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古代思想文化的特征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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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判斷。
現今傳世的《周易》中，還包括解釋經文的傳，稱為十翼。
十翼是由《彖傳》上下、《文言》、《系辭》上下、《說卦》、《序卦》、《象》上下、《雜卦》等十部分組成的。
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時代。
據研究，《彖傳》寫作最早，似在春秋、戰國交替之際，其餘的則是戰國至西漢初年的作品了。
這十翼是儒家後學們對《周易》的解釋，未必都能符合經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賴它們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蔔算卦的書，但是書中在講到陰陽二者之間的矛盾變化時，也反映了古人的許多樸素辯證思想。
到了漢朝，《周易》被尊為六經之首，人們認為它包含了其他各經最根本的道理。
漢朝在國家學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間還有大約十家，它們都屬于不同的流派。
20世紀70年代，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曾經出土帛書《周易》的殘本。
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雖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卻不一樣。
漢朝的學者們大多以象數之學來講解《周易》，也就是依據形象和數量來推測自然界的變化對社會政治的影響，因此《周易》常常成為他們預言災異的工具。
三國時期，王弼改變了大談象數的風氣。
他注釋《周易》主要是借機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
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莊子》的道家學說，為魏晉時期的“玄學”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古代有大量解說《周易》的著作，除了涉及古代哲學思想的以外，也有一些是宣揚封建迷信的，必須把它們區分開來。
孔子把《易》作為教材，是讓學生學習其中的哲學辯證法思想。
荀子就強調說：“善為《易》者不占”［5］，即善于學習《易》的人，興趣不在占蔔上。
（2）《尚書》 原來僅稱為《書》，是中國夏、商、周時代一些政治文獻和傳說資料的彙編，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時代的史事記錄，因此它屬于政治書。
春秋以後，《書》被儒家學者們尊奉為經典。
自漢朝開始，又稱它為《尚書》。
“尚”即是“上”，“尚書”就是指上古時代的史書。
孔子選擇了重要的政治文獻編纂成《書》并作為教材，是讓學生學習古人的治國之道。
東晉時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貢獻了一部《尚書》，共58篇。
梅赜根據一些散佚的《尚書》文字，編撰成所謂古文《尚書》25篇，後人稱之為“僞古文尚書”。
梅赜同時又吸收了原來今文《尚書》的28篇（但被離析為33篇了），共湊成58篇。
這就是現今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它實際上是由今文《尚書》和僞古文《尚書》兩部分合成的。
此外，梅赜還貢獻出一部《尚書孔氏傳》，十三卷，說是西漢經學家孔安國解釋《尚書》之作。
這部書後來經清朝學者們考訂，實系後人僞造，于是稱它為僞《孔安國尚書傳》，但也收入到《十三經注疏》之中了。
（3）《詩經》 最初隻稱為《詩》，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春秋時期被孔子選為教材，後世稱為《詩經》。
書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下至春秋中葉（前6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保存到現在的作品共305篇。
這些詩分為《風》、《雅》、《頌》三大類。
《風》是15個諸侯國和地區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責統治者的殘暴壓迫的，也有對人民的愛情、勞動等社會生活的歌頌。
《雅》又分為《大雅》和《小雅》。
《大雅》主要是頌揚周統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許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興”等有價值的史料。
《小雅》多是西周後期和東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統治危機的政治詩為主。
《頌》主要是統治者敬神祭祖的廟堂頌歌。
需要指出的是，《風》、《雅》、《頌》三部分在内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們也有混然交錯的情況。
這三部分的區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所側重外，還有音樂方面的不同。
一般的說，十五國《風》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間樂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鎬京（今陝西長安縣）一帶樂調譜曲的；《頌》的配樂表現出莊重、肅穆的特點。
古代傳說周王朝有定時到民間搜集詩歌的做法，叫做“采詩”、“采風”，這大約就是《詩經》的最早來源。
在周朝上層社會的政治活動中，人們常常借用《詩》的一章或一兩句來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所以孔子曾經告誡他的兒子伯魚說，不學《詩》便無法和人交談。
《詩經》傳至漢代，有齊、魯、韓、毛四家。
其中前三家都屬于今文詩學，西漢時得到朝廷的承認，立于學官，各設了博士官并教授生徒。
今文詩學至魏晉以後逐漸衰亡。
毛《詩》相傳為西漢初年毛亨、毛苌所傳授，屬于古文詩學。
現今傳世的是毛《詩》，共311篇，其中有六篇僅存篇名而無詩文。
