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古代書籍制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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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簡牍制度的影響 簡牍制度是我國最早的書籍制度，對後來書籍形制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簡冊形制的書，其編連長度要視書籍内容的長短而定。
但如果太長，抄寫、閱讀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幹“篇”。
每一篇往往是由若幹枚簡編成的一冊，然後合數篇為一書，如《論語》20篇、《孟子》七篇等。
《漢書·藝文志》著錄圖書，“篇”與“卷”同時使用。
“卷”指卷軸形制的帛書，“篇”即指簡冊形制的圖書。
簡冊之“篇”，内容上或是一意相貫，或是以類相從，大多自成段落，這正是後世書籍文章分“篇”的由來。
同樣，後世的長篇巨帙往往分成若幹冊，也正肇始于簡冊各篇之“冊”。
古代的書籍，許多本無書名和篇名，或者有篇名而無書名，出土實物多有所見。
如果書名、篇名都有，簡冊中往往是篇名（小題）在上，書名（大題）在下。
這種方式，早期古籍中還采用，後來則改為大題在上、小題在下了。
考古資料中還發現這樣的情況：全書書名寫在最末一簡的背面，如睡虎地秦簡《封診式》，這在後世書籍中很少見到。
簡冊的篇名書寫格式，考古發現有多種，其中對後來書籍形式影響較大的有： 1．篇名單獨寫在篇首第一簡的正面，正文從第二根簡開始書寫。
這種篇名在正文之前的格式，後來成為書籍的通用格式。
2．篇名寫在篇首第一枚簡的背面，正面書寫正文。
這種格式與簡冊的收藏方式有關。
簡冊書寫完畢，往往是卷成一束放置。
卷的方向是由左到右，這樣，寫在篇首第一簡背面的篇名就正好顯露在外，方便查閱。
這與後來書籍都要在外封面上寫或印上書名，作用是一樣的。
由簡冊的卷起收藏，還令人想到，後來卷軸制的帛書及紙卷所以卷起收藏，固然與其質地柔軟、便于卷舒的性質有關，但恐怕最早也是受了簡冊卷束收藏方式的啟發。
3．簡冊的開頭兩根簡不寫正文，篇名有時寫在其中一簡的背面，作用與上述第2種相同；有時也寫在空白簡之後、正文的前邊。
這篇首的兩根空白簡，稱為“贅簡”，作用是保護後簡少受磨損。
後來的帛書、紙卷，前面也都留有空白，以免後邊的文字部分受損，顯然是沿襲簡冊的遺風。
再後來冊頁制的書籍，封面及封底内往往留有一頁至幾頁的空白護紙，稱為“護頁”或“副頁”，也正是這種遺風的一脈相承。
4．篇名寫在篇末最後一簡的文字結束處，或是寫在最後一簡的背面。
這種篇名在正文後的格式，在《詩經》、《禮記》等多種古籍的早期版本中常見，但後代版式則很少見到。
如《禮記·樂記》，據《史記·樂書》及唐張守節的《正義》，原本有多項小題，今天的通行本（如《十三經注疏》本）中大多不存，但《子貢問樂》一篇的篇題尚在，而且正在篇末，從中可窺知古書舊貌。
簡牍制書籍的篇名，除了在簡冊中标明外，還有另外集中寫在木牍上的。
這種篇題木牍，近年來時有發現。
如銀雀山一号漢墓，随同簡冊一起出土的還有木牍和木牍殘片，經綴合以後的五件木牍，都記載着與漢簡相應的書籍篇名及篇數，其中包括《孫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題木牍。
因為二号木牍的中腰兩側各刻有小缺口，以便系繩，而木腰中也留有清晰的系繩痕迹，可見這些篇題木牍，原本是附系于卷起的簡冊外部的，作用相當于簡冊書題的目錄。
［18］後世書籍，正文之外莫不有目錄或總目，追始溯源，簡牍制時就已發端了。
用許多簡編連成冊，書寫文字也就有了天然的界欄，可以保持整齊、清晰。
後來的帛書、紙卷，大都畫出界欄，以便使文字整齊和美觀，帛書中還有用絲織出界欄的。
後來雕版印刷的冊頁制書籍，也莫不有界欄，這應當也與簡冊的形制有某種聯系。
最後還應注意的，是簡牍制度對書籍、文章内容方面的影響。
