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古代思想文化的特征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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蔽了人的善良本性，因此都提出“存天理，棄人欲”或“存心去欲”的口号。
南宋朱熹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體系。
什麼是理？朱熹解釋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
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27］顯然他所說的“理”，是産生萬物的本源，是離開事物而能獨立存在的一種什麼東西，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主宰。
朱熹還把所謂永恒的理引申到封建道德範疇中，借以大肆宣揚封建的“三綱五常”思想。
所謂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仁、義、禮、智、信。
朱熹說：“仁莫大于父子，義莫大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28］朱熹把這些封建倫常說成是天理，是先天就有的。
他說，“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先已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直待有了君臣父子，卻旋将這道理入在裡面”。
［29］這種說法似是而非。
一種事物的内在性質和規律性總是同這事物同時存在的，不可能先有事物的性質，然後才産生出事物本身。
朱熹還進而把天理同人性、人欲聯系在一起。
他認為具有封建的倫常是人的本性，有的人所以有“不善”的表現，是由于被人的欲望所蒙蔽。
因此人們必須放棄私欲，服從天理。
朱熹于是提出“存天理，棄人欲”的号召，要求人們都必須遵守封建倫理綱常，聽命于封建統治。
朱熹運用這些理學思想去闡釋儒家經典，著作除《四書章句集注》外，還有《周易本義》、《詩集傳》等，被後世封建統治者提到儒學正宗的地位。
二、宋代理學産生的原因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宋朝，城市經濟以及商品交換得到發展，這些新的因素必然會沖擊傳統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意識。
這時統治階級就需要更嚴密、更具有欺騙性的思想理論來控制人民的言行，維護舊的秩序、思想的穩定。
宋代理學的綱常倫理思想可以更有力地維護封建社會那套嚴格的貴賤尊卑的等級制度、鉗制人民的思想，因此這時宣揚忠孝節義的義理性命之學便得以發展起來，後世也稱它為程朱理學。
宋代以後，理學也受到明、清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儒學的正統思想。
封建統治者為了強化文化思想的專制，他們不僅要借助于儒學，而且也要利用佛家、道家來麻醉被統治者。
在宋代的理學中，朱熹講“棄人欲”與佛教的禁欲主義有相通之處；周敦頤說太極是從“無”産生的，與道家的“有生于無”思想也是吻合的，他的太極圖就是從道教那裡學來的；佛教、道教宣揚的“行善”内容，又都與儒家的仁義、天命思想相合拍。
這些都表明，儒、釋、道三家的相互融合、滲透，在宋代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所以建于五代、宋朝的四川大足石窟中，就出現了佛、道、儒三家教主釋迦牟尼、老子、孔子造像同時供奉在一窟中的現象，正是三家合流的形象表現。
這種現象，在中國其他的一些寺廟中也可見到。
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上，感到三家都是教人為善，因此并不矛盾。
所以，《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平時要讀儒家的四書五經，參加科舉考試；又和妙玉、黛玉等學佛家參禅；心中不快時，又手持《南華經》（即《莊子》）讀了起來，想從道家那裡獲得解脫。
讀者對此也都覺得合乎情理。
第九節 明朝的理學與陽明學派 一、明朝理學的前後變化 明朝前期在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下，朱熹的理學思想占據統治地位。
在明成祖朱棣授意下，由胡廣等編纂成《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理學大典，宣揚程朱理學思想，成為讀書人必讀的規範教材。
在科舉考試中，也要以程朱理學思想作為答題的準則。
時間長了不免産生負面影響，大家說一樣的話，做一樣的文章，學術思想停滞不前，學術空氣愈加沉悶。
這種局面引發了越來越多的讀書人的不滿，終于促成明朝中後期陽明學派的崛起。
王守仁仕途坎坷，因反對宦官劉瑾專權，曾被貶官為貴州龍場驿丞，以後又升至南京兵部尚書。
政治的失意，更促進了他的哲學思考。
他還鎮壓過農民的武裝起義，因此他敏銳地指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32］這反映出像王陽明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觀點到，封建制度已經面臨深刻的危機，鎮壓局部的人民武裝反抗相對來說還比較容易，而消滅人民心中的反封建思想才是最難的。
這樣的思想觀點是超前的，也說明封建社會已開始進入沒落階段。
二、理學在明清的沒落 理學自宋代興起以後，在封建意識形态領域中一直占據着統治地位。
統治者把封建禮教所宣揚的三綱五常視為人們一切思想言行的準則。
在元、明、清三朝的科舉考試中，都明确規定必須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回答問題的準則。
