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天文曆法的演進
關燈
小
中
大
中國是世界上天文學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
由于生産和生活的需要，人們從遠古時期開始就已經對天文現象進行觀察，經過世代連續不斷的努力，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天文學知識，并逐漸形成了内容豐富且具有獨特風格的天文學體系。
中國古代天文學在許多領域曾長期在世界上處于領先的地位，在世界天文學史和中華民族文化史上，都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是曆法，換一句話說，曆法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核心。
中國古代曆法不單純是關于曆日制度的安排，它還包括對太陽、月亮和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的運動及位置的計算；恒星位置的測算；每日午中日影長度和晝夜時間長短的推算；日月交食的預報等等廣泛的課題。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古代曆法的編算相當于近現代編算天文年曆的工作。
為此，我國古代天文學家展開了一系列的觀測與研究活動：譬如對曆法諸課題的共同起算點——曆元的選定，對一個又一個天文學概念的闡述，對種種天文常數的測算、各種天文數表的編制，對具體推算方法、天體測量方法和數學方法的抉擇和改進等等。
這些就構成了中國古代曆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當然，中國古代天文學還包含更廣泛的内容，如中國古代特有的、精良的天文儀器的設計與制造，關于宇宙理論的探讨，以及對一系列天象特别是奇異天象的長期系統的觀測與記錄等，它們與曆法一起，組成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十分豐富多彩的體系。
中國古代天文學體系經曆了發生、發展、完善、沒落，最終融入近現代天文學的漫長演變過程。
下面我們拟分六個階段（即如下六節）簡要地加以介紹。
第一節 西周及以前的天文學知識 這是一個天文學知識開始萌芽和初步積累的漫長曆史時期。
由于生産和生活的需要，從對星辰出沒、日月運動的觀測中，人們逐漸形成了與這些需要密切相關的年、月、日等時間長度的概念，進而産生了初始的曆法系統。
由于占蔔活動的需要，人們對天象變化、尤其是異常天象的出現，極為關注，這也刺激了人們對天象觀測的重視，并由此逐漸形成了天象記錄的傳統。
這些都給後世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一、觀象授時時期 我們的祖先，生息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人們在自己的生産和生活實踐中，逐漸發現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現，自然界寒來暑往，獵物的出沒和植物的榮謝等自然現象，對于人類的生存有着密切的關系。
所以有意識地觀察和認識這些自然現象，以期順乎自然，求得自身的發展，便成為先民們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從中也就逐漸萌發出天文學知識的嫩芽。
太陽對人們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以太陽的出入作為作息時間的客觀依據。
太陽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出現的規律，必定給先民們以極深的感受，于是以太陽出入為周期的“日”，應是他們最早認識到的時間單位。
自然，月亮的圓缺變化，是又一明顯的和意義重大的天象。
說它意義重大，是因為月亮的亮光對于人們夜間活動的安排是關鍵的要素。
經過長期的觀測和計數，人們逐漸發現月亮圓缺的周期約為30日，這便進而導緻一個較長的時間單位“月”的産生。
對于更長一些的時間單位“年”的認識，要較“日”、“月”困難得多，但這是對于人們生産和生活的意義更為重大的一種周期，因為寒暑、雨旱，以及漁獵、采集乃至農業生産活動無一不與它有關。
所以，人們對它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
由物候——草木枯榮、動物遷徙、出入等的觀察入手，大約是探索一年長度的最早方法，随後才是對某些星象的觀測。
後者所得結果要較前者來得準确。
