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文曆法的演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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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測時，左手拿一塊烏木闆，向前方伸出，右手牽直穿于木闆中央的引繩，使繩與木闆垂直，又令木闆的下邊緣與水平線相切，眼在繩端仰視，使木闆的上邊緣（或置象牙闆在木闆上邊緣以調節之）與星辰相切，由此便可測知星辰的地平高度。
三、《崇祯曆書》的編纂 崇祯二至七年（1629—1634），在徐光啟和李天經先後領導下的曆局，聘請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耶稣會士參加，編輯了一部比較系統地介紹歐洲天文學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崇祯曆書》，共計137卷。
［95］ 該書分為節次六目和基本五目，前者是将曆法分為日躔、恒星、月離、日月交會、五緯星和五星淩犯六個部分；後者是指法原（天文學理論）、法數（天文用表）、法算（天文學計算中必備的數學知識，主要是三角學和幾何學）、法器（測量儀器和計算工具）以及會通（中西各種度量單位的換算表）五大部分。
其中法原40卷，約占全書的三分之一，是全書的核心，它不但論述了曆法本身，而且還着重讨論了作為曆法基礎的天文學理論和計算方法等問題。
該書采用了16世紀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宇宙體系，以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陽和恒星繞地球旋轉，而五大行星則繞太陽運行。
這個體系比利瑪窦等人傳來的托勒玫地心學說有進步，但較哥白尼體系卻是個退步。
該書還采用本輪、均輪等一整套小輪系統來解釋日月五星運動的不均勻性現象，而此時小輪系統已被開普勒證明是一種主觀的虛構，天體繞中心體作橢圓軌道運動才是真谛。
從這兩方面看，《崇祯曆書》所根據的并不是當時先進的理論，而是業已落後的東西。
盡管如此，第谷體系和小輪系統對中國學者來說，也還是較新穎的知識。
更重要的是，該書還引進了一系列新的天文概念和計算方法。
如明确的地球概念，測量經緯度的方法，日月食計算新法，周日視差和蒙氣差的改正值，球面和平面三角學的準确公式，嚴格的黃道坐标系統，冬至點和太陽近地點的區别，圓周的360°制等等。
它還介紹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開普勒等人的部分科學成果和天文數據。
如它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中的材料，基本上譯出了其中的八章，譯用了哥白尼發表的27項觀測記錄中的17項；介紹了伽利略關于太陽黑子在日面上運行的新發現；譯出了開普勒《論火星的運動》一書中的幾段材料，等等。
這些都大大擴展了人們在天文學領域的視野。
清初，傳教士湯若望又将《崇祯曆書》略作整理進呈給清帝，改書名為《西洋曆法新書》，共100卷。
在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内，它一直成為當時天文學家學習和研究西方天文學的最主要著作，對我國天文學的發展産生了很大影響。
四、王錫闡、梅文鼎等人的天文工作 清初，湧現出一批積極學習、研究中西天文學的學者，形成了一個兼通中西天文學的流派，王錫闡和梅文鼎便是其代表人物。
王錫闡（1628—1682），字寅旭，号曉庵，江蘇吳江人。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
他們對中西天文學均采取去僞存真的科學态度，并腳踏實地作了大量的工作。
王氏之學以精深見長。
在深入鑽研中西天文學和親自從事天文觀測實踐的基礎上，他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
［96］他指出西法有精到之處，但還存在不完善以至訛誤的地方。
如西法以為月亮在近地點時視半徑大，因而月食食分就相對地要小些。
王錫闡則正确地申明：月亮在近地點時，其本身大小是不變的，而地球影錐的截面卻肯定要大些，所以月食食分不會反而減小。
又如，他指出了傳教士湯若望在計算日食時刻時，把定朔時刻和食甚時刻混為一談的錯誤，以及把平氣和定氣合二為一的曲解。
王錫闡還認為中法雖有不及西法之處，但也不乏超勝的部分。
他極力闡明傳統曆法的優點，在對我國曆代黃赤交角測量結果分析中，敏銳地提出了黃赤交角古大今小的正确概念。
在《五星行度解》一書中，王錫闡還在第谷體系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獨特的行星運動理論，并推導出了一組公式，用于行星位置的預報。
《曉庵新法》是王錫闡融彙中西天文學的傑作，這是我國古代最後一部以傳統體例形制出現的曆法，在内容上兼收中西曆法的長處，并有所發明創造。
如提出了日月食初虧和複圓方位角計算的新方法，獨立發明了計算金星、水星淩日的方法，還提出了細緻地計算月掩行星和五星淩犯的初、終時刻的方法，等等。
梅氏則以博大聞名，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在數學方面，但對天文學亦多所論述。