讀書人隻能用死闆的八股文來重複那些迂腐的說教。
所謂“代聖賢立言”就是不準人們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這時期，封建制度已經出現根本性危機，摧垮封建綱常倫理思想的民主意識開始萌生，封建社會已進入了最後的垂死階段，統治階級正在拼命地利用一切手段維護自己的統治。
在意識形态方面，封建統治者更是大肆宣揚封建的倫理道德，利用理學的“綱常”說教禁锢人們的思想；極力鼓吹腐朽的忠孝節義來愚昧人民，并以此壓制、摧殘已經萌發出來的進步的民主思想。
因此，宋明理學在明、清時代，已經成為僵化、落後的教條了，完全是統治者扼殺人才的精神武器了。
空談道德性命的理學，對社會毫無補益。
對于讀書人來說，它不過是獵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罷了。
在封建社會走向崩潰的進程中，理學在政治上的反動作用越來越突出，在學術上它也無所建樹了。
第十節 清代的考據之學與今文經學 一、清初考據之學的興盛 由于宋明理學日益反動腐朽，至明末清初，一些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批判其流弊，從思想、學術方面探求明朝滅亡的原因。
這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
他們都是明末清初的進步思想家，政治上堅持反滿抗清，在讀書人中有較大的影響。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思想家。
他反對宋明以來理學家們關于“明心見性”、“明道窮性”那一套空談，主張學習經書要有益于治國安邦。
他批判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思想，認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至于“保天下”則“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33］對于天下的興亡，每個百姓都有發言權。
顧炎武提倡“引古籌今”、“明道救世”的實際學問。
他高呼“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34］。
認為研讀古代經書，首先應該考訂文字的古音、古義，這是深刻理解經書原文的先決條件。
因此他十分注重音韻、訓诂的研究和經史的考證。
顧炎武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等重要著作，開創了清代考據學風的先河。
王夫之，号船山。
他力倡“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35］。
他認為孔子死後，儒學逐步變成“僞儒”、“敗類之儒”，都無可取之處。
王夫之對儒學的批判涉及面廣泛，并且有一定的深度。
他提出“六經責我開生面”［36］，倡導在吸取傳統學術合理成分的基礎上，應努力創出新的思想。
他在哲學上總結和發展了古代傳統的唯物主義。
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
”［37］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概念中，氣是指構成萬物的物質實體。
王夫之在這裡主張天地萬物皆由物質所構成，其内在規律性也伴随着同時存在，這有力地批駁了朱熹“理在氣先”的唯心主義觀點。
王夫之從傳統的民本思想出發，強調民衆的重要作用。
他說：“君以民為基……無民而君不立。
”［38］統治者權位的根基在于民衆的擁護，失去民衆的支持，其統治也就無法維持了。
這是對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封建統治的有力批判。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強調以農為本，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王羲之呼出“工商皆本”的思想，［43］反映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
假若按照黃宗羲的設想，中國的經濟将會走上一條新的道路。
由于顧炎武等開明學者對宋明理學一派空談和迂腐說教進行了全面批判，以及他們大力提倡實用之學，使得學術領域中一種繼承漢代古文經學、注重訓诂考證的考據之學逐漸興盛起來。
清代考據學的興起，除了人為的提倡外，還有一定的社會原因。
清朝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後，在武力鎮壓漢族人民反抗的同時，也加強了文化思想專制統治。
統治者除了用高官厚祿拉攏一些漢族知識分子外，還極力壓制他們中的反滿抗清思想。
特别是雍正、乾隆兩朝屢興文字之獄，對知識分子橫加迫害。
這就使得許多文人學者在治學中盡量回避現實政治，甚至把畢生精力都用于對古書的輯佚、考證等工作上。
這就是考據學在清朝興起的另一重要原因。
這些學者從校訂儒家經書擴展至史籍諸子，從考釋典籍文字擴大到考究典章制度。
由于他們的治學重在輯佚、校勘和考證音韻字義、名物訓诂，學風比較樸實，所以又稱之為樸學。
考據之學在清代乾隆、嘉慶兩朝最盛，後世稱當時的學者為乾嘉學派。
一般來說，他們可分為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
這方面著名的學者還有汪中、江永、梅文鼎、焦循、阮元、王念孫、王引之等等。
乾嘉學派在整理古代典籍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他們對古代文字、音韻的研究也取得了極大成就，為中國近代語言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但是它本身也存在着嚴重的缺點和局限。
這些學者們的考據往往流于煩瑣，特别是他們埋頭于古書中的純學術考證，完全脫離了社會政治，把整理古代經典的工作當做讀書人逃避現實鬥争的避風港。