據傳說，在颛顼帝時代，已設立“火正”［3］專司對大火星（心宿二，天蠍座&alpha星）進行觀測，以黃昏時分大火星正好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時，作為一年的開始，亦即這一年春天的來臨。
由此不難推得一年的長度。
這是我國古代觀象授時的早期形态。
據研究，這大約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4］ 又據《尚書·堯典》記載，在傳說中的堯帝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其具體的觀測方法與結果是：“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以觀測鳥、火、虛、昴四顆恒星在黃昏時正處于南中天的日子，來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為劃分一年四季的标準。
其具體的年代，學界至今衆說紛纭，它大約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天象。
［5］ 由上述記載，我們還可以推知，當時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現，否則人們就無從确定某星辰南中天的問題。
這時的圭表還僅用于厘定方位，尚未用于測定日影的長度。
觀測星辰南中天來确定季節，可以減少地平線上的折射和光滲等的影響，其精度自然要比觀測星辰出沒來得高。
此外，從“日中”和“宵中”（指晝夜平分）、“日永”和“日短”（分别指白晝最長和最短的日子）等說法，可知其時已應用了某種測量時間的器具（這一點由下述《夏小正》的有關記載亦可證）。
這些都說明，此時已進入觀象授時比較發達的時代。
其标志是：所觀測的恒星已由一顆增加到多顆，由觀測恒星東升改為南中天，并已使用了某些器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堯典》還記述了這時人們已經采用了“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初始曆法。
這裡以一年為366日，大約是人們對恒星周年運動周期的測算得到的結果。
由于一年的長度與月的長度不存在整數倍的關系，該初始曆法已采用了置閏月的方法予以調整，這顯然是一種陰陽曆，是我國古代長期使用的陰陽曆的最早記載。
在《夏小正》一書中，則載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氣象和農事等内容，它集物候曆、觀象授時法和初始曆法于一身，相傳它是夏代行用的曆日制度。
就觀象授時法而言，它是以觀測黃昏時分若幹恒星（鞠、參、昴、南門、大火、織女、銀河等）的見、伏或南中天的時日，以及北鬥鬥柄的指向，作為一年中某一個月份起始的标準的，是一種分一年為12個月的恒星曆。
也有人認為，《夏小正》乃是一種分一年為10個月，每月36日，另有5至6日為過年日的太陽曆。
［6］看來，《夏小正》乃是一種不考慮月相變化的純陽曆的見解，當是可信的。
《尚書·堯典》和《夏小正》的記載，都反映了觀象授時法的重要成果，同時又反映了夏代出現的兩種不同系統的曆法（陰陽曆和陽曆）的雛形。
它們是由觀象授時向有一定規範的初始曆法過渡的兩種不同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商周曆法 由甲骨文的有關蔔辭，我們可以知道殷商時期行用的曆法乃是陰陽曆。
首先，年有平年、閏年之分，平年12個月，閏年13個月，閏月置于年終，稱13月，是為年終置閏法。
這時的歲首已基本固定，季節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關系。
但在甲骨蔔辭中還偶有14月甚至15月的記載，這說明這時人們還不能較好地把握年月之間的長度關系，對于閏月設置的多少，還沒有一定之規，多半是由經常性的觀測來決定，當發現季節與月份名相悖時，便加進一個閏月加以調節，帶有較大的随意性。
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西周。
在甲骨文中有“至日”、“南日”或“日南”的記載，它們指的都是冬至日（春秋時期人們還稱冬至為“日南至”）。
其中有一塊蔔辭說：“壬午蔔：扶，奏丘，日南，雨？”［7］（壬午這一天，貞人扶占蔔，舉行奏丘的祭儀，迎接太陽南至，會下雨嗎？）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則有這樣的記載：“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以迎祭天神。
