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貨币制度和貨币形态的演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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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所以是兌現的鈔币。
這種紙币，在宋、金和元初流通使用，大約有三百餘年。
最初的鈔币産生于四川。
北宋開國前後，四川流通行使的是鐵錢。
鐵錢個體重價值小，買賣交易用錢量大。
大鐵錢每千枚重25斤，小鐵錢每十貫重65斤。
買一匹絹，需用兩萬多個小鐵錢，重量共達130斤，得用車載驢馱，極為不便。
于是在淳化、至道年間（990—997），出現了交子。
“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
［74］交子的“交”是交換的意思，指憑券即可交錢，所以是兌換券性質。
由于交子随時能兌現，因而它可以代替現錢在市場流通。
在交子和錢引流通的同時，各地區還産生了關子和會子。
它們起初也是民間發行的，後改為官辦。
會子盛行于東南各地，南宋時最流行。
會子和錢引一樣，也是三色套印，精美程度稍差。
錢引的金額是臨時填寫的，會子則把面額、發行機關等印在上面，分為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幾種。
上半部還印有嚴禁僞造等法律規定。
金朝受南宋的影響，海陵王貞元二年（1154），設交鈔庫，發行交鈔，與銅錢并行流通。
交鈔是交子和鈔引的合稱，形制基本上仿自交子和錢引，長方形，四周畫雲鶴圖案，鈔面有文字說明，并有對僞造、捕告的懲賞條例。
［75］交子以銅錢為單位，分大、小鈔各五等（即一、三、五、十貫及一、二、三、五、七百文），以七年為期，到期以舊換新。
後因通貨膨脹改為無限期。
泰和七年（1207）金政府曾發布《鈔法條例》，制定了有關交鈔的管理規定。
［76］由于金政府軍費開支過大，交鈔從1189年起通貨膨脹，盡管一再更換新鈔，先後改名為寶券、通寶、珍貨、重寶、寶會等等，但币值越換越小，信用越來越低，直至經濟全面崩潰。
元朝是古代紙币最盛行時期，市場上除銀元寶外，幾乎都是紙币。
成吉思汗時期，曾發行過會子和交鈔。
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發行“中統元寶交鈔”，以白銀為本位，面額仍沿用銅錢單位，從十文到二貫分為十等，每二貫同白銀一兩。
當時不限地區，不限年月行使。
這些紙币初時還都是兌現的，但中統鈔因發行量過大，不久即宣布不再兌現、強制永久通行，從此結束了兌現鈔币時代。
三百年來兌現紙币的發行，較大地方便了工商貿易和民間支付，促進了當時商品生産，受到商民百姓的歡迎。
但是，紙币發行權收歸官營以後，又不可避免地被政府利用來收掠民間财貨，彌補财政開支。
因此，無論哪一種紙币，在開始正常行使流通了一陣之後，都毫無例外地出現了大規模超量發行，從而引起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
例如，“界”本來是宋代鈔币的重要特征，是為保證兌現和控制發行量的措施。
實際上，宋政府并未認真遵守這個規定，也沒真正按定額發行。
兩界并行或一界展期的事時有發生。
大觀六年（1107），交子發行量一界超過天聖年間的20倍。
到南宋紹定五年（1232）兩界會子發行三億二千九百多萬貫，為立界之初定額的33倍。
顯然，界的限制作用已經消失。
淳祐七年（1247），南宋政府終于取消了會子的界分，永遠通用。
［77］最突出的是金朝的交鈔惡性膨脹。
金朝初起時，軍事上四面出擊，發了戰争财，上下驕奢靡費。
後來四面受敵，軍費開支太大，财政極端困難，就濫發紙币。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以後，取消七年期的限制，不限發行數量，不管兌現，不備鈔本，并且不斷發行新鈔，擴大交鈔面額。
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在已經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發行面額二百貫到一千貫的大鈔，結果币值跌成千分之一，一貫鈔币實際隻值一文錢。
百姓的資财受通貨膨脹影響瞬間即化為烏有，當時稱做“坐化”。