二、清朝今文經學的再現 清朝嘉慶以後，中國的封建社會面臨着全面解體的危機。
自18世紀末開始，不斷爆發白蓮教、天理教、太平天國等一系列大規模的農民武裝起義，使封建統治受到極大沖擊；與此同時，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也在加緊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并且發動了可恥的鴉片戰争，這一切預示着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這樣的形勢下，封建統治階級中一些比較開明的知識分子高呼“變法圖新”，想要挽救頹敗的封建制度。
這些開明的封建知識分子在學術上重新提倡今文經學，宣揚“通經緻用”思想，主張用儒家的經學思想來解決現實社會的政治危機。
這個新興起的今文經學派，早期的著名人物有劉逢祿、宋翔鳳等人。
他們發揮了公羊學中的“張三世”、“通三統”（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
三統：夏、商、周三代之曆法）思想，通過論說夏、商、周三統的變通，來表達他們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張。
他們認為，孔子作《春秋》就是為了表述自己受命改制的思想。
至道光時，學者龔自珍、魏源等進一步發展了劉逢祿等人的思想。
龔自珍是道光朝進士，不僅擅長文學，而且是著名的政論家。
他批評乾嘉學派沉溺于煩瑣考據而脫離實際，同時也反對宋明以來崇尚空談道德修養的封建理學。
他主張通經緻用，也就是要把學術研究同解決現實政治問題聯系起來，在對古代典籍的解釋中評論時政，對國計民生要有所補益。
龔自珍的呼籲，為當時沉悶的學術界開創了新風氣。
他在《六經正名》、《春秋決事比答問》等著作中，常常利用《公羊》義例來譏切時政，無情地揭露封建社會的腐朽，痛斥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敗。
龔自珍強調萬事萬物都處于變化之中，他說：“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
”［44］他認為，封建社會此時已進入“衰世”，隻有實行革新才能改變沒落狀況。
因此他高呼：“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45］不過龔自珍的變革思想始終局限在封建經學範疇之内，他對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極少認識。
在這方面，林則徐、魏源則有所突破，他們開始把眼光移向西方國家，認識到中國人應該去了解西方國家，注重它們的先進技術。
三、林則徐、魏源面向西學以及洋務運動興起 林則徐是嘉慶朝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等人共同提倡經世之學。
林則徐是中國第一個注意了解和學習西方國家的學者、政治家。
他在鴉片戰争前即請人翻譯英文的《廣州日報》、《世界地理大全》等書報，編輯成介紹西方曆史、地理的《四洲志》，并翻譯了瑞士人滑達爾的《各國律例》中有關交戰國之間的封鎖、禁運等律例内容，以便中國同西方列強發生軍事沖突時，能夠依據國際慣例采取主動措施。
林則徐主要是通過自己的政治活動來實現自己的通經緻用的主張。
當其時，能夠突破舊的經學思想，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的口号的是魏源。
魏源是道光朝進士，也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思想家。
他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鼓吹采用機器生産，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46］的口号，也就是通過學習和利用西方的先進技術來達到富民強國的目的和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
他希望中國也能制造槍炮、輪船，以此加強海防，壯大國力。
他還在《四洲志》的基礎上，根據曆代史志增補、編輯成《海國圖志》，對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政治、地理、風俗等做了系統介紹。
這對于打開中國人的眼界，重新認識世界，起了重要作用。
魏源認為，過去理學的那些“心性迂談”是毫無用處的，中國必須“更法改圖”才有出路。
他強調：“變古愈盡，便民愈甚。
”［47］魏源的這些思想對于後來的資産階級改良運動具有一定影響，也可以看做後來洋務派思想的先聲。
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即清朝同治、光緒時期，中國一些高級封建官僚企圖通過采用資本主義生産技術來挽救行将覆滅的封建統治，這就是所謂的洋務運動。
洋務派官員們隻限于引進一些資本主義的生産技術，并不想放棄封建專制統治。
較早的有李鴻章的幕僚馮桂芬，他在《校邠廬抗議·采西學議》中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首先提出“中體西用”的思想。
其後，英商買辦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西學》中提出：“中學其本”、“西學其末”、“主為中學”、“輔以西學”等思想。
較後的有孫家鼐在《議複開京師大學堂折》中建議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立學宗旨”。
倡導以“中體西用”為治國思想的代表人物當屬張之洞。
他在《西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中提出“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
以後他在《勸學篇》中又對這一思想加以發揮。