二者說的是同一祭祀活動，可證“日南”即為“冬至”［8］。
這說明殷商時期已使用圭表觀測日影長度的變化，并由之确定冬至日。
已知冬至日，一回歸年長度的數值便不難算得。
其次，殷商曆法是以新月為一月的開始，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
起初僅以大、小月相間安排曆日，這表明人們以為一朔望月長度等于29.5日。
後來，更有連大月的出現，即在若幹個大、小月相間的月份後，安排兩個連續的大月，這證明人們已經知道，一朔望月的長度應略大于29.5日，這是對朔望月長度測算的一次重大進步，雖然此時對連大月的安置尚無一定的規則。
再其次，殷商已将一天分為若幹不同的時段，甲骨文中可見的時段專名有：辳、旦（或朝、明、大采、大采日）、大食（或大食日、食日）、日中（或中日、晝、督）、昃（或昃日）、小食（或郭兮、郭）、莫（或昏、小采、小采日）與——以上依次為天明到天黑的時段；晻（或、鼓）、小夜（或寐人、卮人）、中（或、三鼓）、夙（或五鼓）——以上依次為天黑到天明的時段。
［10］ 這些便是商代曆法對于年、月、日、時刻安排的大體情況，西周曆法與之大同小異。
在金文中，亦有不少13月的記載，并以“朏”（新月）為一月的開始，均為明證。
但《詩·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的記載，據研究，這當指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發生的一次食分很大的日偏食，［11］是我國典籍中關于朔日的最早記述。
由此看來，大約在西周後期已有以朔代替朏為月首的嘗試。
由于朔并無具體的天象與之對應，它必須在測知比較準确的朔望月長度後，以推算的方法求得，所以朔的概念的建立和應用，乃是曆法史上的一大進步。
此外，金文中經常出現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四種名稱，對此，古今衆說紛纭。
一為定點月相說，認為它們分别代表每月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二、三天，近兩千年來人們多宗此說。
一為四分月相說，認為西周時是将一個月均分為四份，每份約為七天，初吉等依次為各份的專有名稱，此說起于近代王國維，［12］一度廣為史學界接受。
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後，新說又起。
現在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初吉與月相無關，大約指一個月的上半月；既生霸對應于新月初見到滿月的時段；既望對應于滿月到月亮出現虧缺的時段；既死霸對應于月亮出現虧缺到新月初見的時段。
［13］這些解釋孰是孰非尚有待進一步論證。
三、對天象的觀測與記錄 從遠古時期開始，人們就已經注意對天象特别是奇異天象的觀測。
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我們看到了古人對有關天象的真切記錄，這些記錄往往是與預蔔人事兇吉等占蔔活動聯系在一起的，它們涉及日月食、日珥、新星等異常天象。
“癸酉貞：日夕又食”［14］等，這是關于日食的記錄。
“六日〔甲〕午夕，月有食”［15］；“旬壬申夕，月有食”［16］等，這是關于月食的記錄。
它們都是發生在公元前12世紀前後的交食現象的記述。
［17］ “乙卯允明，，三舀食日，大星”［18］，有人認為，這是指在一次日全食時，人們不但看到了明亮的星星，還看到了在黑暗的太陽邊緣上有三條火焰升騰而起，當是關于日珥現象的記錄。
［19］也有人認為，此說并不可信。
［20］ 此外，有人認為在甲骨文中還有太陽黑子、彗星等的記事，這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認證。
總之，甲骨文中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天象記錄，說明我國古代重視天象的觀測與記錄的傳統，至遲在殷商時期就已見雛形，這對後世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二節 春秋戰國時期天文曆法體系的奠基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古代社會大變革的一個時代，這時生産力得到很大的發展，促使包括科學技術在内的古代文化得到長足的進步。
就天文曆法而言，前進的步伐亦明晰可見，這主要表現在對天文現象的觀測與描述由定性向定量的轉變，陰陽曆的定型，和關于宇宙的理論的湧現等等，這些都為我國古代特有的天文曆法體系奠定了基礎。
随着周室衰微和諸侯蜂起，打破了由周王朝少數天文學家壟斷天文曆法的局面。
