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古代的碑刻與書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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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古代的碑刻
概說
在石上刊刻以文字為主的東西，用來供閱讀識别，是我國特有的一種文化現象。
它起源于黃河流域，不久遍及漢族生活地區，還旁及兄弟民族和受我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和朝鮮半島等地方。
收集著錄這種石刻文字的事情開始于北宋。
這是因為到北宋我國已進入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會，學術文化出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這種石刻文字之風自随之而興起。
當時是把這種石刻文字和青銅器及其銘文統在一起稱為“金石”的，直到清代以至民國還習慣承用稱這門學問為“金石學”。
隻是對石刻文字的收集研究遠多于青銅器銘文，以“金石”命名的書除開頭有極少數著錄青銅器銘文外，絕大部分都是石刻文字。
如今青銅器的研究已納入考古學中，青銅器銘文即所謂“金文”的研究也成為古文字學的一部分，講石刻文字自應單獨用個名稱。
稱“石刻文字學”似不妥，易誤會為文字學的一種；就石刻文字中為數最多的碑和墓志稱為“碑志學”，也不妥，因為僅存于古人文集中的碑志也可闌入。
以此不如用“碑刻”一詞來概括石刻文字，稱這門學問為“碑刻學”。
說“碑”自可連帶同類的墓志、造像……稱“刻”則規定必須是石刻而不包括僅存文集中的碑志在内。
當然，今天的碑刻學仍舊是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前人成果很多，初學可先看清末葉昌熾的《語石》和民國時馬衡的《中國金石學概要》（北京大學講義，後收入所著《凡将齋金石叢稿》）。
要查閱碑刻的錄文和考證，可利用清中葉王昶的《金石萃編》和其後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
北宋的金石名著則有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
至于民國以來尤其是建國後出土的大量墓志和其他碑刻，則尚在整理中。
下面，将碑刻區分為碣、碑、墓志、畫像、造像、石經、題詠題名、建築物器物刻字共八大類來講述。
碣 碑 按照刊刻的内容，碑又可區分為下列幾類。
（一）墓碑：為數最多。
著名的如東漢《鄭固碑》、《孔宙碑》、《衡方碑》、《魯峻碑》（均八分）、《袁安碑》、《袁敞碑》（均小篆），曹魏《曹真碑》、《王基碑》、（均八分）東晉《爨寶子碑》、劉宋《爨龍顔碑》，北魏《鄭羲碑》（摩崖上下二刻）、《高貞碑》（均由隸至楷的過渡時期書體，自《爨龍顔碑》以下俗稱為北魏體、魏體），唐昭陵陪葬諸碑（多數楷書），宋以來則數量更多但較少著名。
還有釋道身後的碑也和墓碑同樣性質。
著名的有北魏《馬鳴寺根法師碑》（魏體），唐《道因法師碑》、《信行禅師碑》、《不空和尚碑》、《大達法師玄秘塔碑》、《圭峰定慧禅師碑》（均楷書），這都是僧徒。
道士較少，著名的有唐《孟法師碑》和《魏法師碑》（均楷書），前者是女道士。