貞祐三年又發行新币“貞祐寶券”。
一年後，寶券又跌到每貫隻值幾文錢。
貞祐五年再發行新币“貞祐通寶”，一貫當寶券一千貫，再跌成千分之一。
至興定五年（1221），銀價已上漲四十多萬倍，元光二年（1223）銀價已漲到六千萬倍。
後來元初的耶律楚材說，當時“萬貫唯易一餅”。
金朝末年，民間已公然拒絕用鈔，許多商人罷市，遠逃他鄉。
二、不兌現鈔币 不兌現鈔币，是靠政府行政權力強制通行的紙币，已成為純粹的價值符号，表明我國紙币發展已進入一個新階段。
我國古代不兌現鈔币，從元代中統鈔開始，曆經明、清兩代，行使流通大約五百餘年。
元、明、清三代的不兌現鈔币，都是在戰亂年代或财政困難的情況下發行的，憑借皇權威勢以行政方式強迫商民百姓行用。
實際是一張無價值的紙片，無償地征收民間财物來彌補政府财政的不足。
明朝的貨币政策，規定政府支付俸給、軍饷都用寶鈔發出，而租稅卻不收寶鈔，光投放不回籠，或多投放少回籠，利用大明寶鈔搜刮人民财富的手段尤為露骨。
由于發鈔有利可圖，促使政府漫無限制地濫發，從而通貨膨脹一直伴随鈔币流通而共始終。
如元代鈔法雖較完善，但執行得非常混亂，任意擴大發行，使鈔币到處充斥市場。
初發鈔時中統元年，中統鈔發行量為七萬三千餘錠，到至元二十四年，發行額已增至五百零九萬餘錠，增長220倍，物價也上漲數十倍。
到至大三年發行至大銀鈔一百四十五萬錠，合中統鈔三千六百餘萬錠，比中統初增長1253倍。
物價随之大漲，如米價元順帝至正末比忽必烈中統初上漲六七倍。
賄賂官吏，所需鈔币要用車載。
［79］明代的大明寶鈔從一開始就處于通貨膨脹的陰影之下，币值不斷下跌，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大明寶鈔一貫實際隻值一百六十文錢。
正統九年（1444）寶鈔一貫隻值十文錢。
弘治元年（1488年），寶鈔一貫值錢一文，實際上這時民間已不用鈔了。
嘉靖初年（1522），規定入庫隻用銀不用寶鈔，即等于正式宣布寶鈔作廢。
清鹹豐錢票最初的三四個月就發行了一百幾十萬串。
人們拿到錢票卻換不回現錢，所以大家重私票（私人錢莊的錢票）輕官鈔（大清寶鈔），鈔價大跌。
鹹豐四年（1854）寶鈔一千文值四五百文錢，鹹豐五年官票一兩和寶鈔一千文，隻值制錢一二百文。
許多省份，拒不行用。
外國商人則乘機壓價收購鈔币，按規定的五成用鈔币去繳關稅，逃避負擔。
因此，鈔币已成為政府之累贅。
到鹹豐十一年（1861），官票早已絕迹，寶鈔一千文隻值二十六文銅錢。
貨币是曆史性的範疇。
中國古代貨币及其制度，是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不斷地前進的，是我國古代文化遺産中的瑰寶。
在中國古代貨币的曆史長卷中，展現了中國古代貨币經濟發展繁榮興旺的景象，也顯示了封建制度後期貨币經濟停滞及種種矛盾問題。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給我們研究和處理當代的貨币問題以有益的啟示。
*** ［1］ 《易·系辭下》。
［2］ 《淮南子·齊俗訓》。
［3］ 《史記·平準書》。
［4］ 《管子·國蓄篇》。
［5］ 《管子·山權數篇》。
［6］ 《鹽鐵論·錯币第四》。
［7］ 《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5年第5期。
［8］ 據碳14法測定，河南地區龍山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800—前2300年。
［9］ 《鐵104.4，武丁蔔辭》，陳夢家《殷墟蔔辭綜述》，中華書局，2004。
［10］ 《甲777，康丁蔔辭》，陳夢家《殷墟蔔辭綜述》。
［11］ 郭沫若《安陽圓坑墓中鼎銘考釋》，《考古學報》1960年第1期。
［12］ 《安陽殷墟五号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
［13］ 《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号奴隸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14］ 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科學出版社，1961。
［15］ 珧貝，用蚌類磨制的貝币。
［16］ 《詩經·小雅·菁菁者莪》。
［17］ 《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5期。