各諸侯國由于發展農業生産以及政治上的需要，都極其重視天文曆法的研究，這給流散四方的疇人子弟以施展才能的良好機會。
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學家，“魯有梓慎（活動于公元前550年前後），晉有蔔偃（活動于公元前650年前後），鄭有裨竈（活動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宋有子韋（活動于公元前480年左右），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後四人皆活動于公元前4世紀），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21］。
他們或者前後相繼，或者同時并立，在天文曆法界内形成了各樹一幟、百家争鳴的局面，更促進了天文曆法的發展。
一、天文觀測的定量化與系統化 1．二十八宿系統的形成和距度的測定 2．恒星區劃命名的系統化與《石氏星經》 将天上的恒星按一定的方法進行區劃和命名的工作，在戰國時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其中尤以石申夫和甘德的工作最為顯著，他們對恒星的區劃都自成系統。
據《開元占經》記載，包括二十八宿在内，屬于石申夫區劃的星官有120個，計星815顆，屬于甘德區劃的星官有146個，計星687顆。
他們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傳統星官的區劃和命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石申夫還定出了120個星官的标準星具體坐标值，這樣各星官的位置和該星官中非标準星的位置都相對準确地确定了。
此中，最主要的是對121個标準星（北鬥星座選取2個标準星）具體坐标值的測定，它們構成了一個完全數量化的成熟的星表，這就是著名的《石氏星經》。
這一成果亦載于《開元占經》之中。
對這121顆恒星坐标值的研究表明，許多恒星的坐标值确與石申夫所處時代的理論值相吻合，但另有一些卻與東漢前期的理論值相一緻，［24］這說明《石氏星經》并不全是石申夫當年的測量結果，而是石申夫創始的天文學派在數百年間長期觀測的總彙。
另一種觀點認為，《石氏星經》的觀測年代應在西漢時期（公元前70年前後）。
［25］即便如此，《石氏星經》亦不愧為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石申夫也無愧為恒星坐标測量工作的先驅。
3．五星觀測的數量化 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五大行星運動的觀測與研究有了重要的進步，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對五星運動周期的測量。
人們已經把行星的恒星周期（行星運行一周天所需的時間）和會合周期（行星兩次晨見東方的時間間隔）區别開來。
石申夫和甘德都指出木星的恒星周期為12年（應為11.86年），其實，這一認識的産生當不遲于春秋時期。
石申夫還指出火星的恒星周期為1.9年（應為1.88年）。
而甘德又測得木、金、水三星的會合期分别為400日（應為398.9日），587.25日（應為583.9日）和136日（應為115.9日）。
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星占》中，也載有木、土和金三星的會合周期，依次為395.44日、377日（應為378.1日）和584.8日，此當為戰國末年的觀測結果，與甘德當年所測的精度互有短長。
二是對五星動态的定量描述。
石申夫和甘德已發現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現象，他們都曾形象地用“巳”字形來描述其運行的視軌迹。
在《五星占》中則更具體地對木、土、金三星在一個會合周期内的動态作了定量描述，如把金星的動态分為：晨出東方—順行—伏—夕出西方—順行—伏—晨出東方六大階段，每個階段則定出所經時日與每日運行的速度，其中對兩次順行還定出二或三個不同的速率。
這就是後世得到進一步發展的行星動态表的雛形。
行星會合周期的測定和動态表的編制，已使得對行星位置的預報成為可能。
二十八宿距度的測定、《石氏星經》的出現，以及初始的行星動态度的編制等等，都證明春秋戰國時期業已有相應的測量儀器的出現，有些研究者稱之為“先秦渾儀”［26］。
雖然我們還說不清這種渾儀的具體結構，但它應是漢代以後日益完備的渾儀的直接祖先，則是毋庸置疑的。
4．二十四節氣的完備 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古代天文學家的一大創造。
