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代書籍制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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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是人類用以記載和傳承信息、知識與文明的載體。
在我國悠久輝煌的古代文明中，書籍産生的時代很早，有漫長的發展曆史。
不同時期的書籍，由于所用材料及樣式的不同，形成各異的書籍制度。
概括而言，我國古代書籍制度主要分為三大類，即簡牍制度、卷軸制度和冊頁（葉）制度。
至于商周的甲骨刻辭、銅器銘文及後來的碑石刻文，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列入古代書籍之列。
不過甲骨刻辭和銅器銘文一般都有特定的内容和用途，大多不以廣泛傳播文化知識為目的，而屬于文獻檔案之類；碑石雖有銘刻古代典籍或詩文的，但畢竟是特殊的形式。
因此，這幾種寫刻載體在書籍制度上不具有典型性，這裡姑且略而不論。
第一節 簡牍制度 一、簡牍的起源和曆史 簡，指竹木制成的簡冊；牍，指木制的版牍。
竹木由于遍地生長、物豐價廉，是我國最早使用的書籍材料之一。
用竹木制成的簡冊，從古文字學和曆史文獻考察，可以推斷至遲在商代就已出現。
商代甲骨文中有“冊”字，也有“典”字。
“冊”寫作“”、“”、“”等，均象竹木簡編連之形；“典”則寫作“”、“”等。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引莊都說：“典，大冊也。
”今人認為象以手捧冊置于架上。
從甲骨文還知道，商代已把史官稱為“作冊”，這與我國早期文獻《尚書》中的“王命作冊”、［1］“命作冊度”等語适相印證。
［2］《尚書·多士》篇還明确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這些都可視為商代已使用簡冊的有力佐證。
至于版牍，文獻記載周代已使用。
《周禮·司書》說：“掌邦人之版。
”《司民》說：“掌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
”等等。
不過，可能由于年代久遠、朽蠹殆盡的原因，在考古發掘中，至今沒有發現商周時期的簡牍實物。
不過，商周的簡牍典冊，最初還不等同于後世的書籍。
因為最早的典冊都是史官的著作，内容大多是記錄統治者的言行，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參考。
加之春秋以前，史官壟斷了著作權和典藏權，這些典冊不是一般人所能見到的，因此基本屬于文書檔案性質。
另外，西周至春秋時，還産生了許多詩歌作品，收集起來以配合舞樂，就成為後來的《詩經》；用蓍草占蔔的卦辭、爻辭，收集起來以判吉兇，就成為後來的《周易》；貴族之間通行的禮儀，收集起來以節制行止，就成為後來的《儀禮》，等等。
這些資料的收集整理者本是貴族中有文化的“祝”、“史”之流，寫于典冊後也由他們掌握，一般人同樣不能見到，所以最初也都屬文書檔案性質。
春秋後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文化開始從祝史的手中下移到民間。
儒家創始人孔子，以個人身份整理修訂六經，并用以在民間傳播知識文化。
這樣，《書》、《詩》、《易》、《禮》、《樂》、《春秋》之類，就成了傳授文化知識的教科書，正式變成了供人閱讀的圖書。
此時個人著述也大量出現，到戰國時期，不同學派、不同思想的人們紛紛著書立說，形成“百家争鳴”的局面。
此時，書籍作為思想文化的載體，無論從内容到形式，還是從數量到質量都有了一個劃時代的發展。
春秋戰國以前的書籍，大多寫在簡冊上，也有的寫在缣帛上。
簡冊與帛書，甚至與後來的紙書，在行用的時間上有或長或短的交叉重疊時期。
據現有資料，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絲質的缣帛就已被用作書寫材料，不過由于價格昂貴，在行用上始終未能獨占一個時代（詳見“卷軸制度”一節）。
兩漢時期雖然發明了紙，但直到東晉，官府公文、戶口黃籍等還常用簡牍書寫，以示莊重。