［18］ 馬德志《1953年安陽發掘報告》；吳振錄《保德縣新發現的殷代青銅器》，《文物》1972年第4期。
［19］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1957。
［20］ 同上。
［2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22］ 經裘錫圭、艾俊川、周衛榮等考證，先秦的鏟形鑄币，自東漢末鄭玄對《周禮》誤注為“布币”後，以訛傳訛，雖有曆代名家指出其錯誤，但未受到多數人重視，相沿襲了一千多年，因此認為“布币”應改稱“鏟币”。
（參見2002年出版的中國錢币學會編《中國錢币論文集》第四輯，第6—37頁）但考慮到這一見解目前仍有不同的争議，故本文仍稱做“布币”。
［23］ 《漢書·食貨志上》。
［24］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25］ 《荀子·富國》。
［26］ 《史記·貨殖列傳》。
［27］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科學出版社，1959。
［28］ 《史記·貨殖列傳》。
［29］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文物出版社，1978。
［30］ 《史記·孫叔敖列傳》。
［31］ 《國語·周語下第三》。
［32］ 《管子·山至數》。
［33］ 魯褒《錢神論》，見《全晉文》卷一一三。
［34］ 王獻唐《中國古代貨币通考》，齊魯書社，1979。
［35］ 《史記·平準書》。
［36］ 上林三官，漢代官制。
水衡都尉居上林苑内，屬官有鐘官、技巧、辨銅三令，專管鑄錢。
［37］ 《漢書·食貨志》。
［38］ 肉好，為古代表述銅錢錢體各部分的術語，肉指銅錢的金屬部分，好指銅錢中間的孔。
［39］ 高至喜《長沙衡陽西漢墓發現鐵半兩錢》，《文物》1963年第11期。
［40］ 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币史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1］ 《漢書·王莽傳》。
［42］ 《史記·平準書》。
［43］ 《管子·國蓄篇》。
［44］ 《漢書·食貨志》。
［45］ 《戰國策·韓策三》。
［46］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漢多黃金”條。
［47］ 钣，指闆片狀金屬。
［48］ 《湖北江陵三座楚墓中出土大批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49］ 塗書田《安徽省壽縣出土的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50］ 《管子·輕重甲》。
［51］ 《管子·乘馬篇》。
［52］ 關于古代用黃金數量為何如此之大，可參考《二十二史劄記》“漢多黃金”條，其中有：“後世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産金之地已發掘淨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此最為耗金之蠹”雲雲。
［53］ 《漢書·食貨志》。
［54］ 安志敏《金钣與金餅》表二：1949年後發現的金餅登記表，《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
［55］ 褭，是古代的一種良馬。
［56］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一。
［57］ 《九章算術》卷六。
［58］ 《九章算術》卷七。
［59］ 《後漢書·馮異傳》。
［60］ 王嘉《拾遺記》卷六。
［61］ 《資治通鑒》卷二二六。
［62］ 《文物》1982年第6期。
［63］ 《河南扶溝古城村出土楚國金銀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64］ 《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報告》，《文物》1979年第1期。
［65］ 《資治通鑒》卷一八七胡三省注。