它曾經曆了一個十分漫長的發展過程，起初大約僅有二至（冬至、夏至）和二分（春分、秋分），一直到戰國時期才逐漸形成完備的二十四節氣系統：由冬至起算，每經一年的1／24日交一個節氣，其名稱分别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
此中奇數統稱為中氣，偶數統稱做節氣。
二十四節氣分别标志着太陽在一周年運動中的24個大體固定的位置，是對太陽周年運動位置的一種特殊的描述形式，它們又能較好地反映一年中寒暑、雨旱、日照長短等變化的規律。
所以，它們不但具有重要的天文意義，而且對于農業生産有着重大的指導作用。
二十四節氣自戰國時期得以完備之後，一直成為我國傳統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在廣大農村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5．天象觀測與記錄的多樣化和系統化 自春秋始，對于異常天象的觀測與記錄，呈現多樣化的明顯趨向，如彗星、流星雨、隕石等的明确記錄均首見于此時。
《春秋》莊公七年（前687）“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這是世界上關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記載。
僖公十六年（前644）“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這是最早的隕星記事；文公十四年（前613）“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鬥”，這些關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等等。
二、古四分曆法 春秋後期，産生了一種取回歸年長度為日，并采用19年7閏為閏周的曆法，它因回歸年長度的奇零部分為日而得名為四分曆，又有别于東漢時期的四分曆，故通稱古四分曆。
該曆的朔望月長度可由回歸
由于生産和生活的需要，人們從遠古時期開始就已經對天文現象進行觀察，經過世代連續不斷的努力，積累了越來越多的天文學知識，并逐漸形成了内容豐富且具有獨特風格的天文學體系。
中國古代天文學在許多領域曾長期在世界上處于領先的地位，在世界天文學史和中華民族文化史上，都寫下了光輝的篇章。
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最主要組成部分是曆法，換一句話說，曆法是中國古代天文學的核心。
中國古代曆法不單純是關于曆日制度的安排，它還包括對太陽、月亮和土、木、火、金、水五大行星的運動及位置的計算；恒星位置的測算；每日午中日影長度和晝夜時間長短的推算；日月交食的預報等等廣泛的課題。
從某種意義上講，中國古代曆法的編算相當于近現代編算天文年曆的工作。
為此，我國古代天文學家展開了一系列的觀測與研究活動：譬如對曆法諸課題的共同起算點——曆元的選定，對一個又一個天文學概念的闡述，對種種天文常數的測算、各種天文數表的編制，對具體推算方法、天體測量方法和數學方法的抉擇和改進等等。
這些就構成了中國古代曆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
當然，中國古代天文學還包含更廣泛的内容，如中國古代特有的、精良的天文儀器的設計與制造，關于宇宙理論的探讨，以及對一系列天象特别是奇異天象的長期系統的觀測與記錄等，它們與曆法一起，組成了中國古代天文學的十分豐富多彩的體系。
中國古代天文學體系經曆了發生、發展、完善、沒落，最終融入近現代天文學的漫長演變過程。
下面我們拟分六個階段（即如下六節）簡要地加以介紹。
第一節 西周及以前的天文學知識 這是一個天文學知識開始萌芽和初步積累的漫長曆史時期。
由于生産和生活的需要，從對星辰出沒、日月運動的觀測中，人們逐漸形成了與這些需要密切相關的年、月、日等時間長度的概念，進而産生了初始的曆法系統。
由于占蔔活動的需要，人們對天象變化、尤其是異常天象的出現，極為關注，這也刺激了人們對天象觀測的重視，并由此逐漸形成了天象記錄的傳統。
這些都給後世的發展以深刻的影響。
一、觀象授時時期 我們的祖先，生息在中國遼闊的土地上，人們在自己的生産和生活實踐中，逐漸發現日月星辰的升落隐現，自然界寒來暑往，獵物的出沒和植物的榮謝等自然現象，對于人類的生存有着密切的關系。
所以有意識地觀察和認識這些自然現象，以期順乎自然，求得自身的發展，便成為先民們感興趣的問題之一，從中也就逐漸萌發出天文學知識的嫩芽。
太陽對人們無疑是至關重要的。
古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就是以太陽的出入作為作息時間的客觀依據。