這種主張充分表明這些人仍然堅持把封建的綱常禮教作為根本的統治思想，對于西方的科學技術隻在于實用，絲毫沒有觸動沒落的封建制度。
在洋務派的提倡下，中國建立起一批工廠，修築了鐵路，創辦了郵電事業，但是由于中國封建制度已經腐朽以及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早期資本主義雖然有所發展，但是國家并未實現富強。
這時期，随着曆史的發展，從地主、官僚、商人中開始轉化出一批早期的民族資産階級。
這個新的民族資産階級同封建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表現十分軟弱。
他們幻想利用清朝皇帝的權力實現資産階級改良，以求得國富兵強的目的。
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為。
四、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和戊戌變法 康有為著有《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比較集中地宣揚了他的托古改制思想，為推行變法維新制造輿論。
在《新學僞經考》中，康有為認為漢代以來的今、古文兩大學派所尊奉的儒家經典都是漢朝劉歆假造的“僞經”，兩派的學術觀點都屬于“僞學”，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
康有為在這裡引導人們敢于去大膽懷疑和否定傳統的封建學術思想，反映了新興資産階級同封建傳統勢力的對抗。
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稱，六經都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假托古代事迹來表達自己的改制思想的，是要建立民主政治。
例如在《尚書·堯典》中有“咨四嶽”一句，意思是向四個部落酋長征求意見，而康有為卻解釋說，這是孔子主張民主政治。
又如有“賓四門”一句，本指各方諸侯入貢于天子，康有為則認為這是孔子主張“辟四門開議院”雲雲。
他還把《公羊傳》的觀點附會成孔子主張後世應該實行君主立憲政治。
康有為能夠向傳統的封建思想提出挑戰，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他隻限于借助孔子的權威來宣傳資産階級民主思想，表明了資産階級改良派的軟弱，他們不敢向封建制度公開發起革命鬥争，隻好讓封建統治者尊奉的聖人來保護自己。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還從《公羊傳》的“三世”說出發，附會上《禮記·禮運》中關于“小康”、“大同”的說法，宣傳人類社會進程首先是據亂世；然後進入升平世，也就是所謂小康；最後達到太平世，那時就實現了世界大同，這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
康有為在這裡抨擊了封建專制和封建等級制度，斥責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弱國的強盜行徑，但是他鼓吹的大同社會藍圖，不過是被美化了的理想社會，而且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社會的道路。
由于曆史條件的局限，戊戌變法在封建頑固勢力的反撲下很快遭到失敗，清末的今文經學也從此沒落下去。
代之而起的是孫中山為首的一批革命家，以資産階級民主主義作為思想武器，最終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專制統治，使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多年，封建的倫理道德、文化思想深深地滲透到我們的民族意識之中，并且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響，所以我們一方面應該繼承和發揚古代文化思想中的優良傳統，同時也應該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真批判那些封建糟粕，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掃清思想障礙。
中國是一個民族衆多、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其成長的悠悠歲月中逐漸形成了輝煌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
所謂多元一體，一方面是指多種思想學說的并存而且融會貫通為一個整體，另一方面也是指衆多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與滲透，形成中華文化的整體。
就整體來說，中華文化是我們祖先傳給後代的十分寶貴的曆史文化遺産，我們應該善待它，繼續吸吮它的養分，并且不斷以發揚光大。
*** ［1］ “民惟邦本，本固邦甯。
”（《尚書·五子之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尚書·泰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緻力于神。
”（《左傳·桓公六年》）“民和而後神降之福。
”（《國語·魯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左傳·僖公五年》）“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國語·鄭語》）“國之将興，聽于民；将亡，聽于神。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2］ 《孟子·盡心下》。
［3］ 《孟子·盡心上》。
［4］ 《孟子·公孫醜上》。
［5］ 《荀子·大略》。
［6］ 《論語·雍也》。
［7］ 《韓非子·難三》。
［8］ 《韓非子·八經》。
［9］ 《韓非子·飾邪》。