《詩經》中記載了許多周人早期的開發活動和一些重要的曆史事件，因此它不僅作為文學巨著對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學發展産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對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
1994年，上海博物館以重金購得一批戰國竹簡，其中有31支簡記載了孔子或其弟子子夏對于詩的論述，談到人的志、情、言與詩的關系，但沒有今本《詩經》小序中有關諷刺與贊美的内容。
這批竹簡中涉及的《詩》有60篇，其中有六篇佚詩以及數十篇詩曲的篇名，都是今本《詩經》所沒有的。
竹簡中對《詩》的寫法和次序也與今本不同，依次寫成《訟》、《大夏》、《小夏》、《邦風》。
其中七支竹簡記載了古代唱詩時樂器伴奏的四聲和九個音調。
令今天音樂專家驚訝的是，古代音調的表示方法竟與今日如此接近，當是我國音樂史上的重大發現。
（4）《儀禮》 原來隻叫《禮》，漢朝時又稱它為《士禮》、《禮經》，到了晉代才稱為《儀禮》。
儒家講究各種典禮儀式，希望通過“禮”來區分人們的貴賤尊卑地位、維護嚴格的等級制度，《儀禮》就是詳細記載古代各種禮儀的書。
傳說此書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據。
《史記》等書則認為它出于孔子之手。
現代學者一般認為，《儀禮》成書約在東周時期，不過書中記載的各種典禮儀式應該在成書以前就存在了。
孔子很注重采輯、整理各國禮儀，他把演習禮儀作為自己教學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遊說列國的路途中，也堅持與弟子們在大樹下演習禮儀。
現今傳世的《儀禮》包括：士冠禮、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聘禮、觐禮、喪服、士喪禮等，共17篇。
它們記載了周朝統治階級的加冠、婚喪、交際、敬老、宴飲、外交、觐見、祭祀等各種禮儀。
（5）《禮記》 先秦時期，儒家學者們在傳習《儀禮》的同時，也傳授一些有關的參考資料。
這些資料可以進一步解釋、補充《儀禮》内容，闡發其經義，人們稱之為“記”。
當時這種《記》很多，作者也不止一兩個人。
至西漢時期，禮學家們也都各自選取一些《記》作為講授《儀禮》的輔助教材。
這些《記》流傳到東漢中期，隻剩下了兩種：一種是相傳為戴德選輯的85篇本的“大戴禮”；另一種是相傳為戴聖選輯的49篇本，稱為“小戴禮”。
東漢學者鄭玄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從而使它的影響越來越大，由原來從屬于《儀禮》的地位轉變為獨立成書，人們稱它為《禮記》。
在唐代，《禮記》更被列為九經之一，它與《儀禮》、《周禮》鼎足而三，稱為“三禮”。
《禮記》是一部儒家關于各種禮儀的論著、雜說彙編。
它的内容豐富，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有專為說明《儀禮》的，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等篇；有雜記喪服、喪事的，如《檀弓》、《喪大記》、《問喪》等篇；有記述各種禮節、禮制和守則的，如《投壺》、《禮器》、《明堂位》、《曲禮》、《内則》等篇；有記述孔子言論的（其中有些是托孔子之名來闡發儒家的言論），如《仲尼燕居》、《孔子閑居》等篇；有比較系統地論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論文，如《禮運》、《學記》等篇。
此外還有一篇屬于授時頒政的《月令》，記述了夏曆一年十二個月的時令及有關的事物。
《禮記》中有些篇章如《大學》、《中庸》等，談及儒家關于如何修養道德、做人處世的哲學、倫理觀念，被宋代理學家編入《四書》中，加以大力宣揚。
《禮記》中還有《學記》、《樂記》兩篇，從理論上對教育、音樂做了精辟的論述，至今仍可資借鑒。
《儀禮》僅僅記載了一些禮儀制度，而《禮記》則更多地論述了這些典禮制度的意義、作用，從理論上闡述了戰國末期至秦漢時期儒家的“禮治”思想。
《禮記》對于封建統治者強化思想文化統治、利用封建禮教束縛人們的思想言行，可以産生更為深刻的影響，因此它越來越受到曆代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在儒家經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斷地上升。
（6）《周禮》 原名《周官》，西漢末年，學者劉歆将它改名為《周禮》。
這是一部記載政治制度的書。
關于《周禮》的成書，過去古文經學家認為是周公所作，今文經學家則指斥為劉歆僞造。
現在一般學者都認為這部書是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時各國政治制度，并根據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減排比而成的彙編。
據《漢書》河間獻王本傳記載，漢景帝時，河間獻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間的古本《周官》，才使此書為世人所知。
因為這部書是古文經，所以長期遭到古代今文經學家的诋毀。
《周禮》記有三百多種所謂周朝的職官，并對其職務做了介紹，其中也牽涉到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
全書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組成。
書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漢時以先秦典籍《考工記》補入。
《周禮》一書對後世的政治有較大影響，諸如西漢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時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等，都曾以《周禮》為依據進行政治改革。
近代學者曾以周代銅器銘文中所記職官對照《周禮》的官制進行考察，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處，以此證明《周禮》系戰國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實記錄。
然而《周禮》中記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實在周代實行過，這可以從出土文物和考古學家那裡得到一定的證實。
因此，這部書至今仍然受到人們的重視。
《周禮》是我們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獻資料。