［6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七。
［67］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财賦》。
［68］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七《财賦四·左藏庫》。
［69］ 《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4期，文物出版社。
［70］ 任昉《述異記》卷下，《漢魏叢書》本。
［71］ 《冊府元龜》卷五〇一《邦計部·錢币第三》。
［72］ 《唐會要》卷八九《泉貨》，清武真殿聚珍版叢書本。
［73］ 羅振玉《四朝鈔币圖錄》。
［74］ 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〇一。
［75］ 《金史·食貨志》。
［76］ 《中國古鈔圖錄》。
［77］ 《宋史·食貨志下》。
［78］ 馬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95章，中華書局，1954。
［79］ 彭信威《中國貨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405—412頁。
這種紙币，在宋、金和元初流通使用，大約有三百餘年。
最初的鈔币産生于四川。
北宋開國前後，四川流通行使的是鐵錢。
鐵錢個體重價值小，買賣交易用錢量大。
大鐵錢每千枚重25斤，小鐵錢每十貫重65斤。
買一匹絹，需用兩萬多個小鐵錢，重量共達130斤，得用車載驢馱，極為不便。
于是在淳化、至道年間（990—997），出現了交子。
“蜀民以鐵錢重，私為券，謂之交子，以便貿易”。
［74］交子的“交”是交換的意思，指憑券即可交錢，所以是兌換券性質。
由于交子随時能兌現，因而它可以代替現錢在市場流通。
在交子和錢引流通的同時，各地區還産生了關子和會子。
它們起初也是民間發行的，後改為官辦。
會子盛行于東南各地，南宋時最流行。
會子和錢引一樣，也是三色套印，精美程度稍差。
錢引的金額是臨時填寫的，會子則把面額、發行機關等印在上面，分為一貫、五百文、三百文、二百文幾種。
上半部還印有嚴禁僞造等法律規定。
金朝受南宋的影響，海陵王貞元二年（1154），設交鈔庫，發行交鈔，與銅錢并行流通。
交鈔是交子和鈔引的合稱，形制基本上仿自交子和錢引，長方形，四周畫雲鶴圖案，鈔面有文字說明，并有對僞造、捕告的懲賞條例。
［75］交子以銅錢為單位，分大、小鈔各五等（即一、三、五、十貫及一、二、三、五、七百文），以七年為期，到期以舊換新。
後因通貨膨脹改為無限期。
泰和七年（1207）金政府曾發布《鈔法條例》，制定了有關交鈔的管理規定。
［76］由于金政府軍費開支過大，交鈔從1189年起通貨膨脹，盡管一再更換新鈔，先後改名為寶券、通寶、珍貨、重寶、寶會等等，但币值越換越小，信用越來越低，直至經濟全面崩潰。
元朝是古代紙币最盛行時期，市場上除銀元寶外，幾乎都是紙币。
成吉思汗時期，曾發行過會子和交鈔。
元世祖中統元年（1260）發行“中統元寶交鈔”，以白銀為本位，面額仍沿用銅錢單位，從十文到二貫分為十等，每二貫同白銀一兩。
當時不限地區，不限年月行使。
這些紙币初時還都是兌現的，但中統鈔因發行量過大，不久即宣布不再兌現、強制永久通行，從此結束了兌現鈔币時代。
三百年來兌現紙币的發行，較大地方便了工商貿易和民間支付，促進了當時商品生産，受到商民百姓的歡迎。
但是，紙币發行權收歸官營以後，又不可避免地被政府利用來收掠民間财貨，彌補财政開支。
因此，無論哪一種紙币，在開始正常行使流通了一陣之後，都毫無例外地出現了大規模超量發行，從而引起通貨膨脹和物價上漲。
例如，“界”本來是宋代鈔币的重要特征，是為保證兌現和控制發行量的措施。
實際上，宋政府并未認真遵守這個規定，也沒真正按定額發行。
兩界并行或一界展期的事時有發生。
大觀六年（1107），交子發行量一界超過天聖年間的20倍。
到南宋紹定五年（1232）兩界會子發行三億二千九百多萬貫，為立界之初定額的33倍。
顯然，界的限制作用已經消失。
淳祐七年（1247），南宋政府終于取消了會子的界分，永遠通用。
［77］最突出的是金朝的交鈔惡性膨脹。
金朝初起時，軍事上四面出擊，發了戰争财，上下驕奢靡費。
後來四面受敵，軍費開支太大，财政極端困難，就濫發紙币。
金世宗大定二十九年（1189）以後，取消七年期的限制，不限發行數量，不管兌現，不備鈔本，并且不斷發行新鈔，擴大交鈔面額。