（四）其他雜刻之碑，有： （1）诏敕文牒：诏敕如唐太宗《少林寺賜田敕》，唐玄宗《令長新誡》，宋太祖《戒石銘》、徽宗《辟雍诏》、《大觀聖作碑》（均楷書），而元《聖旨碑》存世尤多，都用漢文白話（亦楷書）。
文牒則如北宋景祐元年《中書門下牒永興軍》、二年《中書門下牒永興軍》均是（均楷書）。
（3）界至：稱“界碑”、“界至碑”、“四至碑”，标明土地的東南西北各至何處，佛寺也稱“界相碑”。
如唐《豐樂寺大界相碑》，北宋《栖嚴寺四至記》、南宋《常熟縣經界記》（均楷書）。
（4）醫方：較早的有北齊《都邑師道興治疾方》（魏體），與造像記同刻一石。
陝西耀縣有三石刻醫方，傳為孫思邈《千金方》（均楷書）。
（5）書目：杭州有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
墓志附塔銘買地券 墓碑立在墓前日久易于損毀，古人另在墓圹中安置石刻記死者姓名簡曆，以供後世子孫辨認。
其事大概起源于東漢。
光緒末年山東峄縣出土的《臨為父作封記》就是這種墓石（八分）。
同時河南孟津還出土東漢時刑徒死後埋葬的磚刻，刻有姓名、籍貫、刑罰和年月。
西晉時這類墓石有所謂《荀嶽墓題字》、《魏雛柩題字》、《石尠墓題字》、《石定墓題字》等等（均八分），但仍沒有稱為“墓志”，而且形制廣狹不一，沒有定式。
這種墓志北朝多，東晉、南朝少。
南朝墓志出土的過去推劉宋《劉懷民志》為最早（八分過渡初期字體）。
建國後南京附近又出土東晉《謝鲲志》（八分）、《劉謙婦劉氏志》、《王興之志》、《劉剋志》、《王丹虎志》、《王閩之志》（均所謂魏體）。
蕭齊有《呂超靜志》，蕭梁有《程虔志》、《永陽王蕭敷志》、《蕭敷妻王氏志》、（均魏體而有變化）。
北朝的則推北魏太和二十三年《韓顯宗志》（魏體）為最早，以後為數極多。
舊時出土著名的北魏有《刁遵志》、《崔敬邕志》、《張玄（黑女）志》、《鄭道忠志》、《李超志》（均魏體），隋有《常醜奴志》、《董美人志》、《蘇孝慈志》（均楷書）。
民國時洛陽北郊出土元氏志和其他北魏将相大臣志更多，多為于右任鴛鴦七志齋所收得，後移贈西安碑林博物館。
唐志則民國時洛陽出土的多歸張钫千唐志齋，今仍在河南新安縣鐵門鎮張氏故居；少數為李根源曲石精廬所得，在江蘇蘇州。
建國後陝西出土唐志頗多大而精美者，多在碑林博物館及昭陵博物館。
宋志出土轉少于唐，且常不被重視。
元明以下更少見收藏著錄。
僧尼和居士不用棺葬而用火葬，有骨灰塔，一人一塔，不用墓志而在此塔上刻墓志式的文字叫“塔銘”。
有名的如唐《化度寺邕禅師塔銘》、《王居士磚塔銘》等（均楷書）。
還有一種“買地券”，也叫“墓”，刻石标明死者姓名及墓地“四至”，像前面所說的“界碑”那樣，埋入墓中。
已出土的有吳《浩宗墓券》、西晉《楊紹墓》（均八分）、南漢《馬二十四娘墓券》（楷書）所說四至都在虛無之中并非實地。
四至為實地的有唐《劉玄簡墓券》（楷書）。
畫像 唐宋碑刻上也偶爾刻有工細的線條畫。
如西安唐大雁塔四個門楣石上刻有佛寺庭院，碑林唐《道德寺碑》的碑陰刻有女尼畫像，都是唐畫精美之作。
造像 石像之外還有用銅、泥造佛像的。
造銅佛像的事情多見于《太平廣記》“釋證”門，今存銅造像也多北朝隋唐時所造，小的隻有二三寸，大的不過一尺多，像下有座，造像記或刻座上，或刻像背上，有的還塗了金。
看《太平廣記》所說這種造像多在私宅供養，不必送佛寺。
泥像在佛寺中的都沒有題記，不屬碑刻研究範圍，隻有所謂“善業泥”造像，形制像小銅造像，背面有“大唐善業泥壓得真如妙色身”陽文十二字（楷書），是用僧人骨灰和泥模壓而成，清中葉西安大雁塔下尚有這種“善業泥”造像被人拾得。
道教很多地方模仿佛教，也留有少數造像，有名的隻有北齊末年陽文方格的《馬天祥造像》（隸書），原石失佚，流傳拓本多翻刻。
