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古代的碑刻與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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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時因地震斷裂損字，王堯典按舊文集所缺字另刻小石立其旁，頗有錯誤。
清康熙時巡撫賈漢複又補刻《孟子》。
孟蜀石經，廣政七年毋昭裔立石，世稱《蜀石經》，楷書，不僅正文，且有唐人習用之注，是其特色，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孝經》、《爾雅》十經，北宋皇祐時田況又補刻《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宣和時席貢又補刻《孟子》。
石原在成都，久佚失，僅存殘拓，民國時劉體智據以影印。
北宋石經，仁宗時立石，有《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孟子》九經，一行篆書，一行楷書。
石原在開封，今存殘石及舊拓殘本。
清石經，乾隆五年蔣衡進獻楷書《十三經》，五十六年刻石，今存原國子監中，不為世重。
此外還有零星刊刻的。
最有名的是唐玄宗天寶四載所立禦注《孝經》，禦書八分體，四碑合成一柱，世稱《石台孝經》，今在西安碑林。
道經刻石，多用碑石，所刻以《老子道德經》居多，今存有唐刻五石，宋刻一石，元刻二石，以唐中宗景龍二年龍興觀一石為最古。
此外尚刻有《陰符經》、《常清靜經》、《消災護命經》等（均楷書），遠不如佛經刻石之多。
題詠題名 又有職官及科舉及第者之題名，亦始于唐代。
今存者以開元時《禦史台精舍題名碑》及大中時《郎官石柱題名》為著。
科舉及第之題名存者皆宋元以下，而明清進士題名碑之在北京者為數尤夥，皆有資于史學考證。
建築物器物刻字 上列諸項，悉以文字為主，即造像亦文字與所造佛像并重。
至石質建築物、器物之刻有文字，則以物為主體而附加文字而已。
建築物之刻有文字者，如： 阙。
東漢魏晉南朝皆有刻字之石阙。
東漢嵩山《太室》、《少室》、《開母》三石阙，都是神廟前的阙（均漢箓）。
墓道前的阙則山東有東漢《武氏》二阙、《南武陽》三阙，四川有東漢《王稚子》、《高頤》等阙（均八分），江蘇有南朝的梁阙（均楷書，西阙之字均反書）。
柱。
唐宋寺觀的石柱或柱礎上多有刻字的。
安陽出土鑿孔的方形石刻有“趙建武四年造泰武殿前猨戲絞柱石孔”（八分），是傳世柱礎刻字最古的。
塔。
塔蓋、塔盤、塔座之用石刻者間或有刻字，如登封會善寺的塔蓋有北魏神龜三年刻字（魏體），蘇州治平寺塔盤有隋大業七年刻字（八分，已佚），陵縣塔座有唐天寶六載刻字（楷書）。
黃腸。
顯貴者用黃心柏木累砌棺外叫“黃腸”。
到東漢時多用石替代，上刻年号及尺寸數字。
石人石獸。
多立在宮室及冢墓之前，有的刻上文字。
如曲阜魯恭王墓前有二石人，胸前一刻“府門之卒”，一刻“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均漢箓）。
掖縣太基山有鄭述祖所造石人，刻“甲申年造乙酉年成”（魏體）。
建國後灌縣出土東漢造李冰石像（八分），胸前也刻有職銜姓名。
石獸中著名的有東漢時刻獅子，刻有“雒陽中東門外劉漢所作師子一雙”一行（八分）。
橋。
江浙石橋多刻有宋元年号，有明清年号的更多。
井。