金宣宗貞祐二年（1214）在已經嚴重通貨膨脹的情況下，發行面額二百貫到一千貫的大鈔，結果币值跌成千分之一，一貫鈔币實際隻值一文錢。
百姓的資财受通貨膨脹影響瞬間即化為烏有，當時稱做“坐化”。
貞祐三年又發行新币“貞祐寶券”。
一年後，寶券又跌到每貫隻值幾文錢。
貞祐五年再發行新币“貞祐通寶”，一貫當寶券一千貫，再跌成千分之一。
至興定五年（1221），銀價已上漲四十多萬倍，元光二年（1223）銀價已漲到六千萬倍。
後來元初的耶律楚材說，當時“萬貫唯易一餅”。
金朝末年，民間已公然拒絕用鈔，許多商人罷市，遠逃他鄉。
二、不兌現鈔币 不兌現鈔币，是靠政府行政權力強制通行的紙币，已成為純粹的價值符号，表明我國紙币發展已進入一個新階段。
我國古代不兌現鈔币，從元代中統鈔開始，曆經明、清兩代，行使流通大約五百餘年。
元、明、清三代的不兌現鈔币，都是在戰亂年代或财政困難的情況下發行的，憑借皇權威勢以行政方式強迫商民百姓行用。
實際是一張無價值的紙片，無償地征收民間财物來彌補政府财政的不足。
明朝的貨币政策，規定政府支付俸給、軍饷都用寶鈔發出，而租稅卻不收寶鈔，光投放不回籠，或多投放少回籠，利用大明寶鈔搜刮人民财富的手段尤為露骨。
由于發鈔有利可圖，促使政府漫無限制地濫發，從而通貨膨脹一直伴随鈔币流通而共始終。
如元代鈔法雖較完善，但執行得非常混亂，任意擴大發行，使鈔币到處充斥市場。
初發鈔時中統元年，中統鈔發行量為七萬三千餘錠，到至元二十四年，發行額已增至五百零九萬餘錠，增長220倍，物價也上漲數十倍。
到至大三年發行至大銀鈔一百四十五萬錠，合中統鈔三千六百餘萬錠，比中統初增長1253倍。
物價随之大漲，如米價元順帝至正末比忽必烈中統初上漲六七倍。
賄賂官吏，所需鈔币要用車載。
［79］明代的大明寶鈔從一開始就處于通貨膨脹的陰影之下，币值不斷下跌，到洪武二十七年（1394），大明寶鈔一貫實際隻值一百六十文錢。
正統九年（1444）寶鈔一貫隻值十文錢。
弘治元年（1488年），寶鈔一貫值錢一文，實際上這時民間已不用鈔了。
嘉靖初年（1522），規定入庫隻用銀不用寶鈔，即等于正式宣布寶鈔作廢。
清鹹豐錢票最初的三四個月就發行了一百幾十萬串。
人們拿到錢票卻換不回現錢，所以大家重私票（私人錢莊的錢票）輕官鈔（大清寶鈔），鈔價大跌。
鹹豐四年（1854）寶鈔一千文值四五百文錢，鹹豐五年官票一兩和寶鈔一千文，隻值制錢一二百文。
許多省份，拒不行用。
外國商人則乘機壓價收購鈔币，按規定的五成用鈔币去繳關稅，逃避負擔。
因此，鈔币已成為政府之累贅。
到鹹豐十一年（1861），官票早已絕迹，寶鈔一千文隻值二十六文銅錢。
貨币是曆史性的範疇。
中國古代貨币及其制度，是在中國社會經濟發展中不斷地前進的，是我國古代文化遺産中的瑰寶。
在中國古代貨币的曆史長卷中，展現了中國古代貨币經濟發展繁榮興旺的景象，也顯示了封建制度後期貨币經濟停滞及種種矛盾問題。
所有這一切，都可以給我們研究和處理當代的貨币問題以有益的啟示。
*** ［1］ 《易·系辭下》。
［2］ 《淮南子·齊俗訓》。
［3］ 《史記·平準書》。
［4］ 《管子·國蓄篇》。
［5］ 《管子·山權數篇》。
［6］ 《鹽鐵論·錯币第四》。
［7］ 《河南偃師二裡頭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65年第5期。
［8］ 據碳14法測定，河南地區龍山文化的年代，約為公元前2800—前2300年。
［9］ 《鐵104.4，武丁蔔辭》，陳夢家《殷墟蔔辭綜述》，中華書局，2004。
［10］ 《甲777，康丁蔔辭》，陳夢家《殷墟蔔辭綜述》。
［11］ 郭沫若《安陽圓坑墓中鼎銘考釋》，《考古學報》1960年第1期。
［12］ 《安陽殷墟五号墓的發掘》，《考古學報》1977年第2期。
［13］ 《山東益都蘇埠屯第一号奴隸殉葬墓》，《文物》1972年第8期。
［14］ 郭沫若《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科學出版社，1961。
［15］ 珧貝，用蚌類磨制的貝币。
［16］ 《詩經·小雅·菁菁者莪》。
［17］ 《陝西省岐山縣董家村西周銅器窖穴發掘簡報》，《文物》1976年第5期。
［18］ 馬德志《1953年安陽發掘報告》；吳振錄《保德縣新發現的殷代青銅器》，《文物》1972年第4期。
［19］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科學出版社，1957。
［20］ 同上。
