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古代思想文化的特征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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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商周時期的祖先崇拜和道德取向
中國傳統文化曆時久遠而又博大精深，可以從多個視角探究其特征。
由于商周時期已有了文獻記載，所以本文将從這一時期的“祖先崇拜”和“道德取向”切入，做出闡述。
商朝的甲骨蔔辭中已反映出明顯的祖先崇拜思想。
商朝統治者尊崇最高的神是“帝”，這是一個象形字，顯示了祭祀天神時擺放祭品的台架。
統治者們除了信奉最高的神“帝”以外，還宣揚他們的祖先死了以後會升天，在帝的身邊，陪伴着帝，所謂“賓于帝”。
他們鼓吹自己的祖先會保佑後代的，因此也把祖先視為神靈來崇拜。
這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中顯示出的祖先崇拜觀念。
這種文化心理一直傳到現在，在漢語裡有許多反映，日常生活中也經常遇到。
例如對于同姓的人，可以說“五百年前是一家”。
舊社會，非常重視傳宗接代，未能生男孩，被視為最大的不孝。
所以罵人“斷子絕孫”就非常狠了。
過去許多宗族、家族有族長，成為最高權威；還有祠堂，定期舉行對祖先的祭祀活動。
小到家事，大到國事，都講求不能敗壞家業，不做敗家子，不能做對不起祖先的事。
商朝統治者鼓吹自己是天神“帝”在人間的代表，其統治得到“帝”的支持，因此臣民們都應該絕對服從。
然而強大的商王朝終究滅亡了。
這對于新的統治者周王朝來說，是一個強烈的刺激。
周王朝剛一建立，統治者們就強調要吸取商朝滅亡的曆史教訓。
他們在思索：商朝究竟為什麼會滅亡？結論就是：商朝統治者喪失了道德，實行殘暴統治，從而被天神“帝”所抛棄。
周朝統治者越來越多地用“天”代替“帝”來表述主宰命運的神靈，這在本質上沒有區别。
他們在商人崇拜“帝”的基礎上，發展出“天命靡常”的思想，即上天的意志不是永恒不變的。
也就是說，如果統治者實行殘暴統治，上天就不再支持他了，就會另選有道德的人取而代之。
這種思想在當時的文獻記載中不斷出現。
《尚書·康诰》中記載： 周武王在封康叔于衛國時，諄諄告誡康叔說：“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意思是：你小子獲得了封地，但是上天給予你的支持并非是永恒的，你要牢牢記在心中！還說：“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是說上天以其威德輔助誠信的人，這可以從民衆的情緒上充分看出來。
《尚書·太甲》記載：“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告誡人們：上天降下來的災禍或者還有機會消解，若是自己一意孤行招來災禍，那就是死路一條了。
于是強調要“以德配天”，要“敬天保民”。
實際上“敬天”不過是認真舉辦祭祀活動，而“保民”才是最終落實到施行适當政策、對民衆不可過于殘暴等具體行動上。
《尚書·無逸》說：“懷保小民，惠鮮鳏寡。
”告誡統治者對于包括鳏寡在内的民衆都要給予關懷保護。
《國語·周語》記載周厲王暴虐驕奢，國人極為不滿。
召公警告厲王，百姓已經難以忍受了！厲王則讓衛巫監視國人，誰不滿意就殺誰。
百姓們都不敢說話了，互相用眼神交流内心的憤怒。
召公再次強調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厲王還是不聽，最終被國人趕下台。
這些都反映了西周建立後，在思想文化方面，雖然繼承了商人信奉神靈的傳統，但又有新的發展，就是強調人的道德表現，在政治上實行寬厚的政策，這樣才符合天意，使統治權位長久維持下去。
第二節 春秋時期的民本思想 春秋時期的中國社會處于大變動之中，舊的奴隸制度行将崩潰，新的封建制度即将建立。
社會秩序動蕩，被統治者奴隸和一般平民都強烈要求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這時民衆在政治生活中顯示出巨大的力量，在先秦史籍中多次出現“民潰”和國人驅逐、殺死國君的記載。
圍繞民與神、民與國、民與君之間的關系，政治家、思想家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從而使重視民衆的社會作用成為春秋時期的一種頗有影響的政治思潮，通常我們稱之為民本思想。
對此，曆史文獻中多有記載。
［1］ 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者孟子對民本思想做了很好的總結，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2］孟子從統治者長遠利益考慮，強調要重視民衆的意願，朝廷利益在其次，而國君個人的利益則放在最後考慮。
民本思想在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中一直發揮着作用。
一些開明的封建帝王、士大夫堅持着這一政治理念，使他們能較多地關心人民疾苦，取得更多的政治成就。
第三節 先秦諸子學術思想 這裡主要集中介紹儒、道、墨、法幾家的重要思想，尤其是以儒、道二家為重點，但并非全面評價。
一、儒家 1．孔子創立儒家學說 孔子的思想學說集中反映在《論語》一書中。
《論語》主要是他的弟子對他言行的記錄。
2．儒家的思想核心：仁和禮 孔子把以前“敬親尊長”“愛衆庶”“忠君主”等屬于“仁”的道德發展為仁學。
什麼是“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1）“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同别人相友愛，這是仁的基本點。
（2）“子曰：克己複禮為仁。
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