（7）《春秋》及其三傳 “春秋”曾經作為東周各國史書的通稱，同時也是春秋時期魯國史書的專稱。
現存的《春秋》一書記述了魯隐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間的魯國曆史。
據記載，孔子曾對《春秋》進行了修訂、整理，并且把它作為教授學生曆史知識的重要教科書。
相傳孔子在修訂《春秋》時，曾經運用一些隐微的言辭，暗喻、示意某種深遠的意義，後世儒家學者們把孔子這種文筆曲折而含褒貶之意的所謂“春秋筆法”稱為“微言大義”。
例如《春秋》經于魯隐公元年下說“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對此則解釋說，由于共叔段的表現違背了做弟弟的身份，所以《春秋》經不用“弟”字稱呼他；這一事件如同兩個國君之間争權，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敗是因鄭莊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經文不稱鄭莊公的谥号，而用“鄭伯”，以批評他對弟弟有失教誨的錯誤。
不過我們今天看來，《春秋》經的這種“微言大義”被古人過分渲染、誇大了。
古代為《春秋》經作的傳，流傳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
《春秋》經本來有自己的單行本，後來按照編年次序，人們把它同各種傳文合并起來，先列經文，後述傳文。
經文對史事介紹十分簡短、概括，所以後世學者都要配合傳文加以研讀。
《春秋左氏傳》又稱《左氏春秋》或《左傳》。
舊傳作者為春秋時的左丘明，近代學者們根據《左傳》中所述史事，認為它當成書于戰國初年。
《左傳》編年起于魯隐公元年（前722），終于魯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經多出17年；《左傳》所記史事更延至魯悼公十四年（前454），比《春秋》經晚27年。
《左傳》以叙事為主，書中用大量史實補充、說明了《春秋》經，有時也訂正《春秋》經的某些錯誤。
因此《左傳》有助于我們了解《春秋》經的那些概括、簡略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動流暢，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和文學著作。
《左傳》成書于戰國時期，本是用戰國時的古文字寫成的，因此在漢代它屬于古文經傳，而且長時期隻在民間傳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學官。
（8）《論語》 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關于孔子和他的少數學生的言語行事的記錄，其成書在戰國初期。
《論語》在西漢時還隻作為經書的輔助，被看做是傳、記一類的著作。
直到東漢時，才作為正式經書列入“七經”之中。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論語》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學說的最基本的依據，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獻。
《論語》一書傳到漢朝時，已有三種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魯論》、《齊論》以及古文本的《古論》。
現今傳世的《論語》，是東漢學者鄭玄參照上述各種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
漢代以後，《論語》成為讀書人的必讀之書。
南宋時，理學家朱熹把《論語》同《孟子》、《中庸》、《大學》合為《四書》，并為之作集注，使《論語》在宣揚封建禮教方面，處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9）《孟子》 這是一部記錄孟轲言論行事、包括他和當時人及門人弟子們相互問答的談話記錄。
《孟子》一書主要是由孟轲的門人萬章、公孫醜二人所記，大約孟轲本人也親自進行過潤色。
書中記載了孟子的政治活動、政治學說以及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倫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輿（約前372—前289），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曾受業于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
在封建社會，孟子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繼承者，他主要繼承了孔子的“仁”的學說，強調“存心”、“養性”等思想。
孟子提出“人性善”的觀點。
他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論證了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從而為孔子的“仁”學提供了理論基礎。
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貴君輕”思想，是有進步意義的。
在西漢，《孟子》同《論語》一樣，僅被當做“傳”、“記”一類著作。
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學家們作為經書列入“十三經”之内。
南宋朱熹把它編入《四書》，并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響。
《孟子》現今隻存七篇。
相傳另有“外書”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書”系明人僞作。
（10）《孝經》 今本《孝經》僅1799字，分為18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導的封建孝道，宣揚“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等說教。
雖然《孝經》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講孝進而勸“忠”，主張孝子對待國君應該忠貞不貳。
因此曆代封建統治者對于《孝經》十分重視，要求所有的讀書人都必須熟讀它。
《孝經》在内容上，有許多地方抄襲了《左傳》、《孟子》、《荀子》等書，有時是撮取其大意加以複述，再加上書中許多内容陳腐，因此它的閱讀價值在今天就很有限了。