僅天文學著述就達四十餘種之多，有對傳統曆法的評述、注釋和研究，有對《崇祯曆書》的評論及正誤補缺的工作，有對古代天文儀器的研究，和對他自己所創制的儀器的說明等等。
這些著作對于中西天文學的異同得失有着十分深入中肯的評介，對中西法的融通起了重要的曆史作用。
［97］ 薛鳳祚是與王錫闡齊名的另一位學者。
他經過三十餘年的學習和研究，寫成了《曆學會通》一書，十分系統、詳盡地介紹了歐洲天體運動的計算方法，并充分利用了傳入不久的對數這一有效的數學方法。
該書是我國學者獨立完成的影響很大的介紹西方天文學的著作。
［98］ 五、近代天文學知識的傳入 1760年，法國耶稣會士蔣友仁向乾隆帝進獻《坤輿全圖》，在圖的四周說明文字中，肯定了哥白尼學說是唯一正确的理論，并介紹了開普勒運動定律和地球為橢球體的事實。
但是，這幅世界地圖，連同前不久傳入的表演哥白尼學說的兩架儀器，都被鎖在深宮密室之中，沒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99］自1840年鴉片戰争失敗以後，中國才真正掀起了學習西方天文學的熱潮。
1844年，魏源編成《海國圖志》一書，書中對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技術作了介紹。
其中譯載了好幾篇有關哥白尼學說的文章，并附有地球沿橢圓形軌道繞太陽運行的圖像，這是第一批公開宣揚和肯定哥白尼學說的中文文獻。
李善蘭為《談天》寫了篇極其精彩的序言，極力宣傳哥白尼的地動日心說、開普勒三大定律和牛頓的萬有引力學說的正确性，尖銳地批評當時一些保守的中國學者對哥白尼學說的歪曲和攻擊。
《談天》出版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1874年，徐建寅又把1871年為止的天文學最新進展補充進去，出版了《談天》增訂本。
經由李善蘭等人的努力，從哥白尼開始到牛頓完成的建立在牛頓經典力學體系之上的近代天文學知識，在中國站穩了腳跟。
1885年，康有為寫了《諸天講》一書，其後屢經修改，到1930年他去世以後才正式發表。
該書介紹了許多天文學最新知識：恒星光譜型，太陽的化學元素組成，太陽上的核反應，以及康德一拉普拉斯的星雲假設，張伯倫和摩爾頓提出的太陽系形成的半碰撞假說，喬治·達爾文的關于月亮起源于因地球迅速自轉而從地球分離出來的假說，等等。
康有為以及嚴複、譚嗣同，以至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都是哥白尼和牛頓學說的信奉者，又都十分重視對宇宙演化學說的學習、研究和引申，這些都曾是他們批判封建主義而變法革新的思想武器。
他們的工作，為近代天文學的傳播，起了獨特的和重要的作用。
*** ［1］ 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隊《1988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89年第12期。
［2］ 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學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3］ 《左傳·襄公九年》。
［4］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科學出版社，1981，第10頁。
［5］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科學出版社，2003，第8—9頁。
［6］ 陳久金《論〈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曆》，《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年第4期。
［7］ 董作賓《殷墟文字乙編》（9067），台北，曆史語言研究所，1953。
［8］ 蕭良瓊《蔔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量》，《科技史文集》第10輯，1983。
［9］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37986），中華書局，1978—1983。
［10］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20—21頁。
［11］ 張培瑜《〈春秋〉、〈詩經〉日食和有關問題》，《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3集，1984。
［12］ 王國維《生霸死霸考》，《觀堂集林》卷一，中華書局，1984。
［13］ 景冰《西周金文中紀時術語—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4］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33695），中華書局，1978—1983。
［15］ 同上，（11484正）。
［16］ 同上，（11482正反）。
［17］ 張培瑜《甲骨文日月食與商王武丁的年代》，《文物》1999年第3期。
［18］ 董作賓《殷墟文字乙編》（6385正，6386反）。
［19］ 劉朝陽《甲骨文之日珥觀測記錄》，《宇宙》1945年1—3合期。
