權”檢測車輪各部分重量的平衡。
［29］可見造出一輛合格的車，檢測範圍已不限于長度、容量和重量，而擴大到水平度、垂直度、圓度、角度等各種量的測量。
《呂氏春秋》記：“弩機差以米則不發。
”［30］“米”當即“黍”，十分之一寸，約相當于0.23厘米，造車時，許多部件制造、測量的精度必有更高的要求。
第三節 春秋戰國度量衡普遍使用 西周末年，周室衰微，禮崩樂壞，列強争霸，戰亂此起彼伏，處在大動亂，大變革之中，至周平王東遷，史稱東周。
東周前期又稱春秋，後期稱戰國。
春秋戰國土地國有制逐漸被封建領主土地所有制所取代，土地變為私人占有。
耕地擴大，鐵制農具和畜耕技術被推廣，畝産量增加，農産品轉化為商品的數量也随之增加。
與農業生産關系相适應，手工業和商業生産關系也有了重大變革，“工商食官”的羁絆被沖破，出現了獨立的手工業者和更多獨立的商人。
一、商業發展促進了度量衡的廣泛使用 早期的交換，多以相互贈送，以物易物的形式進行，如用獵物換取采集物，以黍、粟換取陶冶。
這種交換沒有、也不需要什麼價值标準和用度量衡進行價值比較。
在奴隸社會，權力集中在統治者手中，他們控制着一切重要經濟部門，商業很不發達，統治者日常的糧食等主要生活必需品，直接從農業賦稅中獲取而不進入交換市場。
手工業生産又隻是滿足貴族的需要，用于交換的僅是極少的一部分。
手工業者都是國有奴隸，他們的一切生産、生活資料都由官府“供給”，不通過商業渠道。
西周的城市裡雖已出現商業比較集中的“市”，但是對“市”有嚴格的管理制度和法規，并設置了管理市場的各級官吏加以控制。
從商品的種類、參與交易的人，到哪些商品、什麼樣的規格才準出售，都加以限制。
即使當某些商品長短、大小不合規定，需要裁斷時，度量衡器也隻能掌握在管理市場的官吏“質人”手中，買賣雙方無權進行檢測和計量。
［31］ 春秋戰國，随着農業生産力的提高，手工業經營方式也發生了變化。
家庭手工業、個體手工業成為官營手工業的補充而允許存在。
春秋時期，各諸侯王也都比較重視商業，普遍把通商惠工作為富國強兵的必要條件。
以齊國為例，春秋前期，管仲輔佐齊桓公時“一匡天下，九合諸侯”［32］，成為五霸之首，與商業的發達有一定關系。
管仲鼓勵齊國以外的商人來齊國做買賣，并多次協助齊桓公同各國諸侯會盟，所訂盟約中規定，相互間“勿忘賓旅”，“毋遏籴”。
即要給商旅提供各種便利，不要阻止糧食流通。
并提出要降低關市之稅和“修道路，偕（同）度量，一稱數”［33］。
出于征收關稅、平準物價的需要，對統一度量衡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
《管子·君臣》篇提出：“衡石一稱、鬥斛一量、丈尺一綽（準）制，戈兵一度，書同名，車同軌。
”［34］管仲主張以法治國，即“有功必賞，有罪必誅”。
《管子》一書多處以度量衡來解釋法度，如《七法》雲：“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鬥斛也，角量也，謂之法。
”［35］等由于度量衡一經制度化，必具有很強的法制性，此外，也隻有當它成為官民日常所用之器具，為民所熟知時，才會以度量衡來比喻法度。
就像今天的法律，都用天平為标志來代表公平、正直一樣。
二、貨币與度量衡 最早的貨币是海貝，以“朋”為單位。
但貝币不易分割，本身又沒有使用價值，最終被金屬鑄造貨币取代。
然而金屬沒有天然單位，隻有在制定了重量單位之後，才可能鑄造成貨币。
這就決定了金屬貨币與度量衡之間的必然聯系。
鑄币最早仿造農具镈或刀的形狀，故稱鏟币、刀币，後來又有了圜錢、銅貝币和金钣。
鑄币上的重量單位有、镒、寽、兩、锱、铢等。
春秋戰國由于各諸侯國分治，各地貨币形制、重量單位也有不同。
盡管受當時鑄造水平所限，各枚鑄币的輕重不甚相等，但它們畢竟都是建立在重量單位之上，使用時一般不需要再去稱重，唯楚國的金钣例外。
“金”為貴金屬，所鑄造的金钣又不可能達到輕重完全相等，因此在作支付手段時必須重新稱量，故錢币學家稱它為“稱量貨币”，以别于銅鑄币。
然而這一曆史事實經過了近兩千年，直到近現代才被大家所認識。
三、諸侯割據度量衡從混亂走向統一 春秋戰國度量衡的不統一，除一國之内有“公量”、“家量”之外，從文獻記載還可以看到各國之間單位名稱、進位制度、單位量值都有較大的差别，從出土器物上也可見一斑。
如上述齊國量器豆、區、釜、鐘都沒有脫離實用器的器形，而後期的升、鬥、釜卻已成為便于使用和測量的度量衡專用器了。
各國器形也略有不同：齊國的升、鬥為圓口單柄、銅質；韓國、鄒國的陶量與秦陶量器形相近，直口無柄；楚國銅量類似近現代的量杯。
權衡器除楚國用環權外，其他各國多為饅頭形、頂端帶鼻紐，以便系繩。
從刻有量值銘文的器物來比較，許多國家所用的度量衡單位、單位量值也有區别。
但從另一方面又可以證明，戰國後期各諸侯國度量衡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