關于《孝經》的作者，曆來有“孔子”、“曾子”、“孟子門人”等多種說法，但都不足信。
它總是孔門後學所作，當不緻有誤。
《孝經》成書于戰國末期，東漢時被列為“七經”之一。
漢代曾有古文《孝經》，南北朝時已亡佚。
（11）《爾雅》 這是一部古代訓诂知識的彙編，即對古代經典中的詞語進行解釋的工具書。
所以《爾雅》是考證詞義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資料，後世經學家常常用它來解說儒家經義。
《爾雅》共19篇。
前三篇《釋诂》、《釋言》、《釋訓》為一般詞語的解釋，其餘則按各種名物分類解釋，如《釋親》、《釋器》、《釋山》、《釋草》、《釋鳥》、《釋畜》等等。
關于《爾雅》的作者，舊說或認為周公所著，或指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為出于漢代儒生之手。
這些說法都缺乏足夠的證據。
據近世學者們的研究，《爾雅》一書并非一人一時之作，它是收集多家訓诂材料彙編而成的。
《爾雅》大約在戰國時期初具規模，後來又經過漢初學者們增補潤色，最後才成為今本的樣子。
（12）《四書》 在宋代，理學家要求讀書人把十三經中的《論語》、《孟子》與《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相配合研讀。
南宋理學家朱熹對它們進行了注釋并且加以闡發，于是始有“四書”之稱。
其中《論語》、《孟子》上文已有介紹，下面隻談《中庸》、《大學》兩篇。
《中庸》：“中庸”是儒家提出的最高道德标準，是指處理事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
所以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6］一般學者認為，本篇是戰國末期至東漢初年的儒家學者所作。
文中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強調要想做到中庸，就必須依禮行事。
禮就是聖人按中庸的原則制定的，它能使人行事不至偏激。
文章要求人們加強内心的修養來培養這種道德。
《大學》：産生時間與《中庸》大體相當。
《大學》主要是強調“治國平天下”的道德思想基礎，把封建的倫理同封建政治結合起來，宣揚個人的倫理道德對治國平天下具有重要意義。
文中認為，個人隻有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才能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其中所謂的格緻，即格物、緻知的省稱，是指窮究事物的原理而獲得知識。
以上是儒家的基本經典著作，其中蘊涵了豐富的中華文化思想的精髓，值得我們鑽研、學習，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其中也存在着許多落後于時代的陳腐封建說教。
對其基本的态度還應該是有所取舍。
三、道家 1．老子創立道家 老子是春秋後期人，姓李名耳，字老聃，生于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與孔子同時。
老子做過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和柱下史。
《禮記》中說，孔子曾經向老子請教過喪禮。
2．老子說“道” 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意思是說，有一種混沌狀态的東西，在天地産生之前就已經存在。
它寂靜無聲，渺小無體，獨立存在而永恒不變，循環運行而永不停息，它可以産生天地。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一定要寫出來的話，就用“道”這個字吧。
老子又說：“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即盅，酒盅類的器皿。
意思是說，道就像小器皿那樣發揮着作用，可以盛裝東西，但它永遠不會裝滿。
它是那麼深邃難測，像是萬物的始祖。
我不知道它是誰的兒子，好像是天帝的祖先。
道是怎樣産生萬物的呢？老子向我們介紹了這一過程，就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在道的作用下，産生了模糊一團的宇宙整體，以後分化為相互對立的陰和陽兩部分，正是這對立的陰和陽相互作用，便産生了第三種新生事物。
各種各樣的新生事物就構成了天地萬物。
萬物都是後背馱着陰，前胸抱着陽（對立的兩部分結合在一起），它們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在這裡，老子不僅闡述了道産生萬物的過程，而且向我們揭示了事物的“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辯證規律。
3．道的幾個特點 （1）道是“無” 道能夠産生萬事萬物，那麼了不起，一定是既大又多，然而老子卻說“道”是“無”。
在這裡，有和無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相互依存。
有“長”才有“短”；有“高”才有“矮”，它們隻有在相互比較中同時存在。
在哲學上，“有”是指一切客觀存在的萬事萬物。
“無”是“有”賴以存在的先決條件，因為沒有“無”作為比較，也就不存在所謂的“有”了。
所以我們說，是“無”産生了“有”，是體現着“無”的“道”産生了萬物。
在這對矛盾中，“無”是主要方面，它最能體現出事物的本質。
例如，水杯之所以被稱為“水杯”，是因為它能盛放水，而能盛放水的部分恰恰是空無一物，正體現了水杯的本質。
房間為了出入，必須建造門。
真正能體現“出入”這種本質的，不是門闆，也不是門框，而是打開門以後的空間部分的“無”。
因此，是“無”決定了“有”，是道支配着、主宰着萬物。
道是無名的。
道不應該有名字，假如有了名字，就有了規定性，有了界定。
例如，一說“黑闆”，人們就會馬上想到教室内鑲嵌在牆上的、可以在上面寫字的平闆。
道家所說的“道”，是囊括宇宙、天地、萬物的整體，它沒有大小、形狀等等的範圍規定，因此不能像對待普通事物那樣給它起個名字。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意思是，對于“道”，我可以講述它，但那不是通常的道理；為了稱呼它，也可以起個名稱，但那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名稱。
道是無為無欲的。
道是客觀存在的，它是沒有目的、沒有欲望、沒有意志地發揮着作用。
所以說：“道法自然。
”道就是那樣自然而然地發揮着作用。
道的這種無目的、無欲望、無意志的“無為”是最完美的“無不為”。
因為若要做什麼或是做了什麼，同時就出現了還沒做什麼，就有了不足和缺欠。