陝西耀縣的《姚伯多造像》（魏體）則尚無恙。
石經 唐石經，文宗開成二年刻于長安，楷書，世稱《開成石經》，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九經，加上《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二經，又附以唐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後存西安碑林。
明
它起源于黃河流域，不久遍及漢族生活地區，還旁及兄弟民族和受我國文化影響的日本和朝鮮半島等地方。
收集著錄這種石刻文字的事情開始于北宋。
這是因為到北宋我國已進入成熟的封建地主制社會，學術文化出現前所未有的新局面，研究這種石刻文字之風自随之而興起。
當時是把這種石刻文字和青銅器及其銘文統在一起稱為“金石”的，直到清代以至民國還習慣承用稱這門學問為“金石學”。
隻是對石刻文字的收集研究遠多于青銅器銘文，以“金石”命名的書除開頭有極少數著錄青銅器銘文外，絕大部分都是石刻文字。
如今青銅器的研究已納入考古學中，青銅器銘文即所謂“金文”的研究也成為古文字學的一部分，講石刻文字自應單獨用個名稱。
稱“石刻文字學”似不妥，易誤會為文字學的一種；就石刻文字中為數最多的碑和墓志稱為“碑志學”，也不妥，因為僅存于古人文集中的碑志也可闌入。
以此不如用“碑刻”一詞來概括石刻文字，稱這門學問為“碑刻學”。
說“碑”自可連帶同類的墓志、造像……稱“刻”則規定必須是石刻而不包括僅存文集中的碑志在内。
當然，今天的碑刻學仍舊是在繼承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
前人成果很多，初學可先看清末葉昌熾的《語石》和民國時馬衡的《中國金石學概要》（北京大學講義，後收入所著《凡将齋金石叢稿》）。
要查閱碑刻的錄文和考證，可利用清中葉王昶的《金石萃編》和其後陸增祥的《八瓊室金石補正》。
北宋的金石名著則有歐陽修的《集古錄》和趙明誠的《金石錄》。
至于民國以來尤其是建國後出土的大量墓志和其他碑刻，則尚在整理中。
下面，将碑刻區分為碣、碑、墓志、畫像、造像、石經、題詠題名、建築物器物刻字共八大類來講述。
碣 碑 按照刊刻的内容，碑又可區分為下列幾類。
（一）墓碑：為數最多。
著名的如東漢《鄭固碑》、《孔宙碑》、《衡方碑》、《魯峻碑》（均八分）、《袁安碑》、《袁敞碑》（均小篆），曹魏《曹真碑》、《王基碑》、（均八分）東晉《爨寶子碑》、劉宋《爨龍顔碑》，北魏《鄭羲碑》（摩崖上下二刻）、《高貞碑》（均由隸至楷的過渡時期書體，自《爨龍顔碑》以下俗稱為北魏體、魏體），唐昭陵陪葬諸碑（多數楷書），宋以來則數量更多但較少著名。
還有釋道身後的碑也和墓碑同樣性質。
著名的有北魏《馬鳴寺根法師碑》（魏體），唐《道因法師碑》、《信行禅師碑》、《不空和尚碑》、《大達法師玄秘塔碑》、《圭峰定慧禅師碑》（均楷書），這都是僧徒。
道士較少，著名的有唐《孟法師碑》和《魏法師碑》（均楷書），前者是女道士。
（四）其他雜刻之碑，有： （1）诏敕文牒：诏敕如唐太宗《少林寺賜田敕》，唐玄宗《令長新誡》，宋太祖《戒石銘》、徽宗《辟雍诏》、《大觀聖作碑》（均楷書），而元《聖旨碑》存世尤多，都用漢文白話（亦楷書）。
文牒則如北宋景祐元年《中書門下牒永興軍》、二年《中書門下牒永興軍》均是（均楷書）。
（3）界至：稱“界碑”、“界至碑”、“四至碑”，标明土地的東南西北各至何處，佛寺也稱“界相碑”。
如唐《豐樂寺大界相碑》，北宋《栖嚴寺四至記》、南宋《常熟縣經界記》（均楷書）。