唐徐堅《初學記》卷二一引《桓玄僞事》說：“古無帋（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
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
”桓玄（369—404）在東晉末年曾代晉稱帝，可見在此之後，簡牍才基本為紙所代替。
如果從商代開始算起，直至公元四五世紀，竹木簡冊的使用，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曆史。
二、簡牍的形制 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和馬衡二先生先後撰寫了《簡牍檢署考》、《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兩文，對簡牍和帛書的形制多所論證。
由于此後，特别是近些年來簡牍實物的不斷發現，王、馬兩先生的考證大多得到了證明，而其中的小疵微瑕，也有了補正的依據。
簡牍形制的書，固然主要以竹木為載體，但有時也用玉石。
1965年以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侯馬市秦村以西，發現了幾百個晉國盟誓遺址，共出土盟書五千多件，文字可辨識的有六百多件，大多是春秋時晉國的盟誓公約，這就是著名的“侯馬盟書”。
這些盟書寫在玉石片上，形狀類似圭、璋，也頗似簡片，大多用朱筆寫成，少數則為墨書。
近年來在河南輝縣，還曾出土50枚一束尚未寫字的玉簡。
用竹制簡，首先須将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後刮削修治成狹長條的簡片，亦即古書中所謂“截竹為筒，破以為牒”［3］。
簡原有青皮的一面稱為“篾青”，另一面稱為“篾黃”，文字一般寫在“篾黃”的一面。
新竹水分多，易朽爛變形，所以還必須烘幹水分，這叫“汗青”、“汗簡”，也叫“殺青”。
東漢應劭《風俗通》說：“劉向《别錄》雲，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
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幹之。
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
吳越曰‘殺’，亦治也。
”［4］“殺青”後的簡，就可用來寫字了，所以後人常用作書籍的代稱，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
［5］後來人們寫定書稿，也稱為“殺青”。
在幹燥少竹之地，人們也常用木材制簡。
19世紀末以來，曾在新疆南部、甘肅敦煌以及古居延等地多次發現西漢至東晉時期的木簡。
這些木簡所用樹材，多半是白楊木、柳木、松木，因其色白、質軟，易于吸收墨汁。
制作方法大體與竹簡相似。
竹木簡上的文字，通常是先将空白簡編連成冊，然後書寫。
《後漢書·周磐傳》就說：“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已經發現的竹木簡冊，許多編繩雖已朽壞，但編痕處常留有空白，正是書寫時避開編繩的結果。
當然也有的簡冊是先寫好後編的，所以簡上的編繩有時蓋過了文字，如《永元兵器簿》。
竹木簡上的文字，過去傳說是用漆書寫的，但目前出土的簡冊上的文字，幾乎都是用毛筆蘸上墨汁書寫的。
随同簡冊，人們還發現過戰國、秦及漢代的毛筆、墨、硯等文具，這就更加有力地證明所謂漆書寫簡，恐怕是一種誤傳。
過去還傳說用刀在簡上刻字，其實也是誤傳。
在發現戰國毛筆的河南信陽長台關一号楚墓，曾發現銅鋸、锛、刀、削等物；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随同筆、硯、墨等也曾出土青銅削刀。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這些都不是用來刻字的。
銅鋸、锛、刀等，是用來砍削制作簡牍的，至于“削”或“削刀”，古稱“書刀”，則是删改文字時所用。
漢代劉熙《釋名·釋兵》說：“書刀，給書簡劄有所刊削之刀也。
”所謂“刊削”，指簡上文字如果需要糾正或改動時，用書刀把原字刮削除去，再補寫新字。