”孔子在這裡主要針對那些野心膨脹的諸侯國國君，告誡他們要約束自己，服從周天子的統治。
哪怕隻做到一天，天下人也都會歸順這種有道德的人。
孔子主張恢複周禮反映了他保守的一面。
但是也不宜把他說成是“反動的”。
我們全面考察孔子就會發現孔子在宣傳“複禮”的同時，也強調對周禮要有所“損益”，并非全盤照搬。
奴隸社會的教育是“學在官府”，奴隸主貴族把持着教育，普通平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
孔子帶頭大規模私人辦學，用實際行動沖破舊的奴隸制度的束縛，是有進步意義的。
可見孔子思想有保守的一面，同時也有大膽革新的行動。
（3）“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對于有道德的人，不僅自己想要取得成就、在世上有自己的地位，而且也會幫助别人取得成就而在世上有立足之地；不僅自己希望順利通達，而且也幫助别人順利通達。
（4）推人及物，将人類的道德關懷推及到自然萬物。
對今天尊重和保護自然生态環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孔子告誡人們應該：“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并且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孟子對此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3］可見，儒家不僅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建立和諧的關系，而且也關注人與自然之間應該和諧相處，因此對于生态環境采取的是積極愛護的态度。
為什麼孔子創立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觀念對中華民族能産生深遠影響？ （1）“仁”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但又很容易做到。
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又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隻要自己有願望樹立“仁”的道德，付諸實踐去做，這種道德就在自己身上具備了。
對于樹立仁的道德，不需要天資和學識，也不需要富有錢财，更不需要政治地位，關鍵是自己付諸行動。
（2）“仁”兼顧人我兩方面，最有利調節人與人的關系。
仁，一方面要求自立自達、自強不息，又要求立人達人，是助人為樂、成人之美。
既有對自己的勉勵和約束，也有對他人的關心和幫助；既否定了利己主義，也不是苦行僧式的利他主義。
所以，仁這種道德可以使人際關系處于最和諧的狀态。
（3）沒有特别的條件，也不需要改變人的正常生活，就可具備仁的道德。
無論是飲食、婚姻、習俗等等，都不必改變，體現了對人的生存權利的最大尊重。
（4）儒家提倡的仁政，要求統治者對人民應該寬容施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聲，同時也符合封建統治者的長遠利益。
因此，儒家提倡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能夠深入人心，對中華民族産生長達兩千年之久的深遠影響。
“禮”是指儒家提倡的行為準則和禮儀制度。
仁和禮是一個整體，共同構成儒家學說的核心。
它們的關系是：仁是内在的精神，禮是外在的表現；仁是追求的目标，禮是實現目标的途徑。
3．孔子的天命觀和鬼神觀 孔子多次提到“天”和“天命”，不免讓人感到有宿命論的思想。
我們應該全面看待孔子關于天和天命的思想。
孔子對于“天”有兩種不同态度。
在他着急賭咒或感慨悲痛的時候，往往口中呼出有意志、有神靈的天。
他帶領學生周遊列國，到了衛國，為了推行儒家主張，他直接去找南子。
對此，學生子路極為不滿。
因為南子是衛靈公最寵愛的女人，她把持國政并且在男女作風上不檢點，名聲很不好。
孔子從内廷出來後，極力向學生們表白，說：我若做出錯事，“天厭之！天厭之！”。
當孔子最喜歡的學生顔淵年輕輕就死了，孔子非常悲傷，他捶胸頓足地哭道：“天喪予！天喪予！”意思是：老天要我的命啊！孔子在這些地方呼出的“天”都是有意志、有神靈的天。
但是，孔子也曾冷靜地談到對天的看法，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顯然，孔子這裡所說的天是完全自然的天，這才是孔子對天的真實評價。
孔子的儒家學說本是強調人應該奮發有為，通過提高道德修養解決各種問題，因此并不贊成迷信鬼神、依賴鬼神。
當學生問及死後和鬼神之事時，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還說：“未知生，焉知死。
”實際上是一種回避态度。
儒家注重利用祭祀等禮儀活動來區分人的貴賤尊卑，因此并不絕對否認鬼神的存在，不想冒犯鬼神，但同時又強調人的“有為”，所以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 由孔子确定下來的儒家鬼神觀對中華民族有着深遠的影響，使得中國人沒有單一的、絕對的宗教信仰，可說是：又信又不信。
往往是遇到難處了，例如婚姻、求職、考學、疾病等，便去寺廟祈求神靈保佑，這時内心是很虔誠的，但是很難堅持一輩子都去燒香磕頭。
尤其是對于剃發出家等成為純粹的宗教徒，一般的中國人都會認為是一種非正常的行為而難以接受。
又由于沒有單一的宗教信仰，所以也可以同時接受幾個宗教。
人們可以在佛教寺廟燒過香後，又去道教宮觀磕頭，或許還随着别人去基督教堂去參加禮拜活動。
大多數中國人心想，這些宗教既然都是宣揚行善，就沒有什麼根本的沖突，可以同時信奉。
于是在某些寺廟等處出現了儒、佛、道三家教主并排站在一起，也就不足為奇了。
例如，四川的大足石窟就有五代時雕造的釋迦牟尼在中，孔子和老子并列兩旁的造像。
這種情況，在山西恒山的懸空寺等處也都存在，并不十分罕見。