因為簡冊總是用各種編繩編連，翻閱日久，再結實的編繩，也不免散斷，所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
編繩一旦散斷，原簡的排列順序極易混亂，甚至還有可能造成簡數的脫損，這樣，書籍或文章的内容也就會颠倒錯亂或者缺失。
因此簡牍形制的書籍，“脫簡”或“錯簡”的情況經常出現。
如果一部書的亂簡再和别種書簡混在一起，清理辨識起來就更為困難。
《漢書·藝文志》就說：“劉向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诰》脫簡一，《召诰》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所以在今日的考古發掘中，辨别散亂的簡冊順序、正确排出書籍文章的前後内容，是件極為繁難的工作。
早期簡牍制書籍的一些“脫簡”和“錯簡”情況，在後來書籍形制發生變化時，因為無由糾正，往往依舊流傳下來。
其後雖經曆代文人學者的研究、校正，但仍有一些存在于流傳至今的古書中。
或是還沒被發現，或是雖有覺察但無從校正，因而帶來人們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
所以可以說，簡牍制度對書籍内容的影響，直至今日也還沒有完全消失。
第二節 卷軸制度 卷軸制度書籍，包括帛書和紙卷書兩種形式，它們有共同之處，也有各自的特點。
一、帛書的起源和曆史 帛書是寫在缣帛等絲織品上的書籍或文章。
絲織品的發明和加工，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技術成分，因此帛書的出現，或許晚于簡冊。
簡冊雖是簡便易得的書籍材料，而且在很長時期内廣泛使用，但有不少缺陷。
除了因編繩散斷，容易導緻“脫簡”、“錯簡”外，編連成長冊後，因為體大質重時常不便閱讀和攜帶。
例如戰國學者惠施，就曾經用五輛車來運載笨重的書籍，這就是成語“學富五車”的來曆。
［19］此外據說秦始皇每天批閱公文，“至以衡石（120斤）量書”［20］；西漢東方朔上書，用奏牍三千，漢武帝讓兩個壯漢盡力持舉，從上方閱讀，“二月乃盡”［21］。
相比之下，絲織品的帛書有不少優點：缣帛質地柔韌，吸墨性強，既便于書寫，又可随意卷舒，閱讀和收藏都比較方便；帛書的分量很輕，攜帶方便；帛書的篇幅寬長，書寫時可據書籍内容長短裁剪，又不會有簡冊散斷錯亂的毛病，等等。
因此，我國古代很早就有人用缣帛寫書，并在很長時期内與簡牍并用。
養蠶織絲，是我國古代重要的發明，因此用絲織品作為書寫材料，也應是我國首創。
但帛書究竟起源于何時，由于資料和實物的匮乏，目前尚難确考。
不過，至遲在春秋戰國文獻中，已時常可見關于帛書的記述。
如《論語·衛靈公》說：“子張書于紳。
”“紳”，《說文》說是“大帶”，清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是下垂的帶，總之是一種絲織品。
《墨子·明鬼》篇說：“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
”《韓非子·安危》篇也說：“先王寄理于竹帛。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說得更為明确：“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谷，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于策，通之諸侯。
”如果其言可信，那麼在公元前7世紀的齊桓公時代，就有帛書了。
所以王國維認為，“則以帛寫書至遲亦當在周季”［22］。
由于絲織品比竹木更易朽壞，目前考古發現的帛書，大多出于漢代，先秦的較少。
聞名于世的，有1949年前在湖南長沙子彈庫發現的畫有十二神像的楚帛書，現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1973—1974年在長沙馬王堆三号漢墓發現了帛書“篆書陰陽五行”，上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的記載，所以也很有可能寫于秦統一前夕。