太陽出入造成的明暗交替出現的規律，必定給先民們以極深的感受，于是以太陽出入為周期的“日”，應是他們最早認識到的時間單位。
自然，月亮的圓缺變化，是又一明顯的和意義重大的天象。
說它意義重大，是因為月亮的亮光對于人們夜間活動的安排是關鍵的要素。
經過長期的觀測和計數，人們逐漸發現月亮圓缺的周期約為30日，這便進而導緻一個較長的時間單位“月”的産生。
對于更長一些的時間單位“年”的認識，要較“日”、“月”困難得多，但這是對于人們生産和生活的意義更為重大的一種周期，因為寒暑、雨旱，以及漁獵、采集乃至農業生産活動無一不與它有關。
所以，人們對它進行了長期不懈的探索。
由物候——草木枯榮、動物遷徙、出入等的觀察入手，大約是探索一年長度的最早方法，随後才是對某些星象的觀測。
後者所得結果要較前者來得準确。
據傳說，在颛顼帝時代，已設立“火正”［3］專司對大火星（心宿二，天蠍座&alpha星）進行觀測，以黃昏時分大火星正好從東方地平線上升起時，作為一年的開始，亦即這一年春天的來臨。
由此不難推得一年的長度。
這是我國古代觀象授時的早期形态。
據研究，這大約是公元前2400年的事。
［4］ 又據《尚書·堯典》記載，在傳說中的堯帝時，“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
其具體的觀測方法與結果是：“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以觀測鳥、火、虛、昴四顆恒星在黃昏時正處于南中天的日子，來定出春分、夏至、秋分和冬至，以作為劃分一年四季的标準。
其具體的年代，學界至今衆說紛纭，它大約是公元前2000年前後的天象。
［5］ 由上述記載，我們還可以推知，當時已有原始圭表的出現，否則人們就無從确定某星辰南中天的問題。
這時的圭表還僅用于厘定方位，尚未用于測定日影的長度。
觀測星辰南中天來确定季節，可以減少地平線上的折射和光滲等的影響，其精度自然要比觀測星辰出沒來得高。
此外，從“日中”和“宵中”（指晝夜平分）、“日永”和“日短”（分别指白晝最長和最短的日子）等說法，可知其時已應用了某種測量時間的器具（這一點由下述《夏小正》的有關記載亦可證）。
這些都說明，此時已進入觀象授時比較發達的時代。
其标志是：所觀測的恒星已由一顆增加到多顆，由觀測恒星東升改為南中天，并已使用了某些器具。
更值得注意的是，《堯典》還記述了這時人們已經采用了“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的初始曆法。
這裡以一年為366日，大約是人們對恒星周年運動周期的測算得到的結果。
由于一年的長度與月的長度不存在整數倍的關系，該初始曆法已采用了置閏月的方法予以調整，這顯然是一種陰陽曆，是我國古代長期使用的陰陽曆的最早記載。
在《夏小正》一書中，則載有一年中各月份的物候、天象、氣象和農事等内容，它集物候曆、觀象授時法和初始曆法于一身，相傳它是夏代行用的曆日制度。
就觀象授時法而言，它是以觀測黃昏時分若幹恒星（鞠、參、昴、南門、大火、織女、銀河等）的見、伏或南中天的時日，以及北鬥鬥柄的指向，作為一年中某一個月份起始的标準的，是一種分一年為12個月的恒星曆。
也有人認為，《夏小正》乃是一種分一年為10個月，每月36日，另有5至6日為過年日的太陽曆。
［6］看來，《夏小正》乃是一種不考慮月相變化的純陽曆的見解，當是可信的。
《尚書·堯典》和《夏小正》的記載，都反映了觀象授時法的重要成果，同時又反映了夏代出現的兩種不同系統的曆法（陰陽曆和陽曆）的雛形。
它們是由觀象授時向有一定規範的初始曆法過渡的兩種不同形态，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二、商周曆法 由甲骨文的有關蔔辭，我們可以知道殷商時期行用的曆法乃是陰陽曆。
首先，年有平年、閏年之分，平年12個月，閏年13個月，閏月置于年終，稱13月，是為年終置閏法。
這時的歲首已基本固定，季節和月名有了基本固定的關系。
但在甲骨蔔辭中還偶有14月甚至15月的記載，這說明這時人們還不能較好地把握年月之間的長度關系，對于閏月設置的多少，還沒有一定之規，多半是由經常性的觀測來決定，當發現季節與月份名相悖時，便加進一個閏月加以調節，帶有較大的随意性。
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西周。
在甲骨文中有“至日”、“南日”或“日南”的記載，它們指的都是冬至日（春秋時期人們還稱冬至為“日南至”）。
其中有一塊蔔辭說：“壬午蔔：扶，奏丘，日南，雨？”［7］（壬午這一天，貞人扶占蔔，舉行奏丘的祭儀，迎接太陽南至，會下雨嗎？）在《周禮·春官·大司樂》中則有這樣的記載：“冬至日，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以迎祭天神。