所以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體現在政治上，老子認為聖人就該“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又說：“治大國若烹小鮮。
”意思是，治理一個大國就像烹饪一條小魚，若是經常攪動，魚就碎爛不成形了。
所以治理國家也應當無為，否則就要傷害民衆。
總之，無為而治才是最理想的。
老子認為，儒家提倡仁德、墨家主張兼愛、法家堅持法治都是人為政治，都違背了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為地強加于人的，這會改變人的淳樸本性，使百姓成為狡詐之民。
（2）道是柔弱的 道是那麼偉大，可以産生萬物，然而道是以“柔弱”體現出自己的作用，“弱也者，道之用”。
也正因為它發揮着柔弱的作用，才能戰勝剛強。
老子說：“天下之至柔馳騁于天下之至堅。
”天下沒有什麼比水更柔弱了，但是在戰勝剛強上，什麼都難以超過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對于人來說道理是一樣的，“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人在活着時，身體是柔軟的，一旦挺直僵硬那就是死了。
萬物草木也
現今傳世的《周易》中，還包括解釋經文的傳，稱為十翼。
十翼是由《彖傳》上下、《文言》、《系辭》上下、《說卦》、《序卦》、《象》上下、《雜卦》等十部分組成的。
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時代。
據研究，《彖傳》寫作最早，似在春秋、戰國交替之際，其餘的則是戰國至西漢初年的作品了。
這十翼是儒家後學們對《周易》的解釋，未必都能符合經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賴它們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蔔算卦的書，但是書中在講到陰陽二者之間的矛盾變化時，也反映了古人的許多樸素辯證思想。
到了漢朝，《周易》被尊為六經之首，人們認為它包含了其他各經最根本的道理。
漢朝在國家學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間還有大約十家，它們都屬于不同的流派。
20世紀70年代，在長沙馬王堆漢墓中曾經出土帛書《周易》的殘本。
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雖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卻不一樣。
漢朝的學者們大多以象數之學來講解《周易》，也就是依據形象和數量來推測自然界的變化對社會政治的影響，因此《周易》常常成為他們預言災異的工具。
三國時期，王弼改變了大談象數的風氣。
他注釋《周易》主要是借機闡發自己的哲學思想。
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莊子》的道家學說，為魏晉時期的“玄學”發展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古代有大量解說《周易》的著作，除了涉及古代哲學思想的以外，也有一些是宣揚封建迷信的，必須把它們區分開來。
孔子把《易》作為教材，是讓學生學習其中的哲學辯證法思想。
荀子就強調說：“善為《易》者不占”［5］，即善于學習《易》的人，興趣不在占蔔上。
（2）《尚書》 原來僅稱為《書》，是中國夏、商、周時代一些政治文獻和傳說資料的彙編，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時代的史事記錄，因此它屬于政治書。
春秋以後，《書》被儒家學者們尊奉為經典。
自漢朝開始，又稱它為《尚書》。
“尚”即是“上”，“尚書”就是指上古時代的史書。
孔子選擇了重要的政治文獻編纂成《書》并作為教材，是讓學生學習古人的治國之道。
東晉時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貢獻了一部《尚書》，共58篇。
梅赜根據一些散佚的《尚書》文字，編撰成所謂古文《尚書》25篇，後人稱之為“僞古文尚書”。
梅赜同時又吸收了原來今文《尚書》的28篇（但被離析為33篇了），共湊成58篇。
這就是現今通行的《十三經注疏》本《尚書》，它實際上是由今文《尚書》和僞古文《尚書》兩部分合成的。
此外，梅赜還貢獻出一部《尚書孔氏傳》，十三卷，說是西漢經學家孔安國解釋《尚書》之作。
這部書後來經清朝學者們考訂，實系後人僞造，于是稱它為僞《孔安國尚書傳》，但也收入到《十三經注疏》之中了。
（3）《詩經》 最初隻稱為《詩》，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春秋時期被孔子選為教材，後世稱為《詩經》。
書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紀）下至春秋中葉（前6世紀）約五百年間的詩歌，保存到現在的作品共305篇。
這些詩分為《風》、《雅》、《頌》三大類。
《風》是15個諸侯國和地區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責統治者的殘暴壓迫的，也有對人民的愛情、勞動等社會生活的歌頌。
《雅》又分為《大雅》和《小雅》。
《大雅》主要是頌揚周統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許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興”等有價值的史料。
《小雅》多是西周後期和東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統治危機的政治詩為主。
《頌》主要是統治者敬神祭祖的廟堂頌歌。
需要指出的是，《風》、《雅》、《頌》三部分在内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們也有混然交錯的情況。
這三部分的區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所側重外，還有音樂方面的不同。
一般的說，十五國《風》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間樂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鎬京（今陝西長安縣）一帶樂調譜曲的；《頌》的配樂表現出莊重、肅穆的特點。
古代傳說周王朝有定時到民間搜集詩歌的做法，叫做“采詩”、“采風”，這大約就是《詩經》的最早來源。
在周朝上層社會的政治活動中，人們常常借用《詩》的一章或一兩句來委婉地表達自己的思想。
所以孔子曾經告誡他的兒子伯魚說，不學《詩》便無法和人交談。