這正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三家合流的特征。
《紅樓夢》中，賈寶玉要讀儒家的四書五經、參加科舉考試；在他心情不痛快時，情不自禁地手持《南華經》（《莊子》）讀了起來，企圖從道家思想中獲得解脫；可是他還與妙玉、黛玉等人參禅，這又是佛家的行為了。
對于賈寶玉的這些描寫，讀者感覺順情合理，就是因為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心理。
4．孔子對文化教育的貢獻 理論上，他強調教育的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行政和刑罰雖然能令民衆不敢做壞事，但他們沒有羞恥之心；如果用道德和禮制教育民衆，他們就具有羞恥之心和行為準則。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突破奴隸主貴族對教育的壟斷，他帶頭推行大規模私人辦學，将教育推向全社會，這些應該給予充分肯定。
在孔子的學生中，既有貴族、富商，也有平民百姓，甚至還有地位低下的賤民，除了奴隸，真可謂是“有教無類”了。
孔子針對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不學無術、利用特權就可以世襲官爵，強調應該先具備文化知識和管理才能，然後再去做官。
所以他說：“學而優則仕。
”這和“讀書做官”論完全挨不着邊兒。
他說：“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意思是：那些先學習禮樂後做官的，是普通平民；而先做官後學習禮樂的，是上層的貴族子弟。
如果我來選用人才，我選先學習禮樂的人。
孔子在平民中選拔人才任用他們做官，正是突破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
孔子的教育内容很豐富，既有德育也有智育，集中地體現了儒家學說的主要内容，它們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德治、德教的理論，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其中存在嚴重的局限性，例如輕視生産勞動、忽視自然科學等，尤其是把婦女與小人同等看待，實在沒有道理。
5．戰國時期儒家的孟、荀學派 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在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僅是其中的一家，當時并未顯露出它在學術上、政治上占有什麼特殊地位。
孔子死後，儒家逐漸分為八個流派。
《韓非子》中就提到，在戰國時期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顔氏之儒、孟氏之儒、孫氏之儒”等等。
他們有的也撰寫著作，在《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中就記有《子思子》、《曾子》、《漆雕子》、《孫卿子》（即《荀子》）等書。
這些著作在當時并未被視為經典，有的甚至不久就失傳了。
在這八派之中，以孟子（他屬于子思門人的弟子）和荀子兩派影響最大，他們在孔子學說的基礎上有了不同側重的繼承，最終使他們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下去。
這裡不打算對孟子、荀子兩個學派作全面的評介，下面把二者的主要思想作一比較，也可使人留下大緻印象。
孟子主要繼承了孔子“仁”的學說，強調人的修身養性。
荀子則主要繼承了孔子“禮”的學說，強調“禮”是區别貴賤尊卑的規矩、準繩，宣揚以禮治來端正等級名分，用刑法對付各種反抗行為（此中已有法家思想因素，難怪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以及李斯都曾是荀子的學生）。
孟子主張“法先王”，即應該效仿、學習過去的聖賢，他們在為人、治國等方面是後人的榜樣。
荀子則主張“法後王”，即應該向當代的聖賢學習。
過去的聖賢再高明，他們也隻是解決了過去的問題，現在有了新的問題，就需要新的聖賢用新的辦法來解決。
由于孟子注重人的主觀精神作用，在儒家哲學中形成一個唯心主義思想體系。
荀子學說中有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成為先秦諸子中唯物主義的代表。
6．儒家的經典及其演變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封建地主階級把儒家學說奉為統治思想。
它們利用這個精神武器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發展了封建文化，最後也用它來摧殘新的民主思想的萌芽，阻止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曾經長時期地習慣于把儒家的一些重要著作視為經典，把它們稱為“經”。
“經”是什麼意思？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經，織也。
”清朝學者段玉裁注解說：“織之從（縱）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
”就是說，經是指織布時的豎線，隻有先把豎線排好，才能用橫着的緯線織出布來。
古人由此引申認為，儒家宣揚的封建思想及其有關著作是封建秩序得以維持的根本保證，是封建意識形态的核心，起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把它們稱為經。
東漢班固在《白虎通義》中進一步發揮說，經即是“常”、“常道”的意思，也就是指永恒不變的道理。
封建統治者希望通過永恒的“經”，達到封建社會永久存在的目的。
其實把典籍稱之為經，最初并不始于儒家著作。