井欄刻字以梁天監十五年刻字為最古（魏體），江浙一帶多有宋元明清刻字的井欄。
石質器物刻有文字的，有： 幡竿石。
寺院用來立幡竿，存者以唐開元時虞鄉石佛寺一刻為古（楷書）。
石燈台。
形制近似經幢而用來燃燈的，存者以唐天寶時洛陽、元氏二刻為古（均楷書）。
石香爐。
寺觀祠廟用來焚香的，存者以後晉天福時密縣超化寺、益都玉皇廟二刻為古（均楷書）。
石盆。
以北宋治平時蘇轼所銘雪浪盆最為著名（楷書）。
石硙。
山東有晉太康九年刻字石硙（八分）。
拓本 拓本的“拓”，要讀作tà，拓本也可寫作“搨本”。
是用紙稍微弄濕後覆蓋在碑刻之上，加以捶打，使有字劃處紙凹下，再在紙将幹未幹時用拓包沾墨在上面輕輕打過，這樣揭下來的紙就成為黑底白字的“拓片”，這種拓片就是此碑刻的“拓本”。
《隋書·經籍志》著錄“一字石經”、“三字石經”若幹卷，還注明“梁有幾卷”，說明這種拓碑技術當起于南北朝時，因為《後漢書·蔡邕傳》講立石經後隻說“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足證當時還不懂得捶拓隻好摹寫。
碑刻雖是石質，日久也易損泐。
拓本時代早的損泐少，晚的損泐多，所以舊拓最受重視。
再有原石佚失，拓本僅存，就成為孤本或稀見之本。
碑估或好事者從而覆刻，即拓本又有原石本和翻刻本之别。
所以同一名目的拓本大有優劣，價格也随之貴賤不一。
舊拓中今存最早有唐拓，都是在敦煌發現的，有唐太宗書《溫泉銘》（行書）殘存後半篇，有長慶四年柳公權書《金剛經》（楷書），都裱成卷子，有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禅師塔銘》，剪裱存單開12頁。
明拓除上述諸唐碑外，已廣及漢魏六朝。
今東漢名碑如《禮器碑》、《乙瑛碑》、《史晨前後碑》、《張遷碑》等均以明拓為上品，明末出土的《曹全碑》自更貴明拓。
北魏碑刻至清中葉才被重視，北魏《張猛龍碑》、隋《龍藏寺碑》、《常醜奴志》（楷書）的明拓就以少見珍。
清拓中的舊拓，又有清初拓（清人曰國初）和乾嘉拓（乾隆、嘉慶，有時還包括道光、鹹豐）之稱。
今存碑刻之清初及乾嘉時出土或搜獲的，如東漢《韓仁銘》（八分）、北魏《鄭羲碑》、《馬鳴寺根法師碑》、《高貞碑》、《刁遵志》、東魏《劉懿志》（魏體）、唐《韓仲良碑》、《樊興碑》等（均楷書），均以清初拓或乾嘉拓為初拓，價格不在明拓之下。
但有明拓的碑刻，則乾嘉拓也隻稱稍舊拓，并不十分貴重。
以上這些宋拓、明拓、清初拓、乾嘉拓，過去都統稱為舊拓。
遇到時代難于确定時，也可泛稱為舊拓。
清同治光緒以來到民國的拓本，過去概稱為近拓、新拓，除非原石已告佚失，不受重視。
其實這些近拓留至今日也已有幾十年上百年的曆史，在此時期内原石難免再有損壞，加以為保護原石起見目前已多數禁拓，則這種近拓也必然日見珍貴，将來都會升格成舊拓。
再說孤本和稀見本。
原石佚失僅存一個拓本的，此拓本叫孤本。
如明拓北魏《張玄志》（在無錫秦氏），宋拓《永陽王蕭敷夫婦志》（在上海博物館），宋拓隋丁道護《啟法寺碑》（在日本），唐拓唐太宗《溫泉銘》殘卷（在法國巴黎），宋拓褚遂良《孟法師碑》，宋拓魏栖梧《善才寺碑》（楷書），宋拓薛稷《信行禅師碑》（楷書，以上均在日本），宋拓李邕《法華寺碑》（行書，在上海博物館），宋拓沈傳師《羅池神廟碑》（楷書，在日本），唐拓柳公權《金剛經》（在巴黎），宋拓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裱本上冊（楷書，在北京圖書館）等均是。
仿照原有碑刻重刻一石，則又有原石拓本和翻刻本（也稱覆刻本）的區别。