《詩經》傳至漢代，有齊、魯、韓、毛四家。
其中前三家都屬于今文詩學，西漢時得到朝廷的承認，立于學官，各設了博士官并教授生徒。
今文詩學至魏晉以後逐漸衰亡。
毛《詩》相傳為西漢初年毛亨、毛苌所傳授，屬于古文詩學。
現今傳世的是毛《詩》，共311篇，其中有六篇僅存篇名而無詩文。
《詩經》中記載了許多周人早期的開發活動和一些重要的曆史事件，因此它不僅作為文學巨著對中國兩千多年的文學發展産生了深刻的影響，而且對于中國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
1994年，上海博物館以重金購得一批戰國竹簡，其中有31支簡記載了孔子或其弟子子夏對于詩的論述，談到人的志、情、言與詩的關系，但沒有今本《詩經》小序中有關諷刺與贊美的内容。
這批竹簡中涉及的《詩》有60篇，其中有六篇佚詩以及數十篇詩曲的篇名，都是今本《詩經》所沒有的。
竹簡中對《詩》的寫法和次序也與今本不同，依次寫成《訟》、《大夏》、《小夏》、《邦風》。
其中七支竹簡記載了古代唱詩時樂器伴奏的四聲和九個音調。
令今天音樂專家驚訝的是，古代音調的表示方法竟與今日如此接近，當是我國音樂史上的重大發現。
（4）《儀禮》 原來隻叫《禮》，漢朝時又稱它為《士禮》、《禮經》，到了晉代才稱為《儀禮》。
儒家講究各種典禮儀式，希望通過“禮”來區分人們的貴賤尊卑地位、維護嚴格的等級制度，《儀禮》就是詳細記載古代各種禮儀的書。
傳說此書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據。
《史記》等書則認為它出于孔子之手。
現代學者一般認為，《儀禮》成書約在東周時期，不過書中記載的各種典禮儀式應該在成書以前就存在了。
孔子很注重采輯、整理各國禮儀，他把演習禮儀作為自己教學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遊說列國的路途中，也堅持與弟子們在大樹下演習禮儀。
現今傳世的《儀禮》包括：士冠禮、昏禮、士相見禮、鄉飲酒禮、聘禮、觐禮、喪服、士喪禮等，共17篇。
它們記載了周朝統治階級的加冠、婚喪、交際、敬老、宴飲、外交、觐見、祭祀等各種禮儀。
（5）《禮記》 先秦時期，儒家學者們在傳習《儀禮》的同時，也傳授一些有關的參考資料。
這些資料可以進一步解釋、補充《儀禮》内容，闡發其經義，人們稱之為“記”。
當時這種《記》很多，作者也不止一兩個人。
至西漢時期，禮學家們也都各自選取一些《記》作為講授《儀禮》的輔助教材。
這些《記》流傳到東漢中期，隻剩下了兩種：一種是相傳為戴德選輯的85篇本的“大戴禮”；另一種是相傳為戴聖選輯的49篇本，稱為“小戴禮”。
東漢學者鄭玄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從而使它的影響越來越大，由原來從屬于《儀禮》的地位轉變為獨立成書，人們稱它為《禮記》。
在唐代，《禮記》更被列為九經之一，它與《儀禮》、《周禮》鼎足而三，稱為“三禮”。
《禮記》是一部儒家關于各種禮儀的論著、雜說彙編。
它的内容豐富，大體可以分為以下幾個方面：有專為說明《儀禮》的，如《冠義》、《昏義》、《鄉飲酒義》等篇；有雜記喪服、喪事的，如《檀弓》、《喪大記》、《問喪》等篇；有記述各種禮節、禮制和守則的，如《投壺》、《禮器》、《明堂位》、《曲禮》、《内則》等篇；有記述孔子言論的（其中有些是托孔子之名來闡發儒家的言論），如《仲尼燕居》、《孔子閑居》等篇；有比較系統地論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論文，如《禮運》、《學記》等篇。
此外還有一篇屬于授時頒政的《月令》，記述了夏曆一年十二個月的時令及有關的事物。
《禮記》中有些篇章如《大學》、《中庸》等，談及儒家關于如何修養道德、做人處世的哲學、倫理觀念，被宋代理學家編入《四書》中，加以大力宣揚。
《禮記》中還有《學記》、《樂記》兩篇，從理論上對教育、音樂做了精辟的論述，至今仍可資借鑒。
《儀禮》僅僅記載了一些禮儀制度，而《禮記》則更多地論述了這些典禮制度的意義、作用，從理論上闡述了戰國末期至秦漢時期儒家的“禮治”思想。
《禮記》對于封建統治者強化思想文化統治、利用封建禮教束縛人們的思想言行，可以産生更為深刻的影響，因此它越來越受到曆代封建統治者的重視，在儒家經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斷地上升。
（6）《周禮》 原名《周官》，西漢末年，學者劉歆将它改名為《周禮》。
這是一部記載政治制度的書。
關于《周禮》的成書，過去古文經學家認為是周公所作，今文經學家則指斥為劉歆僞造。
現在一般學者都認為這部書是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時各國政治制度，并根據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減排比而成的彙編。
據《漢書》河間獻王本傳記載，漢景帝時，河間獻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間的古本《周官》，才使此書為世人所知。
因為這部書是古文經，所以長期遭到古代今文經學家的诋毀。
《周禮》記有三百多種所謂周朝的職官，并對其職務做了介紹，其中也牽涉到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
全書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組成。
書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漢時以先秦典籍《考工記》補入。
《周禮》一書對後世的政治有較大影響，諸如西漢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時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變法等，都曾以《周禮》為依據進行政治改革。
近代學者曾以周代銅器銘文中所記職官對照《周禮》的官制進行考察，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處，以此證明《周禮》系戰國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實記錄。
然而《周禮》中記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實在周代實行過，這可以從出土文物和考古學家那裡得到一定的證實。
因此，這部書至今仍然受到人們的重視。
《周禮》是我們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獻資料。
（7）《春秋》及其三傳 “春秋”曾經作為東周各國史書的通稱，同時也是春秋時期魯國史書的專稱。
現存的《春秋》一書記述了魯隐公元年（前722）至魯哀公十四年（前481）共244年間的魯國曆史。