二者說的是同一祭祀活動，可證“日南”即為“冬至”［8］。
這說明殷商時期已使用圭表觀測日影長度的變化，并由之确定冬至日。
已知冬至日，一回歸年長度的數值便不難算得。
其次，殷商曆法是以新月為一月的開始，月有大月和小月，大月30日，小月29日。
起初僅以大、小月相間安排曆日，這表明人們以為一朔望月長度等于29.5日。
後來，更有連大月的出現，即在若幹個大、小月相間的月份後，安排兩個連續的大月，這證明人們已經知道，一朔望月的長度應略大于29.5日，這是對朔望月長度測算的一次重大進步，雖然此時對連大月的安置尚無一定的規則。
再其次，殷商已将一天分為若幹不同的時段，甲骨文中可見的時段專名有：辳、旦（或朝、明、大采、大采日）、大食（或大食日、食日）、日中（或中日、晝、督）、昃（或昃日）、小食（或郭兮、郭）、莫（或昏、小采、小采日）與——以上依次為天明到天黑的時段；晻（或、鼓）、小夜（或寐人、卮人）、中（或、三鼓）、夙（或五鼓）——以上依次為天黑到天明的時段。
［10］ 這些便是商代曆法對于年、月、日、時刻安排的大體情況，西周曆法與之大同小異。
在金文中，亦有不少13月的記載，并以“朏”（新月）為一月的開始，均為明證。
但《詩·小雅·十月之交》有：“十月之交，朔月辛卯，日有食之”的記載，據研究，這當指公元前735年11月30日發生的一次食分很大的日偏食，［11］是我國典籍中關于朔日的最早記述。
由此看來，大約在西周後期已有以朔代替朏為月首的嘗試。
由于朔并無具體的天象與之對應，它必須在測知比較準确的朔望月長度後，以推算的方法求得，所以朔的概念的建立和應用，乃是曆法史上的一大進步。
此外，金文中經常出現初吉、既生霸、既望和既死霸四種名稱，對此，古今衆說紛纭。
一為定點月相說，認為它們分别代表每月特定的某一天或某二、三天，近兩千年來人們多宗此說。
一為四分月相說，認為西周時是将一個月均分為四份，每份約為七天，初吉等依次為各份的專有名稱，此說起于近代王國維，［12］一度廣為史學界接受。
20世紀四五十年代以後，新說又起。
現在有一種比較合理的解釋是：初吉與月相無關，大約指一個月的上半月；既生霸對應于新月初見到滿月的時段；既望對應于滿月到月亮出現虧缺的時段；既死霸對應于月亮出現虧缺到新月初見的時段。
［13］這些解釋孰是孰非尚有待進一步論證。
三、對天象的觀測與記錄 從遠古時期開始，人們就已經注意對天象特别是奇異天象的觀測。
在殷商時期的甲骨文中，我們看到了古人對有關天象的真切記錄，這些記錄往往是與預蔔人事兇吉等占蔔活動聯系在一起的，它們涉及日月食、日珥、新星等異常天象。
“癸酉貞：日夕又食”［14］等，這是關于日食的記錄。
“六日〔甲〕午夕，月有食”［15］；“旬壬申夕，月有食”［16］等，這是關于月食的記錄。
它們都是發生在公元前12世紀前後的交食現象的記述。
［17］ “乙卯允明，，三舀食日，大星”［18］，有人認為，這是指在一次日全食時，人們不但看到了明亮的星星，還看到了在黑暗的太陽邊緣上有三條火焰升騰而起，當是關于日珥現象的記錄。
［19］也有人認為，此說并不可信。
［20］ 此外，有人認為在甲骨文中還有太陽黑子、彗星等的記事，這還有待進一步的研究與認證。
總之，甲骨文中已經有相當豐富的天象記錄，說明我國古代重視天象的觀測與記錄的傳統，至遲在殷商時期就已見雛形，這對後世的發展産生了巨大的影響。
第二節 春秋戰國時期天文曆法體系的奠基 春秋戰國時期是我國古代社會大變革的一個時代，這時生産力得到很大的發展，促使包括科學技術在内的古代文化得到長足的進步。
就天文曆法而言，前進的步伐亦明晰可見，這主要表現在對天文現象的觀測與描述由定性向定量的轉變，陰陽曆的定型，和關于宇宙的理論的湧現等等，這些都為我國古代特有的天文曆法體系奠定了基礎。
随着周室衰微和諸侯蜂起，打破了由周王朝少數天文學家壟斷天文曆法的局面。
各諸侯國由于發展農業生産以及政治上的需要，都極其重視天文曆法的研究，這給流散四方的疇人子弟以施展才能的良好機會。
這一時期出現了一批著名的天文學家，“魯有梓慎（活動于公元前550年前後），晉有蔔偃（活動于公元前650年前後），鄭有裨竈（活動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宋有子韋（活動于公元前480年左右），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臯，魏有石申夫（亦名石申，後四人皆活動于公元前4世紀），皆掌著天文，各論圖驗”［21］。
他們或者前後相繼，或者同時并立，在天文曆法界内形成了各樹一幟、百家争鳴的局面，更促進了天文曆法的發展。
一、天文觀測的定量化與系統化 1．二十八宿系統的形成和距度的測定 2．恒星區劃命名的系統化與《石氏星經》 将天上的恒星按一定的方法進行區劃和命名的工作，在戰國時期取得了重大的進展，其中尤以石申夫和甘德的工作最為顯著，他們對恒星的區劃都自成系統。