我們從《莊子》、《國語》等書中看到，先秦時期的經書并非專指儒家著作，例如莊子就把墨子的著作稱為《墨經》。
以後随着封建思想文化的發展，統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逐漸把經書限于儒家的重要典籍。
這就是到了西漢武帝時，朝廷确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并且設立了五經博士，從此儒家的思想及其著作便上升到唯我獨尊的“經典”地位了。
據《莊子·天運篇》記載，孔子說他自己研究《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部經書。
對于這些經書，在戰國和西漢時期已經有專門的著作對它們加以解釋，闡明其經義，當時習慣上稱這樣的著作為“傳”或“記”。
傳、記的出現，開創了訓解、闡述儒家經典的所謂經學。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随着經學的發展，産生了許多流派，它們的争辯、分合常常同當時的封建政治及哲學思想、倫理觀念的起伏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
可以說，經學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鞏固、發展和延續起着重要作用，對封建的史學、文學、藝術的發展也有着深刻的影響。
二、儒家經典的形成 1．十三經及四書的形成 兩千年來，宣揚儒家思想的典籍浩如煙海。
在清朝的《四庫全書總目》中著錄的經部書籍已達一千七百餘部，約兩萬卷。
不過作為重要經典的儒家著作，最初隻有六部，即所謂的六經。
後來發展為十三部，就是通常所說的“十三經”。
下面對這些經書由六部逐步增加為十三部的演變作些介紹： （1）六經 這是指孔子教學生的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其中的《樂》早在戰國後期即已失傳。
對于這六經的作者究竟是誰，在經學史上自漢朝以來就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有一派學者即今文經學派（關于經學的今文、古文兩學派的産生、争論等問題，下文還要專門講述）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根據古代文獻資料進行整理、編著而成的，是先有孔子而後有六經的，因此有孔子著作六經之說。
但是另一派經學家即古文經學派則認為在孔子之前已有六經，是周公所作，孔子隻是對這些經典進行了删定。
對于這兩種對立的觀點，長久以來争論不休。
實際上兩種意見都有片面之處。
一方面不應該為了推崇孔子而硬說六經是孔子著作的；另一方面，雖然孔子之前存在有關于六經方面的著作，但也未必就是周公著作的。
對于今天的研究者來說，更注重的是六經本身的曆史文獻價值。
（2）五經 由于《樂》在戰國時期已經失傳，所以漢武帝時隻立了《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博士。
這些博士都是對其中某一部經書有專門研究的學者，他們并且傳授學生。
（3）七經 由于漢朝統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至東漢時，又在五經之外把《論語》、《孝經》定為讀書人必讀之書，這樣儒家的經典便擴大為七經了。
（4）九經 到了唐朝，在國家官辦學校的學習科目中以及科舉考試項目中，又有九經之說，這就是《詩》、《書》、《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左氏傳》等九部經書。
顯然在七經、九經中，已經把古代闡述經義的一些《傳》、《記》也包括到經的範圍之内了。
在唐代，《論語》和《孝經》是要求所有讀書人都要研讀的，稱之為“兼經”。
（5）十二經 （6）十三經和《十三經注疏》 在宋朝，理學家們把《孟子》也提高到經書的地位。
北宋哲宗元祐年間的科舉考試中就包括《孟子》了。
從此儒家的經典便成了十三經，直到封建社會終結，再也沒有變化。
對于這十三部儒家的經傳，漢朝及其後的學者們做了大量的注釋工作，人們稱之為注或箋。
唐朝時期，由于時間久遠，人們對漢代的注釋也難于理解了，于是一些學者對前人的舊注也要進行解釋和闡發，習慣上就稱之為“疏”或“正義”。
南宋以後有人把十三經以及比較好的注、疏、正義合刻在一起，形成一整套經書及其注文，稱為《十三經注疏》。
這十三部經書的注疏作者如下： 《周易》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尚書》僞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詩經》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周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禮記》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公羊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晉範甯注，唐楊士勳疏； 《春秋左氏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論語》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經》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孟子》漢趙岐注，宋孫奭疏； 《爾雅》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宋代封建統治者把《孟子》提升到經的地位後，又以《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與《論語》、《孟子》相配合，稱為《四書》，教授儒生。