［20］ 李學勤《三焰食日蔔辭辯誤》，《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3期。
［21］ 李淳風《晉書·天文志上》，《曆代天文律曆等志彙編》，中華書局，1976。
以下引各史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均同此。
［22］ 随縣擂鼓墩一号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随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7期。
［23］ 潘鼐《我國早期的二十八宿觀測及其時代考》，《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3輯。
［24］ 上田穰《〈石氏星經〉研究》，《東洋文庫論叢》第12冊，1930年，日文版。
［25］ 前山保勝，“TheOldestStarCatalogueofChina:ShensHsingChing”,PIMATAFestseliriftFurWillyHartner,1977；孫小淳《漢代石氏星官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6］ 徐振韬《從帛書〈五星占〉看“先秦渾儀”的創造》，《考古》1976年第2期。
［27］ 張培瑜《〈春秋〉、〈詩經〉日食和有關問題》。
［28］ 《管子·内業》，《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54。
以下引諸子說均同此。
［29］ 屍佼《屍子》。
［30］ 《墨經·經下》。
［31］ 荀況《荀子·不苟》。
［32］ 莊周《莊子·天下》。
［33］ 慎到《慎子》。
［34］ 《管子·侈靡》。
［35］ 《管子·地數》。
［36］ 《素問·五運行大論》。
［37］ 班固《漢書·律曆志下》。
［38］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123—126頁。
［39］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冬至時刻的測定及郭守敬等人的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0］ 陳美東《張衡》，金秋鵬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科學出版社，1998，第65—81頁。
［41］ 司馬彪《續漢書·天文志上》，劉昭注引。
［42］ 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下》，劉昭注引。
［43］ 李淳風《晉書·天文志上》。
［44］ 陳美東《劉洪的生平、天文學成就和思想》，《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2期。
［45］ 《尚書·堯典》。
［46］ 歐陽修《新唐書·曆志三上》。
［47］ 李淳風《晉書·律曆志下》。
［48］ 瞿昙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〇五，中國書店，1989。
［49］ 李淳風《隋書·天文志上》。
［50］ 鄭樵《通志·天文略》，中華書局，1987。
［51］ 班固《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52］ 司馬彪《續漢書·天文志下》。
［53］ 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上冊），科學出版社，1982，第243頁。
［54］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年、月長度的測定》，《科技史文集》第10輯，1983年。
［55］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第89—90頁。
［56］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年、月長度的測定》。
［57］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第151頁。
［58］ 沈約《宋書·律曆志下》。
［59］ 歐陽修《新唐書·曆志三上》。
［60］ 同上。
［61］ 李淳風《隋書·天文志中》。
［62］ 陳美東《劉焯》、《張衡》，金秋鵬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科學出版社，1998，第224—242頁。
［63］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第10頁。
［64］ 陳美東《一行》、《張衡》，金秋鵬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第278—294頁。
［65］ 歐陽修《新唐書·曆志》。
［66］ 歐陽修《新唐書·天文志一》。
［67］ 陳美東《我國古代的中心差算式及其精度》，《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4期。