所以《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唐人顔師古解釋說：“削者，謂有所删去，以刀削簡牍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之。
”［11］ 每根簡上的文字，多少沒有一定。
大多數隻寫一行字，也有寫兩行、三行的；少的隻有幾個、甚至一二個字，多的則有數十字。
如甘肅武威出土的木簡，一般有60—80字。
文字的書寫格式，有的上下兩端留有空白，如同後代書籍的天頭地腳；有的則自上而下寫滿文字，兩端不留餘地；有的一根簡上下分為數欄書寫，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51枚簡均分上下5欄書寫。
此外還有圖、表格等形式。
［12］ 簡冊的長度，王國維和馬衡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認為視書籍的性質、内容有所區别：依照漢尺的長度，戰國兩漢的簡最長為二尺四寸（約55厘米多），用以寫六經及傳注、國史、禮書、法令，即《說文》所說的“大冊”之“典”；其次為一尺二寸（約27厘米多），用以寫《孝經》等書；最短的八寸（約18.5厘米），用以寫《論語》及其他諸子、傳記書籍。
所以東漢王充的《論衡·量知》篇說：“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
”因為戰國尺制，有一種相當漢尺八寸，所以漢尺的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分别相當于戰國尺制的三尺、一尺半和一尺，所以“二尺四寸之律”，漢人或稱為“三尺法”、“三尺律令”；［13］而八寸之“諸子短書”，也有被稱為“尺籍短書”的。
［14］ 版牍是與簡冊形制不同的書寫材料，由長方形木闆制成，兩面削治平滑以供書寫，文獻中稱為“版”（也寫作“闆”），或稱為“牍”。
《論衡·量知》說：“斷木為椠，析之為闆，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另有一種三尺（指漢尺）長牍，也稱為“椠”。
《釋名·釋書契》說：“椠，闆之長三尺者也。
椠，漸也，言其漸漸然長也。
”與版牍類似的書寫材料，文獻中還常提及“方”。
《儀禮·聘禮》說：“書帽于方。
”《周禮·秋官·硩蔟氏》說：“以方書十日之号。
”等等。
過去以為“方”就是版牍，東漢鄭玄注《既夕禮》就說：“方，版也。
”但據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的《司空》說：“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毋（無）方者乃用版。
”［17］似乎與“版”的形制有所不同。
《史記·酷吏列傳》裴骃《集解》引《漢書音義》說：“觚，方。
”所謂“觚”，則是一種方柱或三棱形的木制書寫材料。
古時臣子在朝向天子奏禀事由，為了簡潔明了及防止遺忘，常寫在一塊比牍狹小的長方形小木闆上，持在手中，漢人稱為“奏”或“奏牍”。
《釋名·釋書契》說：“奏，鄒也，狹小之言也。
”後世則常用玉石或象牙制成，其形略曲，兩端稍窄，稱為“笏版”，但并不在上面記事，逐漸演化為一種朝政裝飾物
在我國悠久輝煌的古代文明中，書籍産生的時代很早，有漫長的發展曆史。
不同時期的書籍，由于所用材料及樣式的不同，形成各異的書籍制度。
概括而言，我國古代書籍制度主要分為三大類，即簡牍制度、卷軸制度和冊頁（葉）制度。
至于商周的甲骨刻辭、銅器銘文及後來的碑石刻文，也有學者認為可以列入古代書籍之列。
不過甲骨刻辭和銅器銘文一般都有特定的内容和用途，大多不以廣泛傳播文化知識為目的，而屬于文獻檔案之類；碑石雖有銘刻古代典籍或詩文的，但畢竟是特殊的形式。
因此，這幾種寫刻載體在書籍制度上不具有典型性，這裡姑且略而不論。
第一節 簡牍制度 一、簡牍的起源和曆史 簡，指竹木制成的簡冊；牍，指木制的版牍。
竹木由于遍地生長、物豐價廉，是我國最早使用的書籍材料之一。
用竹木制成的簡冊，從古文字學和曆史文獻考察，可以推斷至遲在商代就已出現。
商代甲骨文中有“冊”字，也有“典”字。
“冊”寫作“”、“”、“”等，均象竹木簡編連之形；“典”則寫作“”、“”等。
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引莊都說：“典，大冊也。
”今人認為象以手捧冊置于架上。