［10］ 《韓非子·八經》。
［11］ 《韓非子·揚權》。
［12］ 《韓非子·八經》。
［13］ 《韓非子·定法》。
［14］ 機械原子論：古代希臘哲學家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于公元前5世紀創立的樸素唯物論，認為萬物皆由大量不可分割的、最小的物質粒子即原子組成。
這些原子隻有大小、形狀和位置的差異。
它們按照各自的規律，組合成不同的物質；一旦分離，則原來的物質也就消失了。
有機宇宙哲學：把天、地、人看做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探索它們之間的内在聯系和規律性。
［15］ 《漢書·元帝紀》。
［16］ 《後漢書·桓譚傳》。
［17］ 《嵇康集·難自然好學論》。
［18］ 《嵇康集·釋私論》。
［19］ 郭象《齊物論注》。
［20］ 郭象《齊物論注》。
［21］ 《晉書·顧恺之傳》。
［22］ 柳宗元《天說》。
［23］ 同上。
［24］ 柳宗元《貞符》。
［25］ 韓愈《原道》。
［26］ 《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
［27］ 《朱子語類》卷一。
［28］ 《朱熹文集·癸未垂拱奏劄二》。
［29］ 《朱子語類》卷九五。
［30］ 《陸九淵語錄》卷三四 ［31］ 王守仁《與王純甫書之二》，《王文成公全書》。
［32］ 王守仁《與楊仕德薛尚謙書》，《王文成公全書》卷四。
［33］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
［34］ 顧炎武《亭林文集·與施愚山書》。
［35］ 王敔《大行府君行狀》。
［36］ 王夫之自題湘西草堂書室聯雲：“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 ［37］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
［38］ 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二。
［39］ 黃宗羲《原君》。
［40］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
［41］ 黃宗羲《原君》。
［42］ 黃宗羲《原臣》。
［43］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财計》。
［44］ 龔自珍《上大學士書》。
［45］ 龔自珍《巳亥雜詩》。
［46］ 魏源《默觚·治篇五》。
［47］ 魏源《海國圖志》。
南宋朱熹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客觀唯心主義理學體系。
什麼是理？朱熹解釋說：“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隻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
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
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
”［27］顯然他所說的“理”，是産生萬物的本源，是離開事物而能獨立存在的一種什麼東西，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主宰。
朱熹還把所謂永恒的理引申到封建道德範疇中，借以大肆宣揚封建的“三綱五常”思想。
所謂三綱五常，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以及仁、義、禮、智、信。
朱熹說：“仁莫大于父子，義莫大于君臣，是謂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逃于天地之間。
”［28］朱熹把這些封建倫常說成是天理，是先天就有的。
他說，“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先已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直待有了君臣父子，卻旋将這道理入在裡面”。
［29］這種說法似是而非。
一種事物的内在性質和規律性總是同這事物同時存在的，不可能先有事物的性質，然後才産生出事物本身。
朱熹還進而把天理同人性、人欲聯系在一起。
他認為具有封建的倫常是人的本性，有的人所以有“不善”的表現，是由于被人的欲望所蒙蔽。
因此人們必須放棄私欲，服從天理。
朱熹于是提出“存天理，棄人欲”的号召，要求人們都必須遵守封建倫理綱常，聽命于封建統治。
朱熹運用這些理學思想去闡釋儒家經典，著作除《四書章句集注》外，還有《周易本義》、《詩集傳》等，被後世封建統治者提到儒學正宗的地位。
二、宋代理學産生的原因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宋朝，城市經濟以及商品交換得到發展，這些新的因素必然會沖擊傳統的封建制度和思想意識。
這時統治階級就需要更嚴密、更具有欺騙性的思想理論來控制人民的言行，維護舊的秩序、思想的穩定。
宋代理學的綱常倫理思想可以更有力地維護封建社會那套嚴格的貴賤尊卑的等級制度、鉗制人民的思想，因此這時宣揚忠孝節義的義理性命之學便得以發展起來，後世也稱它為程朱理學。
宋代以後，理學也受到明、清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成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儒學的正統思想。
封建統治者為了強化文化思想的專制，他們不僅要借助于儒學，而且也要利用佛家、道家來麻醉被統治者。
在宋代的理學中，朱熹講“棄人欲”與佛教的禁欲主義有相通之處；周敦頤說太極是從“無”産生的，與道家的“有生于無”思想也是吻合的，他的太極圖就是從道教那裡學來的；佛教、道教宣揚的“行善”内容，又都與儒家的仁義、天命思想相合拍。