［21］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
［22］ 經裘錫圭、艾俊川、周衛榮等考證，先秦的鏟形鑄币，自東漢末鄭玄對《周禮》誤注為“布币”後，以訛傳訛，雖有曆代名家指出其錯誤，但未受到多數人重視，相沿襲了一千多年，因此認為“布币”應改稱“鏟币”。
（參見2002年出版的中國錢币學會編《中國錢币論文集》第四輯，第6—37頁）但考慮到這一見解目前仍有不同的争議，故本文仍稱做“布币”。
［23］ 《漢書·食貨志上》。
［24］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25］ 《荀子·富國》。
［26］ 《史記·貨殖列傳》。
［27］ 郭寶鈞《山彪鎮與琉璃閣》，科學出版社，1959。
［28］ 《史記·貨殖列傳》。
［29］ 《睡虎地秦墓竹簡·秦律十八種》，文物出版社，1978。
［30］ 《史記·孫叔敖列傳》。
［31］ 《國語·周語下第三》。
［32］ 《管子·山至數》。
［33］ 魯褒《錢神論》，見《全晉文》卷一一三。
［34］ 王獻唐《中國古代貨币通考》，齊魯書社，1979。
［35］ 《史記·平準書》。
［36］ 上林三官，漢代官制。
水衡都尉居上林苑内，屬官有鐘官、技巧、辨銅三令，專管鑄錢。
［37］ 《漢書·食貨志》。
［38］ 肉好，為古代表述銅錢錢體各部分的術語，肉指銅錢的金屬部分，好指銅錢中間的孔。
［39］ 高至喜《長沙衡陽西漢墓發現鐵半兩錢》，《文物》1963年第11期。
［40］ 千家駒、郭彥崗《中國貨币史綱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41］ 《漢書·王莽傳》。
［42］ 《史記·平準書》。
［43］ 《管子·國蓄篇》。
［44］ 《漢書·食貨志》。
［45］ 《戰國策·韓策三》。
［46］ 趙翼《二十二史劄記》，“漢多黃金”條。
［47］ 钣，指闆片狀金屬。
［48］ 《湖北江陵三座楚墓中出土大批文物》，《文物》1966年第5期。
［49］ 塗書田《安徽省壽縣出土的大批楚金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50］ 《管子·輕重甲》。
［51］ 《管子·乘馬篇》。
［52］ 關于古代用黃金數量為何如此之大，可參考《二十二史劄記》“漢多黃金”條，其中有：“後世黃金日少，金價亦日貴，蓋由中土産金之地已發掘淨盡；而自佛教入中國後，塑像塗金……此最為耗金之蠹”雲雲。
［53］ 《漢書·食貨志》。
［54］ 安志敏《金钣與金餅》表二：1949年後發現的金餅登記表，《考古學報》1973年第2期。
［55］ 褭，是古代的一種良馬。
［56］ 沈括《夢溪筆談》卷二一。
［57］ 《九章算術》卷六。
［58］ 《九章算術》卷七。
［59］ 《後漢書·馮異傳》。
［60］ 王嘉《拾遺記》卷六。
［61］ 《資治通鑒》卷二二六。
［62］ 《文物》1982年第6期。
［63］ 《河南扶溝古城村出土楚國金銀币》，《文物》1980年第10期。
［64］ 《河北省平山縣戰國時期中山國墓葬發掘報告》，《文物》1979年第1期。
［65］ 《資治通鑒》卷一八七胡三省注。
［66］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九七。
［67］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四《财賦》。
［68］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一七《财賦四·左藏庫》。
［69］ 《文物參考資料》1957年第4期，文物出版社。
［70］ 任昉《述異記》卷下，《漢魏叢書》本。
［71］ 《冊府元龜》卷五〇一《邦計部·錢币第三》。
［72］ 《唐會要》卷八九《泉貨》，清武真殿聚珍版叢書本。
［73］ 羅振玉《四朝鈔币圖錄》。
［74］ 李焘《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〇一。
［75］ 《金史·食貨志》。
［76］ 《中國古鈔圖錄》。
［77］ 《宋史·食貨志下》。
［78］ 馬承鈞譯《馬可波羅行紀》第95章，中華書局，1954。
［79］ 彭信威《中國貨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第405—412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