從甲骨文還知道，商代已把史官稱為“作冊”，這與我國早期文獻《尚書》中的“王命作冊”、［1］“命作冊度”等語适相印證。
［2］《尚書·多士》篇還明确說：“惟殷先人，有冊有典。
”這些都可視為商代已使用簡冊的有力佐證。
至于版牍，文獻記載周代已使用。
《周禮·司書》說：“掌邦人之版。
”《司民》說：“掌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于版。
”等等。
不過，可能由于年代久遠、朽蠹殆盡的原因，在考古發掘中，至今沒有發現商周時期的簡牍實物。
不過，商周的簡牍典冊，最初還不等同于後世的書籍。
因為最早的典冊都是史官的著作，内容大多是記錄統治者的言行，目的是為統治者提供參考。
加之春秋以前，史官壟斷了著作權和典藏權，這些典冊不是一般人所能見到的，因此基本屬于文書檔案性質。
另外，西周至春秋時，還産生了許多詩歌作品，收集起來以配合舞樂，就成為後來的《詩經》；用蓍草占蔔的卦辭、爻辭，收集起來以判吉兇，就成為後來的《周易》；貴族之間通行的禮儀，收集起來以節制行止，就成為後來的《儀禮》，等等。
這些資料的收集整理者本是貴族中有文化的“祝”、“史”之流，寫于典冊後也由他們掌握，一般人同樣不能見到，所以最初也都屬文書檔案性質。
春秋後期，中國社會發生了劇烈的變革，文化開始從祝史的手中下移到民間。
儒家創始人孔子，以個人身份整理修訂六經，并用以在民間傳播知識文化。
這樣，《書》、《詩》、《易》、《禮》、《樂》、《春秋》之類，就成了傳授文化知識的教科書，正式變成了供人閱讀的圖書。
此時個人著述也大量出現，到戰國時期，不同學派、不同思想的人們紛紛著書立說，形成“百家争鳴”的局面。
此時，書籍作為思想文化的載體，無論從内容到形式，還是從數量到質量都有了一個劃時代的發展。
春秋戰國以前的書籍，大多寫在簡冊上，也有的寫在缣帛上。
簡冊與帛書，甚至與後來的紙書，在行用的時間上有或長或短的交叉重疊時期。
據現有資料，至遲在春秋戰國時期，絲質的缣帛就已被用作書寫材料，不過由于價格昂貴，在行用上始終未能獨占一個時代（詳見“卷軸制度”一節）。
兩漢時期雖然發明了紙，但直到東晉，官府公文、戶口黃籍等還常用簡牍書寫，以示莊重。
唐徐堅《初學記》卷二一引《桓玄僞事》說：“古無帋（紙），故用簡，非主于敬也。
今諸用簡者，皆以黃紙代之。
”桓玄（369—404）在東晉末年曾代晉稱帝，可見在此之後，簡牍才基本為紙所代替。
如果從商代開始算起，直至公元四五世紀，竹木簡冊的使用，至少已有一千多年的曆史。
二、簡牍的形制 20世紀20年代，王國維和馬衡二先生先後撰寫了《簡牍檢署考》、《中國書籍制度變遷之研究》兩文，對簡牍和帛書的形制多所論證。
由于此後，特别是近些年來簡牍實物的不斷發現，王、馬兩先生的考證大多得到了證明，而其中的小疵微瑕，也有了補正的依據。
簡牍形制的書，固然主要以竹木為載體，但有時也用玉石。
1965年以來，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山西省侯馬市秦村以西，發現了幾百個晉國盟誓遺址，共出土盟書五千多件，文字可辨識的有六百多件，大多是春秋時晉國的盟誓公約，這就是著名的“侯馬盟書”。
這些盟書寫在玉石片上，形狀類似圭、璋，也頗似簡片，大多用朱筆寫成，少數則為墨書。
近年來在河南輝縣，還曾出土50枚一束尚未寫字的玉簡。
用竹制簡，首先須将竹竿截成段、劈成竹片，然後刮削修治成狹長條的簡片，亦即古書中所謂“截竹為筒，破以為牒”［3］。
簡原有青皮的一面稱為“篾青”，另一面稱為“篾黃”，文字一般寫在“篾黃”的一面。
新竹水分多，易朽爛變形，所以還必須烘幹水分，這叫“汗青”、“汗簡”，也叫“殺青”。
東漢應劭《風俗通》說：“劉向《别錄》雲，殺青者，直治竹作簡書之耳。
新竹有汗，善朽蠹，凡作簡者，皆于火上炙幹之。
陳楚間謂之‘汗’，汗者，去其汁也。
吳越曰‘殺’，亦治也。
”［4］“殺青”後的簡，就可用來寫字了，所以後人常用作書籍的代稱，南宋文天祥就有“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詩句。
［5］後來人們寫定書稿，也稱為“殺青”。
在幹燥少竹之地，人們也常用木材制簡。
19世紀末以來，曾在新疆南部、甘肅敦煌以及古居延等地多次發現西漢至東晉時期的木簡。
這些木簡所用樹材，多半是白楊木、柳木、松木，因其色白、質軟，易于吸收墨汁。
制作方法大體與竹簡相似。