這些都表明，儒、釋、道三家的相互融合、滲透，在宋代已經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所以建于五代、宋朝的四川大足石窟中，就出現了佛、道、儒三家教主釋迦牟尼、老子、孔子造像同時供奉在一窟中的現象，正是三家合流的形象表現。
這種現象，在中國其他的一些寺廟中也可見到。
在中國人的文化心理上，感到三家都是教人為善，因此并不矛盾。
所以，《紅樓夢》中的賈寶玉平時要讀儒家的四書五經，參加科舉考試；又和妙玉、黛玉等學佛家參禅；心中不快時，又手持《南華經》（即《莊子》）讀了起來，想從道家那裡獲得解脫。
讀者對此也都覺得合乎情理。
第九節 明朝的理學與陽明學派 一、明朝理學的前後變化 明朝前期在封建統治者的大力提倡下，朱熹的理學思想占據統治地位。
在明成祖朱棣授意下，由胡廣等編纂成《四書大全》、《五經大全》和《性理大全》三部理學大典，宣揚程朱理學思想，成為讀書人必讀的規範教材。
在科舉考試中，也要以程朱理學思想作為答題的準則。
時間長了不免産生負面影響，大家說一樣的話，做一樣的文章，學術思想停滞不前，學術空氣愈加沉悶。
這種局面引發了越來越多的讀書人的不滿，終于促成明朝中後期陽明學派的崛起。
王守仁仕途坎坷，因反對宦官劉瑾專權，曾被貶官為貴州龍場驿丞，以後又升至南京兵部尚書。
政治的失意，更促進了他的哲學思考。
他還鎮壓過農民的武裝起義，因此他敏銳地指出：“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
”［32］這反映出像王陽明這樣的知識分子已經觀點到，封建制度已經面臨深刻的危機，鎮壓局部的人民武裝反抗相對來說還比較容易，而消滅人民心中的反封建思想才是最難的。
這樣的思想觀點是超前的，也說明封建社會已開始進入沒落階段。
二、理學在明清的沒落 理學自宋代興起以後，在封建意識形态領域中一直占據着統治地位。
統治者把封建禮教所宣揚的三綱五常視為人們一切思想言行的準則。
在元、明、清三朝的科舉考試中，都明确規定必須以朱熹的《四書章句集注》作為回答問題的準則。
讀書人隻能用死闆的八股文來重複那些迂腐的說教。
所謂“代聖賢立言”就是不準人們有自己的獨立思考。
這時期，封建制度已經出現根本性危機，摧垮封建綱常倫理思想的民主意識開始萌生，封建社會已進入了最後的垂死階段，統治階級正在拼命地利用一切手段維護自己的統治。
在意識形态方面，封建統治者更是大肆宣揚封建的倫理道德，利用理學的“綱常”說教禁锢人們的思想；極力鼓吹腐朽的忠孝節義來愚昧人民，并以此壓制、摧殘已經萌發出來的進步的民主思想。
因此，宋明理學在明、清時代，已經成為僵化、落後的教條了，完全是統治者扼殺人才的精神武器了。
空談道德性命的理學，對社會毫無補益。
對于讀書人來說，它不過是獵取功名利祿的敲門磚罷了。
在封建社會走向崩潰的進程中，理學在政治上的反動作用越來越突出，在學術上它也無所建樹了。
第十節 清代的考據之學與今文經學 一、清初考據之學的興盛 由于宋明理學日益反動腐朽，至明末清初，一些思想進步的知識分子開始批判其流弊，從思想、學術方面探求明朝滅亡的原因。
這方面重要的代表人物有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人。
他們都是明末清初的進步思想家，政治上堅持反滿抗清，在讀書人中有較大的影響。
顧炎武是明末清初的著名學者、思想家。
他反對宋明以來理學家們關于“明心見性”、“明道窮性”那一套空談，主張學習經書要有益于治國安邦。
他批判封建帝王的“家天下”思想，認為“保國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謀之”，至于“保天下”則“匹夫之賤，與有責焉耳矣”。
［33］對于天下的興亡，每個百姓都有發言權。
顧炎武提倡“引古籌今”、“明道救世”的實際學問。
他高呼“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34］。
認為研讀古代經書，首先應該考訂文字的古音、古義，這是深刻理解經書原文的先決條件。
因此他十分注重音韻、訓诂的研究和經史的考證。
顧炎武的《日知錄》、《天下郡國利病書》、《音學五書》等重要著作，開創了清代考據學風的先河。
王夫之，号船山。
他力倡“盡廢古今虛妙之說而返之實”［35］。
他認為孔子死後，儒學逐步變成“僞儒”、“敗類之儒”，都無可取之處。
王夫之對儒學的批判涉及面廣泛，并且有一定的深度。
他提出“六經責我開生面”［36］，倡導在吸取傳統學術合理成分的基礎上，應努力創出新的思想。
他在哲學上總結和發展了古代傳統的唯物主義。
認為：“盡天地之間，無不是氣，即無不是理也。
”［37］在中國傳統的哲學概念中，氣是指構成萬物的物質實體。
王夫之在這裡主張天地萬物皆由物質所構成，其内在規律性也伴随着同時存在，這有力地批駁了朱熹“理在氣先”的唯心主義觀點。
王夫之從傳統的民本思想出發，強調民衆的重要作用。
他說：“君以民為基……無民而君不立。
”［38］統治者權位的根基在于民衆的擁護，失去民衆的支持，其統治也就無法維持了。
這是對曆史經驗的深刻總結，也是對封建統治的有力批判。
中國是一個農業國，曆來的統治者都強調以農為本，奉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在新的曆史條件下，王羲之呼出“工商皆本”的思想，［43］反映了商品經濟發展的需要。
假若按照黃宗羲的設想，中國的經濟将會走上一條新的道路。
由于顧炎武等開明學者對宋明理學一派空談和迂腐說教進行了全面批判，以及他們大力提倡實用之學，使得學術領域中一種繼承漢代古文經學、注重訓诂考證的考據之學逐漸興盛起來。
清代考據學的興起，除了人為的提倡外，還有一定的社會原因。
清朝統治者入主中原以後，在武力鎮壓漢族人民反抗的同時，也加強了文化思想專制統治。
統治者除了用高官厚祿拉攏一些漢族知識分子外，還極力壓制他們中的反滿抗清思想。
特别是雍正、乾隆兩朝屢興文字之獄，對知識分子橫加迫害。
這就使得許多文人學者在治學中盡量回避現實政治，甚至把畢生精力都用于對古書的輯佚、考證等工作上。
這就是考據學在清朝興起的另一重要原因。
這些學者從校訂儒家經書擴展至史籍諸子，從考釋典籍文字擴大到考究典章制度。
由于他們的治學重在輯佚、校勘和考證音韻字義、名物訓诂，學風比較樸實，所以又稱之為樸學。