［68］ 陳美東《崇玄、儀天、崇天三曆晷長計算法及三次差内插法的應用》，《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3期。
［69］ 陳美東《中國古代太陽視赤緯計算法》，《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
［70］ 歐陽修《新唐書·曆志六上》。
［71］ 脫脫《宋史·天文志一》。
［72］ 宋濂《元史·天文志一》。
［73］ 楊甲《六經圖》，王皜《六經圖定本·詩經》，向山堂校刻本。
［74］ 同上。
［75］ 陳美東《我國古代漏壺的理論與技術——沈括的〈浮漏議〉及其它》，《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年第1期。
［76］ 蘇頌《新儀象法要》，商務印書館，1937。
［77］ 潘鼐、向英《郭守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78］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冬至時刻的測定及郭守敬等人的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
［79］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年、月長度的測定》，《科技史文集》第10輯，1983。
［80］ 同上。
［81］ 同上。
［82］ 陳美東《我國古代對五星近日點黃經及其進動值的測算》，《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2期。
［83］ 陳美東《崇玄、儀天、崇天三曆晷長計算法及三次差内插法的應用》，《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3期。
［84］ 陳美東《中國古代太陽視赤緯計算法》，《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
［85］ 陳鷹《〈天文彙抄〉星表與郭守敬的恒星觀測工作》，《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4期。
［86］ 席澤宗、薄樹人《中、朝、日三國古代的新星記錄及其在射電天文學中的意義》，《天文學報》1965年第1期；D.H.克拉克、F.R.斯梯芬森著，王德昌、徐振韬譯《曆史超新星》，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
［87］ 陳美東《郭守敬》、《張衡》，金秋鵬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第464—483頁。
［88］ 張載《正蒙·太和篇》，《張子全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6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89］ 李光地《朱子全書·卷四十九》，康熙五十二年刻本。
［9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
［91］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612—614頁。
［92］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年、月長度的測定》。
［93］ 茅元儀《武備志》卷一四〇，《中國兵書集成》影印本，解放軍出版社、遼沈書社，1989。
［94］ 明萬曆三十四年刊《藏說小萃》本。
［95］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641—653頁。
［96］ 席澤宗《王錫闡的天文工作》，《科學史集刊》第6期，1963年。
［97］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688—694頁。
［98］ 同上書，第653—654頁。
［99］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718—721頁。
觀測時，左手拿一塊烏木闆，向前方伸出，右手牽直穿于木闆中央的引繩，使繩與木闆垂直，又令木闆的下邊緣與水平線相切，眼在繩端仰視，使木闆的上邊緣（或置象牙闆在木闆上邊緣以調節之）與星辰相切，由此便可測知星辰的地平高度。
三、《崇祯曆書》的編纂 崇祯二至七年（1629—1634），在徐光啟和李天經先後領導下的曆局，聘請龍華民、鄧玉函、羅雅谷等耶稣會士參加，編輯了一部比較系統地介紹歐洲天文學的卷帙浩繁的著作——《崇祯曆書》，共計137卷。
［95］ 該書分為節次六目和基本五目，前者是将曆法分為日躔、恒星、月離、日月交會、五緯星和五星淩犯六個部分；後者是指法原（天文學理論）、法數（天文用表）、法算（天文學計算中必備的數學知識，主要是三角學和幾何學）、法器（測量儀器和計算工具）以及會通（中西各種度量單位的換算表）五大部分。
其中法原40卷，約占全書的三分之一，是全書的核心，它不但論述了曆法本身，而且還着重讨論了作為曆法基礎的天文學理論和計算方法等問題。
該書采用了16世紀丹麥天文學家第谷的宇宙體系，以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月亮、太陽和恒星繞地球旋轉，而五大行星則繞太陽運行。