據記載，孔子曾對《春秋》進行了修訂、整理，并且把它作為教授學生曆史知識的重要教科書。
相傳孔子在修訂《春秋》時，曾經運用一些隐微的言辭，暗喻、示意某種深遠的意義，後世儒家學者們把孔子這種文筆曲折而含褒貶之意的所謂“春秋筆法”稱為“微言大義”。
例如《春秋》經于魯隐公元年下說“鄭伯克段于鄢”。
《左傳》對此則解釋說，由于共叔段的表現違背了做弟弟的身份，所以《春秋》經不用“弟”字稱呼他；這一事件如同兩個國君之間争權，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敗是因鄭莊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經文不稱鄭莊公的谥号，而用“鄭伯”，以批評他對弟弟有失教誨的錯誤。
不過我們今天看來，《春秋》經的這種“微言大義”被古人過分渲染、誇大了。
古代為《春秋》經作的傳，流傳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傳》、《春秋公羊傳》和《春秋穀梁傳》。
《春秋》經本來有自己的單行本，後來按照編年次序，人們把它同各種傳文合并起來，先列經文，後述傳文。
經文對史事介紹十分簡短、概括，所以後世學者都要配合傳文加以研讀。
《春秋左氏傳》又稱《左氏春秋》或《左傳》。
舊傳作者為春秋時的左丘明，近代學者們根據《左傳》中所述史事，認為它當成書于戰國初年。
《左傳》編年起于魯隐公元年（前722），終于魯悼公四年（前464），比《春秋》經多出17年；《左傳》所記史事更延至魯悼公十四年（前454），比《春秋》經晚27年。
《左傳》以叙事為主，書中用大量史實補充、說明了《春秋》經，有時也訂正《春秋》經的某些錯誤。
因此《左傳》有助于我們了解《春秋》經的那些概括、簡略的記載，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動流暢，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史學和文學著作。
《左傳》成書于戰國時期，本是用戰國時的古文字寫成的，因此在漢代它屬于古文經傳，而且長時期隻在民間傳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學官。
（8）《論語》 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傳弟子關于孔子和他的少數學生的言語行事的記錄，其成書在戰國初期。
《論語》在西漢時還隻作為經書的輔助，被看做是傳、記一類的著作。
直到東漢時，才作為正式經書列入“七經”之中。
孔子是儒家學派的創始人，《論語》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學說的最基本的依據，也是研究中國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獻。
《論語》一書傳到漢朝時，已有三種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魯論》、《齊論》以及古文本的《古論》。
現今傳世的《論語》，是東漢學者鄭玄參照上述各種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
漢代以後，《論語》成為讀書人的必讀之書。
南宋時，理學家朱熹把《論語》同《孟子》、《中庸》、《大學》合為《四書》，并為之作集注，使《論語》在宣揚封建禮教方面，處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9）《孟子》 這是一部記錄孟轲言論行事、包括他和當時人及門人弟子們相互問答的談話記錄。
《孟子》一書主要是由孟轲的門人萬章、公孫醜二人所記，大約孟轲本人也親自進行過潤色。
書中記載了孟子的政治活動、政治學說以及他的唯心主義哲學、倫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輿（約前372—前289），是戰國時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
曾受業于孔子之孫子思的門人。
在封建社會，孟子被認為是孔子學說的繼承者，他主要繼承了孔子的“仁”的學說，強調“存心”、“養性”等思想。
孟子提出“人性善”的觀點。
他以“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論證了人的本性都是善良的，從而為孔子的“仁”學提供了理論基礎。
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貴君輕”思想，是有進步意義的。
在西漢，《孟子》同《論語》一樣，僅被當做“傳”、“記”一類著作。
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學家們作為經書列入“十三經”之内。
南宋朱熹把它編入《四書》，并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響。
《孟子》現今隻存七篇。
相傳另有“外書”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書”系明人僞作。
（10）《孝經》 今本《孝經》僅1799字，分為18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導的封建孝道，宣揚“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親，中于事君，終于立身”等說教。
雖然《孝經》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講孝進而勸“忠”，主張孝子對待國君應該忠貞不貳。
因此曆代封建統治者對于《孝經》十分重視，要求所有的讀書人都必須熟讀它。
《孝經》在内容上，有許多地方抄襲了《左傳》、《孟子》、《荀子》等書，有時是撮取其大意加以複述，再加上書中許多内容陳腐，因此它的閱讀價值在今天就很有限了。
關于《孝經》的作者，曆來有“孔子”、“曾子”、“孟子門人”等多種說法，但都不足信。
它總是孔門後學所作，當不緻有誤。
《孝經》成書于戰國末期，東漢時被列為“七經”之一。
漢代曾有古文《孝經》，南北朝時已亡佚。
（11）《爾雅》 這是一部古代訓诂知識的彙編，即對古代經典中的詞語進行解釋的工具書。
所以《爾雅》是考證詞義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資料，後世經學家常常用它來解說儒家經義。
《爾雅》共19篇。
前三篇《釋诂》、《釋言》、《釋訓》為一般詞語的解釋，其餘則按各種名物分類解釋，如《釋親》、《釋器》、《釋山》、《釋草》、《釋鳥》、《釋畜》等等。
關于《爾雅》的作者，舊說或認為周公所著，或指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為出于漢代儒生之手。