考據之學在清代乾隆、嘉慶兩朝最盛，後世稱當時的學者為乾嘉學派。
一般來說，他們可分為以惠棟為首的吳派和以戴震為首的皖派。
這方面著名的學者還有汪中、江永、梅文鼎、焦循、阮元、王念孫、王引之等等。
乾嘉學派在整理古代典籍方面取得了豐碩成果。
他們對古代文字、音韻的研究也取得了極大成就，為中國近代語言學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但是它本身也存在着嚴重的缺點和局限。
這些學者們的考據往往流于煩瑣，特别是他們埋頭于古書中的純學術考證，完全脫離了社會政治，把整理古代經典的工作當做讀書人逃避現實鬥争的避風港。
二、清朝今文經學的再現 清朝嘉慶以後，中國的封建社會面臨着全面解體的危機。
自18世紀末開始，不斷爆發白蓮教、天理教、太平天國等一系列大規模的農民武裝起義，使封建統治受到極大沖擊；與此同時，外國資本主義侵略勢力也在加緊把中國變成它們的殖民地，并且發動了可恥的鴉片戰争，這一切預示着中國的封建制度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在這樣的形勢下，封建統治階級中一些比較開明的知識分子高呼“變法圖新”，想要挽救頹敗的封建制度。
這些開明的封建知識分子在學術上重新提倡今文經學，宣揚“通經緻用”思想，主張用儒家的經學思想來解決現實社會的政治危機。
這個新興起的今文經學派，早期的著名人物有劉逢祿、宋翔鳳等人。
他們發揮了公羊學中的“張三世”、“通三統”（三世：據亂世、升平世、太平世。
三統：夏、商、周三代之曆法）思想，通過論說夏、商、周三統的變通，來表達他們改革政治制度的主張。
他們認為，孔子作《春秋》就是為了表述自己受命改制的思想。
至道光時，學者龔自珍、魏源等進一步發展了劉逢祿等人的思想。
龔自珍是道光朝進士，不僅擅長文學，而且是著名的政論家。
他批評乾嘉學派沉溺于煩瑣考據而脫離實際，同時也反對宋明以來崇尚空談道德修養的封建理學。
他主張通經緻用，也就是要把學術研究同解決現實政治問題聯系起來，在對古代典籍的解釋中評論時政，對國計民生要有所補益。
龔自珍的呼籲，為當時沉悶的學術界開創了新風氣。
他在《六經正名》、《春秋決事比答問》等著作中，常常利用《公羊》義例來譏切時政，無情地揭露封建社會的腐朽，痛斥封建官僚制度的腐敗。
龔自珍強調萬事萬物都處于變化之中，他說：“自古及今，法無不改，勢無不積，事例無不變遷，風氣無不移易。
”［44］他認為，封建社會此時已進入“衰世”，隻有實行革新才能改變沒落狀況。
因此他高呼：“九州生氣恃風雷，萬馬齊喑究可哀，我勸天公重抖擻，不拘一格降人才。
”［45］不過龔自珍的變革思想始終局限在封建經學範疇之内，他對當時世界其他國家的先進科學技術極少認識。
在這方面，林則徐、魏源則有所突破，他們開始把眼光移向西方國家，認識到中國人應該去了解西方國家，注重它們的先進技術。
三、林則徐、魏源面向西學以及洋務運動興起 林則徐是嘉慶朝進士，曾與龔自珍、魏源等人共同提倡經世之學。
林則徐是中國第一個注意了解和學習西方國家的學者、政治家。
他在鴉片戰争前即請人翻譯英文的《廣州日報》、《世界地理大全》等書報，編輯成介紹西方曆史、地理的《四洲志》，并翻譯了瑞士人滑達爾的《各國律例》中有關交戰國之間的封鎖、禁運等律例内容，以便中國同西方列強發生軍事沖突時，能夠依據國際慣例采取主動措施。
林則徐主要是通過自己的政治活動來實現自己的通經緻用的主張。
當其時，能夠突破舊的經學思想，提出向西方國家學習的口号的是魏源。
魏源是道光朝進士，也是當時著名的學者、思想家。
他提倡學習西方先進的科學技術，鼓吹采用機器生産，提出“師夷之長技以制夷”［46］的口号，也就是通過學習和利用西方的先進技術來達到富民強國的目的和抵禦西方列強的侵略。
他希望中國也能制造槍炮、輪船，以此加強海防，壯大國力。
他還在《四洲志》的基礎上，根據曆代史志增補、編輯成《海國圖志》，對世界許多國家的曆史、政治、地理、風俗等做了系統介紹。
這對于打開中國人的眼界，重新認識世界，起了重要作用。
魏源認為，過去理學的那些“心性迂談”是毫無用處的，中國必須“更法改圖”才有出路。
他強調：“變古愈盡，便民愈甚。
”［47］魏源的這些思想對于後來的資産階級改良運動具有一定影響，也可以看做後來洋務派思想的先聲。
19世紀60年代至90年代，即清朝同治、光緒時期，中國一些高級封建官僚企圖通過采用資本主義生産技術來挽救行将覆滅的封建統治，這就是所謂的洋務運動。
洋務派官員們隻限于引進一些資本主義的生産技術，并不想放棄封建專制統治。
較早的有李鴻章的幕僚馮桂芬，他在《校邠廬抗議·采西學議》中主張“以中國之倫常名教為原本，輔以諸國富強之術”，首先提出“中體西用”的思想。
其後，英商買辦鄭觀應在《盛世危言，西學》中提出：“中學其本”、“西學其末”、“主為中學”、“輔以西學”等思想。
較後的有孫家鼐在《議複開京師大學堂折》中建議用“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作為“立學宗旨”。
倡導以“中體西用”為治國思想的代表人物當屬張之洞。
他在《西湖經心兩書院改照學堂辦法片》中提出“皆以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方針。
以後他在《勸學篇》中又對這一思想加以發揮。
這種主張充分表明這些人仍然堅持把封建的綱常禮教作為根本的統治思想，對于西方的科學技術隻在于實用，絲毫沒有觸動沒落的封建制度。
在洋務派的提倡下，中國建立起一批工廠，修築了鐵路，創辦了郵電事業，但是由于中國封建制度已經腐朽以及外國資本主義國家的進一步侵略，中國的早期資本主義雖然有所發展，但是國家并未實現富強。
這時期，随着曆史的發展，從地主、官僚、商人中開始轉化出一批早期的民族資産階級。
這個新的民族資産階級同封建勢力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系，因此表現十分軟弱。
他們幻想利用清朝皇帝的權力實現資産階級改良，以求得國富兵強的目的。
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康有為。
四、康有為的“托古改制”和戊戌變法 康有為著有《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制考》，比較集中地宣揚了他的托古改制思想，為推行變法維新制造輿論。