這個體系比利瑪窦等人傳來的托勒玫地心學說有進步，但較哥白尼體系卻是個退步。
該書還采用本輪、均輪等一整套小輪系統來解釋日月五星運動的不均勻性現象，而此時小輪系統已被開普勒證明是一種主觀的虛構，天體繞中心體作橢圓軌道運動才是真谛。
從這兩方面看，《崇祯曆書》所根據的并不是當時先進的理論，而是業已落後的東西。
盡管如此，第谷體系和小輪系統對中國學者來說，也還是較新穎的知識。
更重要的是，該書還引進了一系列新的天文概念和計算方法。
如明确的地球概念，測量經緯度的方法，日月食計算新法，周日視差和蒙氣差的改正值，球面和平面三角學的準确公式，嚴格的黃道坐标系統，冬至點和太陽近地點的區别，圓周的360°制等等。
它還介紹了哥白尼、第谷、伽利略、開普勒等人的部分科學成果和天文數據。
如它大量引用了哥白尼《天體運行論》中的材料，基本上譯出了其中的八章，譯用了哥白尼發表的27項觀測記錄中的17項；介紹了伽利略關于太陽黑子在日面上運行的新發現；譯出了開普勒《論火星的運動》一書中的幾段材料，等等。
這些都大大擴展了人們在天文學領域的視野。
清初，傳教士湯若望又将《崇祯曆書》略作整理進呈給清帝，改書名為《西洋曆法新書》，共100卷。
在其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内，它一直成為當時天文學家學習和研究西方天文學的最主要著作，對我國天文學的發展産生了很大影響。
四、王錫闡、梅文鼎等人的天文工作 清初，湧現出一批積極學習、研究中西天文學的學者，形成了一個兼通中西天文學的流派，王錫闡和梅文鼎便是其代表人物。
王錫闡（1628—1682），字寅旭，号曉庵，江蘇吳江人。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人。
他們對中西天文學均采取去僞存真的科學态度，并腳踏實地作了大量的工作。
王氏之學以精深見長。
在深入鑽研中西天文學和親自從事天文觀測實踐的基礎上，他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
［96］他指出西法有精到之處，但還存在不完善以至訛誤的地方。
如西法以為月亮在近地點時視半徑大，因而月食食分就相對地要小些。
王錫闡則正确地申明：月亮在近地點時，其本身大小是不變的，而地球影錐的截面卻肯定要大些，所以月食食分不會反而減小。
又如，他指出了傳教士湯若望在計算日食時刻時，把定朔時刻和食甚時刻混為一談的錯誤，以及把平氣和定氣合二為一的曲解。
王錫闡還認為中法雖有不及西法之處，但也不乏超勝的部分。
他極力闡明傳統曆法的優點，在對我國曆代黃赤交角測量結果分析中，敏銳地提出了黃赤交角古大今小的正确概念。
在《五星行度解》一書中，王錫闡還在第谷體系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套獨特的行星運動理論，并推導出了一組公式，用于行星位置的預報。
《曉庵新法》是王錫闡融彙中西天文學的傑作，這是我國古代最後一部以傳統體例形制出現的曆法，在内容上兼收中西曆法的長處，并有所發明創造。
如提出了日月食初虧和複圓方位角計算的新方法，獨立發明了計算金星、水星淩日的方法，還提出了細緻地計算月掩行星和五星淩犯的初、終時刻的方法，等等。
梅氏則以博大聞名，他的最主要工作是在數學方面，但對天文學亦多所論述。
僅天文學著述就達四十餘種之多，有對傳統曆法的評述、注釋和研究，有對《崇祯曆書》的評論及正誤補缺的工作，有對古代天文儀器的研究，和對他自己所創制的儀器的說明等等。
這些著作對于中西天文學的異同得失有着十分深入中肯的評介，對中西法的融通起了重要的曆史作用。
［97］ 薛鳳祚是與王錫闡齊名的另一位學者。
他經過三十餘年的學習和研究，寫成了《曆學會通》一書，十分系統、詳盡地介紹了歐洲天體運動的計算方法，并充分利用了傳入不久的對數這一有效的數學方法。
該書是我國學者獨立完成的影響很大的介紹西方天文學的著作。
［98］ 五、近代天文學知識的傳入 1760年，法國耶稣會士蔣友仁向乾隆帝進獻《坤輿全圖》，在圖的四周說明文字中，肯定了哥白尼學說是唯一正确的理論，并介紹了開普勒運動定律和地球為橢球體的事實。
但是，這幅世界地圖，連同前不久傳入的表演哥白尼學說的兩架儀器，都被鎖在深宮密室之中，沒起到它應有的作用。
［99］自1840年鴉片戰争失敗以後，中國才真正掀起了學習西方天文學的熱潮。
1844年，魏源編成《海國圖志》一書，書中對西方各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和科學技術作了介紹。
其中譯載了好幾篇有關哥白尼學說的文章，并附有地球沿橢圓形軌道繞太陽運行的圖像，這是第一批公開宣揚和肯定哥白尼學說的中文文獻。
李善蘭為《談天》寫了篇極其精彩的序言，極力宣傳哥白尼的地動日心說、開普勒三大定律和牛頓的萬有引力學說的正确性，尖銳地批評當時一些保守的中國學者對哥白尼學說的歪曲和攻擊。
《談天》出版後，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
1874年，徐建寅又把1871年為止的天文學最新進展補充進去，出版了《談天》增訂本。
經由李善蘭等人的努力，從哥白尼開始到牛頓完成的建立在牛頓經典力學體系之上的近代天文學知識，在中國站穩了腳跟。
1885年，康有為寫了《諸天講》一書，其後屢經修改，到1930年他去世以後才正式發表。
該書介紹了許多天文學最新知識：恒星光譜型，太陽的化學元素組成，太陽上的核反應，以及康德一拉普拉斯的星雲假設，張伯倫和摩爾頓提出的太陽系形成的半碰撞假說，喬治·達爾文的關于月亮起源于因地球迅速自轉而從地球分離出來的假說，等等。