（4）醫方：較早的有北齊《都邑師道興治疾方》（魏體），與造像記同刻一石。
陝西耀縣有三石刻醫方，傳為孫思邈《千金方》（均楷書）。
（5）書目：杭州有元《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記》。
墓志附塔銘買地券 墓碑立在墓前日久易于損毀，古人另在墓圹中安置石刻記死者姓名簡曆，以供後世子孫辨認。
其事大概起源于東漢。
光緒末年山東峄縣出土的《臨為父作封記》就是這種墓石（八分）。
同時河南孟津還出土東漢時刑徒死後埋葬的磚刻，刻有姓名、籍貫、刑罰和年月。
西晉時這類墓石有所謂《荀嶽墓題字》、《魏雛柩題字》、《石尠墓題字》、《石定墓題字》等等（均八分），但仍沒有稱為“墓志”，而且形制廣狹不一，沒有定式。
這種墓志北朝多，東晉、南朝少。
南朝墓志出土的過去推劉宋《劉懷民志》為最早（八分過渡初期字體）。
建國後南京附近又出土東晉《謝鲲志》（八分）、《劉謙婦劉氏志》、《王興之志》、《劉剋志》、《王丹虎志》、《王閩之志》（均所謂魏體）。
蕭齊有《呂超靜志》，蕭梁有《程虔志》、《永陽王蕭敷志》、《蕭敷妻王氏志》、（均魏體而有變化）。
北朝的則推北魏太和二十三年《韓顯宗志》（魏體）為最早，以後為數極多。
舊時出土著名的北魏有《刁遵志》、《崔敬邕志》、《張玄（黑女）志》、《鄭道忠志》、《李超志》（均魏體），隋有《常醜奴志》、《董美人志》、《蘇孝慈志》（均楷書）。
民國時洛陽北郊出土元氏志和其他北魏将相大臣志更多，多為于右任鴛鴦七志齋所收得，後移贈西安碑林博物館。
唐志則民國時洛陽出土的多歸張钫千唐志齋，今仍在河南新安縣鐵門鎮張氏故居；少數為李根源曲石精廬所得，在江蘇蘇州。
建國後陝西出土唐志頗多大而精美者，多在碑林博物館及昭陵博物館。
宋志出土轉少于唐，且常不被重視。
元明以下更少見收藏著錄。
僧尼和居士不用棺葬而用火葬，有骨灰塔，一人一塔，不用墓志而在此塔上刻墓志式的文字叫“塔銘”。
有名的如唐《化度寺邕禅師塔銘》、《王居士磚塔銘》等（均楷書）。
還有一種“買地券”，也叫“墓”，刻石标明死者姓名及墓地“四至”，像前面所說的“界碑”那樣，埋入墓中。
已出土的有吳《浩宗墓券》、西晉《楊紹墓》（均八分）、南漢《馬二十四娘墓券》（楷書）所說四至都在虛無之中并非實地。
四至為實地的有唐《劉玄簡墓券》（楷書）。
畫像 唐宋碑刻上也偶爾刻有工細的線條畫。
如西安唐大雁塔四個門楣石上刻有佛寺庭院，碑林唐《道德寺碑》的碑陰刻有女尼畫像，都是唐畫精美之作。
造像 石像之外還有用銅、泥造佛像的。
造銅佛像的事情多見于《太平廣記》“釋證”門，今存銅造像也多北朝隋唐時所造，小的隻有二三寸，大的不過一尺多，像下有座，造像記或刻座上，或刻像背上，有的還塗了金。
看《太平廣記》所說這種造像多在私宅供養，不必送佛寺。
泥像在佛寺中的都沒有題記，不屬碑刻研究範圍，隻有所謂“善業泥”造像，形制像小銅造像，背面有“大唐善業泥壓得真如妙色身”陽文十二字（楷書），是用僧人骨灰和泥模壓而成，清中葉西安大雁塔下尚有這種“善業泥”造像被人拾得。
道教很多地方模仿佛教，也留有少數造像，有名的隻有北齊末年陽文方格的《馬天祥造像》（隸書），原石失佚，流傳拓本多翻刻。
陝西耀縣的《姚伯多造像》（魏體）則尚無恙。
石經 唐石經，文宗開成二年刻于長安，楷書，世稱《開成石經》，有《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九經，加上《論語》、《孝經》、《爾雅》為十二經，又附以唐張參《五經文字》、唐玄度《九經字樣》，後存西安碑林。
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