翻刻有三種情況：（1）原石佚失，據原石拓本翻刻一石，拓了冒充原石拓本，多墓志，因為石小工省。
其中如清中葉翻刻的《司馬紹志》、《司馬昞志》以及《董美人志》，民國時翻刻《常季繁志》，均尚近真。
（2）原石尚存，據損泐較少的舊拓翻刻一石，拓了冒充舊拓以牟利，如翻刻了《禮器碑》冒充宋拓，翻刻了《張猛龍碑》冒充明拓，多清人所為。
（3）原石尚存，另刻
清康熙時巡撫賈漢複又補刻《孟子》。
孟蜀石經，廣政七年毋昭裔立石，世稱《蜀石經》，楷書，不僅正文，且有唐人習用之注，是其特色，有《周易》、《尚書》、《毛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論語》、《孝經》、《爾雅》十經，北宋皇祐時田況又補刻《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宣和時席貢又補刻《孟子》。
石原在成都，久佚失，僅存殘拓，民國時劉體智據以影印。
北宋石經，仁宗時立石，有《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孟子》九經，一行篆書，一行楷書。
石原在開封，今存殘石及舊拓殘本。
清石經，乾隆五年蔣衡進獻楷書《十三經》，五十六年刻石，今存原國子監中，不為世重。
此外還有零星刊刻的。
最有名的是唐玄宗天寶四載所立禦注《孝經》，禦書八分體，四碑合成一柱，世稱《石台孝經》，今在西安碑林。
道經刻石，多用碑石，所刻以《老子道德經》居多，今存有唐刻五石，宋刻一石，元刻二石，以唐中宗景龍二年龍興觀一石為最古。
此外尚刻有《陰符經》、《常清靜經》、《消災護命經》等（均楷書），遠不如佛經刻石之多。
題詠題名 又有職官及科舉及第者之題名，亦始于唐代。
今存者以開元時《禦史台精舍題名碑》及大中時《郎官石柱題名》為著。
科舉及第之題名存者皆宋元以下，而明清進士題名碑之在北京者為數尤夥，皆有資于史學考證。
建築物器物刻字 上列諸項，悉以文字為主，即造像亦文字與所造佛像并重。
至石質建築物、器物之刻有文字，則以物為主體而附加文字而已。
建築物之刻有文字者，如： 阙。
東漢魏晉南朝皆有刻字之石阙。
東漢嵩山《太室》、《少室》、《開母》三石阙，都是神廟前的阙（均漢箓）。
墓道前的阙則山東有東漢《武氏》二阙、《南武陽》三阙，四川有東漢《王稚子》、《高頤》等阙（均八分），江蘇有南朝的梁阙（均楷書，西阙之字均反書）。
柱。
唐宋寺觀的石柱或柱礎上多有刻字的。
安陽出土鑿孔的方形石刻有“趙建武四年造泰武殿前猨戲絞柱石孔”（八分），是傳世柱礎刻字最古的。
塔。
塔蓋、塔盤、塔座之用石刻者間或有刻字，如登封會善寺的塔蓋有北魏神龜三年刻字（魏體），蘇州治平寺塔盤有隋大業七年刻字（八分，已佚），陵縣塔座有唐天寶六載刻字（楷書）。
黃腸。
顯貴者用黃心柏木累砌棺外叫“黃腸”。
到東漢時多用石替代，上刻年号及尺寸數字。
石人石獸。
多立在宮室及冢墓之前，有的刻上文字。
如曲阜魯恭王墓前有二石人，胸前一刻“府門之卒”，一刻“漢故樂安太守麃君亭長”（均漢箓）。
掖縣太基山有鄭述祖所造石人，刻“甲申年造乙酉年成”（魏體）。
建國後灌縣出土東漢造李冰石像（八分），胸前也刻有職銜姓名。
石獸中著名的有東漢時刻獅子，刻有“雒陽中東門外劉漢所作師子一雙”一行（八分）。
橋。
江浙石橋多刻有宋元年号，有明清年号的更多。
井。
井欄刻字以梁天監十五年刻字為最古（魏體），江浙一帶多有宋元明清刻字的井欄。
石質器物刻有文字的，有： 幡竿石。
寺院用來立幡竿，存者以唐開元時虞鄉石佛寺一刻為古（楷書）。
石燈台。
形制近似經幢而用來燃燈的，存者以唐天寶時洛陽、元氏二刻為古（均楷書）。
石香爐。