康有為以及嚴複、譚嗣同，以至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都是哥白尼和牛頓學說的信奉者，又都十分重視對宇宙演化學說的學習、研究和引申，這些都曾是他們批判封建主義而變法革新的思想武器。
他們的工作，為近代天文學的傳播，起了獨特的和重要的作用。
*** ［1］ 濮陽西水坡遺址考古隊《1988年河南濮陽西水坡遺址發掘報告》，《考古》1989年第12期。
［2］ 馮時《河南濮陽西水坡45号墓的天文學研究》，《文物》1990年第3期。
［3］ 《左傳·襄公九年》。
［4］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科學出版社，1981，第10頁。
［5］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科學出版社，2003，第8—9頁。
［6］ 陳久金《論〈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曆》，《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年第4期。
［7］ 董作賓《殷墟文字乙編》（9067），台北，曆史語言研究所，1953。
［8］ 蕭良瓊《蔔辭的“立中”與商代的圭表測量》，《科技史文集》第10輯，1983。
［9］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37986），中華書局，1978—1983。
［10］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20—21頁。
［11］ 張培瑜《〈春秋〉、〈詩經〉日食和有關問題》，《中國天文學史文集》第3集，1984。
［12］ 王國維《生霸死霸考》，《觀堂集林》卷一，中華書局，1984。
［13］ 景冰《西周金文中紀時術語—初吉、既生霸、既望、既死霸的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99年第1期。
［14］ 郭沫若《甲骨文合集》（33695），中華書局，1978—1983。
［15］ 同上，（11484正）。
［16］ 同上，（11482正反）。
［17］ 張培瑜《甲骨文日月食與商王武丁的年代》，《文物》1999年第3期。
［18］ 董作賓《殷墟文字乙編》（6385正，6386反）。
［19］ 劉朝陽《甲骨文之日珥觀測記錄》，《宇宙》1945年1—3合期。
［20］ 李學勤《三焰食日蔔辭辯誤》，《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年第3期。
［21］ 李淳風《晉書·天文志上》，《曆代天文律曆等志彙編》，中華書局，1976。
以下引各史天文、律曆、五行等志均同此。
［22］ 随縣擂鼓墩一号墓考古發掘隊《湖北随縣曾侯乙墓發掘簡報》，《文物》1979年第7期。
［23］ 潘鼐《我國早期的二十八宿觀測及其時代考》，《中華文史論叢》1979年第3輯。
［24］ 上田穰《〈石氏星經〉研究》，《東洋文庫論叢》第12冊，1930年，日文版。
［25］ 前山保勝，“TheOldestStarCatalogueofChina:ShensHsingChing”,PIMATAFestseliriftFurWillyHartner,1977；孫小淳《漢代石氏星官研究》，《自然科學史研究》1994年第1期。
［26］ 徐振韬《從帛書〈五星占〉看“先秦渾儀”的創造》，《考古》1976年第2期。
［27］ 張培瑜《〈春秋〉、〈詩經〉日食和有關問題》。
［28］ 《管子·内業》，《諸子集成》，中華書局，1954。
以下引諸子說均同此。
［29］ 屍佼《屍子》。
［30］ 《墨經·經下》。
［31］ 荀況《荀子·不苟》。
［32］ 莊周《莊子·天下》。
［33］ 慎到《慎子》。
［34］ 《管子·侈靡》。
［35］ 《管子·地數》。
［36］ 《素問·五運行大論》。
［37］ 班固《漢書·律曆志下》。
［38］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123—126頁。
［39］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冬至時刻的測定及郭守敬等人的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
［40］ 陳美東《張衡》，金秋鵬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科學出版社，1998，第65—81頁。
［41］ 司馬彪《續漢書·天文志上》，劉昭注引。
［42］ 司馬彪《續漢書·律曆志下》，劉昭注引。
［43］ 李淳風《晉書·天文志上》。
［44］ 陳美東《劉洪的生平、天文學成就和思想》，《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2期。
［45］ 《尚書·堯典》。
［46］ 歐陽修《新唐書·曆志三上》。
［47］ 李淳風《晉書·律曆志下》。
［48］ 瞿昙悉達《唐開元占經》卷一〇五，中國書店，1989。
［49］ 李淳風《隋書·天文志上》。
［50］ 鄭樵《通志·天文略》，中華書局，1987。
［51］ 班固《漢書·五行志下之下》。