此外還發現兩件楚帛畫。
［23］ 魏晉以來，紙雖已普及，但缣帛仍然常用為書寫材料。
而且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用紙不及用帛高貴、鄭重，即所謂“素貴紙賤”。
《北堂書鈔》卷一〇四引崔瑗《與葛元甫書》就說：“今遺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胡沖《吳曆》也說：“帝（魏文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饷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西晉的荀勗著《中經新簿》，著錄圖書29944卷，“盛以缥囊，書用缃素”［29］。
直到唐代，仍有人用缣帛寫書。
雕版印刷發明以後，絲織品一般不再用作書籍材料，但封建皇帝的诏書、聖谕及畫家作畫，也還常用缣帛。
直到今天，絹帛仍然常用于書法或繪畫。
總起來說，從現有資料和實物考察，至少春秋以降就已開始用缣帛寫書和繪畫，秦漢以來更是普遍行用。
但由于絲織品價格昂貴，不能像竹木及紙那樣廣泛普及，所以帛書始終未有一個獨立使用階段。
它的前期伴随着竹木簡冊的盛行，後期則因為紙書的興起而衰落，從公元前8—前7世紀到公元後3—4世紀，作為書籍的書寫材料，大約也有一千多年的時間。
二、帛書的形制 我國早在商及西周時代，養蠶業就已相當發達了，因此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用途也越來越廣。
在《說文》中，絲織品就有缯、絹、绮、缣、绨、纨、、素、練、缥、缙、锖、缇、缲、缁、帛等數十種名稱。
而據清人汪士錦《釋帛》統計，古代的絲織品有六十多種。
這其中，可供書寫的主要有以下數種。
“帛”字始見于甲骨文，是一般絲織品的通稱。
“素”是由生絲制成的白帛，不經漂染，平實無華，便于書寫，也常用作書寫用缣帛的統稱。
“絹”是用生絲織成，輕薄如紗，不僅常用于書寫，還常用于繪畫。
與“絹”類似的還有“缯”，也是生絲織成的，輕柔潔白。
“绨”可能是野蠶絲的織品，厚而暗，但較其他缣帛經久耐用。
“缣”則是用雙絲織成，色黃。
《釋名·釋采帛》解釋其得名由來時說：“其絲細緻數兼于絹，染兼五色，細緻不漏水也。
”其價格遠較普通的素昂貴。
20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因在所盜敦煌缣帛殘卷上，就發現有用“缣”字标明織品種類的。
此外，“缣帛”也是書寫所用絲織品的通稱。
古代織成下機的絲帛，成品長度不一，一般說來，标準尺度是40尺。
用作書寫材料時，可根據抄寫内容的長短縫接或剪裁。
唐人徐堅《初學
三、簡牍制度的影響 簡牍制度是我國最早的書籍制度，對後來書籍形制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簡冊形制的書，其編連長度要視書籍内容的長短而定。
但如果太長，抄寫、閱讀和收藏都不方便，因此就需要分成若幹“篇”。
每一篇往往是由若幹枚簡編成的一冊，然後合數篇為一書，如《論語》20篇、《孟子》七篇等。
《漢書·藝文志》著錄圖書，“篇”與“卷”同時使用。
“卷”指卷軸形制的帛書，“篇”即指簡冊形制的圖書。
簡冊之“篇”，内容上或是一意相貫，或是以類相從，大多自成段落，這正是後世書籍文章分“篇”的由來。
同樣，後世的長篇巨帙往往分成若幹冊，也正肇始于簡冊各篇之“冊”。
古代的書籍，許多本無書名和篇名，或者有篇名而無書名，出土實物多有所見。
如果書名、篇名都有，簡冊中往往是篇名（小題）在上，書名（大題）在下。
這種方式，早期古籍中還采用，後來則改為大題在上、小題在下了。
考古資料中還發現這樣的情況：全書書名寫在最末一簡的背面，如睡虎地秦簡《封診式》，這在後世書籍中很少見到。
簡冊的篇名書寫格式，考古發現有多種，其中對後來書籍形式影響較大的有： 1．篇名單獨寫在篇首第一簡的正面，正文從第二根簡開始書寫。