這些說法都缺乏足夠的證據。
據近世學者們的研究，《爾雅》一書并非一人一時之作，它是收集多家訓诂材料彙編而成的。
《爾雅》大約在戰國時期初具規模，後來又經過漢初學者們增補潤色，最後才成為今本的樣子。
（12）《四書》 在宋代，理學家要求讀書人把十三經中的《論語》、《孟子》與《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相配合研讀。
南宋理學家朱熹對它們進行了注釋并且加以闡發，于是始有“四書”之稱。
其中《論語》、《孟子》上文已有介紹，下面隻談《中庸》、《大學》兩篇。
《中庸》：“中庸”是儒家提出的最高道德标準，是指處理事情不偏不倚、無過無不及。
所以孔子說：“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6］一般學者認為，本篇是戰國末期至東漢初年的儒家學者所作。
文中進一步發揮了孔子的中庸思想，強調要想做到中庸，就必須依禮行事。
禮就是聖人按中庸的原則制定的，它能使人行事不至偏激。
文章要求人們加強内心的修養來培養這種道德。
《大學》：産生時間與《中庸》大體相當。
《大學》主要是強調“治國平天下”的道德思想基礎，把封建的倫理同封建政治結合起來，宣揚個人的倫理道德對治國平天下具有重要意義。
文中認為，個人隻有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才能達到治國、平天下的目的。
其中所謂的格緻，即格物、緻知的省稱，是指窮究事物的原理而獲得知識。
以上是儒家的基本經典著作，其中蘊涵了豐富的中華文化思想的精髓，值得我們鑽研、學習，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地看到，其中也存在着許多落後于時代的陳腐封建說教。
對其基本的态度還應該是有所取舍。
三、道家 1．老子創立道家 老子是春秋後期人，姓李名耳，字老聃，生于楚國苦縣（今河南鹿邑），與孔子同時。
老子做過周朝的守藏室之史和柱下史。
《禮記》中說，孔子曾經向老子請教過喪禮。
2．老子說“道” 老子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
”意思是說，有一種混沌狀态的東西，在天地産生之前就已經存在。
它寂靜無聲，渺小無體，獨立存在而永恒不變，循環運行而永不停息，它可以産生天地。
我不知道它的名字，一定要寫出來的話，就用“道”這個字吧。
老子又說：“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
……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
”沖，即盅，酒盅類的器皿。
意思是說，道就像小器皿那樣發揮着作用，可以盛裝東西，但它永遠不會裝滿。
它是那麼深邃難測，像是萬物的始祖。
我不知道它是誰的兒子，好像是天帝的祖先。
道是怎樣産生萬物的呢？老子向我們介紹了這一過程，就是：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在道的作用下，産生了模糊一團的宇宙整體，以後分化為相互對立的陰和陽兩部分，正是這對立的陰和陽相互作用，便産生了第三種新生事物。
各種各樣的新生事物就構成了天地萬物。
萬物都是後背馱着陰，前胸抱着陽（對立的兩部分結合在一起），它們相互作用而形成一個和諧的整體。
在這裡，老子不僅闡述了道産生萬物的過程，而且向我們揭示了事物的“一分為二”和“合二而一”的辯證規律。
3．道的幾個特點 （1）道是“無” 道能夠産生萬事萬物，那麼了不起，一定是既大又多，然而老子卻說“道”是“無”。
在這裡，有和無是一對矛盾的統一體，相互依存。
有“長”才有“短”；有“高”才有“矮”，它們隻有在相互比較中同時存在。
在哲學上，“有”是指一切客觀存在的萬事萬物。
“無”是“有”賴以存在的先決條件，因為沒有“無”作為比較，也就不存在所謂的“有”了。
所以我們說，是“無”産生了“有”，是體現着“無”的“道”産生了萬物。
在這對矛盾中，“無”是主要方面，它最能體現出事物的本質。
例如，水杯之所以被稱為“水杯”，是因為它能盛放水，而能盛放水的部分恰恰是空無一物，正體現了水杯的本質。
房間為了出入，必須建造門。
真正能體現“出入”這種本質的，不是門闆，也不是門框，而是打開門以後的空間部分的“無”。
因此，是“無”決定了“有”，是道支配着、主宰着萬物。
道是無名的。
道不應該有名字，假如有了名字，就有了規定性，有了界定。
例如，一說“黑闆”，人們就會馬上想到教室内鑲嵌在牆上的、可以在上面寫字的平闆。
道家所說的“道”，是囊括宇宙、天地、萬物的整體，它沒有大小、形狀等等的範圍規定，因此不能像對待普通事物那樣給它起個名字。
老子說：“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意思是，對于“道”，我可以講述它，但那不是通常的道理；為了稱呼它，也可以起個名稱，但那不是通常意義上的名稱。
道是無為無欲的。
道是客觀存在的，它是沒有目的、沒有欲望、沒有意志地發揮着作用。
所以說：“道法自然。
”道就是那樣自然而然地發揮着作用。
道的這種無目的、無欲望、無意志的“無為”是最完美的“無不為”。
因為若要做什麼或是做了什麼，同時就出現了還沒做什麼，就有了不足和缺欠。
所以老子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
體現在政治上，老子認為聖人就該“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
又說：“治大國若烹小鮮。
”意思是，治理一個大國就像烹饪一條小魚，若是經常攪動，魚就碎爛不成形了。
所以治理國家也應當無為，否則就要傷害民衆。
總之，無為而治才是最理想的。
老子認為，儒家提倡仁德、墨家主張兼愛、法家堅持法治都是人為政治，都違背了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為地強加于人的，這會改變人的淳樸本性，使百姓成為狡詐之民。
（2）道是柔弱的 道是那麼偉大，可以産生萬物，然而道是以“柔弱”體現出自己的作用，“弱也者，道之用”。
也正因為它發揮着柔弱的作用，才能戰勝剛強。
老子說：“天下之至柔馳騁于天下之至堅。
”天下沒有什麼比水更柔弱了，但是在戰勝剛強上，什麼都難以超過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
”對于人來說道理是一樣的，“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剛強。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人在活着時，身體是柔軟的，一旦挺直僵硬那就是死了。
萬物草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