［52］ 司馬彪《續漢書·天文志下》。
［53］ 杜石然等《中國科學技術史稿》（上冊），科學出版社，1982，第243頁。
［54］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年、月長度的測定》，《科技史文集》第10輯，1983年。
［55］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第89—90頁。
［56］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年、月長度的測定》。
［57］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第151頁。
［58］ 沈約《宋書·律曆志下》。
［59］ 歐陽修《新唐書·曆志三上》。
［60］ 同上。
［61］ 李淳風《隋書·天文志中》。
［62］ 陳美東《劉焯》、《張衡》，金秋鵬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科學出版社，1998，第224—242頁。
［63］ 中國天文學史整理研究小組《中國天文學史》，第10頁。
［64］ 陳美東《一行》、《張衡》，金秋鵬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第278—294頁。
［65］ 歐陽修《新唐書·曆志》。
［66］ 歐陽修《新唐書·天文志一》。
［67］ 陳美東《我國古代的中心差算式及其精度》，《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4期。
［68］ 陳美東《崇玄、儀天、崇天三曆晷長計算法及三次差内插法的應用》，《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3期。
［69］ 陳美東《中國古代太陽視赤緯計算法》，《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
［70］ 歐陽修《新唐書·曆志六上》。
［71］ 脫脫《宋史·天文志一》。
［72］ 宋濂《元史·天文志一》。
［73］ 楊甲《六經圖》，王皜《六經圖定本·詩經》，向山堂校刻本。
［74］ 同上。
［75］ 陳美東《我國古代漏壺的理論與技術——沈括的〈浮漏議〉及其它》，《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年第1期。
［76］ 蘇頌《新儀象法要》，商務印書館，1937。
［77］ 潘鼐、向英《郭守敬》，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78］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冬至時刻的測定及郭守敬等人的貢獻》，《自然科學史研究》1983年第1期。
［79］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年、月長度的測定》，《科技史文集》第10輯，1983。
［80］ 同上。
［81］ 同上。
［82］ 陳美東《我國古代對五星近日點黃經及其進動值的測算》，《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2期。
［83］ 陳美東《崇玄、儀天、崇天三曆晷長計算法及三次差内插法的應用》，《自然科學史研究》1985年第3期。
［84］ 陳美東《中國古代太陽視赤緯計算法》，《自然科學史研究》1987年第3期。
［85］ 陳鷹《〈天文彙抄〉星表與郭守敬的恒星觀測工作》，《自然科學史研究》1986年第4期。
［86］ 席澤宗、薄樹人《中、朝、日三國古代的新星記錄及其在射電天文學中的意義》，《天文學報》1965年第1期；D.H.克拉克、F.R.斯梯芬森著，王德昌、徐振韬譯《曆史超新星》，江蘇科學技術出版社，1982。
［87］ 陳美東《郭守敬》、《張衡》，金秋鵬主編《中國科學技術史·人物卷》，第464—483頁。
［88］ 張載《正蒙·太和篇》，《張子全書》，《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886冊，台灣商務印書館，1983。
［89］ 李光地《朱子全書·卷四十九》，康熙五十二年刻本。
［90］ 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二十》。
［91］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612—614頁。
［92］ 陳美東《論我國古代年、月長度的測定》。
［93］ 茅元儀《武備志》卷一四〇，《中國兵書集成》影印本，解放軍出版社、遼沈書社，1989。
［94］ 明萬曆三十四年刊《藏說小萃》本。
［95］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641—653頁。
［96］ 席澤宗《王錫闡的天文工作》，《科學史集刊》第6期，1963年。
［97］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688—694頁。
［98］ 同上書，第653—654頁。
［99］ 陳美東《中國科學技術史·天文卷》，第718—721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