竹木簡上的文字，通常是先将空白簡編連成冊，然後書寫。
《後漢書·周磐傳》就說：“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
”已經發現的竹木簡冊，許多編繩雖已朽壞，但編痕處常留有空白，正是書寫時避開編繩的結果。
當然也有的簡冊是先寫好後編的，所以簡上的編繩有時蓋過了文字，如《永元兵器簿》。
竹木簡上的文字，過去傳說是用漆書寫的，但目前出土的簡冊上的文字，幾乎都是用毛筆蘸上墨汁書寫的。
随同簡冊，人們還發現過戰國、秦及漢代的毛筆、墨、硯等文具，這就更加有力地證明所謂漆書寫簡，恐怕是一種誤傳。
過去還傳說用刀在簡上刻字，其實也是誤傳。
在發現戰國毛筆的河南信陽長台關一号楚墓，曾發現銅鋸、锛、刀、削等物；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随同筆、硯、墨等也曾出土青銅削刀。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這些都不是用來刻字的。
銅鋸、锛、刀等，是用來砍削制作簡牍的，至于“削”或“削刀”，古稱“書刀”，則是删改文字時所用。
漢代劉熙《釋名·釋兵》說：“書刀，給書簡劄有所刊削之刀也。
”所謂“刊削”，指簡上文字如果需要糾正或改動時，用書刀把原字刮削除去，再補寫新字。
所以《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修《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唐人顔師古解釋說：“削者，謂有所删去，以刀削簡牍也；筆者，謂有所增益，以筆就而書之。
”［11］ 每根簡上的文字，多少沒有一定。
大多數隻寫一行字，也有寫兩行、三行的；少的隻有幾個、甚至一二個字，多的則有數十字。
如甘肅武威出土的木簡，一般有60—80字。
文字的書寫格式，有的上下兩端留有空白，如同後代書籍的天頭地腳；有的則自上而下寫滿文字，兩端不留餘地；有的一根簡上下分為數欄書寫，如湖北雲夢睡虎地秦簡《為吏之道》，51枚簡均分上下5欄書寫。
此外還有圖、表格等形式。
［12］ 簡冊的長度，王國維和馬衡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認為視書籍的性質、内容有所區别：依照漢尺的長度，戰國兩漢的簡最長為二尺四寸（約55厘米多），用以寫六經及傳注、國史、禮書、法令，即《說文》所說的“大冊”之“典”；其次為一尺二寸（約27厘米多），用以寫《孝經》等書；最短的八寸（約18.5厘米），用以寫《論語》及其他諸子、傳記書籍。
所以東漢王充的《論衡·量知》篇說：“大者為經，小者為傳記。
”因為戰國尺制，有一種相當漢尺八寸，所以漢尺的二尺四寸、一尺二寸、八寸，分别相當于戰國尺制的三尺、一尺半和一尺，所以“二尺四寸之律”，漢人或稱為“三尺法”、“三尺律令”；［13］而八寸之“諸子短書”，也有被稱為“尺籍短書”的。
［14］ 版牍是與簡冊形制不同的書寫材料，由長方形木闆制成，兩面削治平滑以供書寫，文獻中稱為“版”（也寫作“闆”），或稱為“牍”。
《論衡·量知》說：“斷木為椠，析之為闆，力加刮削，乃成奏牍。
”另有一種三尺（指漢尺）長牍，也稱為“椠”。
《釋名·釋書契》說：“椠，闆之長三尺者也。
椠，漸也，言其漸漸然長也。
”與版牍類似的書寫材料，文獻中還常提及“方”。
《儀禮·聘禮》說：“書帽于方。
”《周禮·秋官·硩蔟氏》說：“以方書十日之号。
”等等。
過去以為“方”就是版牍，東漢鄭玄注《既夕禮》就說：“方，版也。
”但據睡虎地秦簡《秦律十八種》的《司空》說：“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楘（柔）可用書者，方之以書；毋（無）方者乃用版。
”［17］似乎與“版”的形制有所不同。
《史記·酷吏列傳》裴骃《集解》引《漢書音義》說：“觚，方。
”所謂“觚”，則是一種方柱或三棱形的木制書寫材料。
古時臣子在朝向天子奏禀事由，為了簡潔明了及防止遺忘，常寫在一塊比牍狹小的長方形小木闆上，持在手中，漢人稱為“奏”或“奏牍”。
《釋名·釋書契》說：“奏，鄒也，狹小之言也。
”後世則常用玉石或象牙制成，其形略曲，兩端稍窄，稱為“笏版”，但并不在上面記事，逐漸演化為一種朝政裝飾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