這種篇名在正文之前的格式，後來成為書籍的通用格式。
2．篇名寫在篇首第一枚簡的背面，正面書寫正文。
這種格式與簡冊的收藏方式有關。
簡冊書寫完畢，往往是卷成一束放置。
卷的方向是由左到右，這樣，寫在篇首第一簡背面的篇名就正好顯露在外，方便查閱。
這與後來書籍都要在外封面上寫或印上書名，作用是一樣的。
由簡冊的卷起收藏，還令人想到，後來卷軸制的帛書及紙卷所以卷起收藏，固然與其質地柔軟、便于卷舒的性質有關，但恐怕最早也是受了簡冊卷束收藏方式的啟發。
3．簡冊的開頭兩根簡不寫正文，篇名有時寫在其中一簡的背面，作用與上述第2種相同；有時也寫在空白簡之後、正文的前邊。
這篇首的兩根空白簡，稱為“贅簡”，作用是保護後簡少受磨損。
後來的帛書、紙卷，前面也都留有空白，以免後邊的文字部分受損，顯然是沿襲簡冊的遺風。
再後來冊頁制的書籍，封面及封底内往往留有一頁至幾頁的空白護紙，稱為“護頁”或“副頁”，也正是這種遺風的一脈相承。
4．篇名寫在篇末最後一簡的文字結束處，或是寫在最後一簡的背面。
這種篇名在正文後的格式，在《詩經》、《禮記》等多種古籍的早期版本中常見，但後代版式則很少見到。
如《禮記·樂記》，據《史記·樂書》及唐張守節的《正義》，原本有多項小題，今天的通行本（如《十三經注疏》本）中大多不存，但《子貢問樂》一篇的篇題尚在，而且正在篇末，從中可窺知古書舊貌。
簡牍制書籍的篇名，除了在簡冊中标明外，還有另外集中寫在木牍上的。
這種篇題木牍，近年來時有發現。
如銀雀山一号漢墓，随同簡冊一起出土的還有木牍和木牍殘片，經綴合以後的五件木牍，都記載着與漢簡相應的書籍篇名及篇數，其中包括《孫子兵法》和《守法守令十三篇》的篇題木牍。
因為二号木牍的中腰兩側各刻有小缺口，以便系繩，而木腰中也留有清晰的系繩痕迹，可見這些篇題木牍，原本是附系于卷起的簡冊外部的，作用相當于簡冊書題的目錄。
［18］後世書籍，正文之外莫不有目錄或總目，追始溯源，簡牍制時就已發端了。
用許多簡編連成冊，書寫文字也就有了天然的界欄，可以保持整齊、清晰。
後來的帛書、紙卷，大都畫出界欄，以便使文字整齊和美觀，帛書中還有用絲織出界欄的。
後來雕版印刷的冊頁制書籍，也莫不有界欄，這應當也與簡冊的形制有某種聯系。
最後還應注意的，是簡牍制度對書籍、文章内容方面的影響。
因為簡冊總是用各種編繩編連，翻閱日久，再結實的編繩，也不免散斷，所以孔子讀《易》，“韋編三絕”。
編繩一旦散斷，原簡的排列順序極易混亂，甚至還有可能造成簡數的脫損，這樣，書籍或文章的内容也就會颠倒錯亂或者缺失。
因此簡牍形制的書籍，“脫簡”或“錯簡”的情況經常出現。
如果一部書的亂簡再和别種書簡混在一起，清理辨識起來就更為困難。
《漢書·藝文志》就說：“劉向以中古文（《尚書》）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诰》脫簡一，《召诰》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
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所以在今日的考古發掘中，辨别散亂的簡冊順序、正确排出書籍文章的前後内容，是件極為繁難的工作。
早期簡牍制書籍的一些“脫簡”和“錯簡”情況，在後來書籍形制發生變化時，因為無由糾正，往往依舊流傳下來。
其後雖經曆代文人學者的研究、校正，但仍有一些存在于流傳至今的古書中。
或是還沒被發現，或是雖有覺察但無從校正，因而帶來人們閱讀和理解上的困難。
所以可以說，簡牍制度對書籍内容的影響，直至今日也還沒有完全消失。
第二節 卷軸制度 卷軸制度書籍，包括帛書和紙卷書兩種形式，它們有共同之處，也有各自的特點。
一、帛書的起源和曆史 帛書是寫在缣帛等絲織品上的書籍或文章。
絲織品的發明和加工，需要更多的智慧和技術成分，因此帛書的出現，或許晚于簡冊。
簡冊雖是簡便易得的書籍材料，而且在很長時期内廣泛使用，但有不少缺陷。
除了因編繩散斷，容易導緻“脫簡”、“錯簡”外，編連成長冊後，因為體大質重時常不便閱讀和攜帶。
例如戰國學者惠施，就曾經用五輛車來運載笨重的書籍，這就是成語“學富五車”的來曆。