寺觀祠廟用來焚香的，存者以後晉天福時密縣超化寺、益都玉皇廟二刻為古（均楷書）。
石盆。
以北宋治平時蘇轼所銘雪浪盆最為著名（楷書）。
石硙。
山東有晉太康九年刻字石硙（八分）。
拓本 拓本的“拓”，要讀作tà，拓本也可寫作“搨本”。
是用紙稍微弄濕後覆蓋在碑刻之上，加以捶打，使有字劃處紙凹下，再在紙将幹未幹時用拓包沾墨在上面輕輕打過，這樣揭下來的紙就成為黑底白字的“拓片”，這種拓片就是此碑刻的“拓本”。
《隋書·經籍志》著錄“一字石經”、“三字石經”若幹卷，還注明“梁有幾卷”，說明這種拓碑技術當起于南北朝時，因為《後漢書·蔡邕傳》講立石經後隻說“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足證當時還不懂得捶拓隻好摹寫。
碑刻雖是石質，日久也易損泐。
拓本時代早的損泐少，晚的損泐多，所以舊拓最受重視。
再有原石佚失，拓本僅存，就成為孤本或稀見之本。
碑估或好事者從而覆刻，即拓本又有原石本和翻刻本之别。
所以同一名目的拓本大有優劣，價格也随之貴賤不一。
舊拓中今存最早有唐拓，都是在敦煌發現的，有唐太宗書《溫泉銘》（行書）殘存後半篇，有長慶四年柳公權書《金剛經》（楷書），都裱成卷子，有歐陽詢書《化度寺邕禅師塔銘》，剪裱存單開12頁。
明拓除上述諸唐碑外，已廣及漢魏六朝。
今東漢名碑如《禮器碑》、《乙瑛碑》、《史晨前後碑》、《張遷碑》等均以明拓為上品，明末出土的《曹全碑》自更貴明拓。
北魏碑刻至清中葉才被重視，北魏《張猛龍碑》、隋《龍藏寺碑》、《常醜奴志》（楷書）的明拓就以少見珍。
清拓中的舊拓，又有清初拓（清人曰國初）和乾嘉拓（乾隆、嘉慶，有時還包括道光、鹹豐）之稱。
今存碑刻之清初及乾嘉時出土或搜獲的，如東漢《韓仁銘》（八分）、北魏《鄭羲碑》、《馬鳴寺根法師碑》、《高貞碑》、《刁遵志》、東魏《劉懿志》（魏體）、唐《韓仲良碑》、《樊興碑》等（均楷書），均以清初拓或乾嘉拓為初拓，價格不在明拓之下。
但有明拓的碑刻，則乾嘉拓也隻稱稍舊拓，并不十分貴重。
以上這些宋拓、明拓、清初拓、乾嘉拓，過去都統稱為舊拓。
遇到時代難于确定時，也可泛稱為舊拓。
清同治光緒以來到民國的拓本，過去概稱為近拓、新拓，除非原石已告佚失，不受重視。
其實這些近拓留至今日也已有幾十年上百年的曆史，在此時期内原石難免再有損壞，加以為保護原石起見目前已多數禁拓，則這種近拓也必然日見珍貴，将來都會升格成舊拓。
再說孤本和稀見本。
原石佚失僅存一個拓本的，此拓本叫孤本。
如明拓北魏《張玄志》（在無錫秦氏），宋拓《永陽王蕭敷夫婦志》（在上海博物館），宋拓隋丁道護《啟法寺碑》（在日本），唐拓唐太宗《溫泉銘》殘卷（在法國巴黎），宋拓褚遂良《孟法師碑》，宋拓魏栖梧《善才寺碑》（楷書），宋拓薛稷《信行禅師碑》（楷書，以上均在日本），宋拓李邕《法華寺碑》（行書，在上海博物館），宋拓沈傳師《羅池神廟碑》（楷書，在日本），唐拓柳公權《金剛經》（在巴黎），宋拓柳公權《神策軍紀聖德碑》裱本上冊（楷書，在北京圖書館）等均是。
仿照原有碑刻重刻一石，則又有原石拓本和翻刻本（也稱覆刻本）的區别。
翻刻有三種情況：（1）原石佚失，據原石拓本翻刻一石，拓了冒充原石拓本，多墓志，因為石小工省。
其中如清中葉翻刻的《司馬紹志》、《司馬昞志》以及《董美人志》，民國時翻刻《常季繁志》，均尚近真。
（2）原石尚存，據損泐較少的舊拓翻刻一石，拓了冒充舊拓以牟利，如翻刻了《禮器碑》冒充宋拓，翻刻了《張猛龍碑》冒充明拓，多清人所為。
（3）原石尚存，另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