到南宋孝宗時，理學家朱熹撰成《四書章句集注》，從此《四書》便成為封建科舉取士的标準讀本了。
2．十三經及四書簡介 （1）《周易》 原稱《易》，又稱《易經》，是古人蔔卦用的書。
周朝統治者習慣用蓍草來占蔔吉兇，稱為占筮。
占蔔時根據該草莖數量的奇、偶，排成各種卦，再參照占筮書的記述，判斷出吉兇。
因為成書于西周初年，人們又稱之為《周易》。
《周易》中用“”和“”兩個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陽和陰，分别稱為陽爻、陰爻。
把和疊列三層，可以形成八種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稱經卦。
這八卦的每一卦象代表某種事物，如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
對于每一卦象的含意還可以進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國君、朝廷、君子、男人、剛健、陽氣等。
而坤除了代表地外，還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陰氣等等。
用八卦的卦象兩兩重疊，又能組合成六十四卦，稱為别卦。
在《周易》中，對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闡述其意義的解說，這就是卦辭和爻辭，它們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時代是怎樣的？ 古代曾有伏羲氏、神農氏推演八卦的說法，那隻是傳說，并不可信。
近代學者們根據卦辭、爻辭記載的一些曆史材料，比較有把握地推斷這部書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體的作者仍然難
由于商周時期已有了文獻記載，所以本文将從這一時期的“祖先崇拜”和“道德取向”切入，做出闡述。
商朝的甲骨蔔辭中已反映出明顯的祖先崇拜思想。
商朝統治者尊崇最高的神是“帝”，這是一個象形字，顯示了祭祀天神時擺放祭品的台架。
統治者們除了信奉最高的神“帝”以外，還宣揚他們的祖先死了以後會升天，在帝的身邊，陪伴着帝，所謂“賓于帝”。
他們鼓吹自己的祖先會保佑後代的，因此也把祖先視為神靈來崇拜。
這是中國最早的文字記載中顯示出的祖先崇拜觀念。
這種文化心理一直傳到現在，在漢語裡有許多反映，日常生活中也經常遇到。
例如對于同姓的人，可以說“五百年前是一家”。
舊社會，非常重視傳宗接代，未能生男孩，被視為最大的不孝。
所以罵人“斷子絕孫”就非常狠了。
過去許多宗族、家族有族長，成為最高權威；還有祠堂，定期舉行對祖先的祭祀活動。
小到家事，大到國事，都講求不能敗壞家業，不做敗家子，不能做對不起祖先的事。
商朝統治者鼓吹自己是天神“帝”在人間的代表，其統治得到“帝”的支持，因此臣民們都應該絕對服從。
然而強大的商王朝終究滅亡了。
這對于新的統治者周王朝來說，是一個強烈的刺激。
周王朝剛一建立，統治者們就強調要吸取商朝滅亡的曆史教訓。
他們在思索：商朝究竟為什麼會滅亡？結論就是：商朝統治者喪失了道德，實行殘暴統治，從而被天神“帝”所抛棄。
周朝統治者越來越多地用“天”代替“帝”來表述主宰命運的神靈，這在本質上沒有區别。
他們在商人崇拜“帝”的基礎上，發展出“天命靡常”的思想，即上天的意志不是永恒不變的。
也就是說，如果統治者實行殘暴統治，上天就不再支持他了，就會另選有道德的人取而代之。
這種思想在當時的文獻記載中不斷出現。
《尚書·康诰》中記載： 周武王在封康叔于衛國時，諄諄告誡康叔說：“汝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意思是：你小子獲得了封地，但是上天給予你的支持并非是永恒的，你要牢牢記在心中！還說：“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
”是說上天以其威德輔助誠信的人，這可以從民衆的情緒上充分看出來。
《尚書·太甲》記載：“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告誡人們：上天降下來的災禍或者還有機會消解，若是自己一意孤行招來災禍，那就是死路一條了。
于是強調要“以德配天”，要“敬天保民”。
實際上“敬天”不過是認真舉辦祭祀活動，而“保民”才是最終落實到施行适當政策、對民衆不可過于殘暴等具體行動上。
《尚書·無逸》說：“懷保小民，惠鮮鳏寡。
”告誡統治者對于包括鳏寡在内的民衆都要給予關懷保護。
《國語·周語》記載周厲王暴虐驕奢，國人極為不滿。
召公警告厲王，百姓已經難以忍受了！厲王則讓衛巫監視國人，誰不滿意就殺誰。
百姓們都不敢說話了，互相用眼神交流内心的憤怒。
召公再次強調說：“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厲王還是不聽，最終被國人趕下台。
這些都反映了西周建立後，在思想文化方面，雖然繼承了商人信奉神靈的傳統，但又有新的發展，就是強調人的道德表現，在政治上實行寬厚的政策，這樣才符合天意，使統治權位長久維持下去。
第二節 春秋時期的民本思想 春秋時期的中國社會處于大變動之中，舊的奴隸制度行将崩潰，新的封建制度即将建立。
社會秩序動蕩，被統治者奴隸和一般平民都強烈要求改變自己的社會地位。
這時民衆在政治生活中顯示出巨大的力量，在先秦史籍中多次出現“民潰”和國人驅逐、殺死國君的記載。
圍繞民與神、民與國、民與君之間的關系，政治家、思想家進行了深入的思考，從而使重視民衆的社會作用成為春秋時期的一種頗有影響的政治思潮，通常我們稱之為民本思想。
對此，曆史文獻中多有記載。
［1］ 戰國時期的儒家學者孟子對民本思想做了很好的總結，他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2］孟子從統治者長遠利益考慮，強調要重視民衆的意願，朝廷利益在其次，而國君個人的利益則放在最後考慮。
民本思想在秦漢以後的封建社會中一直發揮着作用。
一些開明的封建帝王、士大夫堅持着這一政治理念，使他們能較多地關心人民疾苦，取得更多的政治成就。