［19］此外據說秦始皇每天批閱公文，“至以衡石（120斤）量書”［20］；西漢東方朔上書，用奏牍三千，漢武帝讓兩個壯漢盡力持舉，從上方閱讀，“二月乃盡”［21］。
相比之下，絲織品的帛書有不少優點：缣帛質地柔韌，吸墨性強，既便于書寫，又可随意卷舒，閱讀和收藏都比較方便；帛書的分量很輕，攜帶方便；帛書的篇幅寬長，書寫時可據書籍内容長短裁剪，又不會有簡冊散斷錯亂的毛病，等等。
因此，我國古代很早就有人用缣帛寫書，并在很長時期内與簡牍并用。
養蠶織絲，是我國古代重要的發明，因此用絲織品作為書寫材料，也應是我國首創。
但帛書究竟起源于何時，由于資料和實物的匮乏，目前尚難确考。
不過，至遲在春秋戰國文獻中，已時常可見關于帛書的記述。
如《論語·衛靈公》說：“子張書于紳。
”“紳”，《說文》說是“大帶”，清人段玉裁《說文解字注》說是下垂的帶，總之是一種絲織品。
《墨子·明鬼》篇說：“故書之竹帛，傳遺後世子孫。
”《韓非子·安危》篇也說：“先王寄理于竹帛。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說得更為明确：“昔吾先君桓公予管仲狐與谷，其縣十七，著之于帛，申之于策，通之諸侯。
”如果其言可信，那麼在公元前7世紀的齊桓公時代，就有帛書了。
所以王國維認為，“則以帛寫書至遲亦當在周季”［22］。
由于絲織品比竹木更易朽壞，目前考古發現的帛書，大多出于漢代，先秦的較少。
聞名于世的，有1949年前在湖南長沙子彈庫發現的畫有十二神像的楚帛書，現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1973—1974年在長沙馬王堆三号漢墓發現了帛書“篆書陰陽五行”，上有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的記載，所以也很有可能寫于秦統一前夕。
此外還發現兩件楚帛畫。
［23］ 魏晉以來，紙雖已普及，但缣帛仍然常用為書寫材料。
而且在人們的傳統觀念中，用紙不及用帛高貴、鄭重，即所謂“素貴紙賤”。
《北堂書鈔》卷一〇四引崔瑗《與葛元甫書》就說：“今遺送《許子》十卷，貧不及素，但以紙耳。
”裴松之《三國志注》引胡沖《吳曆》也說：“帝（魏文帝）以素書所著《典論》及詩賦饷孫權，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
”西晉的荀勗著《中經新簿》，著錄圖書29944卷，“盛以缥囊，書用缃素”［29］。
直到唐代，仍有人用缣帛寫書。
雕版印刷發明以後，絲織品一般不再用作書籍材料，但封建皇帝的诏書、聖谕及畫家作畫，也還常用缣帛。
直到今天，絹帛仍然常用于書法或繪畫。
總起來說，從現有資料和實物考察，至少春秋以降就已開始用缣帛寫書和繪畫，秦漢以來更是普遍行用。
但由于絲織品價格昂貴，不能像竹木及紙那樣廣泛普及，所以帛書始終未有一個獨立使用階段。
它的前期伴随着竹木簡冊的盛行，後期則因為紙書的興起而衰落，從公元前8—前7世紀到公元後3—4世紀，作為書籍的書寫材料，大約也有一千多年的時間。
二、帛書的形制 我國早在商及西周時代，養蠶業就已相當發達了，因此絲織品的種類繁多，用途也越來越廣。
在《說文》中，絲織品就有缯、絹、绮、缣、绨、纨、、素、練、缥、缙、锖、缇、缲、缁、帛等數十種名稱。
而據清人汪士錦《釋帛》統計，古代的絲織品有六十多種。
這其中，可供書寫的主要有以下數種。
“帛”字始見于甲骨文，是一般絲織品的通稱。
“素”是由生絲制成的白帛，不經漂染，平實無華，便于書寫，也常用作書寫用缣帛的統稱。
“絹”是用生絲織成，輕薄如紗，不僅常用于書寫，還常用于繪畫。
與“絹”類似的還有“缯”，也是生絲織成的，輕柔潔白。
“绨”可能是野蠶絲的織品，厚而暗，但較其他缣帛經久耐用。
“缣”則是用雙絲織成，色黃。
《釋名·釋采帛》解釋其得名由來時說：“其絲細緻數兼于絹，染兼五色，細緻不漏水也。
”其價格遠較普通的素昂貴。
20世紀初，英國人斯坦因在所盜敦煌缣帛殘卷上，就發現有用“缣”字标明織品種類的。
此外，“缣帛”也是書寫所用絲織品的通稱。
古代織成下機的絲帛，成品長度不一，一般說來，标準尺度是40尺。
用作書寫材料時，可根據抄寫内容的長短縫接或剪裁。
唐人徐堅《初學