據《開元占經》記載，包括二十八宿在内，屬于石申夫區劃的星官有120個，計星815顆，屬于甘德區劃的星官有146個，計星687顆。
他們的工作為我國古代傳統星官的區劃和命名奠定了良好的基礎。
石申夫還定出了120個星官的标準星具體坐标值，這樣各星官的位置和該星官中非标準星的位置都相對準确地确定了。
此中，最主要的是對121個标準星（北鬥星座選取2個标準星）具體坐标值的測定，它們構成了一個完全數量化的成熟的星表，這就是著名的《石氏星經》。
這一成果亦載于《開元占經》之中。
對這121顆恒星坐标值的研究表明，許多恒星的坐标值确與石申夫所處時代的理論值相吻合，但另有一些卻與東漢前期的理論值相一緻，［24］這說明《石氏星經》并不全是石申夫當年的測量結果，而是石申夫創始的天文學派在數百年間長期觀測的總彙。
另一種觀點認為，《石氏星經》的觀測年代應在西漢時期（公元前70年前後）。
［25］即便如此，《石氏星經》亦不愧為世界上最早的星表之一，石申夫也無愧為恒星坐标測量工作的先驅。
3．五星觀測的數量化 春秋戰國時期，人們對五大行星運動的觀測與研究有了重要的進步，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一是對五星運動周期的測量。
人們已經把行星的恒星周期（行星運行一周天所需的時間）和會合周期（行星兩次晨見東方的時間間隔）區别開來。
石申夫和甘德都指出木星的恒星周期為12年（應為11.86年），其實，這一認識的産生當不遲于春秋時期。
石申夫還指出火星的恒星周期為1.9年（應為1.88年）。
而甘德又測得木、金、水三星的會合期分别為400日（應為398.9日），587.25日（應為583.9日）和136日（應為115.9日）。
在長沙馬王堆出土的帛書《五星占》中，也載有木、土和金三星的會合周期，依次為395.44日、377日（應為378.1日）和584.8日，此當為戰國末年的觀測結果，與甘德當年所測的精度互有短長。
二是對五星動态的定量描述。
石申夫和甘德已發現火星和金星的逆行現象，他們都曾形象地用“巳”字形來描述其運行的視軌迹。
在《五星占》中則更具體地對木、土、金三星在一個會合周期内的動态作了定量描述，如把金星的動态分為：晨出東方—順行—伏—夕出西方—順行—伏—晨出東方六大階段，每個階段則定出所經時日與每日運行的速度，其中對兩次順行還定出二或三個不同的速率。
這就是後世得到進一步發展的行星動态表的雛形。
行星會合周期的測定和動态表的編制，已使得對行星位置的預報成為可能。
二十八宿距度的測定、《石氏星經》的出現，以及初始的行星動态度的編制等等，都證明春秋戰國時期業已有相應的測量儀器的出現，有些研究者稱之為“先秦渾儀”［26］。
雖然我們還說不清這種渾儀的具體結構，但它應是漢代以後日益完備的渾儀的直接祖先，則是毋庸置疑的。
4．二十四節氣的完備 二十四節氣是我國古代天文學家的一大創造。
它曾經曆了一個十分漫長的發展過程，起初大約僅有二至（冬至、夏至）和二分（春分、秋分），一直到戰國時期才逐漸形成完備的二十四節氣系統：由冬至起算，每經一年的1／24日交一個節氣，其名稱分别為冬至、小寒、大寒、立春、雨水、驚蟄、春分、清明、谷雨、立夏、小滿、芒種、夏至、小暑、大暑、立秋、處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雪、大雪。
此中奇數統稱為中氣，偶數統稱做節氣。
二十四節氣分别标志着太陽在一周年運動中的24個大體固定的位置，是對太陽周年運動位置的一種特殊的描述形式，它們又能較好地反映一年中寒暑、雨旱、日照長短等變化的規律。
所以，它們不但具有重要的天文意義，而且對于農業生産有着重大的指導作用。
二十四節氣自戰國時期得以完備之後，一直成為我國傳統曆法的重要内容之一，至今在廣大農村仍有旺盛的生命力。
5．天象觀測與記錄的多樣化和系統化 自春秋始，對于異常天象的觀測與記錄，呈現多樣化的明顯趨向，如彗星、流星雨、隕石等的明确記錄均首見于此時。
《春秋》莊公七年（前687）“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這是世界上關于天琴座流星雨的最早記載。
僖公十六年（前644）“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這是最早的隕星記事；文公十四年（前613）“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鬥”，這些關于哈雷彗星的最早記錄，等等。
二、古四分曆法 春秋後期，産生了一種取回歸年長度為日，并采用19年7閏為閏周的曆法，它因回歸年長度的奇零部分為日而得名為四分曆，又有别于東漢時期的四分曆，故通稱古四分曆。
該曆的朔望月長度可由回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