第三節 先秦諸子學術思想 這裡主要集中介紹儒、道、墨、法幾家的重要思想，尤其是以儒、道二家為重點，但并非全面評價。
一、儒家 1．孔子創立儒家學說 孔子的思想學說集中反映在《論語》一書中。
《論語》主要是他的弟子對他言行的記錄。
2．儒家的思想核心：仁和禮 孔子把以前“敬親尊長”“愛衆庶”“忠君主”等屬于“仁”的道德發展為仁學。
什麼是“仁”？可以歸納為以下四點： （1）“樊遲問仁，子曰：愛人。
”同别人相友愛，這是仁的基本點。
（2）“子曰：克己複禮為仁。
一日克己複禮，天下歸仁焉。
”孔子在這裡主要針對那些野心膨脹的諸侯國國君，告誡他們要約束自己，服從周天子的統治。
哪怕隻做到一天，天下人也都會歸順這種有道德的人。
孔子主張恢複周禮反映了他保守的一面。
但是也不宜把他說成是“反動的”。
我們全面考察孔子就會發現孔子在宣傳“複禮”的同時，也強調對周禮要有所“損益”，并非全盤照搬。
奴隸社會的教育是“學在官府”，奴隸主貴族把持着教育，普通平民沒有受教育的權利。
孔子帶頭大規模私人辦學，用實際行動沖破舊的奴隸制度的束縛，是有進步意義的。
可見孔子思想有保守的一面，同時也有大膽革新的行動。
（3）“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對于有道德的人，不僅自己想要取得成就、在世上有自己的地位，而且也會幫助别人取得成就而在世上有立足之地；不僅自己希望順利通達，而且也幫助别人順利通達。
（4）推人及物，将人類的道德關懷推及到自然萬物。
對今天尊重和保護自然生态環境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孔子告誡人們應該：“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并且說：“智者樂水，仁者樂山。
”孟子對此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3］可見，儒家不僅強調人與人之間應該建立和諧的關系，而且也關注人與自然之間應該和諧相處，因此對于生态環境采取的是積極愛護的态度。
為什麼孔子創立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觀念對中華民族能産生深遠影響？ （1）“仁”具有崇高的道德境界，但又很容易做到。
孔子說：“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又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隻要自己有願望樹立“仁”的道德，付諸實踐去做，這種道德就在自己身上具備了。
對于樹立仁的道德，不需要天資和學識，也不需要富有錢财，更不需要政治地位，關鍵是自己付諸行動。
（2）“仁”兼顧人我兩方面，最有利調節人與人的關系。
仁，一方面要求自立自達、自強不息，又要求立人達人，是助人為樂、成人之美。
既有對自己的勉勵和約束，也有對他人的關心和幫助；既否定了利己主義，也不是苦行僧式的利他主義。
所以，仁這種道德可以使人際關系處于最和諧的狀态。
（3）沒有特别的條件，也不需要改變人的正常生活，就可具備仁的道德。
無論是飲食、婚姻、習俗等等，都不必改變，體現了對人的生存權利的最大尊重。
（4）儒家提倡的仁政，要求統治者對人民應該寬容施惠，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呼聲，同時也符合封建統治者的長遠利益。
因此，儒家提倡的以“仁”為核心的倫理道德觀念能夠深入人心，對中華民族産生長達兩千年之久的深遠影響。
“禮”是指儒家提倡的行為準則和禮儀制度。
仁和禮是一個整體，共同構成儒家學說的核心。
它們的關系是：仁是内在的精神，禮是外在的表現；仁是追求的目标，禮是實現目标的途徑。
3．孔子的天命觀和鬼神觀 孔子多次提到“天”和“天命”，不免讓人感到有宿命論的思想。
我們應該全面看待孔子關于天和天命的思想。
孔子對于“天”有兩種不同态度。
在他着急賭咒或感慨悲痛的時候，往往口中呼出有意志、有神靈的天。
他帶領學生周遊列國，到了衛國，為了推行儒家主張，他直接去找南子。
對此，學生子路極為不滿。
因為南子是衛靈公最寵愛的女人，她把持國政并且在男女作風上不檢點，名聲很不好。
孔子從内廷出來後，極力向學生們表白，說：我若做出錯事，“天厭之！天厭之！”。
當孔子最喜歡的學生顔淵年輕輕就死了，孔子非常悲傷，他捶胸頓足地哭道：“天喪予！天喪予！”意思是：老天要我的命啊！孔子在這些地方呼出的“天”都是有意志、有神靈的天。
但是，孔子也曾冷靜地談到對天的看法，他說：“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顯然，孔子這裡所說的天是完全自然的天，這才是孔子對天的真實評價。
孔子的儒家學說本是強調人應該奮發有為，通過提高道德修養解決各種問題，因此并不贊成迷信鬼神、依賴鬼神。
當學生問及死後和鬼神之事時，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還說：“未知生，焉知死。
”實際上是一種回避态度。
儒家注重利用祭祀等禮儀活動來區分人的貴賤尊卑，因此并不絕對否認鬼神的存在，不想冒犯鬼神，但同時又強調人的“有為”，所以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
” 由孔子确定下來的儒家鬼神觀對中華民族有着深遠的影響，使得中國人沒有單一的、絕對的宗教信仰，可說是：又信又不信。
往往是遇到難處了，例如婚姻、求職、考學、疾病等，便去寺廟祈求神靈保佑，這時内心是很虔誠的，但是很難堅持一輩子都去燒香磕頭。
尤其是對于剃發出家等成為純粹的宗教徒，一般的中國人都會認為是一種非正常的行為而難以接受。
又由于沒有單一的宗教信仰，所以也可以同時接受幾個宗教。
人們可以在佛教寺廟燒過香後，又去道教宮觀磕頭，或許還随着别人去基督教堂去參加禮拜活動。
大多數中國人心想，這些宗教既然都是宣揚行善，就沒有什麼根本的沖突，可以同時信奉。
于是在某些寺廟等處出現了儒、佛、道三家教主并排站在一起，也就不足為奇了。
例如，四川的大足石窟就有五代時雕造的釋迦牟尼在中，孔子和老子并列兩旁的造像。