在《新學僞經考》中，康有為認為漢代以來的今、古文兩大學派所尊奉的儒家經典都是漢朝劉歆假造的“僞經”，兩派的學術觀點都屬于“僞學”，不是真正的孔子之道。
康有為在這裡引導人們敢于去大膽懷疑和否定傳統的封建學術思想，反映了新興資産階級同封建傳統勢力的對抗。
康有為在《孔子改制考》中宣稱，六經都是孔子所作，孔子是假托古代事迹來表達自己的改制思想的，是要建立民主政治。
例如在《尚書·堯典》中有“咨四嶽”一句，意思是向四個部落酋長征求意見，而康有為卻解釋說，這是孔子主張民主政治。
又如有“賓四門”一句，本指各方諸侯入貢于天子，康有為則認為這是孔子主張“辟四門開議院”雲雲。
他還把《公羊傳》的觀點附會成孔子主張後世應該實行君主立憲政治。
康有為能夠向傳統的封建思想提出挑戰，具有一定的進步意義，但是他隻限于借助孔子的權威來宣傳資産階級民主思想，表明了資産階級改良派的軟弱，他們不敢向封建制度公開發起革命鬥争，隻好讓封建統治者尊奉的聖人來保護自己。
康有為在《大同書》中還從《公羊傳》的“三世”說出發，附會上《禮記·禮運》中關于“小康”、“大同”的說法，宣傳人類社會進程首先是據亂世；然後進入升平世，也就是所謂小康；最後達到太平世，那時就實現了世界大同，這是人類最理想的社會。
康有為在這裡抨擊了封建專制和封建等級制度，斥責了帝國主義列強侵略弱國的強盜行徑，但是他鼓吹的大同社會藍圖，不過是被美化了的理想社會，而且他沒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條到達“大同”社會的道路。
由于曆史條件的局限，戊戌變法在封建頑固勢力的反撲下很快遭到失敗，清末的今文經學也從此沒落下去。
代之而起的是孫中山為首的一批革命家，以資産階級民主主義作為思想武器，最終推翻了腐朽的封建專制統治，使中華民族進入了一個新的曆史階段。
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的封建社會長達兩千多年，封建的倫理道德、文化思想深深地滲透到我們的民族意識之中，并且至今仍然具有深刻影響，所以我們一方面應該繼承和發揚古代文化思想中的優良傳統，同時也應該運用曆史唯物主義觀點認真批判那些封建糟粕，為中國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掃清思想障礙。
中國是一個民族衆多、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在其成長的悠悠歲月中逐漸形成了輝煌的、多元一體的中華文化。
所謂多元一體，一方面是指多種思想學說的并存而且融會貫通為一個整體，另一方面也是指衆多民族的文化相互交流與滲透，形成中華文化的整體。
就整體來說，中華文化是我們祖先傳給後代的十分寶貴的曆史文化遺産，我們應該善待它，繼續吸吮它的養分，并且不斷以發揚光大。
*** ［1］ “民惟邦本，本固邦甯。
”（《尚書·五子之歌》）“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尚書·泰誓》）“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緻力于神。
”（《左傳·桓公六年》）“民和而後神降之福。
”（《國語·魯語》）“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左傳·僖公五年》）“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國語·鄭語》）“國之将興，聽于民；将亡，聽于神。
”（《左傳·莊公三十二年》） ［2］ 《孟子·盡心下》。
［3］ 《孟子·盡心上》。
［4］ 《孟子·公孫醜上》。
［5］ 《荀子·大略》。
［6］ 《論語·雍也》。
［7］ 《韓非子·難三》。
［8］ 《韓非子·八經》。
［9］ 《韓非子·飾邪》。
［10］ 《韓非子·八經》。
［11］ 《韓非子·揚權》。
［12］ 《韓非子·八經》。
［13］ 《韓非子·定法》。
［14］ 機械原子論：古代希臘哲學家留基伯和德谟克利特于公元前5世紀創立的樸素唯物論，認為萬物皆由大量不可分割的、最小的物質粒子即原子組成。
這些原子隻有大小、形狀和位置的差異。
它們按照各自的規律，組合成不同的物質；一旦分離，則原來的物質也就消失了。
有機宇宙哲學：把天、地、人看做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探索它們之間的内在聯系和規律性。
［15］ 《漢書·元帝紀》。
［16］ 《後漢書·桓譚傳》。
［17］ 《嵇康集·難自然好學論》。
［18］ 《嵇康集·釋私論》。
［19］ 郭象《齊物論注》。
［20］ 郭象《齊物論注》。
［21］ 《晉書·顧恺之傳》。
［22］ 柳宗元《天說》。
［23］ 同上。
［24］ 柳宗元《貞符》。
［25］ 韓愈《原道》。
［26］ 《象山先生全集》卷三六。
［27］ 《朱子語類》卷一。
［28］ 《朱熹文集·癸未垂拱奏劄二》。
［29］ 《朱子語類》卷九五。
［30］ 《陸九淵語錄》卷三四 ［31］ 王守仁《與王純甫書之二》，《王文成公全書》。
［32］ 王守仁《與楊仕德薛尚謙書》，《王文成公全書》卷四。
［33］ 顧炎武《日知錄》卷十三“正始”條。
［34］ 顧炎武《亭林文集·與施愚山書》。
［35］ 王敔《大行府君行狀》。
［36］ 王夫之自題湘西草堂書室聯雲：“六經責我開生面，七尺從天乞活埋。
” ［37］ 王夫之《讀四書大全》。
［38］ 王夫之《周易外傳》卷二。
［39］ 黃宗羲《原君》。
［40］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學校》。
［41］ 黃宗羲《原君》。
［42］ 黃宗羲《原臣》。
［43］ 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财計》。
［44］ 龔自珍《上大學士書》。
［45］ 龔自珍《巳亥雜詩》。
［46］ 魏源《默觚·治篇五》。
［47］ 魏源《海國圖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