這種情況，在山西恒山的懸空寺等處也都存在，并不十分罕見。
這正反映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儒、釋、道三家合流的特征。
《紅樓夢》中，賈寶玉要讀儒家的四書五經、參加科舉考試；在他心情不痛快時，情不自禁地手持《南華經》（《莊子》）讀了起來，企圖從道家思想中獲得解脫；可是他還與妙玉、黛玉等人參禅，這又是佛家的行為了。
對于賈寶玉的這些描寫，讀者感覺順情合理，就是因為符合中國人的文化心理。
4．孔子對文化教育的貢獻 理論上，他強調教育的不可替代的社會作用，他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行政和刑罰雖然能令民衆不敢做壞事，但他們沒有羞恥之心；如果用道德和禮制教育民衆，他們就具有羞恥之心和行為準則。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突破奴隸主貴族對教育的壟斷，他帶頭推行大規模私人辦學，将教育推向全社會，這些應該給予充分肯定。
在孔子的學生中，既有貴族、富商，也有平民百姓，甚至還有地位低下的賤民，除了奴隸，真可謂是“有教無類”了。
孔子針對奴隸主貴族及其子弟不學無術、利用特權就可以世襲官爵，強調應該先具備文化知識和管理才能，然後再去做官。
所以他說：“學而優則仕。
”這和“讀書做官”論完全挨不着邊兒。
他說：“先進于禮樂，野人也；後進于禮樂，君子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意思是：那些先學習禮樂後做官的，是普通平民；而先做官後學習禮樂的，是上層的貴族子弟。
如果我來選用人才，我選先學習禮樂的人。
孔子在平民中選拔人才任用他們做官，正是突破了奴隸主貴族的特權。
孔子的教育内容很豐富，既有德育也有智育，集中地體現了儒家學說的主要内容，它們極大地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中關于德治、德教的理論，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其中存在嚴重的局限性，例如輕視生産勞動、忽視自然科學等，尤其是把婦女與小人同等看待，實在沒有道理。
5．戰國時期儒家的孟、荀學派 孔子所創立的儒家學派在春秋戰國的諸子百家中僅是其中的一家，當時并未顯露出它在學術上、政治上占有什麼特殊地位。
孔子死後，儒家逐漸分為八個流派。
《韓非子》中就提到，在戰國時期有“子張之儒、子思之儒、顔氏之儒、孟氏之儒、孫氏之儒”等等。
他們有的也撰寫著作，在《漢書·藝文志》的《諸子略》中就記有《子思子》、《曾子》、《漆雕子》、《孫卿子》（即《荀子》）等書。
這些著作在當時并未被視為經典，有的甚至不久就失傳了。
在這八派之中，以孟子（他屬于子思門人的弟子）和荀子兩派影響最大，他們在孔子學說的基礎上有了不同側重的繼承，最終使他們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發展下去。
這裡不打算對孟子、荀子兩個學派作全面的評介，下面把二者的主要思想作一比較，也可使人留下大緻印象。
孟子主要繼承了孔子“仁”的學說，強調人的修身養性。
荀子則主要繼承了孔子“禮”的學說，強調“禮”是區别貴賤尊卑的規矩、準繩，宣揚以禮治來端正等級名分，用刑法對付各種反抗行為（此中已有法家思想因素，難怪法家的代表人物韓非以及李斯都曾是荀子的學生）。
孟子主張“法先王”，即應該效仿、學習過去的聖賢，他們在為人、治國等方面是後人的榜樣。
荀子則主張“法後王”，即應該向當代的聖賢學習。
過去的聖賢再高明，他們也隻是解決了過去的問題，現在有了新的問題，就需要新的聖賢用新的辦法來解決。
由于孟子注重人的主觀精神作用，在儒家哲學中形成一個唯心主義思想體系。
荀子學說中有許多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成為先秦諸子中唯物主義的代表。
6．儒家的經典及其演變 在長達兩千多年的中國封建社會中，封建地主階級把儒家學說奉為統治思想。
它們利用這個精神武器鞏固了自己的統治地位、發展了封建文化，最後也用它來摧殘新的民主思想的萌芽，阻止近代科學文化的發展。
在中國封建社會裡，曾經長時期地習慣于把儒家的一些重要著作視為經典，把它們稱為“經”。
“經”是什麼意思？東漢文字學家許慎在《說文解字》中說：“經，織也。
”清朝學者段玉裁注解說：“織之從（縱）絲謂之經，必先有經而後有緯。
”就是說，經是指織布時的豎線，隻有先把豎線排好，才能用橫着的緯線織出布來。
古人由此引申認為，儒家宣揚的封建思想及其有關著作是封建秩序得以維持的根本保證，是封建意識形态的核心，起着極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把它們稱為經。
東漢班固在《白虎通義》中進一步發揮說，經即是“常”、“常道”的意思，也就是指永恒不變的道理。
封建統治者希望通過永恒的“經”，達到封建社會永久存在的目的。
其實把典籍稱之為經，最初并不始于儒家著作。
我們從《莊子》、《國語》等書中看到，先秦時期的經書并非專指儒家著作，例如莊子就把墨子的著作稱為《墨經》。
以後随着封建思想文化的發展，統治者出于政治上的需要，逐漸把經書限于儒家的重要典籍。
這就是到了西漢武帝時，朝廷确立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方針，并且設立了五經博士，從此儒家的思想及其著作便上升到唯我獨尊的“經典”地位了。
據《莊子·天運篇》記載，孔子說他自己研究《詩》、《書》、《易》、《禮》、《樂》、《春秋》等六部經書。
對于這些經書，在戰國和西漢時期已經有專門的著作對它們加以解釋，闡明其經義，當時習慣上稱這樣的著作為“傳”或“記”。
傳、記的出現，開創了訓解、闡述儒家經典的所謂經學。
在漫長的中國封建社會中，随着經學的發展，産生了許多流派，它們的争辯、分合常常同當時的封建政治及哲學思想、倫理觀念的起伏變化緊密聯系在一起。
可以說，經學對中國封建社會的鞏固、發展和延續起着重要作用，對封建的史學、文學、藝術的發展也有着深刻的影響。
二、儒家經典的形成 1．十三經及四書的形成 兩千年來，宣揚儒家思想的典籍浩如煙海。
在清朝的《四庫全書總目》中著錄的經部書籍已達一千七百餘部，約兩萬卷。
不過作為重要經典的儒家著作，最初隻有六部，即所謂的六經。
後來發展為十三部，就是通常所說的“十三經”。
下面對這些經書由六部逐步增加為十三部的演變作些介紹： （1）六經 這是指孔子教學生的六經，即《詩》、《書》、《禮》、《樂》、《易》、《春秋》。
其中的《樂》早在戰國後期即已失傳。
對于這六經的作者究竟是誰，在經學史上自漢朝以來就存在兩種不同的觀點。
有一派學者即今文經學派（關于經學的今文、古文兩學派的産生、争論等問題，下文還要專門講述）認為，六經都是孔子根據古代文獻資料進行整理、編著而成的，是先有孔子而後有六經的，因此有孔子著作六經之說。
但是另一派經學家即古文經學派則認為在孔子之前已有六經，是周公所作，孔子隻是對這些經典進行了删定。
對于這兩種對立的觀點，長久以來争論不休。
實際上兩種意見都有片面之處。
一方面不應該為了推崇孔子而硬說六經是孔子著作的；另一方面，雖然孔子之前存在有關于六經方面的著作，但也未必就是周公著作的。
對于今天的研究者來說，更注重的是六經本身的曆史文獻價值。
（2）五經 由于《樂》在戰國時期已經失傳，所以漢武帝時隻立了《詩》、《書》、《禮》、《易》、《春秋》等五經博士。
這些博士都是對其中某一部經書有專門研究的學者，他們并且傳授學生。
（3）七經 由于漢朝統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至東漢時，又在五經之外把《論語》、《孝經》定為讀書人必讀之書，這樣儒家的經典便擴大為七經了。
（4）九經 到了唐朝，在國家官辦學校的學習科目中以及科舉考試項目中，又有九經之說，這就是《詩》、《書》、《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公羊傳》、《春秋穀梁傳》、《春秋左氏傳》等九部經書。
顯然在七經、九經中，已經把古代闡述經義的一些《傳》、《記》也包括到經的範圍之内了。
在唐代，《論語》和《孝經》是要求所有讀書人都要研讀的，稱之為“兼經”。
（5）十二經 （6）十三經和《十三經注疏》 在宋朝，理學家們把《孟子》也提高到經書的地位。
北宋哲宗元祐年間的科舉考試中就包括《孟子》了。
從此儒家的經典便成了十三經，直到封建社會終結，再也沒有變化。
對于這十三部儒家的經傳，漢朝及其後的學者們做了大量的注釋工作，人們稱之為注或箋。
唐朝時期，由于時間久遠，人們對漢代的注釋也難于理解了，于是一些學者對前人的舊注也要進行解釋和闡發，習慣上就稱之為“疏”或“正義”。
南宋以後有人把十三經以及比較好的注、疏、正義合刻在一起，形成一整套經書及其注文，稱為《十三經注疏》。
這十三部經書的注疏作者如下： 《周易》魏王弼、韓康伯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尚書》僞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等正義； 《詩經》漢毛亨傳，漢鄭玄箋，唐孔穎達等正義； 《周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儀禮》漢鄭玄注，唐賈公彥疏； 《禮記》漢鄭玄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春秋公羊傳》漢何休注，唐徐彥疏； 《春秋穀梁傳》晉範甯注，唐楊士勳疏； 《春秋左氏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等正義； 《論語》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經》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孟子》漢趙岐注，宋孫奭疏； 《爾雅》晉郭璞注，宋邢昺疏。
宋代封建統治者把《孟子》提升到經的地位後，又以《禮記》中的《中庸》、《大學》兩篇與《論語》、《孟子》相配合，稱為《四書》，教授儒生。
到南宋孝宗時，理學家朱熹撰成《四書章句集注》，從此《四書》便成為封建科舉取士的标準讀本了。
2．十三經及四書簡介 （1）《周易》 原稱《易》，又稱《易經》，是古人蔔卦用的書。
周朝統治者習慣用蓍草來占蔔吉兇，稱為占筮。
占蔔時根據該草莖數量的奇、偶，排成各種卦，再參照占筮書的記述，判斷出吉兇。
因為成書于西周初年，人們又稱之為《周易》。
《周易》中用“”和“”兩個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陽和陰，分别稱為陽爻、陰爻。
把和疊列三層，可以形成八種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稱經卦。
這八卦的每一卦象代表某種事物，如乾（）為天，坤（）為地，震（）為雷，巽（）為風，坎（）為水，離（）為火，艮（）為山，兌（）為澤。
對于每一卦象的含意還可以進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國君、朝廷、君子、男人、剛健、陽氣等。
而坤除了代表地外，還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陰氣等等。
用八卦的卦象兩兩重疊，又能組合成六十四卦，稱為别卦。
在《周易》中，對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闡述其意義的解說，這就是卦辭和爻辭，它們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時代是怎樣的？ 古代曾有伏羲氏、神農氏推演八卦的說法，那隻是傳說，并不可信。
近代學者們根據卦辭、爻辭記載的一些曆史材料，比較有把握地推斷這部書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體的作者仍然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